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希望中的丰裕社会
作者：张胜荣
目前有关的关注一般倾向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农民的生活从痛苦的角度考察较多，先验上就设定农民是不幸的；二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考察和关注农户，例如：从资本、劳动力等供给要素的资源配置上给予关注和支持。但我认为，如果换一种考察的角度，深入到农民日常生活中来体验农民的喜怒哀乐，从快乐与痛苦的权衡中来考察农民的幸福与福祉所在，并且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从而把握农村社会变化的规律，可能更有利于解剖农民的经济行为。
塞林斯在他的名著《原初丰裕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版）中指出：原始社会人们的经济需求不是无限制的，在手段与目标之间，手段足以负担那些有节制的目标，人们的流动需求限制了贪欲的增长。的确，经济学的存在就缘于人们的欲求始终超过供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尔布雷思在他的代表作《丰裕社会》中说：达到丰裕社会有两个途径，不外乎是生产多些或是需求少些，人们的需求大而无限，其手段虽可改善但毕竟有限，两者差距靠生产来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丰裕就是快乐的满足。丰裕不能仅仅用物质丰富的程度来给予界定。马克思也同意这一看法，他曾说过：在穷国人们过得很舒服，在富国人们一般都可怜。为什么呢？在欠发达经济中，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较低生活水平之上的。这个由传统文化固化的标准与人们在习惯中可消费物品的水准是相适应的。人们可享受更多的阳光、自然和时间、空间。因此，瑟罗在《得失相等的社会》中谈到，在一个崇尚消费的时代，在消费者选择自由的游戏中，每一个得同时也是失。了解农民的需求，解释在经济增长中农民需求的变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笔者通过对四川、贵州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需求变化的考察，从现象上捕捉农村社会变化的趋势，以此来解释新农村建设的轨迹以及存在的问题。
餐餐有酒喝，天天打牙祭。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从游牧农业向定居农业转变，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挥霍、暴食向节约、常食过渡。其原因非常简单，游牧的范围取决于随身携带的辎重，必需品的划分就如同现代战斗部队中的侦察兵的必需装备，可携性与灵活性是最根本的标准。小东西比大东西好，最终的价值是游动的自由性（塞林斯，一九六二）。人们在流动之前必须对不满足可携性与灵活性的物品进行妥善处置，从人类文明史的现有资料看，流动前的聚会——节日就是暴食，剩余的粮食与牲畜要统统吃光。相反，在定居农业中，在一个日常的稳定环境中，不动产（流动性低）价值最高，其中又首数土地与房屋。一般情况下，农民有了收益后就逐渐投入到不动产上。
能将剩余投入到不动产而积累更多的剩余，在产权保护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无疑对农民是一种激励。这就涉及我们的主题——节约与补偿的平衡问题。节约带来剩余，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农耕社会的美德，补偿是在年生产物中为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不能确保必要生产物也就不会产生剩余生产物。在人类已有的经济制度中，也有首先确保剩余生产物的经济制度。例如，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地主为确保剩余生产物的一定规模，以固定地租的方式强加于直接劳动者——雇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非所有者（劳动者）支付工资多少，首先取决于成本大小，其次还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能得到空前发展，也就有效地制约了剩余生产物。从这一角度看，历史发展的斗转星移将剩余优先权转交给必要优先权。
对农民必要品范围的确定中，最有争议的是酒的地位。在欠发达的自给自足经济中，酒是粮食剩余的结果，视为奢侈品。但酒的特殊性作为维持劳动者的简单再生产，又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从酒能补偿劳动者的能量支出来看，酒有三重功效：一是舒筋活血、恢复体力。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二是液体面包，填充肚皮。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农村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生活改善的同时口味也在发生变化，高酒精度的白酒销量递减，啤酒在农村迅速普及。三是依据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农业社会交流、沟通之需要，它的流淌滋润着血缘的联系。据调查，在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里，酒是人们婚丧嫁娶、人情世故、礼仪交往中占最大比例的互赠品。同时，酒也是农业社会源远流长历史的积淀，是粮食丰收剩余的结果，衣食足而知礼仪，人们礼尚往来的规矩是靠盛酒的器皿来刻画的，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酒文化，但酒是农业社会衣食足的象征则是共同的。
“牙祭”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专用名词，意为牙齿的节日。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将游牧业转变为定居农业后，不仅将人们从暴食者转化为常食者，而且饮食结构由以脂肪蛋白质食物为主转变为碳水化合物食物为主的。定居农业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遇上好年成丰衣足食，一旦遇上灾年，饿殍千里。据中国灾荒史记载：从公元前五年到十九世纪，中国发生全国范围的饥荒一千九百多次，平均每年一次。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最大愿望就是填饱肚皮。农业社会人们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一般都问“你吃了没有？”能吃饱饭吃好饭是最大幸福所在。吃好饭的标志是经常打牙祭，中国农民最大的牙祭是春节，“春天来、春天来，大人盼犁田，小孩盼过年”。
进门有花，出门有摩托。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在鲜花盛开的村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前几年在城乡结合部乡村自然风光较好的地方，纷纷办起农家乐、休闲度假村等乡村旅游产业。普遍的，农家乐、度假村一般设备简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家视能力投入。城里人向往乡下，就是想回归自然，摆脱城里的喧闹。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消费，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可称“例行扶贫”，达到了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花”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花将好花引进，这称之为“借景”。二是盆景栽培，形成商品化，扩大城里人的消费范围。通过盆景形式加入人工的创意和巧妙的栽培，使其成为高附加值的动产，这对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有极大的提升作用。西斯蒙第是经济学名人堂中唯一对欠发达的小农给予正面评价的经济学家。他写道：“小农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热爱他住的房屋和所耕种的土地，他们毫不考虑自己的劳动价值，他引来泉水，经营小树林以及琳琅满目的花坛，劳动本身对他就是快乐。”(西斯蒙第，二○○七)
将农民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动力归因于小农经济中农民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自由经营是比较符合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的客观实际。其一，实际占有土地使劳动者感受到为自己劳动的快乐，并能长期充分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其二，农民对每块实际占有的土地状况烂熟于心，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大致在无意之中按边际原则行事。其三，美化环境实际上是对土地上居住的人自身的打扮。因为土地的风水决定了他子孙后代的命运。根据调查，二○○○年以来，贵州退耕还林政策能顺利实施，就是适应了农民将边际土地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的美化环境要求。
出门有摩托，从字面上来理解特指交通改善。最初，摩托将穷乡僻壤的山村与小镇联系起来，运送人员和物品，称之为“摩的”。随后，一些经济上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户为交通方便就自备摩托，当摩托逐渐普及就起到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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