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交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干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交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精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春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春、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些“老兵”,其实是湘军各营的溃勇,或者被裁汰资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照曾国藩以威继光遗规订立的招募条件,是决不能合格的,李鸿章也服膺这些道理,所以一听钱鼎铭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师,”当笑话谈完了这件事,李鸿章正色说道:“薛中丞散漫花钱,一定会把湖南的风气搞坏,未曾入营,先多方需索,以后我们去募勇就难了。只怕九叔回湘招军,也受他的影响。”“九叔”是指曾国荃,其实国荃的年纪比李鸿章还轻,不过照世交规矩,不能不这样尊称。
  “那倒还不至于。”曾国藩徐徐说道,“其实淳朴农夫,何地无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乡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鸿章异常机警,听出曾国藩无意中透露,有让他带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机会,但不出则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样,担当方面,才能舒展怀抱,所以这时出以沉着,淡淡答道:“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援沪一节,总要老师先定下主张,才好措手。”
  “饷源是要紧的。”曾国藩徐徐答道:“胡润芝当年在武昌,月筹40万,供馈长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这话啰!”李鸿章赶紧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关税厘金,可用来作军饷的,总有六七十万。比胡润帅当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一出一入,所关更巨。”
  曾国藩点点头:“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写信找沅甫来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鸿章心想,曾国荃一心想收复金陵的大功,不见得肯到上海。但这话自己不便说,说了倒像自己想讨这个差使似地。老师的意向不明,躁进怕为他看不起,不如不说。
  不说却又不可,缓不济急的话,应该可以说的。于是他这样答道:“老师,苏绅望安庆,如大旱之盼云霓。而且长毛‘二李’,裹胁几十万人在浙西,一旦猛扑上海,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若是定了宗旨,请九叔带队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写信给九叔吧!”
  “沅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于他的自愿,才能坚忍不拔。强使行之,并非善策。”曾国藩想了一下又说:“世事千头万绪,还得要从长计议。眼前先不谈可行的,要先谈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请教,现在有一大支兵将在这里,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么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过去?要打,当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条间道?这些疑问,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无从谈起了。”
  一句话将李鸿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的心思极快,心里在想:“既然钱鼎铭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去?”这样自问着,突生灵感,脱口便喊了声:“老师!”
  喊了这一声,却又不响了,只怔怔地看着老师,眼中流露出喜悦而迷惘的光芒,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从容问道:“少荃,你有什么好主意?”
  “门生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说,照他们在上海的办法,也是募洋将洋兵,替我们来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将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鸿章放低了声音说:“门生打算雇几条洋商的大火轮,载运兵勇,鼓掉东驶,一路冲过去。老师看行不行?”
  曾国藩闭目不语,眼中浮起一幅景象——这幅景象出现在这年初夏,胡林翼应邀到东流商议进兵方略,曾国藩邀他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形势。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马遥望,意气甚豪,指着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说他们已为釜底游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话未完,颜色大变,口吐鲜血。
  这是因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来自两条西洋的轮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忧。胡林翼本来就有肺疾,从此病势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临终前几个月,有人跟他谈起洋务,他总是闭目摇手,神态忧郁地说:“不谈,不谈。这不是我们所能谈得出结果来的。”
  曾国藩在这方面,跟胡林翼约略同感。这时李鸿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轮”,自然而然地忆及往事,既忧国势,又悼良友,所以闭目不语,神色不怡。
  李鸿章不免诧异,“老师,”他问,“忧虑的是什么?”
  “当年——”他将当年荩臣忧国的因由,说了给李鸿章。
  “胡润帅原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过洋务连谈都不愿谈,也未免过分。”李鸿章停了一下说,“照门生看,师夷以制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还谈不到。”曾国藩将话题拉了回来:“安庆被围的那时候,城内的长毛,就靠洋商的轮船接济,官军拿他们没有办法。轮船外包铁甲,其行如风,用洋枪打是不中用的,不过,拿大炮轰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炮台,英法军舰不敢贸然内犯,看起来,轮船不能不怕大炮。这一层,你要仔细思量。”
  “门生想过了。运兵的消息,当然要严防外泄。雇船的时候,不必先跟洋商说破,到时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节。”
  曾国藩沉吟久之,方始开口:“这样做法,迹近挟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会泄消息。照我看,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总须先求稳当。第一先要仔细探查,此去有哪几处会受长毛的炮轰,可有闪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说得明明白白。水脚贵一点倒不要紧,必得听我们指挥,要走要停,白天走,还是夜里走,不能随人摆布。”
  “老师顾虑得是,我就照老师的话,跟钱调甫他们去说。”
  “不忙,不忙!”曾国藩摇其头,“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尚无眉目。少荃,我这里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虽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担当此任,尚未可知。再说,进围金陵,亦不可缓。你能不能自己练一支兵?”
