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门的访客。以前李鸿章督直时，每次进京寄寓贤良寺，亦有这样的盛况，所不同的是访客的身分。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文华殿大学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阁，即为内阁首辅，而且既是中兴勋臣，又是翰苑前辈，所以红顶花翎的宾客，无足为奇。 　　这一层上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访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员，尚书侍郎大致都是前辈，听说他来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绝无仅有。 　　较之李鸿章当年，相形逊色，自不待言。不过，这也有好处，那些来访的京堂、道员，大致不是谋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见，见了亦只是三五句话，便可打发。 　　但有位访客，却是不能不见，而且一见便有谈不完的话，那就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那桐。 　　“听说一到就叫起。”那桐笑着恭维：“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来越隆了。” 　　“得，得！琴轩！”袁世凯撇着京腔说：“你可别给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谈了些什么？” 　　“谈张季直给我的一封信……。”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脸上，笑容尽敛，袁世凯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见此光景，越觉所疑不虚，因而亦就纤细不遗地，将慈禧太后问及此事的经过，都说给他听。 　　“必是瞿子玖给你下了药了！”那桐用低沉的声音说：“四哥，你可得留点儿神，有两件事，很有人在议论。” 　　“那两件？” 　　“一文一武！文的是你跟张香涛主张废科举，张香涛的火候够了，别人不敢拿他怎么样。你可犯不着得罪王夔老、瞿子玖他们。” 　　“原来瞿子玖也是主张维持科举的？” 　　“当然罗！不然那里来那么多门生、小门生？”“啊，啊！原来如此！”袁世凯恍然有悟，接着又问：“一武呢？说我练兵太多？” 　　“对了！练兵就要费饷，自然有人不高兴，有个说法很可怕，说是内轻外重，尾大不掉！” 　　袁世凯矍然而惊，“这是瞿子玖的说法？”他问。 　　“你不用问是谁的说法！反正上头能听得到。”那桐又说：“瞿子玖上次虽碰了个大钉子，帘眷未衰，所以毫无怯意，仍旧跟岑三很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信件往来。” 　　袁世凯只点点头说：“琴轩，你是知道我的，忝在北洋，我的责任很重。如今别的不必说，只说日俄开战这件事好了！” 　　袁世凯顿一下，继续说：“两帮混混，在人家家里打得一塌糊涂，作主人的倒说‘严守中立’，这不是笑掉人大牙的话吗？为了所谓‘守中立’，我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为的是希望日本胜了，东三省还有物归原主的希望，倘或俄国胜了，咱们就撤到山海关也还不知道守得住守不祝那时候练兵就不止一镇、两镇了！”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别人不知道。练兵要筹饷，四哥，”那桐规劝着，“你也别太自讨苦吃。” 　　“我何尝愿意自讨苦吃？时势所逼，只有尽力而为，兵我是得练。” 　　“饷呢？”那桐说道：“你可不比李文忠那个时候。” 　　“有土斯有财的道理是这样的。”袁世凯说：“如果两江、两广在咱们自己手里，我怕什么？” 　　“两广？”那桐吐一吐舌头，“你不怕岑三跟你拚命？” 　　“别人怕岑三，我不怕他。” 　　“啊！”那桐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 　　“给我做媒？”袁世凯愕然。 　　“你看我，”那桐失笑了。“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府上做个媒，一个是人家看中了你的一位少君，一个是我听人说起，似乎门也当，户也对！” 　　“是那两家高门？” 　　“先说看中五世兄的，不是外人，是陶斋。”那桐问道：“莫非他没有在你面前提过？” 　　“原来是陶斋。”袁世凯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力真不坏！” 　　原来袁世凯这时已有五位夫人，六个儿子了。长子克定，字云台，是元配于夫人所出。 　　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同母，就是袁世凯的三位“高丽太太”中的第二位金氏，在姨太太中是第三位。另外两位“高丽太太”，一姓白，生子克权，排行第五；一姓李，生子克瑞，排行第四。大姨太沈氏无出，五姨太杨氏生子克桓，排行第六。 　　袁家“克”字排行的这六位兄弟之中，资质最好的是老二克文与老五克权。