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人”与“书”的缘分
作者：蔚 青
“重点读反复读第88页姜德明（笔者注：姜德明为京城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书话家）文章”/“P11范玉民文介绍一个图书馆期刊管理员怎样被打成反革命的。马、恩看书笑话——新语林”/“P35北京故事参考”/“P37谭嗣同‘仁学’”/“P38八国联军、辛丑条约、‘苏报’、‘民报’、章太炎论战改良派”/“P88电视剧材料‘鲁迅的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感人至深”。
仅此，就可以看出这位读者的兴趣所在和用心之深。
翻到这位读者在封面评语中两次提到的第88页，原来是姜德明写的《闪光的铜板》，主要是通过介绍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合作”“施茶”的故事，说明鲁迅先生“一向关心城市低层劳动者——人力车夫的生活”：每年春天，鲁迅先生都要买上十斤、二十斤甚至三十斤茶叶，送给内山完造先生；内山完造先生则在每年夏季于书店门口设立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者来饮用。姜德明讲述的这个小故事，以前似乎无人提及。一个中国作家，一位日本的书店老板，尽自己微薄之力，共同为都市里的下层劳动者提供一些方便。事虽微不足道，但却可以给人以许多的联想和感慨。
在这篇短文的字里行间，这位读者不仅用红色和黑色的圆珠笔画出了直线、曲线和双横线，而且分别在相关的地方，注明“查35、36年日记”；“写一次车夫起义？与老舍《骆驼祥子》比美？”/“内山书店店址（上海路）/鲁迅住处（上海路）/取茶地点、路经何地。”甚至还有系统的批注：“1.找‘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内山完造著，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2.借《鲁迅日记》；3.查一九二九.十一《新民报》‘车夫造反’；4.查基希《秘密的中国》；5.查一九二九.十一.八鲁迅给章廷谦的信（书信集）”。在第89页上还贴有一纸剪报，是某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刊发的姜德明写的《鲁迅论“穷”——新年杂谈》。
这册《读书》的主人，“本文”看得认真，“背景”查得仔细，确实是“重点读反复读”。看了引文，不满足于“知其然”，还要查对原始出处，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而且在与其他作家相关著作的对比中，有所思考，有所领悟。
这位读者对文史格外关注，视野也异常地开阔。在文美惠的《喜读〈美国短篇小说〉》、史云的《罗宾汉英雄形象的再现》、郁进的《一块小小的计程碑——从〈民国人物传〉公开发行想起》、董乐山翻译的《阿瑟·密勒评〈丹心谱〉、〈蔡文姬〉、〈彼岸〉》、赵萝蕤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方非的《这么办》等处，都能看到他的评点。比如，在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大西洋月刊》上的访华观感《在中国》中，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认为苏叔阳的剧本《丹心谱》“很少表达甚至没有表达什么主观生活，人物具有特点但没有性格”。这位读者批注道“看得尖锐”。而在《这么办》里有关“文化大革命”中间焚烧各类图书以及插队时人们肆意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段落旁边，这位读者批注道，这是描写“天鹅之死”的绝好素材。“天鹅之死”这个出自西方的典故，表达着人们面对神圣事物遭到毁灭时的激愤之情，同时也表现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在我看来，这位读者引用这个典故，旨在表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那样，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展示给人们看（大意）；同时也是希望人们，要永远坚持“用着全部的真诚去信仰，用着全部的感情去恨和爱”。
第11页范玉民的文章令过来人倍感辛酸：几十年前，有人建议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字，即在繁体的“书”字外面加上一个方框。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图书馆真的变成了一座囚禁图书的监狱。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图书馆的大门就一扇、两扇、三扇地逐渐关闭了起来。最后，到了一九六六年，就被迫四门紧闭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有许多图书馆的期刊管理员因为一些刊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三十年代“英雄事迹”的旧报刊而遭受无妄之灾。在介绍上海图书馆特别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的文章旁边，有批语：“伤心的笑话。”在文章提到即使是到存放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之类工具书的参考室去查阅资料，也“还得支部批准”时，批注为“又是笑料”。针对愚民主义者宣扬的“看希特勒就信希特勒，看蒋介石就信蒋介石”的谬论，作者指出，这是与“吃猪肉就变猪、吃狗肉就变狗”同等的愚论，而这位读者再次批注道“笑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主张，对于“四人帮”的书，“更不宜禁”，因为“看一遍他们的书，等于看一遍‘四人帮’的罪行展览会”，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荒谬，更加珍惜历史难得的进步。因此，范玉民响亮地提出，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有意无意之间呼应着前一期《读书》（创刊号）提出的“读书无禁区”。在这些文字的下面，这位读者都重重地画上了横线。
这些批注，使我想起一句老话：“不动笔墨不读书。”中国文人历来主张，读书一定要和作者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一种深度的对话，既要“学”，更要“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者的有机结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记笔记、写心得。而在书上做批注，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习惯，一种特殊的笔记、一篇别具一格的心得。后人则可以从这些批注中，共享读书时的快乐，体会思想交流带来的冲击，感受时代进步给予我们的震撼。正如这本《读书》原来的主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的评语，既是那个年代在“读书”的启示下人们思想观念开始转变的写照，同时又成为我们今天重温《读书》创刊以来近三十年风雨历程的文本。
如今的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迅速、便捷、丰富。在“读字”之后，早已经不能满足于“读图”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奔向“读网”时代——更有甚者，发源于日本的“手机小说”《恋空》不是也已经上市了吗。由此看来，“读机”时代也是指日可待了。那么，我们还记笔记吗？我们还有地方写“评注”吗？我们还能在几十年以后重温前人的感动和激情吗？
当然，或许也会有人反问一句：这一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册属于一位普通读者的《读书》，确实使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们认识社会、体味人生、感悟哲理打开了一扇门：人们开始学习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尝试着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读书》适逢其时，呼应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响亮地提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呼吁人们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指出我们“急切需要科学，更需要民主”，极大地推动了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
德国的乌尔夫·冯·卢修斯曾经说过；岁月的流逝，在书上留下了种种印迹，可以使我们“重温当年读者们发自内心的欢笑、悲泣或惊叹”（《藏书的乐趣》，7页）。一本普通的杂志；一位平凡的读者。一段往日的时光；一缕真挚的情怀。“书”与“人”之间的缘分，往往就是这样结下的。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显得尤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