  练兵先要招兵,这不是三两个月可了的事,李鸿章有些为难,回乡招募,练成一支可以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劲旅,固是极好之事,就怕远水救不得近火,等练成了,上海已经失守,变成无用武之地,岂非白耗心血。
  曾国藩见他沉吟不语,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说,“兵总是要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才会得力。鲍春霆会打仗,不会练兵,他的队伍,纪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来,百姓就要遭殃。这是鲍春霆吃亏的地方,你当引以为鉴。至于军队练好了,不愁没有用处,你不必三心两意,只从根本上去着力,决不会错。”
  李鸿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师的训诲。”
  从曾国藩那里退了出来,李鸿章先不跟钱鼎铭见面,得要找一个人去好好商量,这个人就是安庆克复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诚的长毛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纪虽轻,在地方上的声名甚盛,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行事有游侠之风,喜用奇计,更善结纳。陈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计招致,程学启不肯投伪。因为得不到,便愈觉得珍贵可爱,最后陈玉成出了下策,将程学启的父母掳了去当人质,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国的官职,领兵扼守安庆城外,与城内的太平军互为支援。
  但是,程学启内心是不满太平军的,尤其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得落了水,更觉于心不甘。不过他为人极深沉,表面丝毫不露痕迹,在安庆的太平军以及陈玉成亦都对他深信不疑。谁知就在攻防战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拉着队伍反正了。
  反正以后,并未获得重用,曾国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国藩则出以持重,不敢过分信任,所以仅拨了一千兵给他,担任不关紧要之处的外围警戒。但李鸿章因为同乡的关系,跟程学启颇为接近,每次相见,一谈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气纵横,有担当、有决断,是绝好将材。这时受了曾国藩的鼓励,预备回家乡招募人马,自然第一个就想到这位同乡。
  “方忠兄,”李鸿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话说,“现在有个好机会,贼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学启亦愿一抒抱负,于是倾心筹划、谈了整整一夜、拟出来一个计划,除了他跟程学启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练,士气如虹。运兵到上海的办法,亦由钱鼎铭托人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接头,可以包运。不过,这也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筹划,李鸿章那里,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苏士绅、还得要耐心等待。
  ***
  刘不才替朱大器接眷的事,另办成了一半,靠孙祥太的力量,安然到了杭州到上海一半路程的嘉兴。再往前就走不通了。
  孙祥太得到消息,原来十二月十五,李秀成部下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从松江进攻奉贤,华尔的洋枪队,吃了个败仗。
  三天以后,谭绍洸向东攻占南汇,紧接着折北占领川沙,对上海完成东、西三面包围之势,于是十二月廿一日那天,太平军三万多人,攻吴淞、逼宝山,直扑上海。
  “以后的消息就很乱了,有的说上海已经失守,有的说洋枪队投到了那一面,有人亲眼得见,高鼻子、红眉毛的洋鬼子在长毛队伍里。”孙祥太停了一下说,“不管怎么赶到上海过年,是办不到的了。”
  刘不才自然大失所望。想到全家上下,天天在谈,到了上海如何如何,越发觉得这个消息无法开口宣布,不由得搓着手说:“那,大哥,你看怎么办呢?”他跟孙祥太、小张已在杭州拜了把子,所以如此称呼。
  孙祥太默然,从皮袄大襟中掏出一枝烟袋,装上一袋旱烟,点燃了吸个不停。
  “大哥,”刘不才定定神,觉得不该害孙祥太为难,慨然说道:“实逼处此,天大的本事也无用,只有等这一潮水过去了再说。”
  “‘萝卜吃一截剥一截’,先在我家住下来,看机会再说。
  如果松江老大有路子,就再移松江,这样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乱世逃生,计无万全,只有这样步步为营是比较聪明的办法。不过,我跟大哥不分彼此。”他说,“是我的亲戚,又是上上下下十来口人,到大哥府上打搅,怎么说得过去?”
