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交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干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交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精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春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春、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些“老兵”，其实是湘军各营的溃勇，或者被裁汰资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照曾国藩以威继光遗规订立的招募条件，是决不能合格的，李鸿章也服膺这些道理，所以一听钱鼎铭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师，”当笑话谈完了这件事，李鸿章正色说道：“薛中丞散漫花钱，一定会把湖南的风气搞坏，未曾入营，先多方需索，以后我们去募勇就难了。只怕九叔回湘招军，也受他的影响。”“九叔”是指曾国荃，其实国荃的年纪比李鸿章还轻，不过照世交规矩，不能不这样尊称。 　　“那倒还不至于。”曾国藩徐徐说道，“其实淳朴农夫，何地无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乡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鸿章异常机警，听出曾国藩无意中透露，有让他带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机会，但不出则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样，担当方面，才能舒展怀抱，所以这时出以沉着，淡淡答道：“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援沪一节，总要老师先定下主张，才好措手。” 　　“饷源是要紧的。”曾国藩徐徐答道：“胡润芝当年在武昌，月筹４０万，供馈长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这话啰！”李鸿章赶紧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关税厘金，可用来作军饷的，总有六七十万。比胡润帅当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一出一入，所关更巨。” 　　曾国藩点点头：“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写信找沅甫来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鸿章心想，曾国荃一心想收复金陵的大功，不见得肯到上海。但这话自己不便说，说了倒像自己想讨这个差使似地。老师的意向不明，躁进怕为他看不起，不如不说。 　　不说却又不可，缓不济急的话，应该可以说的。于是他这样答道：“老师，苏绅望安庆，如大旱之盼云霓。而且长毛‘二李’，裹胁几十万人在浙西，一旦猛扑上海，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若是定了宗旨，请九叔带队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写信给九叔吧！” 　　“沅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于他的自愿，才能坚忍不拔。强使行之，并非善策。”曾国藩想了一下又说：“世事千头万绪，还得要从长计议。眼前先不谈可行的，要先谈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请教，现在有一大支兵将在这里，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么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过去？要打，当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条间道？