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功名的漫长流转
作者：沈 洁
我看来，悲哀大过于荣宠。
如果从隋唐之际的开科取士算起，明清的臻于鼎盛，直至清朝末年的废科事件，科举在中国施行一千三百余年，它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读书人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正像《儒林外史》开篇所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可是，自古及今，究竟能有哪一个是看得破的！小说家创造了这些人物的命运，替他们说出了种种的甘愿与恬淡，但他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不管最终是诗酒人生、归隐江湖，还是教馆为幕、行医悬壶、拆字算命，甚至散尽家财遁入空门的，各有各的了局，也各有各的挣扎，或者看得透彻了，但是最后的最后，作者还是要替他的这些人物安排一个“加恩旌扬”的体面结局。以文章和功业济世扬名，为天子所重，这才是所有读书人心目中至高、至伟的收场。同蒲松龄的“孤愤”一样，这是文人难掩的悲哀，表意的“看破”，却是实际上兜兜转转、碰了壁又不甘心回头的郁闷。这样的小说家言，包括小说家本人借别人的命运表达自己心绪的情结、从科场转入著述的无奈，是最能反映功名在时人心目中沉甸甸的分量。
科名之重，几乎关系到所有读书人的安身立命。所以将时间拉回到我所关心的近代，科举制度在甚嚣尘上的批判声中波澜不惊地走到了它的终点。一九○一年废除八股取士，一九○五年终止科举制度，读书人的传统仕进之路由此终结。但让人感到好奇的是，科举在中国社会行使达千年之久，科名亦影响綦重，然而清末从改科举、兴学校，到最终废除科举制度，中间的反对之议微乎其微。科举的废除，结束的不但是一种制度，更是数千年的仕途经济学问，还有数十万人的生计出路。这数量庞大的举贡生员，前途如何解决？在时代的洪流中，那些积聚千年的功名思想又是如何在时间中暗自消磨、直至平息？关于科名的问题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数十年间，仍然在中国社会中经历了复杂的流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也见证了中国思想、中国社会在清末民初充满矛盾的变迁形态。
我所要讲述的并不是制度史意义上的废科事件，而是与之相关的功名意识、科场中人（包括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及其与时势变迁进行搏斗的无奈彷徨。确切地说，就是历史与制度中的个体生命。
要讨论科名问题，还有一些背景需要交待。简单地说，清廷在废科之际并没有立即取消功名体系，仍然沿用了科名奖励制度。不同的只是内容的置换，原本的科举考试被新的学堂体制所取代。在科举未废之际，改革科举的倡议者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张之洞、刘坤一在他们著名的江楚会奏折中提出，改革应注意嬗替时代的过渡与变通，建议将学堂学生继续考试给予举贡等出身。一九○一年，政务处、礼部会议学堂出身，以“鼓舞士气，尤贵核实以作育真才，不可不优其进取之途”为由，奏请将各级学堂毕业生严加考试，给予举人、贡生、进士等奖，是年十二月五日清廷颁布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一九○三年十月六日，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次年一月十三日正式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对学堂毕业奖励做了详细规定，包括：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予进士出身，高等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尽管对于清廷的奖励出身制度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批评，但是从章程颁布、废科直到辛亥年，大量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依据章程获得了出身。至一九一一年九月九日，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停止了游学毕业生的廷试以及学堂学生的实官奖励，但对于废除进士举贡等出身，仍称“虽属正当办法，而按现在情形，则尚未骤行”。也就是说，终清之世，科名体系并未随着科举的停止而消亡，它因清王朝的覆灭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学堂奖励之外，还存在另一套晋身之阶，即清廷为遗留之士准备的举贡考职。一九○六年三月，政务处上陈“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详细规定了对旧学之士的考验及任用，包括增加优拔贡额、考用誊录、拣选与截取举人、生员考职等项，基本顾及到了所谓“寒之儒”的出路问题。这是清廷在废科以后，针对丧失生计以及晋升之途的一般寒士所做的筹谋之举。