  “这话你就说得不对了。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孙祥太又说:“而且,我再说一句,在我们这一行,哪天不开三桌五桌的闲饭?就没有我们的情分在内,只要是点头之交来投奔我,我也不能不管。”
  刘不才原是一句场面上的话,过门不能不交代,真个胶柱鼓瑟,就不是江湖道了,因而欣然答道:“那就这样。我先替我们那位朱老太太跟大哥道谢。”
  于是朱老太太全家都搬到了孙家。孙祥太这时的身份,变成患难之交而兼通家之好。由于他是刘不才的换帖弟兄,孩子们叫他“大外公”,朱太太跟芙蓉叫他“大叔”,而朱老太太叫他“孙大爷”。为了表示尊敬亲热,奉以上座,亦不回避,事实上乱世礼疏,局局促促两间屋子,女眷要回避亦无从回避起。
  ***
  在嘉兴一住二十多天,虽然孙祥太待朱家老幼,跟自己亲人那样,但寄人篱下,总不是久长之计,而且朱老太太想念爱子,有恹恹成病的模样,所以朱太太非常着急。不过她跟刘不才到底隔着一层,有些话不能不让芙蓉去跟她叔叔说。
  刘不才的焦急烦闷,其实也不下于朱太太。只是道路隔绝,实在危险——上海之围未解。夷场上的官绅,成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公所”,一面由苏州的绅士,在籍刑部郎中潘会玮,航海入京,请准西兵会剿,一面会同江苏巡抚薛焕,筹款加募洋人助战。因此,华尔在松江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长毛人多,一下子亦打不退。而且由于溃散的缘故,四处骚扰,道路越加不宁,刘不才几次想单身上路,到松江去寻松江老大,都让孙祥太极力拦住了。
  由于芙蓉的催促,刘不才这一次下定决心了,“大哥!”他跟孙祥太说,“我非去走一趟不可。不然,连我都要闷出病来了。”
  “不是我不让你去,实在是担不起责任。”孙祥太说,“听说洋人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这几天一定要大打一仗。
  且等这一仗下来再说好不好?”
  “那等到哪一天?”刘不才说,“我想总找得出一条路来吧?”
  孙祥太想了一会说:“既然你一定要走,我来想想办法看。
  或者,你写封信,我派人替你去送,当然,送得到送不到,不敢保险。”
  这就是说,路上绝无把握。刘不才心里在想,不妨自己去觅觅路子看。所以一面表示还是自己要去,请孙祥太设法,一面出门去看两个新交的朋友。
  这两个朋友是在赌场中结交的。赌场当然是秘密的,但刘不才每到一处总能找到这些地方,他的方法是往茶馆里找一张中间的桌子,泡壶茶一坐,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只要时间稍为久一些,就会发现那里在谈赌经,然后耐心等待,等到谈赌经的那些人,相继离座,便跟了下去,往往一跟就跟到赌场。
  在赌场里,只要懂得禁忌,不惹人厌,很容易交朋友,刘不才谙于此道,说两句凑兴的话,偶而指点一些门路,交朋友更加容易。不过这个月来,他自觉身在客地,宜乎韬光养晦,所以朋友交得不多,只有两个,而这两个朋友在他看是很有用的,因为两个都是长毛。
  长毛也有好有坏,刘不才当然放眼光挑过,这两个长毛是够朋友的好人。
  长毛好赌,“公馆”中往往通宵达旦,赌注亦无奇不有,大致都是掳掠所得的“傥来之物”,金银,也有珠宝,首饰之类,都系在袴腰带上。往往探手入怀,取出一只翠钗,或者燃料鼻烟壶,当场估价下注。赌的花样,最流行的一种名为“杠子宝”,刘不才就是在这样赌上,结识了一个姓邢的长毛。
  这个姓邢的,在太平军中的官职,名为“旅师”,意思是一旅的军师。他常到一处赌场中去玩“杠子宝”,赌得非常泼,但也非常老实,刘不才很欣赏他那种不管输赢,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风度。日久天长,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看他每天输,总想帮他好好赢一场,但不知如何才能达成心愿?
