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差异、女权和身体
作者：袁筱一
我对学生阐述过理论话语的转变给自己带来的困惑，但是我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对诸如差异、抵抗、碎片、暴力、爱欲、异化、殖民的词语如此敏感，或者说难以接受。而抵抗之类的话，十年前自己未必没有说过。翻译中的爱、相遇、不甘和疼痛，不是自己曾经心心念念的纠缠吗？陷阱对我的诱惑是：站在这样的态度里，翻译是往对方走过去的过程，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消失的过程，但是每每走过去一点点，疼痛与不适都要提醒自己的存在。抵抗如此才带有牺牲的意味。
抵抗是可贵的——我当时止于此，和后现代一步之遥，一种崇高化的滞留。未曾跨越的原因或许是比较起摧毁性的、一目了然的结果，我还是宁愿把翻译行为凝固在能让人产生无穷想象的姿态里，固然有被容忍不了崇高化的后现代嘲笑和讽刺的危险。然而理论的发展不会顾及我这类人的感受。更何况斯皮瓦克（Spivak）说“屈服比伦理学更具有爱欲色彩”早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就是说，抵抗早就不再高贵，早就变成了具有调情性质的半推半就。我执著坠入的陷阱从理论的层面而言，应该不具任何“学术前沿”价值。
当然，再困惑，再不能接受，毕竟也不能抱着本雅明（Water Benjamen）的“语言触及意义就好比风触及风琴”，抱着拉尔博（Valery Larbaud）的“记忆的永恒可以补偿生命的短暂”沉迷一辈子，而况记忆的永恒真的能够补偿生命的短暂吗？事实上，翻译的最大问题，正在于它不能够像其他的阅读行为一样，兀自停留在所谓“风触及风琴”的曼妙中，停留在我们观赏这个世界时能够为之满足的那片模糊然而完整的印象中。对于所有翻译的具体结果而言，它逃脱不了解释和澄清的命运。
改变，在理论的征途上，也许要从反思开始。
为此，我在困惑中开始严厉清理自己在理论上的“小资倾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坐在星巴克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写卿卿我我的小说。兰波的那句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适用——必须绝对现代。
翻译理论中绝对现代的第一步应该从摒弃“爱”这个字眼开始。摒弃关于爱恨的幻觉。没有等待、希望和绝望所涂抹的关于爱的世界，没有臆想中两人相向而行、相遇、凝视、缠绵或者心碎、泪眼蒙的场面。
译者从来都很寂寞，在原作的沉默和目的语的反抗所构成的、热闹透顶的环境里，他的目光无论投向何处，都是单向的。但如果他要渲染他的寂寞，号称他的寂寞是因为爱，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姿态。他的目的（或者说，若干年前我的目的）在于借助爱来完成对于责任的推卸，以悖论的名义。
后现代首先想要帮助翻译化解源文本与目的语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是爱的对象与规范其行为的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既然现代语言学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后继的理论开拓者们来说，这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领地。它的方法是渐渐将爱看做谎言，绝口不提。人类制造爱的概念、定义爱的概念、实践爱的概念，无非都是为了躲躲闪闪，给自己扮演牺牲者的机会。翻译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想要缔造的交流与平等的伊甸园：鲜花盛开、平等、自由、博爱。译者更不是什么巴别塔的建造者，他们跳的是差异的舞蹈。带着从原作中化来的出发语的碎片，带着本雅明构建目的语的理想，堂而皇之地在目的语的语言范围内大刀阔斧。
差异，而不是同一 ——《色·戒》里，王佳芝凛然道，我不能让他钻进我的心，这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同一的拒绝——这自然和所谓建成巴别塔的梦想背道而驰。上帝早就不在了，没有人在监督人类的胡作非为，译者还惺惺作态地扮演什么因为违背上帝旨意遭到惩罚的牺牲者呢？翻译理论研究还要为这种惺惺作态提供什么佐证呢？
只是，在后现代看来，本雅明什么都好，什么都谈到了，差异、碎片、陌生化，唯一的不好就是过于看重语言的隐喻性，一味在玩意义碎片的闪烁，词语的光华遮掩了一切。仍然是将结果延搁（可这不也是后现代喜欢的词吗？）在物质结果尚未形成的时刻，没有跳出理论的小资情结。甚或德里达也有这样的嫌疑。在语言范围内的差异的概念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因为差异是平面的，而不是等级性的。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差异概念的运用。是的，需要一针见血：不仅在横向上没有同一，而且，在纵向上，从来没有过平等的关系，不论是在作者与译者之间，还是在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翻译说到底，就是在全世界这张文化地图上，强势文化用来侵凌弱势文化的工具和具体表现。巴别塔的建造不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而是强势文化的狼子野心。