这些疑问，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无从谈起了。” 　　一句话将李鸿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的心思极快，心里在想：“既然钱鼎铭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去？”这样自问着，突生灵感，脱口便喊了声：“老师！” 　　喊了这一声，却又不响了，只怔怔地看着老师，眼中流露出喜悦而迷惘的光芒，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从容问道：“少荃，你有什么好主意？” 　　“门生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说，照他们在上海的办法，也是募洋将洋兵，替我们来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将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鸿章放低了声音说：“门生打算雇几条洋商的大火轮，载运兵勇，鼓掉东驶，一路冲过去。老师看行不行？” 　　曾国藩闭目不语，眼中浮起一幅景象——这幅景象出现在这年初夏，胡林翼应邀到东流商议进兵方略，曾国藩邀他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形势。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马遥望，意气甚豪，指着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说他们已为釜底游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话未完，颜色大变，口吐鲜血。 　　这是因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来自两条西洋的轮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忧。胡林翼本来就有肺疾，从此病势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临终前几个月，有人跟他谈起洋务，他总是闭目摇手，神态忧郁地说：“不谈，不谈。这不是我们所能谈得出结果来的。” 　　曾国藩在这方面，跟胡林翼约略同感。这时李鸿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轮”，自然而然地忆及往事，既忧国势，又悼良友，所以闭目不语，神色不怡。 　　李鸿章不免诧异，“老师，”他问，“忧虑的是什么？” 　　“当年——”他将当年荩臣忧国的因由，说了给李鸿章。 　　“胡润帅原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过洋务连谈都不愿谈，也未免过分。”李鸿章停了一下说，“照门生看，师夷以制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还谈不到。”曾国藩将话题拉了回来：“安庆被围的那时候，城内的长毛，就靠洋商的轮船接济，官军拿他们没有办法。轮船外包铁甲，其行如风，用洋枪打是不中用的，不过，拿大炮轰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炮台，英法军舰不敢贸然内犯，看起来，轮船不能不怕大炮。这一层，你要仔细思量。” 　　“门生想过了。运兵的消息，当然要严防外泄。雇船的时候，不必先跟洋商说破，到时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节。” 　　曾国藩沉吟久之，方始开口：“这样做法，迹近挟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会泄消息。照我看，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总须先求稳当。第一先要仔细探查，此去有哪几处会受长毛的炮轰，可有闪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说得明明白白。水脚贵一点倒不要紧，必得听我们指挥，要走要停，白天走，还是夜里走，不能随人摆布。” 　　“老师顾虑得是，我就照老师的话，跟钱调甫他们去说。” 　　“不忙，不忙！”曾国藩摇其头，“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尚无眉目。