  有一天刘不才看出苗头来了——杠子宝的赌法是用两枚制钱,竖立旋转,用一只茶钟扣在上面,猜那两枚制钱的“字”与“幕”,一共3种花式,两字、两幕、一字一幕,猜中的一配二。这种赌法仿佛摇摊,但少一门,又像杭州贩夫走卒所赌的,由宋朝的“关扑”演变而来的“颠颠敲”。其中当然有机可乘,只是别人看不出来,却瞒不过目光锐利,在赌场上倾家荡产过的刘不才。
  刘不才发现庄家所用的那两枚制钱,其中一枚的一面,边缘较薄,这一面是“字”。这一来,这枚制钱等旋转的力量快消失,而要仆倒时,总是往薄的一面倒去,换句话说,出两字或一字一幕的机会,远比出两幕的机会来得多。
  于是趁方便的当儿,刘不才跟着到茅厕里,率直问道:“那旅师,你想不想翻本?”
  “那个不想翻本。你问我这话,总有道理吧?”
  “当然。”刘不才说:“我教你一个诀窍,你去试试看。”
  一试果然甚灵。而刘不才颇为见机,怕此人老实,当场向他道谢,泄露了他人的懵懂阴阳,未免治一经,损一经,徒然得罪于人,所以当然就避了开去。
  第二天再到赌场,邢旅师已经在等他了,约他酒楼相叙,一表谢意,同时也要问他,何以如此示惠。
  这就见得姓邢的是极忠厚,也极知好歹事理的人,刘不才不必瞒他,坦率答说,只为了想结交他这么一个朋友,好得些照应。
  于是邢旅师又替他介绍了一个长毛,姓秦,官拜“百长”,职司是看守一座米仓,米粮出纳之权都在他手里。时常私下卖些米给刘不才,贴补孙家的食用。这个秦百长原籍湖州,是在湖北被掳,由“新家伙”变为“老家伙”,结果成了“老长毛”,但本性不泯,见刘不才是湖州人,叙起乡谊来,格外亲切,但是他的地位比较低,助力不够大,所以刘不才不找他,直往赌场里来觅邢旅师。
  寻着邢旅师到茶馆相叙。长毛吃茶,必设茶点,不过酥糖、薄脆饼之类的粗点心,邢旅师这天赢了钱,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吃,邀到酒馆里去小酌。
  三杯酒下肚,说话就更容易投机了,刘不才率直提出要求,问邢旅师能不能帮他到上海去一趟——当然要有个理由,他说坐吃山空,不是回事,有个至亲在上海,想去“告帮”。
  “你要到杭州倒不难,我给你出张‘挥纸’,一路都可过关。上海方面,没有来往,出了‘挥纸’也无用。”
  “旅师!”刘不才无奈,只有赖上他了,“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个办法。”
  “你的事,当然要帮忙。你先吃酒,等我跟老秦商量了再说。明天给你回音。”
  第二天倒是商量出来一个办法。邢旅师有个好朋友,现在驻扎金山卫,不久以前相聚,闲谈之间提起,说是缺少写字的人。邢旅师打算将他举荐了去,只要取得信任,到上海公差的机会一定很多。
  这是要落水做长毛了。刘不才不免踌躇,但他的心思很快,立刻有了主意,所以连连点头:“好,好!多谢,多谢,就是这样。”
  “那么,你就自己用我的名字写封信——”于是邢旅师口述,刘不才笔录,信中除了客套以外,说是“今有‘老弟兄’刘先生,颇谙书算,可为兄之帮手,特遣前来,请加录用。”写完又开“挥纸”——过关度卡的通行证。然后教导刘不才改换衣饰,送了他一块黄绸抹额,一双花鞋,这是长毛最显着的服色。
  穿戴到家,朱老太太吓一跳:“三外公做了长毛了!”
  “没有办法。”刘不才将额上裹着的黄绸巾取了下来,“我明天就走。到上海见着了大器,再来接你们。”接着便将邢旅师替他出的主意,细细讲了一遍。
  “这样说,是真的要做长毛了?要做到哪天为止?”
  “哪个真的要做长毛?”刘不才说,“我见机行事,一直混到上海。”
  朱老太太又愁又喜,喜的是困境总算可望打开,愁的是刘不才此去,不知可能安然过关?就能过关,顺顺利利到了上海,又如何能将全家老幼接了出去?