是殖民帮助翻译发现了在权力配置上的不平等，尤其在目的语和出发语之间。它连接上了纵横交错的后结构系统。唯一的遗憾是殖民仍然属于男人的话语系统。它暴露了男人将一切基本行为上升为政治现象的倾向，而且术语里散发着（或者隐含着）老生常谈的腐朽气味。虽然本雅明将翻译与哲学相提并论，但翻译永远无法像哲学那样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执行命名的暴力。它位于最基本的生活里，充满了油盐酱醋的气息。我们似乎还需要别样的语汇来补足殖民视角的欠缺。
斯皮瓦克等人的女权因而具有意义。从翻译理论产生系统研究要求之初的语言学派开始，终于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我们回到了属于翻译自身的问题——回到了底部的，关于翻译本质的问题。再说女权可以仍然维护着那个纵横交错的结构系统，因为性别的差异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等级性的。更甚于此，这种级差已经贯穿自父系社会以来的历史。女权直指的血泪史甚至比殖民的血泪史要长，正好与翻译史隔岸相望，遥相呼应。
女权的立场本身已经包含历史，这是任何一种其他理论所无法替代的。而翻译也借助女权回到了男女的问题上。不，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急于讨论男女角色分配的问题呢？女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男女之间的关系不被定义为爱，那么我们从什么说起？
拿出真实的勇气吧，后现代说。我们首先用冲动的概念代替爱，译者想要作用于文本的“冲动”。在两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冲动”更带有物性的、非语义化的成分。关键是，这种女性的盲目在骨子里并不将其作用的对象当成唯一真理来顶礼膜拜。对爱的消解只能始于对爱的对象的消解——这是女权为所有理论领域开辟的有效方法。是的，对象仍然存在，但只作为“冲动”的对象而存在，是主体不带有任何情感因素的行为对象。它甚或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在翻译的范围内，它从来不是唯一的），因而也不是绝对的。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可以被定义为自我满足。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将译者的性别定义为男性还是女性第一次显得并不是如此重要。
是啊，为什么要让他者来决定自己的存在？不论这他者以源文本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规律出现。我对后现代翻译理论的读解到此竟然有豁然开朗的意味。坚守到了一定的时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坚守的对象竟然都是他者，突然发现，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貌似属于自己的情感，却都取决于他者。而且这个他者是真正的撇清，无视你的存在，更无视你的情感。他让你所有的等待、疼痛都变成了荒诞的玩笑。因为一无所有，甚至得不到翻译在一贯的讨论中所向往的家庭范式，所以要撤离目光。
如果我们仍然愿意付出，那是为了自己。
冲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词汇，即便在翻译的领域。二十几年前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域的考验》里就已然在用这个属于弗洛伊德的中心词。但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他做了理论上的让步，没有彻底剥离冲动中的感情因素，因而也就没有彻底让翻译摆脱其尴尬的两难境地。他说，译者的冲动总是隐含着出发语高于目的语的价值判断。这种情感性的冲动接下来就会遭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不为自己找寻一个作用的实体，译者便无法兑现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他战战兢兢地从源文本开始了他的破坏行动。全然忘记——抑或不敢想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源文本的存在，德里达所谓的“对他者的独特身体的欲望”，才引发了他如此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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