首页 -> 2008年第5期
史中有史（上）
作者：宇文所安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我写的唐代文学部分以武则天掌权时代作为开端。我这么写既有文学上的原因，也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虽然隋代和唐代统治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它们都属于北朝后期的文学文化。唐太宗可能曾经希望他创建的朝代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可是他那个时代的近期历史不容他如此乐观。近期的各个朝代都在第二或第三代就开始衰落，最后常常是以一个少年傀儡皇帝的登位而告终。如果太宗为此担心过，那么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唐朝的确在三代之后开始衰落，两个年轻皇帝的统治时间也非常短暂。假设武则天可以从心所欲，唐代在那时就该结束了。但是宫廷政治斗争挽救了唐王室。到此时为止，诗歌所担当的角色和文人的社会、地域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太宗时期的诗和武则天时期的诗，这一点就会非常清楚；而玄宗时期的诗人则常常十分怀念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文化。
这是一个从新角度观察文学史的非常鲜明的例子，而且也十分容易实践。今天，我要谈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被概括进叙事型文学史中。如果能搞明白这些问题和它们的含义，那么我们看文学史的方法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印刷术普及之前的文学历史。
三四十年前，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团体：一边是历史主义研究和考证；另一边则是文学理论领域的新发展。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变化，这两个团体以一种新方式走到一起来了，而这种新方式对以往的理论家和以往的历史主义考证派来说，都是相当奇特和出其不意的。新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性问题，但是却很少有历史学家问到过。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考证派和历史学研究者愿意承认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不是用那些工具去支持标准的叙事。理论研究也已经开始被迫面对自己的历史性。这样一来，我们就处在可能是从十八世纪后期文学史诞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有些人相信文学史的叙述从整体上来说日臻全面、客观；在某些领域里，确实如此。学者们的努力丰富了我们在很多细节方面的知识，有时我们的知识也确实已经变得更为准确。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革新，以十九世纪后期使文本变得更广泛可用的印刷术之革新为开端，继之以少见的版本和善本书籍的影印技术，二十世纪，古籍发行的规模达到雕版印刷时期不可想象的广泛程度。正如我们可以从《四库全书》和其他系列书籍的相继出版中所看到的，影印在二十世纪依然重要。更近期，电子文本的出现使更多读者可以广泛接触到各种古籍，这在半个世纪前还是不可思议的。曾经一度，《四库全书》只有四份抄本；后来，各大图书馆都有影印本；现在任何一个学者，只要拥有一份《四库全书》电子版，就可以搜索到《四库全书》中任何一个字词。有耐心的人还可以下载《四库全书》的PDF文件。这的的确确改变了知识的性质、知识的传播。
尽管在知识的可达性方面有了真正的进展，但是在再现过去的其他方面，却是有变化无进展。我们很早就已经认识到，我们对过去的再现是经过了现代口味和现代话语形式的调和中介的。中国的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千多年来，中国学者都是基本在文学史框架中理解文学传统的。大部头的诗话往往按照历史顺序编排，并且充斥着本质上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观察与见解。有描述朝代、时期和作者特质的一般性陈述，也有理论化的文学史著作。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在遭遇产生于欧美的文学史之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叙事型文学史。原因之一是中国以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生产领域称之为“文学”，只有一系列文体，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
这种现象具有反讽意味。一方面，如前所言，在叙事型文学史来到中国时，中国对文学史的兴趣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之久，而这种兴趣在当时的欧洲却只有大约一个世纪。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于中国的新的叙事型文学史，在另一种基本方式上完全不同于中国以往对文学史的兴趣，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叙事性文学史乃是“中国文学史”。在国家主义的语境中，政府支持新的全国性学校系统和全国性大学系统，文学史书写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新意识变得紧密相连。对过去的叙述被现代人的意识所中介，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新、旧价值判断被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迎合新政体口味的对“民族国家文化”的叙述。这种文学史叙述与“白话”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与“白话取代文言”的简单故事结合在一起，直到今天。
历史书写乃是经过现代口味中介的观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无法客观地再现过去。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们还是要考虑两点问题： 一、现代人的兴趣与利益；二、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近年来我们看到，某种历史事实因为受到现代人兴趣与利益的中介而在历史书写中变形这一简单的二元模式已经开始瓦解。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不是两个时刻——过去的真面目和现在，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这些中介过程联系起了过去和现在。一个过去的文本流传至今要经过许多层面，而其中某些层面对文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观察过去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前人的视角。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通过研究“接受史”或“经典的形成”来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这些研究仍然重要，不过已不再居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因为这些研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我们不能对接受史做出“客观”的叙述，也不能对经典的形成做出评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以及我们拥有这些知识的途径，都正是由接受史或者经典形成的历史所塑造成型的。
有时人们会误解“中介”（mediation）的概念。“中介”不是说我们所知道的是必然错误的或必然正确的，它仅仅意味着我们拥有的材料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选择和定型的，而那些前人的动机既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也不同于材料产生时期的人们的。这里我们得出三点结论：一、我们常常发现一些建立在不能成立的假设之上的判断；二、后代保存适合他们口味和观念的文本，而听凭那些挑战这些口味和观念的文本佚失；三、后人任意塑造前代流传下来的文本，使这些文本符合他们的观念与信仰，用他们自己的见解和标准“修正”前代。我们拥有很多事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过程留下的痕迹。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些过程留下的迹象，但这不表示那些同样的过程不在这些情况里运作。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看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时期如果按照另一种口味和标准进行材料取舍，会和现行文学史有些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敦煌对唐代诗歌研究来说有极大的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佚诗，也提供了对唐代手抄本文化的直接感知。如果敦煌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唐诗的理解，从反方向提问也很有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唐诗全部来自敦煌，情况又会如何？如果是那样的话，高适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唐代诗人，其次便是王梵志；李白会有一些诗流传下来，杜甫则将完全不存在。至于晚唐，我们看到的会是张祜的某些诗，而不是李商隐。此外，边塞主题将主宰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在敦煌图书馆，我们看到地方口味如何影响了文本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