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筵未半，戏也只听了两出，袁世凯与徐世昌便相偕辞去。为了尊重载振的身分，袁世凯事先吩咐：总督动止的仪注，诸如“站班”、“鸣炮”一律不用。到得载振面前，弯着腰低声说了两句客气话，悄悄退下。载振反客为主，直送到滴水檐前，经袁世凯再三辞谢，方始转身回座。 　　时间拿得很准，等袁世凯一走，孙菊仙的一出《上天台》已到尾声，接着便是杨翠喜的《三本虹霓关》，一出场便向载振飞了个媚眼，到得与王伯党眉来眼去时，眼风亦总照顾着台下首座的贵人，将载振看得停杯不饮，眼都直了。 　　见此光景，段芝贵与“忝陪末座”的王锡瑛作了个会心的微笑，随即又向贴身听差作了个手势，抬来一箩筐簇新的龙洋，五十枚一封，共计四十封。 　　戏一完，载振鼓掌喝彩，段芝贵便大声宣布：“振贝子放赏！” 　　语声一落，四名穿蓝布大褂，戴红缨帽的听差，将箩筐飞也似地抬到台前，立即动手拆开龙洋的封皮，往台上一撒，但见银光耀眼，满台响声，“哗啦、哗啦”地响过好一阵，方始住手。 　　其实，响得虽热闹，只拆了十封，段芝贵便又高声说道：“振贝子吩咐，再赏杨翠喜五百两！” 　　于是响声又起。这出戏的脚色与文武场面已一字排开，等放赏完了，就在台上请安，打鼓佬扯开嗓子高喊：“谢赏！” 　　等清台面，捡完了一千个银洋，杨翠喜已卸了装，由王锡瑛陪着，单独来谢载振。 　　“谢谢振大爷！”杨翠喜一面盈盈下拜，一面说道：“你赏得太多了！” 　　“不多，不多！”载振笑道：“你唱得实在好！” 　　“多谢振大爷夸奖。”杨翠喜站起身来，走到载振身边，提壶替他斟满了酒。 　　“你敬振大爷一杯！”段芝贵说。 　　“是！”杨翠喜拿起载振面前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方始说一句：“振大爷请。” 　　那细瓷酒杯边沿，留着浓艳的朱痕，载振毫不迟疑地，连酒带杨翠喜的口脂，一起吞入喉中了。 　　这时已有听差端来一张方凳，杨翠喜在王锡瑛手势暗示之下，坐在载振的身后，低声问道：“振大爷是那天到的？” 　　“今天刚到。”载振半侧着身子跟她答话，同时开始细细打量。 　　在载振眼中，杨翠喜占得三个字：黑、白、活。黑的是眉发，白的是皮肤，活的是眼睛。想到她在《小放牛》中的身段，袅娜腰肢，灵活非凡，不由得便涌起无数绮念，竟有些心跳气喘了。 　　老于花丛的段芝贵，能从他的眼里看到心中，随即说道：“贝子只怕有点儿倦了。这里另外备有休息的地方，很隐秘的。” 　　最后四个字说得很轻，但很清楚，载振会意欣然。“是有点儿倦了。”他说：“能略微躺一躺最好。” 　　“是！我来引路。” 　　于是段芝贵引着载振离席，杨翠喜起身目送，“临去秋波那一转”在载振心中便仿佛听得她在说：“大爷先请，我马上就来。” 　　※※※ 　　这是特为布置的一间临时藏娇之处，一个小小的院落，南北相对，各有三间平房。南屋漆黑，北屋却是灯火通明，掀开棉门帘，暖气扑面，满室如春，立刻就觉得皮袍子穿不住了。 　　“好暖和！”载振四面看了一下，感觉屋中似乎少了一样东西，想一想才记起，北方入冬，没有一家不生火炉的，只要一进屋就看得见，唯独此屋不然，所以他奇怪地问：“炉子生在那儿啊？” 　　“没有生炉子。”段芝贵说：“是用得洋人的法子，安上暖气管子，比炉子来得干净，也没有火气。” 　　“喔！”载振问道：“暖气从那儿来呢？” 　　“外面用锅炉烧水，用管子把热气接进来就是。” 　　“这好！”载振毫不思索地说道：“府里也得装。香岩，这件事，就托你了。” 　　“是！马上就办。贝子请里屋坐。” 　　段芝贵一面说，一面掀开西屋的门帘，一个梳着条长辫子，约莫十八九岁的丫头，当门请了个安，笑吟吟地喊一声：“振大爷！” 　　载振的感觉立刻又不同了，似乎到了八大胡同第一流的滑吟小班里。跨进去一看，靠里摆一张大铜床，衾枕俱全，床前是梳妆台，对面壁上悬着一堂屏条，题名《四美图》，是乾嘉时仕女名家改七芗的手笔。