克文字豹岑，这年才十五岁，聪明绝顶，但与他的长兄相反，不喜经济实用之学，而讲究词章，喜欢金石，旁及音律，凡是所谓“杂学”，无不涉猎，已颇有些名士派头了。 　　克权字规庵，年方十岁，已通平仄，能够做诗了。读书不但敏慧，而且中规中矩，颇为袁世凯所钟爱。袁家的宾客，凡曾见过克权的无不誉为跨灶之子，端方尤其赞赏，所以托那桐来做媒，说来绝非意外。 　　“怎么样呢？”那桐问道：“能赏我做媒的一个面子不？”“言重，言重！”袁世凯答说：“以我跟陶斋的交情，不是老哥所命，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只不知道是陶斋的那一位小姐？” 　　“当然是最小的那个。”那桐答说：“长得很俊，家教也好。” 　　“那更没话说了。”袁世凯又问：“还有一家呢？” 　　“是张安圃。”那桐说：“安圃多子，最小行十二，名叫元亮的那一个，头角峥嵘，跟你家大小姐年岁相当，你看如何？” 　　那桐所说的张安圃，就是现任广东巡抚张人骏。张人骏的叔叔张佩纶，很看不起袁世凯，但张人骏跟他的关系不同，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张人骏是他的藩司。张元亮他也见过，只是年岁方幼，已不大记得起了。 　　“琴轩，”袁世凯对这头亲事，觉得需要考虑，便找个借口，“儿子的亲事，我可作主，嫁女儿就不同了。请让我跟内人、小妾商量了再说！” 　　“当然，当然！”那桐连连点头，“我改天来听信儿。” 　　袁家眷属都在天津，那桐总以为袁世凯要等回去以后，跟于夫人以及他的长女伯祯的生母二姨太太商量停当，才有回音。那知不然，第二天便有了消息。 　　原来袁世凯这天晚上，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忽有省悟，正途出身的大老，有大门生、小门生为之羽翼，一旦入阁拜相，势力已遍布京里京外，根深蒂固，不易摧折。从前左宗棠斗不过李鸿章，李鸿章又斗不过翁同龢，道理都在这上头。自来宦途中最重师门之恩、同门之谊，说是尊师重道，无非门生话，究其实际，无非富贵相共，休戚相关，门生捧老师，老师提拔门生而已。 　　论到这一层关系，自己决不能跟瞿鸿玑相比，不过别人有门生，自己有儿女，儿女亲家之亲密，决不下于师生。他在想，长子克定已经成婚，娶的是吴大澂的女儿；次子克文亦已定亲，定的是籍隶安徽贵池，当过驻英公使，广东巡抚刘瑞芬的孙女儿。这两家都是高门，但亲家与亲翁，皆已下世，无足为助。如今与端方、张人骏结成亲家，彼此呼应，缓急可恃。尤其是张人骏在广东，力虽不足以箝制岑春煊，至少可以使他稍存顾忌，若有机会扳倒岑三，张人骏顺理成章地升任总督，那一来自己的势力就非瞿鸿玑所可轻侮了。 　　既已作了决定，便无须再费周折，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那桐，愿以长女许配张家。 　　为了照顾自己所说过的话，他附带说明，已经用电报征得于夫人及二姨太的同意。 　　这对做媒的那桐来说，面子十足，当然也很高兴，特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但设席不在他的颇饶花木之胜的金鱼胡同住宅，而是借庆王府的花厅，这是为了迁就奕劻这位特等陪客。 　　因为照规制，亲王、郡王是不赴大臣家的宴席的。 　　※※※ 　　饭罢茶叙，恰好外务部送来一通急电，说守旅顺的俄军，终于投降了。从辽阳大战结束，日本对旅顺发动了三次总攻击，都是劳而无功，到了十月二十，续调援军，发动第四次总攻击，经过九天的血战，以一万七千人的前赴后继，不死即伤，毕竟突破困境，攻占了军事地图上称为“二○三高地”的老虎沟。经过整顿部署，将旅顺东、北两面的要地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逐步占领，旅顺的俄军司令斯图塞尔知道无法再守了，树白旗投降，将校八百七十多，士兵两万三千五百人，皆成俘虏。 　　日军的捷报，等于袁世凯押中了一宝，彼此庆幸之余，正好以此为话题，谈东三省的未来。袁世凯认为日军必胜，已成定局，虽然俄国决定以波罗的海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东来参战，但很难扭转战局。俄国同盟，波折甚多，旅顺一失，德国必然见机而作，更难成盟。看样子只要有大国如英、美出来调停，日俄很快地就会谈和。 　　“能收回东三省，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奕劻很兴奋地说：“李少荃惹出来的大祸，从我们手里把它料理清楚，这件事做得很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是！”袁世凯说：“王爷在日本公使那里，还得多下点工夫。” 　　“当然，当然！”奕劻连连点头，“我不会放松的。” 　　“设行省之议，不妨及早筹划。”那桐接口问道：“不知道上头跟王爷提过没有？” 　　“提过一次。”奕劻说：“上头似乎还是看中了赵次珊。” 　　那桐与袁世凯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袁世凯跟那桐隐约谈过，如果东三省设行省，一总督三巡抚，最好都能派“自己人”去。如今奕劻所说，似乎一时还无从措手，只好看以后情势再作道理。 　　“此事还早，倒是有件事，两位不妨参赞一番。”说着，奕劻从抽斗中取出一份抄件，顺手交给了袁世凯。 　　这个抄件是两通奏折。