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
作者：陈 来
《吹沙集》共三册，是著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萧父先生专著之外的论文集，其中《吹沙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字，以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问题为中心；《吹沙二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九十年代的文字，以世界多极化发展、东西文化学术交流融合为背景；《吹沙三集》收入的则主要是作者新世纪以来的文字，以阐发文化的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为基调。可以说，“吹沙”各集的重点变化，鲜明地显示出作者的哲学思考与时代思潮密切结合的特色。
在全部三册《吹沙集》中，广泛地包含了作者从先秦到现代，有关儒、释、道各家哲学思想的具体研究，显示了作者很高的研究水平。但在我看来，萧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思考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大问题的用心思考尤值得读者关注。事实上，三十年来，萧先生用力最为突出的是两点：一个是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阐发，一个是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他晚年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跋语中自己说，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从哲学到哲学史的专业转向以来，其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是在“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的发展只有到特定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性反思”这两方面。他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影响，不仅在于几十年来坚持以此种观点进行王船山哲学的个案研究，更主要在于对这一大历史问题的宏观把握。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完全赞同作者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主张，对作者在这两大方面的工作给予再思考，才是对作者的最大尊重。因限于篇幅，本文则只侧重于前者。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曾出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论主张，如“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等。萧先生的主张被归纳为“哲学启蒙”。在萧先生看来，仅仅用“哲学启蒙”来概括他的思想，似乎不知所云，对此，他自己的最简略的表述是“从中国十七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吹沙集》，57页，以下只注页码）。所谓十七世纪启蒙思潮，萧先生所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顾、黄、王等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并认为这一思潮是以反道学为其特征。对于此种观点，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如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有不少学者以“实学思潮”来概括对这一思潮的理解。所以，我读萧先生此书，关注点不在于是不是或有没有这样一个启蒙思潮，而更关心的是萧先生提出这一看法背后的问题意识。我觉得这一点在以往谈《吹沙集》的时候，似注意不够，而从这里进入，则可能使我们多一个理解作者的角度。
“历史接合点”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我以为这是和萧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思考分不开的。萧先生的名作《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以下简称《道路》）是萧先生论述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此文写于八十年代初，其中还没有涉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仅就其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含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条件下进行的自我批判（14页）。萧先生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思想是否有过这样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11页）对此，萧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明确指出这一中国的哲学启蒙始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
那么，除了对王夫之等思想家在思想史事实的认知之外（我们知道以王夫之思想为启蒙思想说最早由侯外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已加提倡），这种确认中国有启蒙思潮，而寻求“历史起点”的问题意识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层意识呢？我们在这篇《道路》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分析的解读，特别是通过对列宁关于“民族自豪感”论述的解读而表现出来的：“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回顾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时，曾指出：‘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痛心’，但应‘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并‘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至于列宁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对他们世界观矛盾的辩证分析，更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从经典作家这些示范性的论述中，理应得到启示，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感和科学方法来总结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18—19页）其实，我们知道，列宁的《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文中所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和革命精神，而在萧先生的解读中显然是从“民族自豪感”这个概念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历史感”，也是关联着民族自豪感的一种对自己民族历史传统的重视（他在另一处论及这一点时，甚至认为这反映了列宁的“历史感情”，见408页）。换言之，萧先生对“满怀民族自豪感”的敏感，使他在转述列宁的论述时强调了自己的理解和呼应，这应当是中国学者在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时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因此，萧先生在此文的结论中提出：“以科学态度进行中西哲学的对比，认真地分析历史形成的国情，应当珍视自己民族遗产中固有的真正的优秀思想传统，……这对于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生根发展的思想土壤和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都会有一定的意义。”（33页）无疑，“历史起点”也好，“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也好，正是萧先生后来讲的“历史接合点”的思考原型。他在本文的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扎根在一定的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成长，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应当依据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特点自觉地培育这样的思想土壤（36页）。可见，历史接合点的提出，在开始的时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展，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思想的土壤中能够生根，要寻找这样的思想土壤、培育这样的思想土壤。这样一来，民族思想的土壤不仅是作为外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根之处，也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土壤中找到了历史起点，成为中国思想的自我生长。而在他看来，适合马克思主义生根的民族思想土壤只能是早期启蒙哲学。
如果把这一思想再抽象一步，可以说，外来的先进文化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定的民族思想土壤，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生根，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发展。因此，数年之后，八十年代中期，当以西化大潮为主流的“文化热”到来时，当“现代化”的呼声成为民族的主旋律而与“传统”成为对峙的时候，萧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的意识，便很方便地、逻辑一致地转而为现代化与传统的历史接合点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成果可以成为现代化与传统思考的一种基础。这一点，以前人们很少注意。大多数人总以为有关传统与现代思考的思想资源，多从海外社会学、历史学的论域引入而来，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萧先生为此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子。《道路》上面那段话还显示出，萧先生是把他对列宁的这种理解，当做经典作家“回顾民族传统”、“总结历史传统”的范例。这样一来，虽然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没有论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对萧先生来说，这些就构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处理“传统”问题的真正资源。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也是作了选择的。所以，当以“传统与现代”为中心的文化热到来时，萧先生便很迅速地依据这些资源和他对这些资源的理解得心应手地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