靠窗摆一张条案，不过上面不是花瓶、香炉之类的陈设，而是干湿果子、各种洋酒。此外屋子正中还有张通称为“百灵台”的独脚圆桌，虽是紫檀大理石的桌面，但摸上去湿润如玉，自然是因为有暖气管子的缘故。 　　“她叫锦儿。”段芝贵指着丫头对载振说“让她招呼吧！我不打搅了。” 　　“费心，费心！”载振说：“我息一会就出去。” 　　“请贝子尽管休息，外面我会安排，就说贝子已经回行馆了。护卫随从，我亦会好好招呼，不必让他们等了。到时候，我亲自送贝子回去。” 　　“那可是再好也没有！”载振再一次拱手道谢：“一切费心，领情之至。” 　　“不敢当，不敢当！”段芝贵请安回礼，然后退后两步又关照锦儿：“你可好好招呼。” 　　“是！”锦儿答应着，转脸说道：“振大爷，宽宽衣吧！” 　　“对了！”载振说道：“你叫人把我的衣包拿来。” 　　达官贵人出门，照例有贴身听差，携着衣包，以便饮宴时换着便衣，如逗留时间较长，或者“三、九月，乱穿衣”的天气，携的便衣还不止一套。至于载振之流的头号绔裤，半天作客，要带个大衣包，因为不定玩什么，譬如兴致来了，粉墨登场，戏眼里面就得看天气衬紧身的短衣，就是不玩什么，文文静静地饮酒谈心，到了时候，也得换套同样质料的衣服，颜色、花样粗看无异，细察才知不同，譬如“岁寒三友”的花样，梅花必已由蓓蕾变为盛开。这也是“摆谱”，不过摆在暗处，就比明摆更透着高一等了。 　　段芝贵办这趟差，是有整套布置的，载振的衣包早已取来了，锦儿伺候着为他卸去紫貂“卧龙袋”狐嵌皮袍，换上一套夹袄裤，外罩一件极薄的丝绵袍。更衣既罢，满身轻快，载振走到条案边，亲自倒了半杯白兰地在敞口的水晶大酒杯中，双手捧着，一面摇晃，一面慢慢吸饮，视线却只随着锦儿的身影在转。 　　“你今年多大了？” 　　“一过年就是整数了！”锦儿答说，同时转过身来。势子太猛，长长的辫子一甩，几乎打着载振的眼睛。 　　“这么说，今年十九。”载振问道：“可有了婆家？” 　　“不知道。”锦儿的声音很低、很快，而且又回身去做事了，抹净百灵台，安设杯筷，共是两副。 　　“怎么？”载振笑着问：“锦儿，你打算陪我喝喝酒？” 　　“锦儿那有这个福气。” 　　“我看你长得很体面，是挺有福气的样子，我替你做个媒好不好？” 　　说着，载振一手将她拉过来，一手放下酒杯，便去摸她的脸。锦儿挣扎着，但只是用手护着她的头发，怕碰毛了。 　　“你乖乖的，让我香一个。”载振抓着她的弱点威胁：“不然，我弄乱了你的头发！” 　　锦儿无奈，闭着眼，撮起嘴唇，让他亲了一下，然后一跃而起，远远躲开。 　　载振哈哈大笑，从荷包里摸出一枚金钱，扬一扬说：“来！ 　　给你。” 　　锦儿迟疑了一下，终于走了过来，载振拉住她的手，把金钱塞在她手心里，没有再罗嗦。 　　“是金的不是？” 　　“你连金子都分辨不出来？” 　　“不是分辨不出。”锦儿说道：“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钱。” 　　“别说是你，就大官儿家的太太、小姐也没有几个人见过。 　　这是宫里老佛爷用来赏人的。” 　　“原来是老佛爷赏的！”锦儿既惊且喜，“老佛爷赏了振大爷，振大爷你又赏给我，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可真是够面子了！”锦儿把那枚金钱，紧紧合在双掌之中，笑着说道：“我得拿回家，让我娘供在佛堂里。” 　　听这一说，载振打算再给她一个，刚要伸手去探荷包，只听外面有脚步声响，接着有人轻声说道：“你自己进去吧！好好儿伺候，有你的好处。” 　　语声未完，锦儿已抢上去打帘子，载振定睛注视，但觉一片艳光，令人不可逼视。杨翠喜进屋，先跟锦儿道谢：“谢谢你。” 　　锦儿微笑不答，只推一推她的身子，于是杨翠喜才转脸对着载振。未曾说话，先抿嘴笑一笑，颊上出现两个极深的酒窝。 　　“你一定会喝酒。来！”载振指着条案说：“你爱喝那一种，自己挑。” 　　“我那儿会挑？我也不会喝酒，舍命陪君子，有那味儿淡一点的，劳振大爷的驾，给我来一小杯。” 　　“最淡的就是葡萄酒，红、白两种，你爱那一种？” 　　