一是署理两江总督端方代奏修撰张謇的条陈，建议在徐州设行剩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周树模所奏，建议裁撤漕运总督一缺，说到理由，条条是道。 　　漕运总督管理漕粮由运河北运的一切事务。漕船有帮，称为“漕帮”，由明朝的“卫所”演变而来。至今还保留着沿运河的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诸卫所，每一个卫所之下，又分多少卫、多少所、多少帮。管事的首脑，在卫称为“掌印守备”，在所、在帮称为“领运千总”。 　　明朝的卫所，本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计口授田隶属卫所，平时为农，有事当兵，称为“屯户”。到清朝利用卫所运输漕粮，屯户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从洪杨以后，一方面运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运勃兴，转输便利，南漕一半折银缴纳，一半由海道北上，运河上漕船连樯千里的盛况，再不可见。所以各省的卫所，一律裁撤，屯户亦与一般百姓，毫无分别。 　　这一来，各省的粮道，也就次第裁减，漕运总督无官可辖，无船可管，不仅有名无实，简直成了个赘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张，只是周树模形诸奏牍而已。 　　至于张謇的条陈，着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设行剩他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徐州应建行省议》，以为当年刘邦崛起，与项羽争天下的这一片千里无垠，莽荡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俭民僿，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钟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 　　久为朝廷的隐患，而“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剩”这个“时的辖区，张謇有明确的指陈，以徐州为众星之月，东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苏、皖、鲁、豫四省交会之区的四十五州县。此省新建，张謇以为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实际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抚”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尽事宜”。 　　另外“一便”，是练兵容易。因为这个地区的民风，“朴啬劲悍”，照张謇的估计，招募一万人，练步队六千、马队四千，如果训练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这一万人便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这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四要”是“训农、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废俱举，但“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兴学”为要中之尤要。 　　“这个条陈，看起来很动人，可惜，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得到。”袁世凯将两个抄件转交那桐，淡淡的说：“我跟季直相处甚久，很知道他的为人，如果他入南皮幕府，宾主一定相得。” 　　这是隐隐讥刺张謇不免书生之见。奕劻点点头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张季直以状元居乡，过去刘岘庄很看重他，听说他在南边很有号召力，大家就觉得他的条陈，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实在很难。军机处把原件转到政务处，为的集思可以广益。慰庭，你是奉旨参与政务处的，不妨切切实实说一个意见，我好跟大家去斟酌。” 　　袁世凯对张謇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询北洋，他已恢复了当年李鸿章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势，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在承平时期，尚且要慎重，何况当今之世。” 　　“对！一动不如一静！”奕劻很起劲的说：“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凯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转换话题：“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颐和园的工程，陆陆续续在增添，钱总不够。