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挽歌
作者：苏友贞
对这鸿沟最有效的测量，莫过于情感的表述了。以普遍性为本质的语言，用来形容个别性最强的情感，捉襟见肘的难堪处处可见，这难堪尤其显现在表述强烈且属于私有领域的情感，比如悼亡之情。
表现悼亡之情的挽歌，是文学作品里的大宗，却也是最难写好的文学题材。它的难处不在不能感人，它的难处，是在避免成为廉价的“催泪弹”。这是语言与情感之间最吊诡的对立，因为死亡与伤逝这极易引起“共鸣”的情感，就连以陈腔滥调来表述，都能引起读者立即的情感反应，反讽的是，这套言辞却常留予身历其境的伤逝者以无尽的“言不及情”的空虚。写挽歌的挑战，不在激不出眼泪，而在真正写到哀情最私有与最黑暗的角落，那意味着书写者必须不断地面对语言的不足与无用——巨细靡遗的书写，却永不能真正触及情感的激荡与创痛。美国当代诗人玛丽·乔·班恩 (Mary Jo Bang) 说自己的悼亡诗行只是“空洞的符号，等着／表现想象力的可笑伎俩”。已被滥用的伤逝言词，虽能轻易牵动泪腺，却徒然地不能迫近那未叙情感的荒漠。在极端的哀情里，“不可言说者”，只能“以沉默对之”。
挽歌就是伤逝者在无言与嚎啕之间的无尽徘徊。
班恩二○○七年出版的诗集《挽歌》(Elegy)，为这徘徊做下了诗的记录。《挽歌》收有六十四首诗，全在班恩的儿子凡·胡克 (Michael Donner Van Hook, 1967—2004) 去世后的一年间写成。凡·胡克因服药过量突然死去，至今不知是意外抑或是自杀。失去爱子的创痛犹新，伤逝的情感亦正澎湃，在诗行里，我们处处看得到情感与语言间的挣扎。在这些令人屏息的诗行中，班恩时时探测语言表述情感的极限，并记录语言不足的挫败。作为一位诗人，她亦无法不做文学的省思，而在诗行中频频叩问挽歌这文类的意义。并再三深叹诗体无法提供情感慰藉的徒然。挽歌的目的在于纪念，在于唤回，反讽的是，每一种要求复生的努力，却都是对死亡已成事实的一再提醒。
《挽歌》一书获得二○○八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国家书评人奖”是美国在“国家书卷奖”(National Book Award) 以及“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之外的另一文学大奖。
班恩住在我的城市，是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也是写作中心的主任。《挽歌》之前，她已出版了五本诗集。班恩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学院作家，她年轻时优游于不同的领域，取得多种学位──社会学、艺术、文学，也做过许多与写作无关的工作 (如医生助手)，直到四十八岁才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硕士学位。
班恩曾说，得到这个大奖是“酸甜混杂”的经验，她愿以世上所有的宝物，换取不必写这些诗行的命运。访谈中，班恩如此描述写作这本诗集的心情：“诗人写作挽歌的理由有很多，可能是为转移悲痛的心情，也可能是徒然地要自己所爱之人再活于纸页之间。对我而言，这些诗行却是持续我与儿子进行了三十七年、却突被中断的对话。这些诗是我与他沟通的路径。”
面对桌前盛有儿子骨灰的盒子，班恩错愕于生命与死亡的无法对应，她写道：“语言如是地形容你／你已被化约／成为那后来忆起的哀伤／持续我的一生。”那盒骨灰是逝者形体的所有，却又是最不能代表逝者的物件：“她想说 ／那化成灰的身体是如此地欠缺与不足。”
正如语言亦是如此地欠缺与不足。
每一诗行都在挽留一个时刻，尤其是最后共有的时光，班恩不可自抑地重复书写两人在纽约火车站的道别，她写火车的驶离，又从儿子的角度，想象他最后一次看着自己的火车渐行渐远。一切化为沉寂后的场景──致死的白色药片、殡仪馆门上的装饰图、警方拦起现场的蓝色绳索、悬挂在衣帽架上的一顶帽子──亦如鬼魅，不断出没于她的意识之中，在幢幢鬼影中，她一再追问着那问了又问的“如果”，自虐地为“如果”做出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为的只是在那千万分之一的或然律里、在一切可能没有发生的幻想里，做那短暂的歇息。
我们无法使亡者从死亡中苏醒，只有凭借着挽歌，重新活过那些不忍的时刻，并使每一诗行沾染上曾有的生命：“挽歌只不过是试图／重注生命／于那逝者的曾经／在他化为巨大的虚无之前。”
挽歌升起于生命与死亡、现在与过去的对立之中。决绝的记忆，因为不能再被重复与更新，而发出尖锐却无声的呼喊。
班恩的哀歌谱自艰难的语言，诗人刻意避开顺畅易读的词句，她的诗行不在催泪，却邀约着语言与情感的角力，暴力地敲碎语言的逻辑，企图在碎片中重理情感的经纬。但她所叙述的，仍是那亘古的“丧失”。
丧失可有无穷的变奏，另一位诗人曾以清淡如水的语言描绘过丧失：“失去不是太难学习的技术／多数事物充满与生俱有的／被失去的意图／失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伊丽莎白·毕晓普：《一种艺术》) 在假做无所谓的姿态里，我们感受到了丧失令人彻心的疼痛。在极大的哀伤里，也只有这几近无言的素淡，才稍能迫近那语言无有对应的无助与绝望。
挽歌的主旨不在慰藉，亦不在疗伤。挽歌只在暴露难忍的诀别里的真实，它企图在语言与无法言述的悲痛之间，架起一座稍纵即逝的虹桥，在“不可言说”的沉默永恒地阻隔我们之前，借着彩虹的光影，向逝者曾有的生命做出最后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