“我说不上来。”杨翠喜看着那些洋酒说：“红的、绿的、黄的、白的，把我眼都看花了。” 　　“要不你来杯薄荷酒。” 　　载振从葫芦形的酒瓶中，倒了一杯翠绿的薄荷酒递给杨翠喜。锦儿已将果碟子移到百灵台上：“杨姑娘陪振大爷到这儿来喝吧！”她说，“有几样热菜，我去端了来。” 　　说完，长辫子一甩，锦儿掉身而去。杨翠喜便放出浑身解数，伺候载振喝酒。等四个热炒，一个白鱼紫蟹火锅都端了上来，锦儿又有话了。 　　“杨姑娘尽管陪振大爷慢慢儿喝，我在对面屋里。”她指着屋角一根丝绳子说，“招呼我，拉铃就行。” 　　于是长辫子一甩，双扉紧合，锦儿翩然消失。杨翠喜便将门闩插上，等回过身来时，为载振迎面一把抱住，倒吓了一跳。“我的大爷！”她嗔责地，“你摸摸，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你的胆子真校”载振却之不恭地去摸她的胸前，如磁引铁，那只手就此粘住在她胸前。 　　“是不是，心跳得很厉害？”杨翠喜背一躬，手一撑，从他怀抱里脱出身来，“大爷，你不要喝酒吗？请这儿来坐。” 　　“酒是要喝，得有个喝法。你依我的法子我才喝！” 　　“喝酒还有法子？” 　　“当然！”载振涎着脸说：“赏我一个皮杯，怎么样？” 　　杨翠喜摇摇头说：“我不会！” 　　“容易得很，我教你！” 　　说着含了一口薄荷酒，将嘴唇凑过来，要哺到她嘴里。杨翠喜不愿，载振便用强。两个人扭来扭去，扭到床上，到底让他灌了她一个皮杯。 　　“这你该会了吧？”载振笑道：“刚才算我敬你，这会该你回敬了。” 　　“我不来！”杨翠喜装作受了委屈似的，“倒不如不要你教，这么一来一往，搞成两个，我太吃亏了！” 　　“就要两个才好！”载振甩掉脚上的拖鞋，顺势飞起一脚，踢得帐钩一声响，半边帐门随即卸了下来了。 　　※※※ 　　听完段芝贵的话，袁世凯沉吟好一会，方始开口：“振贝子要你当随员，自无不可，如说要保你补个实缺，也还不难。至于一省巡抚，我看你不但所望过奢，而且近乎梦想了。” 　　“回大帅的话，事在人为。只要大帅肯栽培我，一定可以成功。” 　　“我怎么栽培你？”袁世凯说：“我不能为你去讨个没趣。 　　你知道的，我不能再碰钉子了。” 　　“当然不敢让大帅去讨没趣，碰钉子。我的意思是：第一、请大帅让我去试一试；第二、倘或庆王问到大帅，求大帅说两句好话。” 　　“如果问到我，当然替你说好话。”袁世凯答说：“你愿意试一试，我更不必拦你。不过，我看你是枉费心机。” 　　听这一说，段芝贵笑嘻嘻地请个安说：“只要大帅准我去试一试，就行了。” 　　辞出北洋衙门，段芝贵随即去访王锡瑛。在座还有个姓王的，名叫王贤宾，字竹林，底子是个候补道，分发河南，也是走了段芝贵的门路，得以由北洋调用，现充商务局总办。北洋衙门凡是不能出公帐的开销，都由王贤宾设法向商家去摊派，算得是段芝贵的一个财东。 　　“大帅已经点头了。”段芝贵很兴奋地说：“就看两位老得怎么捧我了！” 　　“翠喜的事，归我负责。”王锡瑛答说：“我已经跟她的养母说过，狮子大开口要三万银子，慢慢儿磨吧！” 　　“也不能太慢……。” 　　“请放心！”王锡瑛抢着说：“我有把握，反正振贝子从关外回来，事情必已成了。” 　　“还有一点，”段芝贵又说，“振贝子对锦儿亦很中意，最好一起办。” 　　“这怕有点难，不过总有办法好想，大不了多花几吊银子。” 　　“对了！请你多费心。”段芝贵转脸问道：“竹林，你这面怎么样了？” 　　“这个数目是大了点。”王贤宾情商似地：“香公，能不能少一点？” 　　“少是决不能少！少了不管用，等于扔在水里。”段芝贵想了一下说：“我也知道数目是大了点，这样吧，一半作为我暂借如何？” 　　“只要有，香公的事，还能不尽心？实在是银根紧，利息又重，要借都很为难。” 　　“谈到利息就好办了。准定我借一半吧！来，来，我立笔借据，益孙做见证。” 　　“益孙”是王锡瑛的别号，他当然帮助段芝贵，毫不迟疑地说：“好！我做见证。”说着，便亲自去揭开墨盒，等段芝贵来，写借据。 　　