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笔经费中，挪拨几十万银子？” 　　这个要求在袁世凯并不感到意外，他经常想到，宫中可能会有需索，所以对那一处有余款可以动用，亦经常有留意。 　　此时想了一下，从容的问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凑个三十万银子。” 　　“我拨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问：“你是从那里拨？” 　　“铁路的盈余。”袁世凯说：“造关外通关内的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 　　这笔英国借款，由胡襢芬经手，汇丰银行承借，总计三百三十万镑。合同中订明，“关内各路产业，并全路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修路应用各费，均由各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剩余，备还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须无息存放五津汇丰银行，至今除按约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积存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汇丰银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说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让汇丰银行就范不可。”袁世凯说：“只要上谕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来。” 　　“上谕岂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汇丰银行，便觉有气，狠狠地说：“应该全数提出来才好！” 　　“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事。”那桐笑道：“汇丰银行不讲理，王爷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阳秋，话外有话，只为彼此关系太深了，那桐这近乎开玩笑的话，奕劻自然不会计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爷，”袁世凯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一时想不起，明后天再谈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凯说：“日本攻下了旅顺，恐怕东三省的局势会急转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递牌子，请了训，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紧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笔款子，请你马上办。” 　　“是！上谕亦请王爷赶紧发。” 　　※※※ 　　转眼年下了。徐州设省这件事，必须在年内办出一个结果，因为分划疆土，改变建制，正好趁改岁之初，除旧布新，自成段落，办理一切改隶移交的手续，以光绪三十年年底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传霖与新补不久的军机大臣荣庆，听从奕劻的意见，瞿鸿玑亦觉得改漕督为巡抚，不失为综核名实，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实，亲自拟了一个奏片，驳张謇之议。 　　张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驳他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他这样自夸，同官亦纷纷表示赞许，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同治元年壬戌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状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徐郙年纪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陆润庠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剩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不过，这层理由，列为有“关系者三”。