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祝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
  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祝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
  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
  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剩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
  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
  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眩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张树声的儿子就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叫张华奎,是个举人,借在京读书,预备会试为名,为他父亲打探消息,钻营门路。平日很拍清流的马屁。照李慈铭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是牛角,专门用来牴触他人,陈宝琛是青牛肚子,在清流中最扎实。当然还有牛尾、牛鞭,但都轮不着张华奎,他是所谓“青流靴子”,比起为清流跑腿的“清流腿”还隔着一层。
  为了想“独立门户”,脱去对李鸿章的依傍,张华奎在京里大肆活动,找了许多“清流腿”酒食征逐,交头接耳地秘密商议,想替他父亲直接打一条路子出来。
  有条“清流腿”,是国子监的博士,名叫刘东青,忽然拍案自赞:“我有绝妙的一计!
  此计得行,岂止为尊大人增重?
  直可夺合肥、湘阴的声光。”
  张华奎一听这话,先就笑了,连连拱手:“请教,请教!”
  “翰林四谏,都自负得很,以为有绝大的经济,吴清卿、张香涛都出去了,强幼樵自然见猎心喜。”刘东青停了一下说:“他年底下摒绝杂务,专拟谈海防的那个折子,意趣所在,不难明白。如今北洋正在大兴海军,何不奏请以张幼樵到直隶来帮办水师……。”
  话还未完,座客轰然喝采。这一计的确想得很绝,一下子可以收服了张佩纶。帮办军务,与钦差大臣只差一间,替张佩纶想了这么一个好题目,他当然要感恩图报。得此有力的“保镖”,直隶总督这个位子就可以坐得稳了。
  “不过,”张华奎问说,“二月里有诏旨,不得奏调翰林。
  只怕于功令不符。”
  “不是奏调,是举荐贤能,有何不可。二月间的诏旨,是为张香涛奏调编修王文锦而发,举荐张幼樵的情形不同,奏折中不妨声明。请加卿,以示优异。这完全看措词如何耳!”
  张华奎深以为然。但另有人劝他,不可造次,应该先征得张佩纶的同意。张华奎亦认为说得有理,便托人去探询口气。
  张佩纶不置可否。果能帮办直隶水师,赏加三品卿衔,则一转就是巡抚,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这要出自朝廷特旨,张树声算什么东西?由他来举荐,不是贬低了自己的声价!
  在他觉得可笑,可以不作答复。张华奎却误会了,以为是默许的表示。当时便打密电回广东,张树声尚未接署直督,已先有举荐张佩纶的奏折到京。
  折子交到军机,李鸿藻首先表示不满,恭王亦认为张树声此举过于“取巧”,便即奏明慈禧太后,驳斥不许,说“帮办大员及加赏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
  这一下连张佩纶亦碰了一鼻子灰,更坏的是,递折之日,恰有“考差”,张佩纶因为还有亲属之丧,还有“小功服”在身,不能应考,于是有人说他不应考是在“候旨”,倒象是张佩纶本人想谋这个差使。
  “张某人太冒昧了!”他气得跳脚,“这不是笑话吗?“此风不可长!”陈宝琛想帮他的忙,为他洗刷,“我要上折子参。”
  一参一个准:“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吏部议处。”
  ※※※
  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雮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象“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委琐,怎么样看也不象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徵,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
  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猖介耿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帐。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帐,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帐目看起。
  看帐的样子象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帐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帐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帐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
  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帐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帐,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坐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象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苟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帐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决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帐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玻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粲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象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史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那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帐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量既多,压力亦大,一时那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
  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那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
  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深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地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帐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帐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象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象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象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嗟咨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伺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
  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和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