“益孙，”段芝贵说，“你替我写，我亲笔签押就是。” 　　于是王锡瑛取一幅花笺，提笔写下一张借据：“借到库平五万两整，以供筹建行省之用，尽本年一年内完清不误。”接着段芝贵坐下来签押，所署的衔名是：“黑龙江巡抚段芝贵。” 　　这近乎儿戏了！然而此又是何事，而可儿戏？王贤宾听说过，买枪手中举人，酬金是一张借据，署名“新科举人”某某，枪手有功，自可凭据索债，否则“立据人”既非“新科举人”，这张借据自当视之为伪造。如今段芝贵略师其意，写下这么一张借据，看他下笔略无踟蹰，竟是十拿九稳的模样，王贤宾不觉大受鼓舞，决定投注大赌一次。 　　因此，当段芝贵将这张借据递过来时，他敛手不接：“香公简直骂人了！承香公抬举，我怎么样也得把那个数儿凑出来。”他故意想了一下说：“家母手里有三万银子，是打算将来捐一品诰封用的，我跟家母去商量，先挪了来凑数再说。” 　　“这就承情不尽了。”段芝贵说：“请转告令堂，一品诰封，我包她老人如愿。竹林，跟你说实话，东三省不设省则已，设省，少不了有我一个巡抚，那时你跟益孙俩，要什么差使，随你们自己挑。” 　　这个愿心一许，王贤宾更为起劲，多方张罗，凑足了十万银子去复命。段芝贵做事倒也有分寸，仍旧请王资宾保管，因为这笔巨款是送奕劻的寿礼。明年二月二十八，是他七十整生日，为时尚早。当然，也要看看情形，万一东三省改制一事，不易实现，这一大笔银子就不妨省下了。 　　※※※ 　　徐世昌与载振出关不久，王锡瑛就跟杨翠喜的养母谈好了，身价银子一万二千两。另外打首饰、做衣服，连带买房子、置家具，总共花了两万银子，为载振在天津筑成一座金屋。 　　这一切都故意不让载振知道，因此等他回天津，在北洋总督衙门吃了袁世凯的洗尘酒，送到行馆时，不觉诧异。因为桌椅床帐，式式皆新，而颜色十分俗气，大红大绿，似乎只有在洞房中才有这样的布置。 　　“这是什么地方呀？” 　　“振大爷怎么连自己的小公馆都认不出来？”王锡瑛赔着笑说。 　　载振一时被蒙住了，正在咀嚼他这句话时，只见屏风后闪出一条影子，人面未见，辫梢先扬，这下他恍然大悟了。 　　“原来是锦儿！” 　　“大爷可回来了！”锦儿请个安，走过来接过载振手中的帽子，特意看一看说：“大爷又黑又瘦，可知是吃了辛苦了。” 　　载振想伸手摸她的脸，顾忌着有客在，因而缩手。见此光景，段芝贵跟王锡瑛交换了一个眼色，取得了默契。 　　“振贝子请休息吧！”段芝贵说：“我明天再来请安。” 　　“慢着！香岩，”载振一把拉着他说：“这是谁出的主意？” 　　“主意是我出的，不过全仗他一手经营。”段芝贵指着王锡瑛说。 　　“效劳不周！”王锡瑛笑嘻嘻地躬身说道：“请大爷包涵。” 　　载振感动的心情，完全摆在脸上，踌躇了一下，拱拱手说：“多承费心，一切心照不宣。” 　　等客人告辞，锦儿掀开卧室的门帘，只见红木梳妆台上，点着明晃晃的一对花烛，床沿上端坐着盛装的杨翠喜，看见载振，慢慢站起身来，垂着头，低声说道：“拿红毡条来！” 　　声音虽低，载振听得很清楚，知道这话是跟锦儿说的，拿红毡来，自然是要行大礼，觉得大可不必。 　　“算了！算了！”他说：“明儿个进了京，给王爷、福晋磕头就是。” 　　“王爷、福晋面前，自然要磕头，不过……。” 　　杨翠喜的声音很低，说得“不过”两字，再无下文。载振只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便追问着：“不过什么？” 　　“回头再说吧！”杨翠喜顾左右而言他地：“锦儿，你还是把红毡条拿来。” 　　“不必，不必！” 　　“大爷，你也别客气了。头一回，就受姨奶奶一个头吧！” 　　一个辞、一个让，亏得有锦儿从中撮弄，场面才不致太尴尬，等草草行了礼，锦儿却又开口了。 　　“大爷，你也不能白受这个头，是不是？” 　　“是啊！”载振摸着额头，茫然地问：“我该怎么着呢？” 　　杨翠喜与锦儿看他那傻傻的神气，不由得都“噗哧”一笑，这使得载振更糊涂了。 　　“大爷，”锦儿终于明说了，“给见面礼儿啊！” 　　“喔！喔！”载振被提醒了，“事先不知道，没有预备怎么办呢？” 　　“原是个意思。