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有关系者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剩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剩”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这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慈禧太后万寿，举行庆典，各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这段结论，自然掷地有声：“江苏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无阙。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而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陈廷经条陈“变通疆舆”，曾国藩驳倒此举有两句警语：“疆吏苟贤，则虽跨江淮，而无损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其时江南初定，一切庶政颇多兴革，大致地方督抚自己认为可行，往往先付诸施行，然后奏报朝廷，皇帝批个“知道了”，或者“该部知道”，便成定案。 　　但如陈廷经此奏，是少数慎重处理的大政之一，奉旨先交两江总督曾国藩等，“酌度形势，妥筹具奏”。 　　曾国藩主稿的复奏，亦是十分经意之作，引据古今，斟酌至当，才得出一个“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的结论。” 　　陆润庠领衔的这个折子，特为引述这段往事，恭维当时君臣：“仰见廊庙之虚怀，老臣之深识”，认为前事不远，可备稽参。 　　结论是要求重议。政务处奏定的会议章程，共计七条，第二条规定：“查内政之关系者，如官制裁改，新设行省等类，由各衙门请旨会议，或特降谕旨举行。”与此正相符合，所以奏折上很委婉的说：“立法期于必行，更制亦求尽善。可否援照新章，恭请饬下廷臣会议，并饬下沿江督抚一体与议，复奏请旨遵行，俾见朝廷有博采群言之美，无轻改成宪之疑。臣等籍隶该省，情形稍悉，不敢有所见而不言，谨缮折具陈，不胜待命惶悚之至。” 　　奏折一递，当然发交军机。奕劻事先虽有所闻，只当江苏京官是因为无端失地而不满，可以用一顶大帽子把他们压了下去，及至细看原折，头头是道，不由得愣住了。 　　其余的军机大臣，传观了这个折子，亦都面无表情，唯有瞿鸿玑，不便装聋作哑，想一想，大声说道：“江淮设省，原是为了漕督已裁，地方不可无大员主持，事非得已，江苏京官应该体谅朝廷的难处。如今明诏已发，通国皆知，何况漕督亦已改授为淮抚，朝廷莫非还能收回成命？” 　　“只有暂时压一压再作处理。不过，”奕劻问道：“上头问起来，该有话交代。” 　　“上头问起，我有话答奏，只要江苏京官不闹，慢慢儿可以想法子。” 　　“子玖，”奕劻问：“请你告诉我，这个法子怎么想？” 　　“无非顾全朝廷的威信，慢慢儿想法子补救。” 　　“好！”奕劻想得了一个办法，“你我分任其事，上头问道，请你担当，江苏京官，我去想法子安抚，请他们别闹。” 　　“是了，我听王爷的吩咐。” 　　于是带着原折进见，慈禧太后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一案。 　　“他们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她说：“当初是办得太草率了一点。” 　　“是！”奕劻回头望了一下。 　　“原折自然言之成理，不过有些话是避而不谈。江淮一带，南北要冲，民风强悍，从前是出捻子的地方。漕督、河督两标兵，加上淮扬镇总兵的各营，亦不见得能应付得了，如今漕督一裁，漕标移撤，江淮之间，伏莽四起，将成大患，所以不能不设巡抚镇守。至于江苏虽分割为两省，就两江总督而言，仍是整体，一切钱粮征派，应该不受影响。地犹是也，民犹是也，倘以省分大小为借口，对征派故意推诿规避，其心就不可问了！” 　　这番振振有词的话，慈禧太后觉得亦很不错，便即问道：“且不说谁对谁错，江苏京官既然有这么一个奏折，总得处置才是！” 　　“是！”瞿鸿玑答说：“原折亦只是奏请会议商酌，并饬沿江督抚一体与议，本来亦是件从长计议，一时急不得的事！” 　　“好吧，你们先商量着看。” 　　一件大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让瞿鸿玑暂且敷衍过去了。 　　接下来便是奕劻去安抚江苏京官了。 　　他是采取的擒贼擒王的办法，传个帖子专请陆润庠吃饭，不提正事。饭罢又看奕劻的收藏，到得起更时分，陆润庠起身告辞，奕劻方始问道：“凤石，我想起件事，你们递那个折子，是怎么打算着来的？” 　　“王爷明鉴，兹事体大，总期斟酌至善，庶无遗憾。” 　　“诚然，诚然！不过，凤石，我要请教，如果你我易地而处，我该怎么处置？” 　　这句话将陆润庠问住了，想一想答说：“似乎不能不召集会议。” 　　“召集会议的上谕怎么说？要皇上认错，收回成命？” 　　这一问不难回答！罢偌�会议就是。不一定要见上谕。�? 　　“是了！谨遵台教。”奕劻拱拱手说：“凤石，咱们就此约定，会议我一定召集，上谕可是不发了！” 　　“是！” 　　“只怕贵省有人等不得，又递折子来催，如之奈何？” 　　“请王爷释怀，王爷肯全我江苏疆土，大家自然耐心等待，我回去告诉同乡就是！” 　　