  这一层,就是她不说,刘不才也有交代:“松江老大一定有办法,这里有姓秦的帮忙,加上孙老大的力量,出嘉兴是容易的。就是嘉兴到松江这短短一段路,伤点脑筋,只要这一关闯得过去,大功就告成了。”他说,“在孙老大这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你们安心过日子,我至多半个月一定回来。”
  然后又重托了孙祥太,约定后会之期。第二天一早,刘不才便扮成长毛上路,沿途缴验“挥纸”和邢旅师的那封信,很顺利地到了金山卫。到了这里就费踌躇了,再往前走,那封信便不能再用,因为盘问的人只说一句:“金山卫已经过了,还走到那里去?”便无话可答。
  刘不才原来的打算是,投到以后,相机潜逃,此时心想:同是一逃,何必多费一层周折?现在是似长毛,果然持函投效,那时潜逃,即非一般老百姓的“逃长毛”而是开小差,被抓住了决无幸免之理。
  想到此处,再无犹豫。经过镇市,买了一顶毡帽、一双草鞋,找间空房子,恢复本来服色,换下的黄巾花鞋,连同邢旅师的书信,一起投入枯井,扬长而去。
  由金山卫往北,过张堰到松江是笔直的一条大路,走到一半,遥遥望见杂沓的人影,一看便知是:“逃长毛”。刘不才大吃一惊,不由得站住了脚,等神色仓皇的人群拥到,急急拉住一个询问,果不其然,是从上海败退下来的长毛,一路烧杀掳抢,无理可喻。
  这些事,刘不才听得多了,但亲身遭遇,却还是第一回,自不免惊惶失措,而又苦的是人生路不熟,唯有回身便走,跟着一群人,只拣偏僻小路,茫然疾奔。
  结果还是逃不脱,为潜伏在一座石桥下的两名长毛截住,同行被掳的一共6个人,辫子结辫子,在白刃相指之下,被押到一处长毛的“公馆”,关在厅堂旁边的罪房里。
  事已如此,刘不才知道惊慌无用,自己告诉自己:千万镇静,才能随机应变。因此,他只是默坐一隅,聚精会神地注意外面的动静。在人来人往的足步声中,突然听得有人喊道:“叫新家伙出来讲道理!”
  刚被掳的人称为“新家伙”,刘不才心中警觉,生死祸福,决于此俄顷之间,必须整顿全神,见机行事。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
  等牵出厢房,只见厅中一张太师椅,上面似猴子一般蹲着一个瘦小麻面的长毛,看年纪不过二十刚刚出头。左右两个长毛称为“小把戏”的十五六岁的少年,手中都抱着雪亮的钢刀。
  6个人一字跪下,麻面长毛开口就说:“现在粮草不足,要这许多人何用?推出去斩掉!”
  左右两个小把戏,一起踏出来,握拳抱刀,向上行礼,像唱戏似地齐声答道:“遵令!”
  “老爷,老爷!”有人极喊哀求:“做做好事,饶我一条命!”
  “送你归老家,上天堂,就是好事!”
  小把戏不由分说,推了两个人就走,第三个就是刘不才,急中生智,大声说道:“粮草不足,我有办法。”
  “喔,”麻面长毛不信似地问:“你有办法?倒说说看!你要唬人,当心吃苦头。”
  缓兵之计见效,刘不才就从容了,“我决不敢瞎讲。”他说,“只要放了我,我自有办法弄几十担粮食来。”
  “你说!说得对了,我放你。”
  “嘉兴粮食多得很。管仓的秦百长我认识,写张公事,今天送,明天粮食就到了。”
  “你会写字?”
  “会!”
  “你不早说!”麻面长毛一跳下座,从绑腿上取下一把匕首,割断了缚在刘不才手腕间的绳子。
  这就像赌钱的“死门开”一样,刘不才的胆量,一下子变得其泼无比,不由分说,便往外大喊:“刀下留人!”
  麻面长毛不作声,居然是默许的表示。等将那两个面无人色的百姓押了回来,他才开口说道:“算你们运气!不过不能放你们。你们会做啥?有没有做裁缝的?”
  做裁缝的没有,却有人会打草鞋,还有人会上房补漏。麻面长毛一一问明,因材器使,发遣完毕,然后很客气地向刘不才请教姓氏。
  刘不才老实答道:“我姓刘。”
  “刘先生,你请坐!”麻面长毛说道:“老实跟刘先生说,我就是少一个会写字的。那天遇见一个秀才,我倒好意尊敬他,哪知道是个书呆子,破口大骂。有个小把戏不知道轻重,一刀过去,削了他半个脑袋,就此呜呼。从此以后,没有遇见过读书人,今天跟刘先生有缘,要请你帮忙。不会写字,跟哑吧一样。”
  这个譬喻费解,只听说过不识字如“睁眼瞎子”,何至于像哑吧?