少荃，我这里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虽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担当此任，尚未可知。再说，进围金陵，亦不可缓。你能不能自己练一支兵？” 　　练兵先要招兵，这不是三两个月可了的事，李鸿章有些为难，回乡招募，练成一支可以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劲旅，固是极好之事，就怕远水救不得近火，等练成了，上海已经失守，变成无用武之地，岂非白耗心血。 　　曾国藩见他沉吟不语，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说，“兵总是要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才会得力。鲍春霆会打仗，不会练兵，他的队伍，纪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来，百姓就要遭殃。这是鲍春霆吃亏的地方，你当引以为鉴。至于军队练好了，不愁没有用处，你不必三心两意，只从根本上去着力，决不会错。” 　　李鸿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师的训诲。” 　　从曾国藩那里退了出来，李鸿章先不跟钱鼎铭见面，得要找一个人去好好商量，这个人就是安庆克复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诚的长毛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纪虽轻，在地方上的声名甚盛，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行事有游侠之风，喜用奇计，更善结纳。陈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计招致，程学启不肯投伪。因为得不到，便愈觉得珍贵可爱，最后陈玉成出了下策，将程学启的父母掳了去当人质，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国的官职，领兵扼守安庆城外，与城内的太平军互为支援。 　　但是，程学启内心是不满太平军的，尤其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得落了水，更觉于心不甘。不过他为人极深沉，表面丝毫不露痕迹，在安庆的太平军以及陈玉成亦都对他深信不疑。谁知就在攻防战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拉着队伍反正了。 　　反正以后，并未获得重用，曾国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国藩则出以持重，不敢过分信任，所以仅拨了一千兵给他，担任不关紧要之处的外围警戒。但李鸿章因为同乡的关系，跟程学启颇为接近，每次相见，一谈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气纵横，有担当、有决断，是绝好将材。这时受了曾国藩的鼓励，预备回家乡招募人马，自然第一个就想到这位同乡。 　　“方忠兄，”李鸿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话说，“现在有个好机会，贼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学启亦愿一抒抱负，于是倾心筹划、谈了整整一夜、拟出来一个计划，除了他跟程学启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练，士气如虹。运兵到上海的办法，亦由钱鼎铭托人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接头，可以包运。不过，这也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筹划，李鸿章那里，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苏士绅、还得要耐心等待。 　　＊＊＊ 　　刘不才替朱大器接眷的事，另办成了一半，靠孙祥太的力量，安然到了杭州到上海一半路程的嘉兴。再往前就走不通了。 　　孙祥太得到消息，原来十二月十五，李秀成部下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从松江进攻奉贤，华尔的洋枪队，吃了个败仗。 　　