大爷不拘什么给一样，有那么一回事就行了！” 　　载振身上挂的小零碎不少，但金表之类，不是不宜于妇人佩戴，便是礼轻了些。想了一下，把在外国买的一个钻戒，从小指上卸了下来，拉起杨翠喜的左手，亲自替她戴在无名指上。 　　杨翠喜喜出望外，那枚戒指上的钻石，足有黄豆那么大，又经名工切割琢磨，“翻头”特佳，只要一伸手，没有一个人不是耀眼生花。杨翠喜不止想过一次，人生在世，能有一天戴上这么大的一个钻戒，那就真不算白活了。 　　梦想成真，反不易信，她定睛看一看钻戒，又看一看载振，不自觉地问：“大爷，我在做梦不是？” 　　“这算得了什么！”载振话一出口，才想起语气近乎轻视，怕伤了美人的心，便紧握着她的手说：“这个戒指才七克拉多一点，几时我再替你买个大的。” 　　“我都不知道再大是什么样子？”她将白得欺霜赛雪的一只手转动了两下，望着晶光乱射的钻戒说：“就这‘翻头’，只怕瞎子也得睁开眼来看。” 　　载振正要答话，觉得眼前仿佛有影子闪动，这才意会到有锦儿在，急忙喊住她说：“锦儿，你别走，我有东西赏你。” 　　“是！”锦儿站住脚，脸上绽开了笑容。 　　载振却为难了，一时想不起有何物堪供赏赐之用，因而微带窘笑地问：“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大爷给我一张纸。” 　　“一张纸！”载振愕然，“什么纸。” 　　“契纸。” 　　“是她的卖身契。”杨翠喜已知载振对锦儿亦颇眷恋，正好借此将她撵走，还卖一个人情，所以不慌不忙地说：“锦儿是有婆家的……。” 　　原来锦儿是王锡瑛家雇用的一个丫头，只为善伺人意，所以当时才派来招呼载振。及至一段两王定计，为载振构筑金屋，便仰承意旨，罗致锦儿为绿叶之助。锦儿是有婆家的，自然不愿，王锡瑛托人去交涉，威胁利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以两千银子换得了锦儿父母盖指印的一张卖身契，如今是存在杨翠喜手里，也算得是她的嫁妆之一。 　　两千银子在载振是小事，已入樊笼一头百灵鸟，让它振翅飞去，却有些舍不得。见此光景，杨翠喜故意说道：“大爷，我看这么着，让锦儿跟我姊妹相称吧！” 　　一听这话，载振知道自己的心事已为人窥破了，急忙掩饰地说：“不行，不行！我没有那么大的艳福。” 　　“我是真心话！”杨翠喜特意再钉一句。 　　“我的话也不假。” 　　“大爷真是这样，那也就等于赏了锦儿两千银子。” 　　“这不是两千银子的事，她的契纸还不知道在那儿呢？” 　　“在我这里。”杨翠喜脱口相答，立即开梳妆台抽斗，将一张墨迹犹新的契纸取了出来，交到载振手里。 　　“好吧！”载振无奈，自嘲似地说：“这也算积了一场功德。” 　　说着，将锦儿的契纸就着烛火烧掉了。 　　这好象有点煞风景，但怅惘亦只是片刻间事，因为杨翠喜了解他此时若有所失的心情，加意卖弄风情，轻颦浅笑，处处有余不尽，把载振的一颗心鼓荡得热辣辣的，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缱绻终宵，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见他露面。 　　这一天晚上少不得还有一番热闹，除了袁世凯与徐世昌，天津官场中够得上跟“振贝子”说句话的官儿，差不多都到齐了，段芝贵还特意让他的太太招呼杨翠喜。与载振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官绅，亦早由段芝贵分别通知，不妨带女眷来贺喜。所以厅上筵开五席，里面亦有两桌堂客，个个浓妆艳抹，但谁也比不上杨翠喜的颜色，个个珠围翠绕，但谁也比不上杨翠喜那只七克拉的钻戒来得令人眩目。这就不但杨翠喜始终有如梦似幻的感觉，载振亦是得意非凡，以致酩酊大醉，语无伦次，抱着段芝贵直喊：“二哥！” 　　※※※ 　　当载振沉醉在温柔乡时，袁世凯与徐世昌却连日深谈，决定了好几件大事。徐世昌告诉袁世凯说，奉天官库蓄积之富，出于任何人的想象，总数不下一千万之多。