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不悔少作
作者：黄 裳
当我开始散文习作时，是以“五四”以还新文学前辈作者为典范的，从朱自清到何其芳，留给我的影响，痕迹显然。少年羁旅、念远怀人，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在在可见。不久，走出学校（其实学校也并非一方净土），踏进社会，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相。国家兴亡，民生荣悴，波涛澎湃，变化万端，如此巨大的实际接触与冲击，落实到笔下时，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困惑和思想的强烈撞击。也就是我所说过的“情感变粗了”，文字也不能不起变化。画家有所谓“衰年变法”之说，如齐白石，我想自己的创作经历，岂不是“英年变法”么。笔下的浪漫气氛逐渐消失，凌厉气逐渐增多，在五本“少作”中是分水岭似的显然可见的。
在这里又不能不说到钱锺书先生。他是前辈，论学养更是无从企及的师辈，在上海以小友资格过从。一纸《围城》 获得一片喝彩，但也得到几声棒喝，躲到清华大学去教书，韬光养晦，闭户读书，不与外事。一九五○年初，我到北京，以记者身份访问清华园，那里大师名宿云集，我只有他一位熟人，有过一次夜访，听他慷慨机智的快谈，直至夜深。这是他认为一大喜事之一（见赐书）。
我与默存先生相识，不过三五年，我的文字经他过眼的，多刊于报刊，也多半收在这几本小书中。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见于一九五○年一月底我离京前夕他给我的短笺。默存所作笺札,常有秋水轩式的客气套话，又喜作俳谐语，未可尽信，当分别观之。但其中自有老实话。即如上引的十个字，自然也含有过情的夸饰，在我看来，却着实说出了一个读者的真实感受。一眼看出了“变法”的迹象，不愧为高明的文评家的巨眼，用来作为这几本小书的评估，也是恰当的。对他给一个初涉文坛的习作者的批评鼓励，更感到非常的温暖。
我是不悔少作的，有时还怀有恋惜之感。不是为了文字，实在是怀念那种放言无忌的写作快感。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留给作者的又只是那样短暂的俄顷，于是这些笔墨就更令我珍惜了。
最近从集存的剪报中发现两年前一位深圳读者评论我的一本新书的文字。他指出我的文字“都是有着杂文的因素在”；我给朋友信中曾说过，“不敢言老，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的话，他却说，在他看来，“较之《旧戏新谈》，其凌厉之气已十去其九”。这些话读了都令我既惭且感。其实追寻我的“变法”的因由，是环顾时代、环境，感到过去散文的写法不合适了，得变。又从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中悟出，散文、杂文之间，其实并无一条分明的鸿沟，于是自己笔下的东西是散文还是杂文，就很不容易分别了。这是自己在碰壁之余摸索出来的道路。
正因为这，我才萌发了将“少作”收集起来印成一册的念头。幸运的是原版初印的实物俱在，又因为当年校排匆忙，颇多误字；又因下笔匆促，文字时有疵累，都曾少加修正，可以勉强算作“定本”了。编校既成，因记始末如上。
二○○七年十一月记于上海，二○○八年二月十日重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