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呵呵勋爵与历史文本的游戏
作者：彭 刚
继续我们的文本游戏，假定文本（甲）中已经包含了我们关于乔伊斯之死所能说的全部内容，现在，将文本（甲）中的要素（一）、（四）、（六）、（九）、（十二）编排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虽短小却完整的历史叙事：
（乙）按其一九三三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乔伊斯生于爱尔兰。他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和他比起来，连“吸血鬼”奥斯瓦尔德·莫斯莱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一九三九年八月，战争爆发前几天，他去了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他是德国首席的对英广播员（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人称“呵呵爵士”）。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而被处死。
再将（二）、（三）、（八）、（九）、（十一）、（十二）组合在一起，也同样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叙事文本：
（丙）按乔伊斯受审时的证词，他生于纽约，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并被人视为爱国者。一九四○年九月他加入德国籍。他是德国对英广播的首席播音员，并赢得了“呵呵爵士”的名声。关于他的某些传奇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被处死。
除了为着文气连贯而在文字上所做的轻微变动之外，（乙）、（丙）两个文本所包含的，都是我们认为可以确立的史实，而且，对这些史实的陈述也避免了任何主观的色彩。然而，这两个针对同一主题的、完全由客观中立的史实陈述所构成的文本之间，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大概是读者马上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的。只看到文本（乙），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乔伊斯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叛国者。只看到文本（丙），我们会觉得，加之于乔伊斯的叛国罪名很有些可疑，而且，在他身上，罚与罪似乎太不相称。而如果事先有了文本（甲）的印象，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乙）和（丙）都太过偏颇，让人无法接受。尽管事实上，文本（甲）是否就足够客观中立，恐怕也让人心怀疑虑。
三个文本对照之下，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几层看法。
首先是，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要说话，靠的是历史学家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单纯的互不关联的史料堆积在一起，不过是克罗齐贬义上的“编年”或者中国传统说法的“断烂朝报”，并不会就自动呈现出意义来。一系列相关的史料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单个陈述构成的历史文本，其意义并非从其组成成分就能分析出来的。用大家烂熟于耳的话来说，就历史文本而论，确实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像是文本（丙）的情形，其中的每个句子都是中立地表达出来的史实，可是，六个句子构成的文本中，前后事件之间的关联，文本作者的态度（对当事人乔伊斯的同情甚至为其辩解和叫屈）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明显地出现了，而在六个句子的任何一句当中，都无法找到这些成分。或许可以说，是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虽然，历史学家说话的时候，并非可以恣意妄为，而是要受到史料的束缚的。在这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史学理论关注的是史实陈述或文本的构成部分，还是关注文本整体，其间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大不一样。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正是海登·怀特以来史学理论转向的蕴涵之所在。
再就是，通常我们要求于一个历史文本的，是要它传达历史的真实。可是，在上面的例证中，每一个句子、对于史实的每一项陈述都是真的，然而，由真的陈述构成的整体画面，却难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即便（乙）或（丙）两个文本中的每个句子，都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然而，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那个小小的文本整体，却无法同样让人接受。也许，我们可以说，“真”“假”这样的标准，对于历史学来说，只能适用于对单个的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无法适用于整体文本（这正好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的核心论点之一）。比如，我们可以说（乙）或者（丙）中的某个陈述是真的或者假的，却无法说（乙）或（丙）相比较，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真。然而，我们可以说，（甲）比（乙）或（丙）更恰当、更能让人接受。传统的看法往往将“客观”与“真”相等同。也许，我们可以将其修正为这样的提法：“客观性”在较低（也是最基本）的层面上，要求单个史实陈述的“真”，在较高的层面上，要求整个文本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
更进一步，文本的“恰当性”或“可接受性”，又该如何来界定呢？这样的标准是否意味着退回到主观感受和偏好而失去了约束力呢？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而又太难。不过，紧贴着上面的文本实例，倒也可以说上几句。对于认定乔伊斯罪有应得的文本（乙），人们完全可以指责它忽略了若干重要的史实，比如说，若干涉及他是否可以以叛国罪论处的事项。对于多少想为其开脱的文本（丙），也可以同样指责它无视若干不应该省略掉的史实，比如，乔伊斯是以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身份而在战争前夕跑到德国去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历史学家针对某一个主题选择史实时，可能有着主观性和自由度，其间也并非就全然没有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约束。比如，一部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论著，如果忽略了蒸汽机的改良或者英国当时可利用的煤炭资源的特点，大概就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换个说法，对于某个主题，若干历史事实所具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人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而一个历史文本（或者说一幅历史构图），如果无法容纳具有较大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史实，比方说，文本（乙）不能容纳让乔伊斯的叛国罪罪名变得可疑的史实，人们也就有了不接受它的理由。也许，从这一点出发，在谨慎得多的意义上来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才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史实一旦发生，就不会再发生改变。倘若史实自身会说话，就真的会有“盖棺论定”这么一回事了。可是，有着太多反面的例证，表明没有这回事。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不断地重写历史。乔伊斯之死，至今还让人们聚讼纷纭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领教历史学文本若干难以捉摸的特性。
还可以再提几句的是，那位将“东京玫瑰”的大名揽在自己一人身上的户粟郁子，是一位生在加州的日裔美国人。她恰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返回日本，当时很多身在日本的日裔美国人都放弃了美国籍，而户粟郁子始终不愿意这么做。照她自己和她的同情者的说法，她之所以参加对美广播，当有诸多被迫无奈的原因。一九四六年，她以叛国罪的罪名被判了十年徒刑，并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数十年来，始终有人为其鸣不平，称此案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她的美国国籍后来得以恢复。二○○六年，户粟郁子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此时，距离轴心国阵营中的另一位“名嘴”“呵呵勋爵”以叛国罪名被处死，已是整整六十年。
(附记:本文中所引案例出自英国学者J. L. Gorman的《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和仿真》一文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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