只是盛京的官制特殊，既有六部，又有将军，彼此不相统属，如今六部虽裁，事权并不全归于将军，而官库分散，度支出纳并无一个综其成的专官，所以东三省究竟有多少公款，谁也不知道。这次是徐世昌一处一处考查，暗中记数，才能探知底蕴。他本有意出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至此心意益坚，坦率要求袁世凯玉成其事。 　　“当然，东三省有那么多钱，与我姓徐的个人不相干。我只觉得东三省地大物博，颇有可为，不过开发非先下资本不可，既然有现成的财源在，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徐世昌又说：“北洋与东三省关系密切，只要东三省有办法，首先北洋的协饷，是不必愁的了。” 　　“我在北洋，只怕亦不久了。”袁世凯说：“不过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效劳。菊人，除了瞿子玖一关，要你自己设法以外，此外，都归我负责。” 　　“你有这句话，我的事可算定局了。”徐世昌略停一下说：“我想借重唐少川，保他当奉天巡抚。第一、俄国、日本虎视眈眈，这个外交，非唐少川不能办；第二、将来东三省大兴铁路，唐少川亦是内行，集事比较容易。” 　　“唐少川对铁路并不内行，内行的是梁燕荪，这且不去说它。菊人，我倒想问，除了奉天以外，吉、黑两省，你夹袋中有人没有？” 　　“没有。”徐世昌说：“如果慰庭你没有人，我想把这两个缺留给大老跟瞿子玖。” 　　“瞿子玖不会荐人给你的。如今你敷衍的不好，说不定连总督都保不住，敷衍得法，他不会荐个巡抚来制你的肘。这一点，菊人，你先得认清楚。” 　　徐世昌点点头说：“我知道。东三省总督不是我，就是岑三。” 　　“对了！岑三的事，我们回头谈，先说吉、黑两剩”袁世凯略停一下说：“你留一个缺给振贝子好不好？”这话让徐世昌不能不考虑了，想了打一会说：“我是在想，东三省初改官制，观瞻所系，必得很漂亮的人选，才能一新耳目，造成声势。如果振贝子夹袋中的人物，太不够格……。”说到这里，徐世昌突然顿住，然后做了个不顾一切的表情，“嗐，算了，我遵命就是。” 　　这是把情卖给袁世凯，意中已知段芝贵已取得袁世凯的支持，所以有此一番做作。见此光景，袁世凯当然要表示领情。“说实话，段香岩颇有非分之想。”他说：“你帮他一个忙，就算帮我的忙。” 　　“言重，言重！”徐世昌提醒袁世凯说：“帮香岩的忙，得打你这儿开始。” 　　接着话题转向岑春煊，以靖匪为名，将他从两广调到云贵，是极狠的一着棋，历来掌权枢臣，摆布封疆大吏，大致都用此手法。只要挟得动天子，诸侯无不俯首听命，敢怒而不敢言，唯独岑春煊是例外。 　　当然，他也还不敢公然抗旨，只是托病就医，逗留在上海，至今两月有余，并无赴任的迹象，使得袁世凯越来越不安了。 　　“岑三决不肯到任，是很明白的事。”袁世凯说：“他敢于如此，一则自恃帘眷，再则有瞿子玖撑腰，也是很明白的事。如今猜疑的是，到底不知其意何居？菊人，你想过没有？” 　　徐世昌当然想过。够资格当东三省总督的，除了赵尔巽，就是岑春煊，赵尔巽舆情不洽，难与其选，唯有岑春煊才是劲敌。不过，他冷眼旁观，认为岑春煊志在直隶，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是东三剩如果自己抢先一步，把东三省拿到手，等于绝了岑春煊的退路，袁世凯的处境就更难了。 　　反过来说，袁世凯若是攻不倒，岑春煊督直不能，就会转移目标到东三剩照此来看，他跟袁世凯休戚相关，唯有制服了岑春煊，大家才能安心。而制服岑春煊的法子，他一再盘算，始终认为只有调虎离山，才是上策。 　　“上头也知道，岑三不愿意到云贵。如果只催他假满赴任，除非严旨，这在上头是不肯的。我在想，能不能另外找一处地方给他？” 　　袁世凯点点头，“我也这么想。”他说：“这件事，一回京就要办，拖久了于你很不利。” 　　