以上的制度史列举让我们看到，废科举后，清廷未及实施规范的仕进制度（文官考试），功名作为一种身份的标记仍被沿用：旧时代的举贡生员通过拣选、考职等途径得以登进，新时代的学堂学生则因科名奖励继续被冠以进士、举贡的名号。传统社会的“功名”在新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清朝末年，科举制度（主要是八股取士）在兴学育才、强国御辱的时代氛围中，被一路追剿，以废止而告终。这中间，没有太多波折。科名奖励在新的学堂体制中被袭用，这也意味着，读书人在那样一个新旧嬗替的时代虽然经历了知识与思想的转型，而他们对于“身份”，即“养士”制度下确定的功名意识却未曾经历洗炼。
功名的价值对于旧时代的中国读书人而言，意味着身份、利禄与登进的阶梯，还意味着，受获来自于天子的恩宠。所谓“养士”，士大夫的学问、心性与节操皆受朝廷的养育，并于此体现科名的庄严。这绝不仅仅是一项制度的问题。龚自珍就曾经论述过国家与士人性情养成之间的关系。他说，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以深以安。读书人就其性情之近，去成就各式各样的功业。科举制度所养成的“士”，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才”。中国人对于功名的看重、对于读书识字的敬畏皆与传统时代国家赋予学术的政治意义和道德象征有关。读书人亟亟渴望的功名意识可谓沦肌浃髓，即便是已富文名者都难以逃脱。清末王运著作斐然，已为清季一大家，然而科名不显，仅中举人。笔记记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时，王运过天津投刺谒之，中堂大人家的看门人见识短浅，不识湘阴王湘绮大名，仅视头衔便将其拒之门外。李鸿章获闻，拍案叱曰：“此举人王也，汝辈不识耶！”虽为笑谈一则，王运也由李命人急速追回盛礼款待。可是从中，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科名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还是这位“文章尔雅”的湘绮楼主，科举废除以后，王时年七十余，终于获赐翰林院编修，王因而自嘲：“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清廷考试奖励游学生，因此有所谓“牙科举人”。王幸（或者不幸）身列其中，这自嘲中也多少包含着悲哀罢。此时的功名，在旧时代的读书人心中固然已丧失了它原有的、代表了志与道的庄严，却仍然丝丝缕缕地牵动着他们的心。
这一点在另外一位以趋新闻名的近代学人身上有更深的表现。严复被誉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启蒙大师，他与科举之间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留学归国的经历以及成为李鸿章属员的地位并未使严复放弃对传统功名的追求。结束了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涯，毕业回国，一八八五年严复又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乡试，准备考取举人，但失败了，并在此后的三次考试中，都名落孙山。一八九五年，严复开始了对科考制度的严厉抨击，在《救亡决论》中，他将八股取士视为使天下之士心灵受害、道德堕落的罪魁。在清末的改革浪潮中，严复一直致力于改革考试制度、兴办新式教育的呼吁及实践。一九○五年，科举废罢，严复誉为“直无异出古之废封建、开阡陌”之大事。然而在距离废科四年之隔的一九○九年，时年五十八岁的严复终于获得了宣统皇帝赐予的文科进士出身。为此，他专门赋诗一首：“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一九一○年，严复以“硕学通儒”之名任资政院议员，他还被授予海军都协统，一九一一年被特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晚年的这一系列荣誉，在严复那首不无自嘲意味的诗作中，可以做一种很有意思的解读。从早年的热衷科名，到对科举制度的猛烈抨击，直到晚年对功名似有若无的淡然，这进退之际的微妙情节，正好折射了那一代人对于功名的复杂心态。读书、闻道，经世、治国，通过科举“正途”投身政治，这是传统时代毋庸置疑的规则。因此即便是朝廷政策的反对者，也必须拥有“名分”才可正当陈言。这一点还可以举梁启超的例子。吴稚晖在一篇回忆录里曾经嘲讽梁启超“说话不大当话”，痛陈八股之害却又兴冲冲地赴京会试（《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梁任公少年得志，早登科第，他的举人身份无疑为他在湖南获得的礼遇、在维新变法的鼓号中争取了许多的“正当性”。而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眷恋也可视为他对于“名分”的极度重视。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严复在那篇自嘲诗中欲说还休的怅惘情绪，可为之明证。同样的情形，亦相当普遍地存在于身处洋场的王韬、郑观应等“口岸知识分子”，对于已然获得了社会声名的旧式读书人来说，科名不售，那始终都是一种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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