“好！请你务必都通知到，尤其是贵省的那班都老爷，我实在惹不起。” 　　陆润庠笑了，忍不住说一句：“王爷大概吃过都老爷的亏！” 　　“不谈，不谈！” 　　彼此打个哈哈，一揖而别。 　　※※※ 　　克鲁巴特金自辽阳撤军后，屯守浑河，当旅顺陷落时，正好有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到，为了振作士气，他决定以这一团骑兵作一次奇袭。 　　选定目标是牛庄、营口。克鲁巴特金用了一条声东击西之计，佯攻“辽西中立地”。清军助日攻俄，已成公开秘密，俄国且曾不断提出照会抗议，而外务部及北洋皆不理，所以俄军之攻辽西，被视为兵败迁怒常有之举，日本亦不以为应该加强戒备。 　　奉命守辽西的马玉昆，却不免胆战心惊，正规军不能渡河至辽东，唯有利用一称“正义军”、一称“民团”的冯麟阁等人，以牛庄、海城以东的山地设防据守。此地名为千山，冈陵起伏，地势很好，但民团的火力不足，要想挡住以骠悍出名的哥萨克骑兵，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马玉昆的幕府中，有人建议设疑兵。用二十四辆大车，改装成炮车，自北而南，分布在千山的大小山头上。其实，只有最冲要的两处，设有老式的前膛炮，其余二十二辆大车上，摆的都是木制的野炮模型。 　　及至哥萨克骑兵，一阵风似地卷了过来，自然不等迫近，便开炮示威。俄军的前卫司令用望远镜一看，才知道部下已误入敌军炮兵阵地，急急下令后退。但不是退回原处，而是放弃了佯攻辽西中立地的任务，一脱出野炮射程，折而往南，由海城以北往西疾驰。守牛庄的日军猝不及防，很吃了些亏。 　　接着，克鲁巴特金动用八万兵力，攻日本第一军于辽阳附近的黑沟台，日军调第二、第四、第八师团增援苦战，才能守住原来的阵地。 　　经此两仗，日俄两国都调大军驰援，俄国集中了可调之兵，总计四十万，日本已倾巢而出，与俄军相差无几。三十多万兵，分为五个军，旌旗相望，自东北至西南的战线，绵亘数百里之遥。 　　光绪三十一年的元宵节，日军发动总攻，以精锐的第五军攻沈阳之东的抚顺，以拊其背，另遣第一军渡沙河，为第五军接应。正面则由第二、第四军，自辽阳往北攻击。克鲁巴特金误认日军的主力，分兵大半，北向击敌，同时坚守正面。南北两阵地，打得都不算坏。 　　谁知攻旅顺元气大伤的第三军，重整旗鼓，绕出俄军西北，直扑沈阳以西的新民，手到擒来，然后疾驰而东，在铁岭以南割断了铁路。 　　这一下，克鲁巴特金才知道已为敌军大包围，急急下令突围。于是日军先得旅顺，后入沈阳，这一场大会战历时二十天，俄军死伤九万有余，日军损失亦不相上下。 　　然而战事并未结束，克鲁巴特金兵败被黜，左迁为第一军团长，总司令用李尼维齐接任。日军则乘胜进据开原、铁岭，但强弩之末，无力再进，彼此成了僵持的局面。 　　其时报章喧腾，都道日本的民心士气，如何兴奋激昂，在奉天的日军，必将乘胜而北，直捣俄京。此时中日休戚相关，京中的士大夫跟日本的人民抱着同样的想法，以为东三省收回在即，如何料理善后，应该及早筹划。于是军机处奏请，派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到天津跟袁世凯先作初步的商谈。 　　抱着满腔热望的赵尔巽，兴冲冲到了天津，跟袁世凯一见了面，提到报上的那些话，见他是无动于衷的神气，赵尔巽不由得泄气了。 　　“次翁，”袁世凯说：“日本的胜局已成，诚然！若说直捣俄京，那是痴人说梦，而且战事一时不能结束。” 　　“何以战事还不能结束？莫非俄国还不服输？”赵尔巽问道：“日本纵不能直捣俄京，逐俄军出东三省的力量，绰绰有余，俄国难道看不出这一点？” 　　“俄国的看法不同，日本当政者跟百姓的看法又不同。日本陆军损失惨重，虽非强弩之末，可也动弹不得了，起码要几个月的休养整补，才能重整旗鼓。如今急于求和的，倒是日本，而非俄国。” 　　赵尔巽益发诧异，不信地问：“日本想求和？” 　　“是的。”袁世凯清清楚楚地答说：“日本的重臣都主张适可而止，及时谋和，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打算请美国出来调停。不过，日本的民气方张，这些决定，一时不便宣布而已。” 　　“有这样的话？”赵尔巽好半晌作声不得。 　　“俄国不服输，当然亦有他自己的盘算。陆军，日本已无力再进，而俄国还有后备队可调；海军，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至少有五十条兵舰，从波罗的海往东调，要跟日本海军见个高下。次翁，莫听报上的浮议，俄国并非一败涂地。” 　　“照此而言，战事结束，遥遥无期？” 　　“反正不会近就是。” 　　“那么，咱们收回东三省，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罗？” 　　“‘可望而不可及’这六个字，形容入妙。不过，凡事豫则立，倘有大才如次翁这样的能先衔命出关坐镇，将来在接收方面，就会方便得多。” 　　“是的！”赵尔巽深深点头，接着又问：“慰翁，我是不是就拿你这番话，据实复命？” 　　“是！是！烦次翁面奏，东三省是本朝发祥之地，我决不敢掉以轻心。” 　　※※※ 　　果然，赵尔巽回京不久，驻日公使杨枢、驻美公使梁诚，分别有密电打回来，日本已将愿与俄媾和的意向，告知美国。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认为做调人的时机尚未成熟，不愿贸然出面，只是发布了一个声明，劝日俄直接谈和，同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将主权交还中国。 　　