三天以后，谭绍洸向东攻占南汇，紧接着折北占领川沙，对上海完成东、西三面包围之势，于是十二月廿一日那天，太平军三万多人，攻吴淞、逼宝山，直扑上海。 　　“以后的消息就很乱了，有的说上海已经失守，有的说洋枪队投到了那一面，有人亲眼得见，高鼻子、红眉毛的洋鬼子在长毛队伍里。”孙祥太停了一下说，“不管怎么赶到上海过年，是办不到的了。” 　　刘不才自然大失所望。想到全家上下，天天在谈，到了上海如何如何，越发觉得这个消息无法开口宣布，不由得搓着手说：“那，大哥，你看怎么办呢？”他跟孙祥太、小张已在杭州拜了把子，所以如此称呼。 　　孙祥太默然，从皮袄大襟中掏出一枝烟袋，装上一袋旱烟，点燃了吸个不停。 　　“大哥，”刘不才定定神，觉得不该害孙祥太为难，慨然说道：“实逼处此，天大的本事也无用，只有等这一潮水过去了再说。” 　　“‘萝卜吃一截剥一截’，先在我家住下来，看机会再说。 　　如果松江老大有路子，就再移松江，这样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乱世逃生，计无万全，只有这样步步为营是比较聪明的办法。不过，我跟大哥不分彼此。”他说，“是我的亲戚，又是上上下下十来口人，到大哥府上打搅，怎么说得过去？” 　　“这话你就说得不对了。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孙祥太又说：“而且，我再说一句，在我们这一行，哪天不开三桌五桌的闲饭？就没有我们的情分在内，只要是点头之交来投奔我，我也不能不管。” 　　刘不才原是一句场面上的话，过门不能不交代，真个胶柱鼓瑟，就不是江湖道了，因而欣然答道：“那就这样。我先替我们那位朱老太太跟大哥道谢。” 　　于是朱老太太全家都搬到了孙家。孙祥太这时的身份，变成患难之交而兼通家之好。由于他是刘不才的换帖弟兄，孩子们叫他“大外公”，朱太太跟芙蓉叫他“大叔”，而朱老太太叫他“孙大爷”。为了表示尊敬亲热，奉以上座，亦不回避，事实上乱世礼疏，局局促促两间屋子，女眷要回避亦无从回避起。 　　＊＊＊ 　　在嘉兴一住二十多天，虽然孙祥太待朱家老幼，跟自己亲人那样，但寄人篱下，总不是久长之计，而且朱老太太想念爱子，有恹恹成病的模样，所以朱太太非常着急。不过她跟刘不才到底隔着一层，有些话不能不让芙蓉去跟她叔叔说。 　　刘不才的焦急烦闷，其实也不下于朱太太。只是道路隔绝，实在危险——上海之围未解。夷场上的官绅，成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公所”，一面由苏州的绅士，在籍刑部郎中潘会玮，航海入京，请准西兵会剿，一面会同江苏巡抚薛焕，筹款加募洋人助战。因此，华尔在松江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长毛人多，一下子亦打不退。而且由于溃散的缘故，四处骚扰，道路越加不宁，刘不才几次想单身上路，到松江去寻松江老大，都让孙祥太极力拦住了。 　　由于芙蓉的催促，刘不才这一次下定决心了，“大哥！”他跟孙祥太说，“我非去走一趟不可。不然，连我都要闷出病来了。” 　　“不是我不让你去，实在是担不起责任。”孙祥太说，“听说洋人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这几天一定要大打一仗。 　　且等这一仗下来再说好不好？” 　　“那等到哪一天？”刘不才说，“我想总找得出一条路来吧？” 　　孙祥太想了一会说：“既然你一定要走，我来想想办法看。 　　或者，你写封信，我派人替你去送，当然，送得到送不到，不敢保险。” 　　这就是说，路上绝无把握。刘不才心里在想，不妨自己去觅觅路子看。所以一面表示还是自己要去，请孙祥太设法，一面出门去看两个新交的朋友。 　　这两个朋友是在赌场中结交的。赌场当然是秘密的，但刘不才每到一处总能找到这些地方，他的方法是往茶馆里找一张中间的桌子，泡壶茶一坐，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只要时间稍为久一些，就会发现那里在谈赌经，然后耐心等待，等到谈赌经的那些人，相继离座，便跟了下去，往往一跟就跟到赌场。 　　在赌场里，只要懂得禁忌，不惹人厌，很容易交朋友，刘不才谙于此道，说两句凑兴的话，偶而指点一些门路，交朋友更加容易。不过这个月来，他自觉身在客地，宜乎韬光养晦，所以朋友交得不多，只有两个，而这两个朋友在他看是很有用的，因为两个都是长毛。 　　长毛也有好有坏，刘不才当然放眼光挑过，这两个长毛是够朋友的好人。 　　长毛好赌，“公馆”中往往通宵达旦，赌注亦无奇不有，大致都是掳掠所得的“傥来之物”，金银，也有珠宝，首饰之类，都系在袴腰带上。往往探手入怀，取出一只翠钗，或者燃料鼻烟壶，当场估价下注。赌的花样，最流行的一种名为“杠子宝”，刘不才就是在这样赌上，结识了一个姓邢的长毛。 　　这个姓邢的，在太平军中的官职，名为“旅师”，意思是一旅的军师。