  等刘不才问了出来,麻面长毛答道:“我打了好些胜仗,没有人替我写禀帖报功,岂不是像哑吧一样?还有上头要叫我造兵册,凭册发粮,也没有人替我动笔,都要拜托刘先生了。”
  “原来如此!”刘不才倒不免有些怯意,造名册容易,写禀帖叙战功,只怕自己文章不胜,应该言明在先:“只怕我写不好!”
  “刘先生不要客气。先请吃饭,回头动手。”
  刘不才实在也饿得有些头昏眼花了,但急于有所自见,好跟麻面长毛建立一重关系,因而挑容易做的先做,“吃饭不忙。”他说,“我先来造兵册。”
  “也好!等下我陪刘先生吃酒。小把戏,”麻面长毛喊道:“抬桌子!拿笔砚来。”
  于是抬一张桌子在当门亮处放下,铺排笔砚,取来原有的兵册,翻开来第一页第一行,写的是“求天义麾下巡查陈世发,年二十一岁,系安徽怀宁县人,父母已故,弟在营,无妻子。”刘不才知道,太平天国在“王”下,“侯”以上另有五等爵,称为“义、安、福、燕、豫”。这五等爵上面,有两个字的称号,第二个字必用“天”,像长毛破杭州的悍将谭绍光,确叫“慕天义”。只不知道“求天义”是谁,陈世发可就是眼前的“居停”?
  他猜得不错,“陈世发就是我。”麻面长毛说,“这本兵册是去年造的,好些人阵亡了,也有好些新家伙要补上去。请你念一念,我会告诉你。”
  于是刘不才便念兵册,分为“圣兵”、“精兵”两种,每念一名,便听陈世发的招呼,做个记号,存者打圈,殁者勾掉。然后再补新兵名字,到得傍晚,方始弄成一份草稿。陈世发请他搁笔,以酒食款待。
  于是陈世发一面与刘不才喝酒,一面谈他的战绩,好让刘不才为他写禀帖报功。陈世发与洋将华尔、白齐文都交过手,互有胜负,谈得十分起劲。
  刘不才起先是聚精会地听着,到后来就神思不属了。因为他从陈世发身上起了好几个念头,首先想到的是,陈世发谈的虽只是他这一份的战况,但也不难窥知这一带长毛的全盘动向,如今既然要做接应官军的工作,何妨埋伏在陈世发身边,可以探取许多机密。当然,自己是不可能长期潜隐于此的,但很可以“举贤自代”,找个人替他掌管文书,探听消息。
  其次,他又想到像陈世发这样的人,本心其实并不算坏,倘能相机策反,也是官军的一助。
  因为如此,便有些心不在焉。陈世发看出他的神态不对,便即问道:“刘先生,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话?我看你好像是有心事。”
  刘不才一惊。定定神答道:“是的,我有心事。我一家人都在嘉兴挨饿,此刻端起饭碗,心里难过。”
  “那也不要紧。你去把他们接了来,在我营里补名字,发他们口粮。”
  刘不才心里一动,能有这句话,朱家老幼,便又可往上海接近一步。但是到了这里,却又如何脱身?这得预先筹划妥当,不宜冒昧从事。
  心里这样在想,口头当然称谢:“那太好了,多谢,多谢!”
  “你家里的人,在嘉兴什么地方?我派人替你去接。”陈世发说,“刘先生,只要你肯用心帮我,我这个人是知道好歹的。”
  “是。我也看出你是有血性的人。这样,”刘不才说,“我先帮你将公事料理妥当,再来料理我自己的事。那时候你抓一条船,派几个弟兄,陪我到嘉兴走一趟。我还可以替你弄十几条洋枪来。”
  “洋枪?”陈世发惊喜地问,“你怎么弄得到?”
  原是随意敷衍讨好的一句话,不想陈世发竟是大为动心的模样,刘不才灵机一动,将计就计,索性摆一个骗局。原来朱大器有个堂房侄女,小名七喜,丈夫叫孙子卿,在洋行做事,是朱大器的得力助手。七喜人很能干,常常出面跟“官客”打交道,而且是松江老大的结义妹妹,大家都叫她朱姑奶奶。刘不才想到他们夫妇,办法有了。
  “我有一个亲戚姓孙,在洋行里做事,以前替浙江买了一批洋枪,运到半路上,听说忠王殿下大军已经围困杭州,内外交通断绝。这批洋枪便成了他的私产,一部分在嘉兴,一部分运回上海,原是想找户头脱手。如果你要,我可以替你想办法。”
  “我要,我要!”陈世发说,“不知道他要卖多少钱一枝?”
