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多样和复杂的欧美革命史
作者：黄艳红
《拷问》发表时，正值大革命二百周年到来之际。此前的二十多年中，大革命的史学研究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法国革命史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题材上还是在观点上都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局面，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
美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在《拷问》一书的英译版导言中介绍说，索雷不愿意讨论理论，因为理论都有自我论证的倾向。运用理论的人总是想去证明，事情的发展应该就是这样，因为它必须这样。这样才能证明理论家的理论是有效的。这种方法不考虑偶然性、选择性、男女个人的影响，因为它们被看做历史必然性大潮中的残骸断片。索雷则青睐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援引法国人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的原因，这些人喜欢把大革命分解成一群缺少规律性的个人、场所、派别冲突、竞争、行动和想望。后一种方法使我们脱离了旨在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它使我们一点点地接近纷繁复杂的日常实际。
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胜利么？索雷看来赞同丹顿（Robert Darnton）等人的意见、特别是莫尔内（Daniel Mornet）那部里程碑式著作的观点，认为启蒙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天主教信仰仍然在法国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他说，如果把革命归因于哲学家们的思想，看来大多数思想史和社会史学者都不会接受。关于大革命的思想起因，他似乎更愿意接受道伊尔的论断——只有当革命成为可能时，革命才可以想象。关于旧制度末年的危机，索雷说，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绝对主义模式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首选，双方都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来解决旧制度内部的各种矛盾。
在革命开始之时，开明的法国公民曾认为，现在是以启蒙思想所孕育的宪政体制取代王权专制的时候了。但是他们的理想受到部分贵族保守派的抵制。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人们所期望的和谐一致的氛围中进行的，它首先涉及的是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即便是在这个阶层，参与革命运动的也只是极少数积极分子。而大革命所带有的暴力特征正与这一事实有关。
最初在农村，革命得到的支持就更少了，总的来说，只有那些没有土地的法国人才对革命抱有十分冷淡的欢迎态度。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或对革命漠不关心——直到他们在教士公民组织法带来的混乱中成为革命坚定的反对者。他们的抵制以及对他们的镇压严重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法国有三分之一的省出现了工业化倒退，城市化进程陷入停顿。总的来说，大革命后的法国比革命前更加贫困，它与英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出现的革命恐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政府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国内敌人，由此便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群众拒绝革命就增强了反革命的力量，进而使得反革命难以被镇压下去。雅各宾的恐怖专政也没有贯彻到底。国民公会内部存在各种互相猜疑的派系，各派始终受恐惧和仇恨情绪的左右。热月政变后，革命派的分裂、他们同国民的分离更为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很多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督政府后期，代议制度无法继续下去，法国回到了威权主义体制。大革命中走上权力舞台的法国统治集团所关心的是，如何让公众舆论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是他们支持拿破仑的基本原因。拿破仑的新国家通过教务专约克服了宗教问题造成的难题，而过去十年法国一直受宗教纷争的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传统主义的农民的压力迫使法国走向了拿破仑体制。在这十年痛苦的历程中，一七八九年的理想逐渐被放弃或削弱了。所以，法国革命的这一失败，究其根源是因为它所唤起的人民运动十分有限，而它所招致的民众的怨恨情绪却难以克服。
我们不难发现，索雷十分强调革命进程中的反革命因素。学者们（如Steven Kaplan）指出，我们所说的大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及对革命的反叛的综合体，这两种要素同样重要。萨瑟兰也说，大革命的十年中，法国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革命的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之间的不协调，而民族之中仍含有大量的保守因素，例如，农村群众仍然信赖自己的堂区神父，他们对城市资产阶级抱有一如既往的不信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连续性。民众对革命的反叛，其原因很多时候就是长期困扰旧制度的粮食问题。革命政府并没有解决好群众的生计问题，相反，革命对教会的打击摧毁了过去的救济体制，从而加剧了贫困和饥饿现象，把大量群众推向了反革命一边：农村的生存骚乱很容易发展成反对革命的宗教政策和军事招募的运动。另一方面，大革命还加剧了旧制度时代固有的城乡矛盾。城市资产阶级在出售国有土地中获益最大，而乡村贫民几乎一无所获，恐怖时期城市组织的征粮部队也引发农村的不满情绪。就旺代叛乱而言，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主义的乡村对革命的城市的反叛。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农村对城市的反叛，这是索雷着力强调的一点。
革命的激进化和恐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当时的史学界，孚雷（Franois Furet）无疑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物。但索雷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他认为孚雷的解释过于侧重思想动因，忽视了阶级和政治派系等因素，在历史解释上陷入“话语专制主义”，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过分看重经济因素一样。但这样的指责对孚雷或许并不公正。因为孚雷曾公开表示，他不认为他的研究是为大革命提供全面的或“标准”的解释，只是他关注的重点与从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到索布尔（Albert Soboul）之间的学院派学者有所不同，因为在孚雷看来，这些学者忽视了一些十九世纪学者们曾关注过的中心问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才从思想的角度剖析一七九三年恐怖体制的某种必然性。实际上，索雷自己也没有忽视革命进程中思想因素的作用。他曾引述伊格内（Patrice Higonnet）的卓越见解：法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怀有受启蒙思想渲染的古典自由精神和普世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现代个人主义原则进行现代政治建设，他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摇摆之中，恐怖实际上是把群众和资产阶级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的一种尝试，而恐怖最后的结局表明，古代的自由观念在现代世界是毫无意义的。
索雷十分注重萨瑟兰、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和琼斯（Peter M. Jones）等英美学者对革命激进化、恐怖和非基督教化等问题的经验式描述，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如地区差异、社会心态、革命议会的内部矛盾演变等）密不可分。例如，当很多农民支持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时，城市中的革命者便责怪农民愚昧无知，对外战争开始后，在“贵族阴谋论”的作用下，革命者又把宗教看做贵族用以操纵人民的工具，因此非基督化运动缘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反革命的恐惧，这场运动成为实施革命恐惧的一个工具。但是，镇压教士的动因又不完全是出于现实政治上的考虑，例如，很多男子长期以来就对教士给与妇女的巨大影响力深感不满；同样，在各地的革命恐怖和白色恐怖行动中，往往掺杂着大量旧时的宗教（新旧教）、家族、利益等方面的宿怨。在很多情况下，恐怖并不是阶级战争，而是针对个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