他常到一处赌场中去玩“杠子宝”，赌得非常泼，但也非常老实，刘不才很欣赏他那种不管输赢，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风度。日久天长，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看他每天输，总想帮他好好赢一场，但不知如何才能达成心愿？ 　　有一天刘不才看出苗头来了——杠子宝的赌法是用两枚制钱，竖立旋转，用一只茶钟扣在上面，猜那两枚制钱的“字”与“幕”，一共３种花式，两字、两幕、一字一幕，猜中的一配二。这种赌法仿佛摇摊，但少一门，又像杭州贩夫走卒所赌的，由宋朝的“关扑”演变而来的“颠颠敲”。其中当然有机可乘，只是别人看不出来，却瞒不过目光锐利，在赌场上倾家荡产过的刘不才。 　　刘不才发现庄家所用的那两枚制钱，其中一枚的一面，边缘较薄，这一面是“字”。这一来，这枚制钱等旋转的力量快消失，而要仆倒时，总是往薄的一面倒去，换句话说，出两字或一字一幕的机会，远比出两幕的机会来得多。 　　于是趁方便的当儿，刘不才跟着到茅厕里，率直问道：“那旅师，你想不想翻本？” 　　“那个不想翻本。你问我这话，总有道理吧？” 　　“当然。”刘不才说：“我教你一个诀窍，你去试试看。” 　　一试果然甚灵。而刘不才颇为见机，怕此人老实，当场向他道谢，泄露了他人的懵懂阴阳，未免治一经，损一经，徒然得罪于人，所以当然就避了开去。 　　第二天再到赌场，邢旅师已经在等他了，约他酒楼相叙，一表谢意，同时也要问他，何以如此示惠。 　　这就见得姓邢的是极忠厚，也极知好歹事理的人，刘不才不必瞒他，坦率答说，只为了想结交他这么一个朋友，好得些照应。 　　于是邢旅师又替他介绍了一个长毛，姓秦，官拜“百长”，职司是看守一座米仓，米粮出纳之权都在他手里。时常私下卖些米给刘不才，贴补孙家的食用。这个秦百长原籍湖州，是在湖北被掳，由“新家伙”变为“老家伙”，结果成了“老长毛”，但本性不泯，见刘不才是湖州人，叙起乡谊来，格外亲切，但是他的地位比较低，助力不够大，所以刘不才不找他，直往赌场里来觅邢旅师。 　　寻着邢旅师到茶馆相叙。长毛吃茶，必设茶点，不过酥糖、薄脆饼之类的粗点心，邢旅师这天赢了钱，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吃，邀到酒馆里去小酌。 　　三杯酒下肚，说话就更容易投机了，刘不才率直提出要求，问邢旅师能不能帮他到上海去一趟——当然要有个理由，他说坐吃山空，不是回事，有个至亲在上海，想去“告帮”。 　　“你要到杭州倒不难，我给你出张‘挥纸’，一路都可过关。上海方面，没有来往，出了‘挥纸’也无用。” 　　“旅师！”刘不才无奈，只有赖上他了，“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个办法。” 　　“你的事，当然要帮忙。你先吃酒，等我跟老秦商量了再说。明天给你回音。” 　　第二天倒是商量出来一个办法。邢旅师有个好朋友，现在驻扎金山卫，不久以前相聚，闲谈之间提起，说是缺少写字的人。邢旅师打算将他举荐了去，只要取得信任，到上海公差的机会一定很多。 　　这是要落水做长毛了。刘不才不免踌躇，但他的心思很快，立刻有了主意，所以连连点头：“好，好！多谢，多谢，就是这样。” 　　“那么，你就自己用我的名字写封信——”于是邢旅师口述，刘不才笔录，信中除了客套以外，说是“今有‘老弟兄’刘先生，颇谙书算，可为兄之帮手，特遣前来，请加录用。”写完又开“挥纸”——过关度卡的通行证。然后教导刘不才改换衣饰，送了他一块黄绸抹额，一双花鞋，这是长毛最显着的服色。 　　穿戴到家，朱老太太吓一跳：“三外公做了长毛了！” 　　“没有办法。”刘不才将额上裹着的黄绸巾取了下来，“我明天就走。到上海见着了大器，再来接你们。”接着便将邢旅师替他出的主意，细细讲了一遍。 　　“这样说，是真的要做长毛了？要做到哪天为止？” 　　“哪个真的要做长毛？”刘不才说，“我见机行事，一直混到上海。” 　　朱老太太又愁又喜，喜的是困境总算可望打开，愁的是刘不才此去，不知可能安然过关？就能过关，顺顺利利到了上海，又如何能将全家老幼接了出去？ 　　这一层，就是她不说，刘不才也有交代：“松江老大一定有办法，这里有姓秦的帮忙，加上孙老大的力量，出嘉兴是容易的。就是嘉兴到松江这短短一段路，伤点脑筋，只要这一关闯得过去，大功就告成了。”他说，“在孙老大这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你们安心过日子，我至多半个月一定回来。” 　　然后又重托了孙祥太，约定后会之期。第二天一早，刘不才便扮成长毛上路，沿途缴验“挥纸”和邢旅师的那封信，很顺利地到了金山卫。到了这里就费踌躇了，再往前走，那封信便不能再用，因为盘问的人只说一句：“金山卫已经过了，还走到那里去？”