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政治学还是艺术史？
作者：巫 鸿 黄 专等
黄专（OCT当代艺术中心主任）：《国家遗产：一项关于国家思想产生的视觉史文案》（以下简称《国家遗产》）是和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合作的研究项目，从前年开始进行。做这个项目有两个动机，第一个，我觉得，长期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没有解决政治思想史的问题。当代艺术的基本立场，对政治和历史的基本判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抗，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变成了简单的消解、解构、反讽、调侃。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差不多三十年以来都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原因在于我们的艺术家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没有基本的判断，所以，造成的是，很多艺术涉及政治时，要么就是很简单的批判姿态，要么就完全是虚无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视觉表达。很多非常严肃的对中国政治进行解释的艺术又被加上一些诸如“政治波普”这样的简单概念。因此，首先要解决中国人怎么样判断自己政治立场的问题。很显然，我们必须清理我们的视觉遗产。另外，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和中国的思想史脱节。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都还有与哲学、文学等领域的浅层次的交流，但那一联系是在“启蒙”的主题下发生的，没有很深入的学理联系，大致只是把“启蒙”作为目标。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各个领域的所谓“专业化”，这种联系就慢慢中断了。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当代艺术没有和其国家的思想史相联系，它是不可能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项目也有想要填补或者沟通这种联系的想法。称为《国家遗产》的这一项目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态度；二、关于中国当代艺术与自身历史的关系；三、关于中国当代艺术视觉创造的一些基本模式。我们请到了五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王广义、汪建伟、卢昊、曾力和隋建国来共同完成展览，而这些艺术家在此前长期对中国当代的政治问题、视觉问题都有深入涉及。严格来讲，他们各自提出的五个方案，都不是专门为了这个展览而做的，而是他们早就一直在做的项目。最后要讲的是，这个项目是和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合作。大家知道，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的首发地之一，马克思也曾经对之加以研究，直至现在，它也是英国所谓“左派”的据点。英方同意把这个展览在曼彻斯特的科学工业博物馆里举办，该博物馆正好是由世界上生产第一条铁路的厂房改造而成。所有这些象征因素凑到了一起——在西方起源的现代化理想和反现代化的思想怎么样移植到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思想一直都是非常复杂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而中国又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学习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怎么样来进入现代化。
王广义（艺术家）：取名为“东风—金龙”的汽车是中国工业革命时期梦想的产物。是无数工人用手工打造出来、献给毛主席的准工业产品。在今天，我将它以艺术的名义复制出来，以此表达信仰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冲突。我将按照原车尺寸的大小，并用铸铁的方式还原“东风—金龙”车，使其具有一种博物馆化的感觉，它包含了历史的沉重感 —— 一个民族要成长的强大欲望，或者说是欲望的多重性。很多人都以为这辆车从一开始就叫“红旗”，实际上最初是叫“东风—金龙”，毛主席当年曾象征性地坐过一次。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最初的热情基础是对于毛主席的崇拜和信仰，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崇拜和信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工业革命的热切希望。“东风—金龙”作为国家遗产的物质证明，同时也呈现了权力与人民的意志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国家遗产”一说的展览主题。《国家遗产》这个展览，包括了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而《东风—金龙》恰恰包含了这两个层面。尤其是，“东风—金龙”带有一种准工业的色彩，如果在英国这样一个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发源地展出，它的含义就更为复杂。
汪建伟（艺术家）：我的作品《观礼台》设想缘起于采访张开济。张开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很公开地说，观礼台是他自己的设计。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历史博物馆，他向我介绍了整个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偶然间谈起了观礼台。在这之前，我也没有注意到观礼台本身是一个建筑，它完全地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一九五九年，有很多外国友人以及国内的工农兵代表要上观礼台，周恩来就下达了任务，马上修建一个观礼台，而且给了两个硬性指标，一个是要和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冲突，第二个是要能满足容纳这么多人的空间，还要有厕所、贵宾厅之类的设施。当时有很多人竞争这个方案，我就看到过其中一个方案，顶上全部是琉璃瓦，把天安门顶上的琉璃瓦一直延续下来，效果特别可怕。而张开济的方案为何最终胜出？他几乎就是把建筑设计完全功能化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功能化设计。一直以来，我的作品就是研究、实验意识形态与物质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所以觉得这个个案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另外，建成这个空间只是第一步，在长达十几年的使用当中，上过观礼台的那些人是怎么上去的？他们是通过什么关系上去的？比如说，这里面大概包括三种人：一种是省委书记等官员，第二种是各国驻华使节和受邀外宾，第三种是在全国选拔的工农兵模范人物。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化的实验过程总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空间，还有一部分是怎么使用空间，而且人在使用空间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这也就是我此一作品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实际上是在采访张开济当时设计这个建筑过程中的全部想法。还有一部分就是图像记忆，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种连续性——建国以后每年的“十一”都会在天安门前举行阅兵仪式，到了“文革”期间突然中断了，“文革”以后又举行过两次。那么这种连续与非连续地使用同一个空间，之间是什么联系？
黄专：卢昊的《复制的记忆》是关于北京九个内城门。现在仅存正阳门和德胜门的箭楼部分，其他的都拆掉了。这个事情也是很吊诡的，当年和平解放北京的时候，为保护古迹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这些城墙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但后来为了建设，为了现代化，把这些城墙都拆掉了。现在为了旅游业，把永定门恢复了，但是很难看。卢昊的方案是想以虚拟的方式把城墙都恢复起来。隋建国的《大提速》方案是关于北京“七九八”附近的一条环形铁路，这是建国以后建造的第一条用于测试火车车速的铁路，前一阵，火车第六次提速，还在那里测试过。中国铁路的历史也是意味深长，最开始是西方强行要来中国建设铁路，英国、美国、德国都在中国建立了很多非法的铁路，强行地把现代化移植到中国，当时的清政府则非常对抗。一直到一八八二年中国才建立了第一条铁路，最开始的时候铁路是作为宫廷的玩物，所以现代化的功能到了中国都会产生变异。到了民国时期，则开始把铁路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建设工程，这一任务一直延续到现在。曾力的方案是《水城钢铁厂》。水城钢铁厂是“三线工程”的一个项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友好结盟，重工业工厂都集中在东北，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后，中国就把重工业大规模地迁到所谓的“三线”——四川、贵州、云南，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的战争。这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些工厂现在有的还在生产，有的已经荒废了，曾力对这些“三线工程”进行大量的图像调查。他不是简单地去拍照，还包括搜集查阅厂史之类的资料。我们的展览里面会有关于“水钢”当前状况的完整的图像记录，在文献里面也会呈现有关“水钢”整个历史的资料。我觉得，他的有些照片拍得非常凄惨，那么大的一个厂房现在完全废掉了，就像是历史留下来的一个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