这些消息与袁世凯的话相印证，情势已相当明了，收回东三省确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有美国声明中的仗义执言，收回东三省似乎也有把握。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都象服了一粒定心丸，且不管东北，先管东南。 　　※※※ 　　奕劻实践他的诺言，主张裁撤江淮巡抚，但支持出自袁世凯而由署理江督周馥出面所奏的建议，另设统兵大员镇慑枭盗。上谕中说：“现据各衙门说帖，改设巡抚，诸多不便，拟改设提督驻扎者居多。复经查核周馥所奏，亦以分设行省，不如改设提督驻扎为合宜。该署督身任两江，更属确有所见，拟请即照该署督所请，改淮扬镇总兵为江淮提督，文武并用，节制徐州镇及江北防练各营。” 　　江淮提督之设，既然重在镇慑枭盗，自必加重法治，因而又规定，“以淮扬海道兼按察使衔，凡江北枭盗重案，应即时正法，军流以下人犯，归其审勘，毋庸解苏，以免迟滞。似此江北文武均有纲领，江淮巡抚一缺，自可无庸设立，旧有漕标官兵，即作为提标，以重兵力。惟淮、徐各属，向为盗贼出没之区，现既裁撤巡抚，改设提督，应即令该署督将营伍重新整顿，认真训练，以重地方。其余未尽事宜，应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悉心酌议，分别奏咨办理。” 　　这道上谕拟得不甚高明，支离含糊，条理不清，加以这天正碰上慈禧太后情绪不佳，因而大挑毛玻用字不妥的，自然即时改正，办法有出入的，便很费一番口舌了。 　　“怎么叫‘文武并用’？” 　　为了“文武并用”四字，在军机处便起过一番争执。“提督”的全名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依绿营编制，为一省最高的典兵官。品级与总督、驻防的将军相同，都是从一品，但身分职掌不但不能比总督、将军，甚至连从二品的巡抚都不如。因为总督、巡抚照例带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掌管军政，便可节制武将，提督见了比他低两级的巡抚，亦须“堂参”，更无论总督。 　　总督、巡抚照例又带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身分等于都察院的堂官，提督若有不听指挥，不遵调度情事，可以指名参劾。封疆大吏参属下文官，容有不准之时，如参武将，那怕是戴红顶子的提督、总兵，无有不准的。为此同治六、七年间，捻匪初平，宿将纷纷解甲，如已封男爵的直隶总督刘铭传坚卧不起，就因为觉得武职官太委屈的缘故。 　　如今说是提督可以文武并用，在瞿鸿玑看，即等于文武不分，身分相等，是屈辱了文官，就象徐世昌以翰林带狮子补那样，不伦不类，自贬身价，所以提出反对。 　　这“文武并用”的主意，是袁世凯想出来的，作用是：首先，幕僚中知兵的文士，亦可放出去自张一军；其次，提高武职官的身分，亦就等于提高他这个并无功名，几同行伍出身的总督的身分。有此两层重要关系，所以奕劻坚持原议。瞿鸿玑虽蒙慈禧太后赏识，到底敌不过奕劻是军机领班，只得让步。 　　此时慈禧太后亦以此为问，瞿鸿玑自是暗暗称快，侧耳听奕劻答奏：“文武并用，不拘资格，调度比较灵活，亦容易奖进人才。” 　　这“不拘资格”四字说坏了。“任官当差，岂可不讲资格？”慈禧太后问道：“文武异途，各有所长，混杂不分，将来要整顿吏治就吃力了！” 　　“回皇太后的话，”奕劻的口才亦不坏，从容说道：“文武异途，是因为从前的武将，大多行伍出身，目不识丁，所以不能混杂。自新建陆军以来，将弁都是学堂出身，留学东西洋的亦不少，不比从前的武官。如今整军经武，为了鼓励人才从军，似不妨量予优容。再者，各省练兵，主事者虽为武将，每每以道员任用，名实不副，无如文武并用，量才器使，反倒比较切实。” 　　这番话不易驳倒，慈禧太后以不再往下谈作为默许，但另外又挑了一个毛病，“江淮提督的辖区是那些地方？”她问。 　　“西起徐州，东到海边，都是江淮提督的辖区。” 　　“海州不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海州是直隶州，既然包括在内，就不该叫做江淮提督。” 　　慈禧太后振振有词地质问：“这不也是名实不副吗？” 　　奕劻语塞，唯有碰头。于是瞿鸿玑向上说道：“江淮提督名不副实，似乎可以改为江北提督。” 　　“对了！”慈禧太后是嘉许的语气：“这个名称就醒豁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紧接着江淮巡抚裁撤改设江北提督的上谕之后，先以淮扬镇总兵署理江北提督。过了几天，奕劻奏请简派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候补道刘永庆署理江北提督，赏给兵部侍郎衔，所有江北地方镇道以下，均归节制。武能管总兵，文能管道员，无异别设一巡抚。此人是袁世凯特保过的，自然算是北洋一系，袁世凯的势力，彰明较著地伸入了两江地界了。 　　※※※ 　　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自波罗的海绕好望角东来，到处不受欢迎，最后在黄海游弋，打算着俟机遁入海参崴。 　　日本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出这两支舰队的动向，由黄海入日本海到海参崴，必须经过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对马海峡。