便无话可答。 　　刘不才原来的打算是，投到以后，相机潜逃，此时心想：同是一逃，何必多费一层周折？现在是似长毛，果然持函投效，那时潜逃，即非一般老百姓的“逃长毛”而是开小差，被抓住了决无幸免之理。 　　想到此处，再无犹豫。经过镇市，买了一顶毡帽、一双草鞋，找间空房子，恢复本来服色，换下的黄巾花鞋，连同邢旅师的书信，一起投入枯井，扬长而去。 　　由金山卫往北，过张堰到松江是笔直的一条大路，走到一半，遥遥望见杂沓的人影，一看便知是：“逃长毛”。刘不才大吃一惊，不由得站住了脚，等神色仓皇的人群拥到，急急拉住一个询问，果不其然，是从上海败退下来的长毛，一路烧杀掳抢，无理可喻。 　　这些事，刘不才听得多了，但亲身遭遇，却还是第一回，自不免惊惶失措，而又苦的是人生路不熟，唯有回身便走，跟着一群人，只拣偏僻小路，茫然疾奔。 　　结果还是逃不脱，为潜伏在一座石桥下的两名长毛截住，同行被掳的一共６个人，辫子结辫子，在白刃相指之下，被押到一处长毛的“公馆”，关在厅堂旁边的罪房里。 　　事已如此，刘不才知道惊慌无用，自己告诉自己：千万镇静，才能随机应变。因此，他只是默坐一隅，聚精会神地注意外面的动静。在人来人往的足步声中，突然听得有人喊道：“叫新家伙出来讲道理！” 　　刚被掳的人称为“新家伙”，刘不才心中警觉，生死祸福，决于此俄顷之间，必须整顿全神，见机行事。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 　　等牵出厢房，只见厅中一张太师椅，上面似猴子一般蹲着一个瘦小麻面的长毛，看年纪不过二十刚刚出头。左右两个长毛称为“小把戏”的十五六岁的少年，手中都抱着雪亮的钢刀。 　　６个人一字跪下，麻面长毛开口就说：“现在粮草不足，要这许多人何用？推出去斩掉！” 　　左右两个小把戏，一起踏出来，握拳抱刀，向上行礼，像唱戏似地齐声答道：“遵令！” 　　“老爷，老爷！”有人极喊哀求：“做做好事，饶我一条命！” 　　“送你归老家，上天堂，就是好事！” 　　小把戏不由分说，推了两个人就走，第三个就是刘不才，急中生智，大声说道：“粮草不足，我有办法。” 　　“喔，”麻面长毛不信似地问：“你有办法？倒说说看！你要唬人，当心吃苦头。” 　　缓兵之计见效，刘不才就从容了，“我决不敢瞎讲。”他说，“只要放了我，我自有办法弄几十担粮食来。” 　　“你说！说得对了，我放你。” 　　“嘉兴粮食多得很。管仓的秦百长我认识，写张公事，今天送，明天粮食就到了。” 　　“你会写字？” 　　“会！” 　　“你不早说！”麻面长毛一跳下座，从绑腿上取下一把匕首，割断了缚在刘不才手腕间的绳子。 　　这就像赌钱的“死门开”一样，刘不才的胆量，一下子变得其泼无比，不由分说，便往外大喊：“刀下留人！” 　　麻面长毛不作声，居然是默许的表示。等将那两个面无人色的百姓押了回来，他才开口说道：“算你们运气！不过不能放你们。你们会做啥？有没有做裁缝的？” 　　做裁缝的没有，却有人会打草鞋，还有人会上房补漏。麻面长毛一一问明，因材器使，发遣完毕，然后很客气地向刘不才请教姓氏。 　　刘不才老实答道：“我姓刘。” 　　“刘先生，你请坐！”麻面长毛说道：“老实跟刘先生说，我就是少一个会写字的。那天遇见一个秀才，我倒好意尊敬他，哪知道是个书呆子，破口大骂。有个小把戏不知道轻重，一刀过去，削了他半个脑袋，就此呜呼。从此以后，没有遇见过读书人，今天跟刘先生有缘，要请你帮忙。不会写字，跟哑吧一样。” 　　这个譬喻费解，只听说过不识字如“睁眼瞎子”，何至于像哑吧？ 　　等刘不才问了出来，麻面长毛答道：“我打了好些胜仗，没有人替我写禀帖报功，岂不是像哑吧一样？还有上头要叫我造兵册，凭册发粮，也没有人替我动笔，都要拜托刘先生了。” 　　“原来如此！”刘不才倒不免有些怯意，造名册容易，写禀帖叙战功，只怕自己文章不胜，应该言明在先：“只怕我写不好！” 　　“刘先生不要客气。先请吃饭，回头动手。” 　　刘不才实在也饿得有些头昏眼花了，但急于有所自见，好跟麻面长毛建立一重关系，因而挑容易做的先做，“吃饭不忙。”他说，“我先来造兵册。” 　　“也好！等下我陪刘先生吃酒。小把戏，”麻面长毛喊道：“抬桌子！拿笔砚来。” 　　于是抬一张桌子在当门亮处放下，铺排笔砚，取来原有的兵册，翻开来第一页第一行，写的是“求天义麾下巡查陈世发，年二十一岁，系安徽怀宁县人，父母已故，弟在营，无妻子。”刘不才知道，太平天国在“王”下，“侯”以上另有五等爵，称为“义、安、福、燕、豫”。这五等爵上面，有两个字的称号，第二个字必用“天”，像长毛破杭州的悍将谭绍光，确叫“慕天义”。只不知道“求天义”是谁，陈世发可就是眼前的“居停”？ 　　他猜得不错，“陈世发就是我。”麻面长毛说，“这本兵册是去年造的，好些人阵亡了，也有好些新家伙要补上去。请你念一念，我会告诉你。” 　　于是刘不才便念兵册，分为“圣兵”、“精兵”两种，每念一名，便听陈世发的招呼，做个记号，存者打圈，殁者勾掉。