这是很坦率的说法，一拖拖到东三省改制，岑春煊出任东三省总督的机会，比徐世昌大得多，此即所谓“不利”。不过，事实是无法拖得那么久的。 　　“他已经续假两次，为时三月了。”徐世昌说：“疆臣请假，从来没有这么久的，而况他在上海，酬酢几无虚日，亦不象就医养病的样子，所以，”徐世昌加重了语气说：“只要找到了地方，不怕他不赴任。” 　　“我倒想到了一个地方，你回京跟大老去商量，要找机会，最好急如星火，要他赶到任上，那就连请训都不必了！” 　　“好！”徐世昌心领神会地，“一定不让他进京请训。” 　　※※※ 　　正月初三，诸王贝勒、近支亲贵，进宫贺年。正式朝贺以外的家人之礼，向例只有宣宗一支的皇室才得参与，近年来规矩宽了，奕劻父子以及支派更远的肃王善耆，亦得随班行礼，躬与慈禧太后所赐的茶果之宴。 　　“今年跟往年不同了。”在闲叙家常时奕劻从从容容地说：“仰赖皇太后、皇上的鸿福，大局已定，国家转弱为强，指顾间事。奴才在想，皇太后操劳多年，今年万寿，实在应该好好热闹一下。” 　　此言一出，醇王载沣首先附和：“应该，应该！” 　　其他人虽未应声，却都望着坐在慈禧太后身边的皇帝，他略有些局促地转脸说道：“庆亲王、醇亲王所奏甚是。儿子请懿旨，可否颁发上谕，筹备庆典？” 　　“没有这个道理吧！”慈禧太后说：“又不是整生日，而且时候也还早。” 　　这表示不反对“热闹一下”，只是不颁发上谕。奕劻仰体意旨，立即接口：“奴才几个先去商量筹备，到时候再请旨明发上谕。” 　　“好，好！”皇帝不能不表现得很热心的样子，“你们去筹备，该怎么办，随时请懿旨。” 　　“实在可以不必。”慈禧太后说：“物力维艰，何必糜费？” 　　“天子以四海颐养圣母，皇太后以民生在念，力戒糜费，臣下自当谨遵懿旨。”奕劻紧接着说：“普天之下，无不仰赖皇太后的庇佑，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请皇太后、皇上把这件大事交给奴才去办，奴才总在一不动库款，二不累地方这两个宗旨之下，体体面面地给皇太后上寿。” 　　“能这样，我又何乐不为？”慈禧太后笑着回答，却又转脸问说：“皇帝看呢？” 　　习于缄默的皇帝，自我练成一套善于听话的本事，知道奕劻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中，顶要紧的一句话是：“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库款不动，地方不累，但责成大小官员报效，即是间接动库款、累地方，而且报效就得议奖，很可能由此又大开捐纳幸进之门。而且很想找句话点醒奕劻，莫借此因由，聚敛自肥，只是碍着慈禧太后，颇难措词。就在这沉吟之际，自己剥夺了可以说一句话的机会。 　　“只要不动库款，不累地方，皇帝自然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不过，”慈禧太后又宕开一笔，“你们看情形吧！总之，千万不要勉强。” 　　※※※ 　　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静，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词，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 　　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 　　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未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来作为辩解？”岑春煊简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的手，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马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那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玑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广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碰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 　　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那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借款合约一成立，便须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他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玑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须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已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玑没有想到他竟有这样子的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实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玑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么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回，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玑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不敢这么说。”瞿鸿玑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玑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玑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王竹林借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玑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玑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玑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的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得瞿鸿玑不在面前，牢骚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地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决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经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