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如何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作者：丁元竹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塔勒布的论断，所以在设计未来的问题时，我往往采用预测和情景两种分析方法。“情景”是这样一种方法，即你希望未来什么样，你可以做出几种想象，当然，人人希望美好的未来。你就根据你最希望达到的愿景，来假设它所需要的条件和路径，分析条件，设计路径。一般来说，人们也使用“情景”方法预想最坏的情景，分析出现这种情景的条件，然后采取措施，避免这种情景出现。情景分析需要最大的想象力。
在《黑天鹅》这本书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说，“即使我们取得了知识上的进步和成长，或者正因为这种进步和成长，未来仍会越来越不可预测，而人性和审社会‘科学’合谋起来向我们隐藏着一点”（p·xv）。退一步说，即便是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并针对想象提出“情景”，做好准备。我个人认为，实现情景目标，公众的动员和参与十分重要，二○○八年五月汶川地震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场大震大灾中，我们的政府以人为本，始终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镇定沉着，全面协调；我们的军人不畏艰险、舍己救人、连续作战；我们的民众见义勇为、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国际社会爱心相助，倾力支持。这场大震大灾中，从报灾到救灾，从灾区到全国，从国内到国际，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在汇聚，在涌动，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公众动员和参与是一个治理的过程。
“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 “治理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它是一个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为了正确理解治理，首先，要意识到重视公众利益并不意味着要约束政府。政府应当与其他角色包括媒体、一些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宗教组织以及商业组织分享公共责任和共同利益。在这里，不能忽视善款接收机构的作用——有时叫公民社会，包括志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其次，“治理是一种驾驭和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治理是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定如何做出，市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基本来说，治理是权利、关系和责任：谁有影响，谁做决定，以及决策者是如何问责的。再次，企业和社会组织介入公共事务能够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在一些管辖区域内，企业更多地介入社会服务运作。有些政府也认为需要把一些功能转移给志愿部门。需要讨论的是在政府对于一些公共事务失灵或无力治理的情况下，如当超出政府管辖、政府能力有限或政府没有兴趣去处理一些公共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要发挥治理的独立作用。对于加拿大的经验研究表明，公共对话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共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对于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公共对话能够提高经济运作。第四，公共事务越复杂，越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参与。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制度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对决策产出发生重要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公共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不能由政府单独决定。
公众参与对突发事件治理首要的是社会责任。我所理解的所谓社会责任，有其特定含义，就是指在灾害事前和事后管理中，公众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救灾减灾的社会责任，从大的方面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救灾减灾应当承担的责任，它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救灾防灾意识与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提高、灾害发生后的参与；二是突发事件的管理部门在危机管理预案中对公众角色的考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事前的培训、预案制定的参与，事后管理中的参与。
全体居民得到更好的应急培训和使他们有更好的应急准备是突发事件管理的基本前提，也是使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保持最低成本的基本要求。“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这是一位美国“九一一”事件亲历者的经验。以二○○八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为例。二○○八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旅客滞留初期，政府应急机制尚未启动时，广东志愿者就反应较快，主动到火车站服务，到列车上服务。当大量滞留旅客拥挤混乱时刻，志愿者进行心理疏导，沟通劝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防范恶性事件，而且有助于帮助政府与滞留旅客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抗击寒灾影响，广东省志愿者协会组织六千多名志愿者在广州火车站和京珠高速公路为百万滞留旅客提供的应急志愿服务，保障了必要的饮食、防寒与安全。但是，对于拥挤在火车站的人来说，最直接的问题是信息缺失。在突发事件中，信息确实会导致恐慌。广州火车站的信息缺失导致了恐慌快速蔓延与巨大人流盲动，造成群死群伤。湖北姑娘李红霞不可能被冻死、饿死或困死，她死于舍不得行李而弯了腰，几分钟之内就被踩死。在这期间，也曾发生滞留旅客对志愿者的无礼行为。类似广州出现的问题，国际上一般是通过提高全体公民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来减缓或消除危机。这点可以从国际经验中找到佐证。人们之所以说“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是基于美国的历史和经验。美国非常重视市民的危机意识和技能的培养和提高。“九一一”事件中，从“双子座”往下撤的人群，仍然礼让女士和行动不便者，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居然有乘客主张用投票决定是否冲进驾驶舱制服恐怖分子等等。现实生活中，美国也确实重视对平民的危机意识和突发事件能力的培养。美国著名的组织——市民服务队（Citizen Corps）遍布美国，涉及广大居民——它要求每个居民对于自己的家乡和所居住的城市承担应急的个人责任，参加培训，掌握应急技巧，在遇到紧急状态时迅速做出反应，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和维护社区安全。市民服务队的宗旨是每个人都对国家安全负有责任，它要求每个人作为个人的责任时刻准备着，去参加训练，提高在第一时间就祝贺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志愿参与当地的突发事件应对、灾害救助和社区安全工作。日本在这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日本政府在阪神地震后还加强了政府管理部门、防灾研究者和地区民众三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日本三千多个市、区、町、村资助防灾组织率约达60%，多数家庭加入其中。日本积极推动市民防灾教育和防火训练的实施，以及社区志愿防灾组织的建立，改变过去单一依靠政府进行减灾工作的传统，努力建成一个由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全社会防灾体系。”事实上，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如果当事者不会出现惊慌，大家就会有意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广州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后来总结说，“如果当时广州火车站的旅客有应急意识和一定的应急能力，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各种拥挤、混乱，甚至是恶性事件”。从广州的经验看，仅仅有应急志愿者和应急人员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全体公民的应急意识和提高全民的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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