而九州西南方的佐世保、长崎、鹿儿岛，皆为海港，可以停泊巨舰，稍后的福冈与广岛，又为兵站。因此，东乡平八郎以逸待劳，决心一举击溃俄国海军。 　　俄国的两支舰队，有家归不得，十分焦灼，如果入东海，绕日本东面回海参崴，行程太远，燃料、粮食无法支持。迫不得已只有冒险越过朝鲜济州岛北向航行，进入对马海峡，战舰、巡洋舰、海防舰、驱逐舰及补给船等，大小二十九艘，首尾相接，以全速鼓轮北上。 　　于是日本海军倾全力截击，日夜两战，俄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司令官海军中将罗哲斯特温斯基投降，而日军仅损失水雷艇三艘，同时日本并派兵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 　　日军的战果颇为辉煌，但俄国的陆军，正自西伯利亚铁路，陆续增援。在俄无胜日之望，日无续战之力的情势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双方议和的时机趋于成熟，因而世面调停。日本首先响应，俄国亦终于接受劝告，约定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和议。日本派全权代表是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 　　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 　　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孝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 　　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 　　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访，看看有什么行迹诡秘的人出现。及至姓张的照片到手，一经入眼，不觉狂喜，原来他已经查到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秘密监视，这姓张的便是其中之一。 　　杨以德有个得力的手下，是探访第三队的队长，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号，格外响亮。那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归这一队监视，所以杨以德便找了他来问。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说：“余本强一定是化名。” 　　“现在还在不在？” 　　“怎么不在？刚才还有报告来，中午在侯家后的窑子里。” 　　“那还等什么？”杨以德问。 　　“不行！这家伙扎手，会把式，没有五六个人，动不了他。”麻麻子说：“而且腰里总是鼓鼓的，说不定也揣着个炸弹，逼急了一锅煮，抓不住活口，反饶上几个，不合算。”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麻麻子认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杨以德自然同意。这晚亲自出马，翻墙入内，将这个酒后酣卧的“要犯”从床上揪了起来。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说：“我又不是鼠盗狗窃，跟你们走就是。” 　　“好！你是条汉子。不过，朋友，听说你手底下很来得，咱们只好先个人后君子了。” 　　杨以德吩咐手下，将张榕双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长袍，扶上车直驶探访局。 　　在杨以德的签押房中，姓张的坐着受审。他说他叫张榕，字荫华，抚顺土著，还是个汉军，累世充任福陵的“守护役”。他也承认跟吴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计划。吴樾向主暗杀，这次进京本想不利于铁良，其后因为朝廷决定立宪，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们是不是谈了一夜？”杨以德问。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门？” 　　“不错！” 　　“那么，行刺五大臣当然也有你的份罗！” 　　“不！”张榕从容不迫地否认：“没有我。我前一天劝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会跟他一起去干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吴樾有这种计划，而且你也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卖朋友了吗？”张榕露齿而笑，态度轻松得很。 　　杨以德语塞。再问他炸弹的来源，张榕知道是译学馆教员杨笃生所制，却摇摇头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