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贡院碑

作者：张清平

　　甲辰会试借闱开封，考的仍然是策论。这是中国最后一场科举大比，共取进士二百七十三名。进士的第一名称会元，会元为谭延，这一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说起来，这些人算得上是金字塔尖儿了，可其中也有运气的成分。殿试结束后，八位阅卷大臣进呈前十名的卷子给皇帝。原来排在第一名的是朱汝珍，第二是商衍鎏，刘春霖排在第六名。因当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所以这一年的状元一定要慈禧钦定。据说慈禧因第一名朱汝珍的“珍”字联想到珍妃，犯了她的忌讳。再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可巧排在第二名的商衍鎏也是来自广东，这是阅卷诸大臣们事先没想到的。一直看到了第六本刘春霖的卷子，知道刘春霖是河北人，合了她的心思。加之甲辰那年大旱，春霖这一名字看上去吉利。于是，她便钦点刘春霖为第一名。原来的第一名朱汝珍排到第二，成了榜眼。商衍鎏排名第三，成了探花。会试头名(会元)谭延，殿试过后已落到二甲第三十五名。如同这样钦定状元的事情，前朝已有先例。乾隆年间的一次大比，殿试第一名原是赵翼，阳湖人(今江苏常州)，字瓯北，他后来曾写出著名《诗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殿试的第三名是王杰，陕西韩城人。乾隆读罢前十名的卷子，问阅卷大臣：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大臣答：未曾出过。乾隆说：既如此，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于是，王杰便中了状元，赵翼改为探花。
　　人们常说，一考定终身。其实也未必。即以赴考开封、取得末科功名的人来说，最后的归宿也各不相同。
　　清朝很快覆亡，进入民国。末科状元刘春霖，民国后曾在总统府任秘书，后来以字为生。人们买他的字，亦因慕其前朝状元之名。榜眼朱汝珍后来亦寂寂无名，不知其所终。探花商衍鎏，被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任宋子文麾下的财政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文史馆副馆长。末科进士中，有几位比较有名。汤化龙，民初曾任众议院议长，在当时的政坛上十分活跃。谭延后来亦官运亨通。民国时期先是湖南都督，后来做到行政院长。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也是当年的末科进士。在过去，有了进士出身，就可以直接外放做官。而这一年取得进士功名的几十人，在一九○四年以后，又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
　　变化虽然缓慢，但变化毕竟在发生。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开始渐渐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废八股而改策论，是考试内容的重大革新。它更多地需要考生对历史、现实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融会贯通。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学堂，其时务性质的课程设置显出了优势。南洋公学于一九○一年春开设“特班”，中西兼学。特班共招学生四十二人。课程包括：英文、数学、格致、史地、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史等等。特班聘蔡元培先生为总教习。蔡元培先生重视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为学生制订了修学门类及阅读书目，让学生依次序阅读。他亲自批改学生的读书札记，还经常与学生面谈。黄炎培记得，蔡先生与他们谈话时，或发问、或令自述对时事的感想，或自述读书心得。
　　在一九○二年的乡试中，“特班”中选者有十二人。黄炎培这一年江南乡试榜上有名。黄炎培说：“改八股为策论，许多人做惯八股不会做散文。这一群特班学生散文的锻炼经过了一年半当然没什么困难。江南乡试有一题为如何收治外法权?特班学生学过万国公法，当然能信笔直书，我就在这上面得了便宜……”
　　“特班”的学生中，许多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
　　一九○五年八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统治者感到了强烈的政治危机。原来主张逐年递减科举名额的大臣，也提出速废科举。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载：一九○五年九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请立停科举。他们在奏章中陈情罢科举开学堂之急迫：“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他们陈述此举目的有三：一则在于向各国显示新政改革的决心，风声所树，观听一倾；二则为了消弭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想，使士子不为“邪说浮言”所惑；三则使进身之路归重学堂，推广学堂，大开民智。奏折还拟定了废科举以后，兴学善后五条事宜：尊经学；崇品行；宜速造就师范；学堂未毕业暂勿率取；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
　　这份奏折出自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更可见废科举立学堂已是大势所趋。很快，一道上谕由紫禁城中颁布：“着即自丙午一九○六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他强调了中国变革之不易。而废除科举这场制度性的革命，兵不血刃自上而下得以完成，皆因其酝酿时间长，舆论准备和社会心理准备充分，故全国上下一片平静。
　　
　　中国的科举制，从公元六○五年进士科的设置，到一九○五年的终结，整整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制度，它在历史上有过积极进步作用。当然，这一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也不言而喻。废科举而兴学堂，标志着教育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运而生。
　　一九一二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开办后，初期的两位校长都是有功名的人。第二任校长丁德合，是清末最后一科乡试的举人。他后来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即兴办新学。第三任校长李敬斋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他在宣统年间，也曾被授予“理科举人”。
　　中国兴办大学已逾百年，其血脉中既有西方现代大学的基因，又有延续千年传统的基因。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
　　两通沉默不语的贡院碑，目睹了百年人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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