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遗忘的，被遗忘的
作者：沈 洁
一九○一至一九○五年的科举改革，中国急遽从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此后兴学堂、变学制、改教法逶迤而来，目不暇接。废科事件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废井田开阡陌”，其震撼性影响，制度革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晚清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因科举停废而发生的巨大逆转。科举将废未废之时，即有人慨叹：“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由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提供的升迁希望随着西学的盛行而日渐微薄。权势虽在转移，但士林风气的流变却往往滞后于此。一九○三年《申报》上有大幅议论描述时居上海守旧士人的可鄙状貌：“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圆眼镜，斯斯文文自称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头储则大题文府，高头讲章尚盈尺也。近日又购新书矣，则《直省闱墨》，《应试必读》者也。叩以五洲，问以大势，询以国政，瞠目而不知所对。呜呼，痛哉！”作者云，他将为上海之士习一大哭！晚清提倡新学经年，然科举一日未废，士习的扭转依旧只是少数先觉者的敏感。大部分读书人埋首于课艺帖括，醉心的还是那条功名仕途。科举既废，原本指望靠它出人头地、致君泽民的读书人既丧失了作为朝廷养士的身份，又不及吸取新知、顺应时势，因此生计日蹙，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约有举人一万九千人、贡生四万人，生员则达到九十一万人，尚为保守估计。他们将寄寓何处？朝廷并非全无准备。举贡有考职拣选，城居者、年富力强者可继续进入学堂，家计殷实者可出洋留学，或者行商入幕，出途较之于科举时代是更加多样了，但对于乡野贫民、一般年华老大者，那些既无力反抗变革、又无能为自己寻找出路的白屋之民来说，就不免陷于困顿和凄惶。
朝廷的一纸诏令将无数人挡在了生计之外。在乡村社会，最早感受到这种绝望的，就是藉馆地谋生的塾师群体。塾师多为进身不顺的寒儒，以舌耕为业。科考废除之前，为帮助散居在乡村地区的众多塾师适应学堂制度，清廷和新兴的教育社团就曾积极推行私塾改良。一部分塾师接受革新，仍许其教馆，但他们在变动秩序中所面临的困境仍是明显的。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要求学生入蒙学堂和初等小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即便已经接受改良、勉强维持的私塾，也存在生源减少、生计不保的难局。塾师也往往自觉无力适应，将就入馆，聊作糊口而已。
刘大鹏是山西省太原县举人，三次会试未中，自一八八六年起，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一九○五年清廷废科上谕下达后，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近乎绝望的一段悲怆心路：九月十九日,停止科考的消息传至太谷,“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此后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他在日记中屡屡兴叹，科举停罢，藉舌耕为生者多失其业，“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寒无生路矣”。失掉馆地的乡曲宿儒，若非张皇不知措手足，即是苦于无米为炊，“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废科前后，刘大鹏身居乡间，耳闻目睹同行塾师与乡间寒儒的惶惑不安,眼前只见得一片苍凉。朝廷连篇累牍的上谕、诏令，凯歌高奏的新政改革在一个乡村老塾师的笔下却全是一派满目萧然的末世心态，这里自然有见识短浅、守旧顽固等原因，但生计被夺、一时无以安身的困厄境遇是更加致命的。藉舌耕为业者因为新的学堂体制植入乡间，无力随时势完成相应的转型，除了失业坐困，也只有徒生“我生不辰”、“将如之何”之叹。
这里，且暂旁逸主题，说说废科前后的乡村教育情况。从科举时代到学堂时代，按额取士的限制虽被取消，贫家子弟却又立即面临新的制度性障碍。新学堂体制更明显的精英倾向对求学者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癸卯学制》规定除初等小学堂及师范学堂不收学费，各项学堂均令学生补贴学费。一九○七年学部奏定《各学堂征收学费章程》，规定学费额度：初等小学每人每月银元三角，高等小学为三角至六角，中学堂为一元至二元，高等学堂为二元至三元。这是就官立学堂而言。此外为数众多的公立、私立学堂，学费从四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另需缴纳入学费，书籍、笔墨、纸张、石板及操衣、靴帽等杂费，寄宿者还有寄宿费、膳食费，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就很可观了。学杂费之外，学时和学制也是一个问题。学堂教育为规范的全日制学习，各学堂章程均有作息时间的严格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退堂。据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学制的规定，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学五年，仅从小学到中学就需要十四年时间。学童六岁入初等小学堂，二十岁中学堂毕业，意味着在这十四年间家庭不但基本丧失这一劳动力，还必须为他筹集相当数量的学杂费，这对于大多数贫寒之家都是难以承受的。废科后，不断有人指责学堂教育的“贵族化”倾向和教育的不普及，比如，刘师培那篇声讨新政的著名檄文：
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是则享学校出身之英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若官立学校，虽免纳费，然舍达官荐达外，鲜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学校若阶天。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尤甚！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之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由是而降，贫民永沦为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
这段涉及废科举、兴学堂的议论，略带偏激，但其中有两层意思值得深究：一为新制度的阶级内涵，贫富差距将导致更为严峻广义的机会失衡；二是“在下之民”永无升迁之途的绝境。这或许是救亡论者竭力回避的问题——时代的“进步”（如果我们暂且断定其为进步的），将以无数人的流离失所作为代价。这种抛弃，既是指生计的、前途的，也意味着种种心境上的怅惘。时代的洪流原本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转，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之际，讲信修睦的田园风光与优雅深沉的儒教理想显得迂阔而尴尬。想要坚守，则理不直气不壮。而我认为，这是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至为无奈苍凉的一种。
时间在前行之余，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学堂时代的乡村寒儒，他们的声音隐没于历史的深处。在苏州府长洲县，举人管祥麟因为久试不进，遂绝功名之念，授徒自给。垂老依人，十数年来家徒壁立，不过苟延生计。科举废除以后，长洲县内广设学堂，私塾寥落，而书院的月课亦将裁撤，寒儒生计几近绝望。年力强壮者，尚可入新学堂，稍稍修习科学，他日进新学堂做教员。而如举人管祥麟这样的年届古稀者，已不具进入新学堂的资格，面临失业，生活困窘不说，连糊口之资也难保。苏州学务公所总董王同愈为此上书本地学务官员，他说：诏废科举，振兴学堂，朝廷因时布政，作育人才，意至深远，但旧时帖括之士，穷老不遇，也不可就此不管不顾。王同愈请求设立师范传习所，专为培训塾师之用，为寒宿儒筹划谋生之策。他还建议，校士项下常年有每两提出五分赏银拨充儒寡会，现应将这笔经费提出，专备长元吴三县举人七十以上年老无倚者津贴之用。一九○六年春，江苏学务处拨银二十四两移解乡约公所，由公所作为津贴拨给举人管祥麟（《力荐举人管祥麟任教及有关函件》，苏州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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