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
作者：叶 隽
实际上，当初普鲁士之所以创建柏林大学，正是因了兵败于拿破仑的铁蹄火炮之下。威廉三世的勃勃雄心与宏图大略，恐怕主要还是国家的近期利益。然而作为“精神大臣”的洪堡，却利用这样一个极佳时机，实现了他作为“德国命运参与者”的使命，柏林大学的建立一举奠定了日后德国复兴的学术与文化的制度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教育改革并非“洪堡的绝招，不是他的灵感或惊人之举。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Berglar, Peter：《威廉·冯·洪堡传》，袁杰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实际上，亦确如此。就普通教育而言，裴斯泰洛齐早已着得先鞭；就学术教育来说，谢林则有相当系统的论述。即便谈到大学理念，先有席勒的耶拿思考，后则有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的启蒙、浪漫的两道思脉源流。但洪堡的长处则在于，他充分汲取了歌德开辟的古典思脉原则，接受了席勒的大学观影响，能够取中度立场，调和启蒙大学观与浪漫大学观，并以其相当优秀的执行力而使之在短期内付诸实践。一个在位只有十四个月的司长，就能成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建构工程，甚至还流芳百世、影响世界？未尝不是时也，势也。当然话说回来，个体的努力也绝对不可忽视。想象一下，在普鲁士国王专制的那种官僚制度下，居然也可以容得洪堡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挥洒拳脚，并成就了一代大业，可见制度可以是灵活的，个体的角色不应当过于轻忽之。
千秋之下，青史自有论说。其实，用不着千秋青史，只要往事已去，就必然成为后世资鉴的品评对象，譬如今人对于民国时代的追溯。追念先贤固然没什么不好，可过度理想化前人，在潜意识里是否会降低了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承当感？毕竟，我们自己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如果我们在面临当世功利之风弥漫之际，能更多地退一步海阔天空，想一想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问一问自己在民族进程中的职责，或许，我们在职业与生命中的选择与进退，会有更加理性的一面？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大学改革者的境遇与洪堡所处的时代或许不无相似之处。就思想资源来说，并不缺乏；就教育实践而言，我们更亲历着史所难逢的大时代。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去面对与尝试。我赞赏韩水法先生在是著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者的承担勇气：“十余年来，从黎民到首揆都在不断地追问：中国大学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原创性的思想和知识的渊薮，而沦为平庸的乐园？”“只要能够秉具理智的诚实，找到一个清楚而合理的答案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先进的大学体系，或者更高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是许多人都想要的。但是，对于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来说就有这样一个博弈： 如果能够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下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世界一流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如果为了达到世界一流而要进行的制度改革会危及到他们的特殊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第一选择。”所以，一针见血的结论则呼之欲出：“中国大学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项政治改革。”
这几乎是一个新时代的“皇帝的新衣”，道理并不复杂，有勇气将其道破者可贵。确实，在中国现今的制度安排之中，大学（包括教育的其他层次）属于政府直接管理范围之内，居上者如何确定并推动教育之定位，乃至如何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将可贵之经验在立法层面予以落实，实可谓是制度设计问题的关键。对于行政管理者而言，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如洪堡或蔡元培那样），并将个体与集团利益尽可能排除在外，当为核心问题所在。在这方面，无论是异国的洪堡（他所开创的不仅是德国的国家事业，而且也是世界范围现代大学的标志性事业），还是本国的蔡元培、范源濂那代人，都为后来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既不顾忌两党在朝在野的身份，也不在乎是否委屈对方就任的乃一事务官的位置，因为在蔡元培眼中，“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4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之所以这样做，固然看重的是范氏的人品能力，考虑的还有中国教育的百年大计，因为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与其到时对方将政策大做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其所利者，国家之教育大计也。无论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物，只要他能表现出这样远见卓识而勇于承担的历史意识，就必然是青史昭彰！其时居于教育政务官的官僚层次如此，在大学校长其位者更不乏风骨独标、坚持自己为人准则、坚守并实践自己大学理念者。印照当下，难怪韩氏要感慨“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 ” 了。
是啊，在德意志的王政时代，身为“臣仆”的洪堡，尚且可以寻出一条振兴国家、立定百年不易之基的制度建设之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面临大国崛起乃至世界和谐社会建设责任的中国，怎能不认真思考如何“正本清源”？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我们且原谅她可能因“无知而无畏”的一面，并借此躬身自省，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原创性的可能如何呢？
相比较学界以陈平原先生为代表的对“大学精神”的强调（参见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韩水法先生的大学关怀明显更注意到“大学制度”问题。无论是大学制度还是学生制度，无论是教师聘用还是微观管理，无论是终身教职还是学术共同体，韩氏所关注的问题都切中细微。而即便是在关注制度问题，仍有理念的发明，譬如所谓“甄陶还是镀金”，强调“现代大学承担着甄陶社会中坚的巨大职责，并为此而享有各种特权”。此诚的论。职责归位，是现代中国迈向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根本问题，说到底也是怎样重建中国人的基本伦理观的问题。让大学成为大学，才能使大学真正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职责。
我相信，这样一些思想资源的汇集与形成张力，将逐步促进解决中国当代大学问题。譬如令当代大学学人困惑不已而又不得不与之共舞的“评价制度”问题，就不是单纯的精神引领能够解决得了的，而必须涉及牵涉诸多阶层参与博弈和分配的具体利益问题，最后的核心因素是制度设计。附带说一句，当代的教育研究数量不可谓少，可如布迪厄那样带有强烈实证精神且深入底里剖析权力问题实质的著作（如《国家精英》），则尚未之见。布迪厄的理论或许不无偏颇，可那样一种对社会的强烈批判意识，却真的很能给人以启迪。而当代中国所经历的，实在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里必然有大问题，也就有可能产生大学者和大著作，问题在于，我们该当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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