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大剧院的半个世纪
作者：曾昭奋
各国新建的大剧院的规模、投资以至形式、风格和经验，理应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有用借鉴。人们有理由对国家大剧院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望。主管部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其他单位的建议和敦促下，决定放弃北京市设计院提出的方案，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设计竞赛，紧接着，又做出举行国际设计竞赛的重大决策。
一九九八年一月，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宣告成立。同年四月，一个评选委员会和两个专家委员会同时组成。评选委员会由十一位中外著名建筑师和建筑学家组成，其中有五位清华建筑学人，由清华建筑系元老吴良镛院士担任评委会主席。
国际设计竞赛于四月十三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美、英、法、德、奥、意、加拿大和希腊的建筑师一共送来了二十个方案，我国建筑师提出了二十四个方案（其中包括香港建筑师的四个方案）。按照原先的计划和规则，评委会应从参赛方案中评选出三个方案，报送上级，由上级选定一个实施方案。但是，经过评议、投票之后，七月三十一日评委会在报告中“遗憾地认为”，“我们推举不出不做较大修改即可作为实施的三个提名方案”。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竞赛组织者和评委们对竞赛和参赛可能出现的情况事先估计不足。
作为折中、补救的办法，评委会推出了投票中得票过半的五个方案（没有获得全票的方案），建议业主委员会邀请这五个方案的五个设计者和另外一些单位，提出新的方案或修改方案，进行第二轮的竞赛和评选。
中国的二十四个方案中，只有建设部设计院的方案进入了“五个方案”的行列。清华大学的四个参赛方案都落在“五个方案”之外，但仍被邀请参加第二轮的竞赛。第一轮竞赛的情况表明，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力与国外建筑师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和差距。
第二轮竞赛于十一月间举行。由应邀的十四位建筑师或集体所提出的十四个方案中，仍然未能选出三个送审方案。作为再一次的补救折中办法，评委会从十四个方案中选出六个方案，让这六个方案的六个设计单位组成三对合作伙伴，提出三个修改后可以选审的方案。这三对合作伙伴是：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和中国清华大学；英国的塔瑞·法若事务所与中国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与中国建设部设计院。但清华大学提出，不是与法国建筑师合作提出一个方案，而是提出两个方案，一个以法国建筑师为主，由清华协作，一个以清华为主，由法国建筑师协作。这样，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次再次，每次都提出了四个经协作而出的修改方案。但有的评委认为，有的方案越改越糟。他们依然未能评选出可供上报的三个方案。竞赛陷入僵局，评委们对竞赛几乎丧失了信心。第二轮竞赛也未果而终。
主办者让上述各协作单位提出四个新的方案。竞赛进入了第三轮。这时，评委会中的三位外国评委——西班牙的里卡杜·包费尔（Ricardo Bofill）、日本的芦原义信和加拿大的阿瑟·爱里克森（Archur Erickson）已经打道回府，等于宣告了评委会的彻底解散。第三轮竞赛和评选机制发生了变化。
第二轮评选结束以后，按照朱基总理的建议，国家大剧院的用地范围从长安街向南退了七十米。
评委会中的中国评委曾透露说，朱总理在参加评委会开会的整个过程中，十分专注地听别人发言，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一向南退七十米的建议,绝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方思考、比较的结果。这位毕业于一九五一年的清华校友，在提出这个具体建议之前，一定是在总图上做了认真的比较和推敲，取得了准确的尺寸之后才提出来的。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不是五十米或九十米，而是七十米？正是这个七十米的后退，为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为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有机联系提供了可能性，令第三轮竞赛的方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是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应该说，有三位总理，都曾为国家大剧院催生，为国家大剧院贡献了自己的心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国家大剧院在选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在人民大会堂的南侧，一在西侧）时，正是周恩来总理最后拍板，选定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八十年代，正是由于当时国务院总理的及时干预，终于撤销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办公大楼的计划，为国家大剧院留下了这一方宝地。九十年代，正是朱基总理后退七十米的建议，为陷入僵局的国家大剧院的规划设计，注入了蓬勃生机。国家大剧院是幸运的。她在几个关键时刻，得到了三位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大剧院第三轮竞赛的六个参赛单位，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提出了四个新的方案。为了协作出方案，清华建筑系派出了以李道增教授为首的强大梯队前往巴黎，法国建筑师也适时组成由安德鲁带头的团队来到北京。但是据说，这种协作，基本上是礼节性和象征性的走过场而已，作为协作一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为主一方的构思和设计，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论是在国内在国外，不论是建筑界或舆论界，不论是清华人或是安德鲁和他的同伴，都把“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中国清华大学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安德鲁方案”，把“中国清华大学、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协作”的参赛方案称为“清华方案”。
第三轮的四个方案由建筑专家组、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和讨论，但他们都没有选定方案和上报的权力和任务。在评议和讨论安德鲁方案时，建筑专家组到会十人，赞成和不赞成者各五人；工艺专家组十人，赞成者七人；艺术委员会六人，全部赞成安德鲁方案。最后，安德鲁方案由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和业主委员会作为推荐方案向中央汇报。清华方案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与英国法若事务所合作的方案也作为候选方案上报中央。建设部设计院与加拿大卡洛斯事务所合作的方案没有上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采用安德鲁方案。历时一年又四个月的国际设计竞赛至此结束。
安德鲁方案，在方形水池中，安排了半个完整的、没有任何缺口的蛋形壳体，所有演出厅堂和附属建筑全都笼罩在壳体中。整个场地有明显的轴线，南北轴线垂直于长安街，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主轴线的延长线重合。由于有一个巨型壳体做掩护，为处于壳体中的建筑设计，尤其是建筑造型、色彩、细部设计等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度。壳体的东西长轴二百一十二米又二十四厘米，南北短轴一百四十三米又六十四厘米，最高点距地平面四十五米又三十五厘米。地下最深处距地平面三十二米半。壳体中安排着三个演出大厅：位于中央部位的歌剧院二千四百一十六座；东边的音乐厅二千零一十七座；西边的剧院一千零四十座。在地平面以下还挤进一个小剧场，但在图纸上和现场都不易找到它。整个用地面积达到十七公顷，建筑面积二十一万平方米。预算投资二十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二○○七年九月，业主委员会周庆琳先生告诉我的数字是三十一亿元人民币。
二○○六年八月，国家大剧院的结构施工已经完成，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也已大体就绪。我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我从南到北，慢慢走过人民大会堂的东面（正面），再由东往西，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北面，立即见到国家大剧院那个巨大的外壳。由于有人民大会堂的高大尺度做了事先的铺垫，我并没有感到这个外壳的高大和压抑。当时，国家大剧院的大门（北门）尚未开启。我沿着施工通道进入位于北面的大厅，并迅即爬上大厅南侧的第一层休息廊（这宽敞的休息廊正好在歌剧院的背后），急不可待地透过壳体上的玻璃北望——天安门、长安街、中南海，整体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欣赏到这一片如此动人的首都景观，浓绿、明丽、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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