  “这倒不大清楚。”刘不才见他异常热中,便进一步试探:“你相信不相信我?”
  陈世发乱眨着眼,好久才问出一句话来:“信你怎么样?
  不相信你又怎么样?”
  “不相信我,不必谈,如果相信,你让我到上海去一趟。
  来回顶多三天功夫;我去打听价钱,拿样品来你看。”
  陈世发大费考虑,最后还是未作决定,且等到明天再说。
  吃完晚饭,刘不才又在灯下造兵册,直到三更天方罢,陈世发备了宵夜犒劳,还说要替他去找个“婆娘”,刘不才那里有这份闲情逸致,笑笑谢绝。
  睡的地方很舒服,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张红木大床,铺的是狼皮褥子,盖的是簇新的绸面洋市里的厚棉被,但是刘不才却不能入梦,在枕上盘算了又盘算,等盘算妥当,却又兴奋得睡不着了。
  第二天自然还是起来得很早,吃过早饭动笔,将陈世发报战功的禀帖写完,念着给他听过,一切妥贴,就待封发之时,刘不才问道:“禀帖送到那里?”
  “送到嘉定。”
  “那要经过上海。”刘不才问:“不知送信的弟兄,能不能到夷场上去走一趟?”
  “这——”陈世发大惑不解,“这是干什么?”
  “我不是说过,我那姓孙的朋友,有一批洋枪,而你又想买?我现在在想,先用不着我自己去,我写封信给他,叫他将价钱开来,顺便再带几枝样品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世发浮起满面笑容,“那我另外派人。要很机灵,又熟悉夷场情形的人去办。”他想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有,有,有人。”
  于是刘不才立刻动笔写信给孙子卿。信非常简单,先说“阖家安好”,这是写给朱大器看的。接下来说:“弟新交一友,颇讲义气,渠拟购洋枪一批,长短不拘,望兄看弟之交情,报价特别克己。并先交货一批,数量可询来人,能携若干,即付若干。价款容后再算。”
  写完,念着讲了给陈世发听,讲到最后几句,陈世发惊喜地问:“你是说,现在就可以弄一批枪来?”
  “对了!我的朋友相信我,凭我的信,要多少是多少,就怕去的人随身带不了。将来大批运出来,怎么走法,还得好好商量。”
  “这当然要写禀帖呈报上头。现在先弄几枝来试了再说。”
  陈世发想了一会说道:“我派四个人去,见机行事。不过,”他脸色突然变得严厉了,“刘先生,这件事开不得玩笑的。”
  “怎么会开玩笑?我人在你这里,承蒙你不弃,当我朋友,我开你这个玩笑,不就等于开我自己的玩笑?不过话要说明白,弟兄们去了,到地方找不着我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不肯给枪,这算是我开玩笑。如果路上出了别的毛病,不能记在我头上。”
  “那当然。”
  “还有句话,我先要问清楚,这四个弟兄,见了我的朋友,问起来:‘你们四位做啥行当?’他们怎么说?”
  这一下将陈世发问住了,只好反过来请教:“你看呢?”
  “照我看,最好说老实话。我在这里干什么,你待我怎么好。我的朋友心里就明白了。”
  “这样一来,不会有危险?”
  “决不会。我的朋友又不是半吊子,会去报官。”刘不才为了稳妥起见,特别又在信上加了一句:“务必款待来人,千万秘密。”
  有了这样切实的信,陈世发自然深信不疑。当时便选派了4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好半天,决定第二天一早动身,这4个人如何走法,怎么样利用熟悉地势的长处,抄小路,走捷径到上海?陈世发都告诉了刘不才,但有一点,犹成难题。
  “去的时候是空手,怎么样也混得过去,从上海出来,带着枪就麻烦了。遇见我们自己人也不要紧,遇见‘妖兵’,关卡上怕难过。”
  “妖兵”是指官军。这确是难题,刘不才细想了一下,认为以孙子卿的关系,或者可以帮他们过关,因而答道:“这只有到了上海再说。我的朋友,在上海人头很熟,去的弟兄不妨老实跟他说,让他想办法,护送出境,或者办得到。”
  这一说,陈世发比较宽心了。此时亦无从计议,只有派出去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