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语兵话》及其他
作者：刘岳兵
《论语》在日本曾被儒者奉为“最上至极”的“宇宙第一书”。由于其广泛的影响力，近代以来，《论语》一方面为引进西方近代学术方法作为文献批评材料被置之于俎上，另一方面也仍然为儒学复兴者视为至宝。但是更多的是，日本人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随意地将《论语》与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而读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心得”、做出甚至出人意外的“现代解释”，以此来对抗、但更多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论语》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课题。
今年五月份，我曾向日本某大学中国学专业的一二年级新生介绍了《论语兵话》这本书。之所以选择这本并未列入上述目录中的不起眼的著作为例，当时是觉得在日本的中国学界预感有“地盘下沉”（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丸尾常喜编《对中国学的提议》，二○○七年日本中国学会发行）的危机之际，有必要告诉青年一代：弄清在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古典是如何被滥用的，这对于中国学的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因为这不是那次讲演的主题，所以没有对该书做过多的论述。
鉴于眼下国内各种《论语》心得流行，便不由得又翻开了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论语兵话》。一个日本军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做成的这本《论语》“心得”，也曾经在日本的现役军人中“流行一时”且被奉为“精神修养的宝器”，可是到现在似乎已经被历史无情地遗忘了。除了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之外，别的地方都已经很难找到。我因为近年来一直关注与《论语》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在东京神保町的旧书展上偶然碰到的。
《论语兵话》的作者西川虎次郎（一八六七—— 一九四四），是日本的陆军中将，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转战”于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日俄战争的战场，后来任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步兵学校校长等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曾率师于一九二○年一月“出征”西伯利亚，任第十三师团长，其活动在他所著的《西伯利出征私史》（一九二五）中有详细记录。据作者在军营中所写的《论语兵话》的“序言”（一九二○年三月，序二）记载，在起稿后一个半月仅仅完成其四分之一的时候，奉命被派遣到西伯利亚，这本书是在战场上利用公务之余暇完成的。他说当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只不过是记述自己浅薄的经验而已。
对于写作《论语兵话》的起因，作者在执笔之初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所写的序（序一）中说，当时是为了消遣而一时兴起，想将《论语》做军事方面的解释。对这种想法，他并不是没有顾虑。他说《论语》不用说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记述孔子教导其门人之事。附之以军事上的解释，明显的不是孔子的本意。比如魏灵公向孔子问战法时，孔子就不对而去。这样的话，将《论语》做军事上的解释，他一方面很有成了孔子的罪人之感；同时他又为自己辩解说，著书立言，有必要考虑到时间、处所和地位，孔子生于战国，所以希望社会安宁、天下和平，反对军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孔子生于武王的时代，可能会随着武王去伐纣。他的理由是《论语·述而》有这样的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说明孔子并不否认“三军之武事”。还有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言论。此外，他还以王阳明于战阵之中讲授孔学并不违反孔子之意为由，认为“将《论语》作军事上的解释、使军事道德化，毋宁可以说是将儒学的宣传进行多方面的扩展”。该书的内容，是作者摘出《论语》中的部分言论，加以训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加以注解。他觉得对这本主要在战场上执笔而成的书稿，原原本本地不加任何修改而出版，更有意义（序三）。
《论语兵话》的重点是在论述作者对军队教育、士兵教育方面的意见。不用说，他对《论语》的解释也不外乎是以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状况、社会需要和个人心得来推测、解释圣人。他自豪地以自己是武士，甚至“以国士自任”来实施其教育。具体而言，他当时是作为日本派遣去干涉俄国革命的帝国主义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即第十三师团长。他所强调的“军队就是家庭组织”、“生死与共就是最亲的兄弟”，最终目的无非在于以此磨砺和稳定军心，希望“克敌制胜”以“酬皇国之鸿恩于一端”。
如果说《论语》中的一些教导，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则上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将孔子教导门人的言论运用到军队教育、士兵教育上，自然也不失为一种活用。如果由此而培养出一批“儒将”或“仁义之师”来，不仅无可厚非，甚至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如果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原则中的一些德目被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利用，他们自然也会做出一些看似合理性的解释。但是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合理性的解释”即便存在，也不过只是整个不合理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强化自己所幻现出来的一种“美丽价值”。分辨这种不合理情境下的合理性，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是一个需要小心从事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比如《论语·学而》中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此他解释说，千乘之国为大诸侯，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师团长。师团长统帅师团，第一要慎己，以敬和信来处理一切事务。处理内务要以真爱来对待部下，不可陷于姑息之爱。而使用部下之道，平时与战时要有所不同。在平时要由易到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锻炼能够忍耐的心性。而到战场上，则要尽可能爱惜他们，注意让他们生活愉快。若一旦有必要极度使用，如使其不吃不眠，也要加以鞭挞。他说这实际上是将来制胜之本。如果此时在使用上犹豫的话，则会导致攻而不拔、追而不及。
除了这样以身作则之外，他极力批判个人主义思想，认为这与军人所崇尚的武士道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特别强调在军队中尽力于“义心教育”，是最重要的精神教育。而生死观是精神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反复说明在战场上，生死实际上是属于想象之外、不是人力所可以左右的。因此为了安心地从事战斗，必须要超然于生死之外。如他借《论语·先进》中孔子之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加以发挥，举例说明对于军人来说生死观之最为重要。他借朱子的扇子比喻（朱熹曾说：“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见《御纂朱子全书》卷四十六“性理五”。又说：“扇子只是一个扇子，动摇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同上，卷四十九“理气一”。）来进行议论，说扇子在夏天有很大作用，扇子的本来面目是竹子和纸，但是拿一束竹子和一张纸来，谁也不会将其称为扇子。只有将其按照扇子的形式组合张贴才叫扇子，从而可以发挥扇子的作用。既然是组合张贴而成，那么什么时候回到原来的竹子和纸的形态也是当然之理。其理，天下万物都一样。生物是由木火金土水组合而成，根据其配合而成为狗、成为猫，继而成为人，如果一旦解体，都又归于木火金土水。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扇子在秋天被舍弃也不应该生气；弄坏了成为零散的竹子和纸，也不该有怨气。只要在是扇子的形状的时候，尽到扇子的本分而送来清风便可以了。他进一步强调，以上不过道理上是如此，即便明白其道理，也不等于达到了其境界。为了达到其境界需要不断地修养。认为这是我们终生一日不可废的大学问。只要能够有这种修养，就可以超越于生死之外，一旦开赴战场就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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