然后再补新兵名字，到得傍晚，方始弄成一份草稿。陈世发请他搁笔，以酒食款待。 　　于是陈世发一面与刘不才喝酒，一面谈他的战绩，好让刘不才为他写禀帖报功。陈世发与洋将华尔、白齐文都交过手，互有胜负，谈得十分起劲。 　　刘不才起先是聚精会地听着，到后来就神思不属了。因为他从陈世发身上起了好几个念头，首先想到的是，陈世发谈的虽只是他这一份的战况，但也不难窥知这一带长毛的全盘动向，如今既然要做接应官军的工作，何妨埋伏在陈世发身边，可以探取许多机密。当然，自己是不可能长期潜隐于此的，但很可以“举贤自代”，找个人替他掌管文书，探听消息。 　　其次，他又想到像陈世发这样的人，本心其实并不算坏，倘能相机策反，也是官军的一助。 　　因为如此，便有些心不在焉。陈世发看出他的神态不对，便即问道：“刘先生，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话？我看你好像是有心事。” 　　刘不才一惊。定定神答道：“是的，我有心事。我一家人都在嘉兴挨饿，此刻端起饭碗，心里难过。” 　　“那也不要紧。你去把他们接了来，在我营里补名字，发他们口粮。” 　　刘不才心里一动，能有这句话，朱家老幼，便又可往上海接近一步。但是到了这里，却又如何脱身？这得预先筹划妥当，不宜冒昧从事。 　　心里这样在想，口头当然称谢：“那太好了，多谢，多谢！” 　　“你家里的人，在嘉兴什么地方？我派人替你去接。”陈世发说，“刘先生，只要你肯用心帮我，我这个人是知道好歹的。” 　　“是。我也看出你是有血性的人。这样，”刘不才说，“我先帮你将公事料理妥当，再来料理我自己的事。那时候你抓一条船，派几个弟兄，陪我到嘉兴走一趟。我还可以替你弄十几条洋枪来。” 　　“洋枪？”陈世发惊喜地问，“你怎么弄得到？” 　　原是随意敷衍讨好的一句话，不想陈世发竟是大为动心的模样，刘不才灵机一动，将计就计，索性摆一个骗局。原来朱大器有个堂房侄女，小名七喜，丈夫叫孙子卿，在洋行做事，是朱大器的得力助手。七喜人很能干，常常出面跟“官客”打交道，而且是松江老大的结义妹妹，大家都叫她朱姑奶奶。刘不才想到他们夫妇，办法有了。 　　“我有一个亲戚姓孙，在洋行里做事，以前替浙江买了一批洋枪，运到半路上，听说忠王殿下大军已经围困杭州，内外交通断绝。这批洋枪便成了他的私产，一部分在嘉兴，一部分运回上海，原是想找户头脱手。如果你要，我可以替你想办法。” 　　“我要，我要！”陈世发说，“不知道他要卖多少钱一枝？” 　　“这倒不大清楚。”刘不才见他异常热中，便进一步试探：“你相信不相信我？” 　　陈世发乱眨着眼，好久才问出一句话来：“信你怎么样？ 　　不相信你又怎么样？” 　　“不相信我，不必谈，如果相信，你让我到上海去一趟。 　　来回顶多三天功夫；我去打听价钱，拿样品来你看。” 　　陈世发大费考虑，最后还是未作决定，且等到明天再说。 　　吃完晚饭，刘不才又在灯下造兵册，直到三更天方罢，陈世发备了宵夜犒劳，还说要替他去找个“婆娘”，刘不才那里有这份闲情逸致，笑笑谢绝。 　　睡的地方很舒服，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张红木大床，铺的是狼皮褥子，盖的是簇新的绸面洋市里的厚棉被，但是刘不才却不能入梦，在枕上盘算了又盘算，等盘算妥当，却又兴奋得睡不着了。 　　第二天自然还是起来得很早，吃过早饭动笔，将陈世发报战功的禀帖写完，念着给他听过，一切妥贴，就待封发之时，刘不才问道：“禀帖送到那里？” 　　“送到嘉定。” 　　“那要经过上海。”刘不才问：“不知送信的弟兄，能不能到夷场上去走一趟？” 　　“这——”陈世发大惑不解，“这是干什么？” 　　“我不是说过，我那姓孙的朋友，有一批洋枪，而你又想买？我现在在想，先用不着我自己去，我写封信给他，叫他将价钱开来，顺便再带几枝样品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世发浮起满面笑容，“那我另外派人。要很机灵，又熟悉夷场情形的人去办。”他想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有，有，有人。” 　　于是刘不才立刻动笔写信给孙子卿。信非常简单，先说“阖家安好”，这是写给朱大器看的。接下来说：“弟新交一友，颇讲义气，渠拟购洋枪一批，长短不拘，望兄看弟之交情，报价特别克己。并先交货一批，数量可询来人，能携若干，即付若干。价款容后再算。” 　　写完，念着讲了给陈世发听，讲到最后几句，陈世发惊喜地问：“你是说，现在就可以弄一批枪来？” 　　“对了！我的朋友相信我，凭我的信，要多少是多少，就怕去的人随身带不了。将来大批运出来，怎么走法，还得好好商量。” 　　“这当然要写禀帖呈报上头。现在先弄几枝来试了再说。” 　　陈世发想了一会说道：“我派四个人去，见机行事。不过，”他脸色突然变得严厉了，“刘先生，这件事开不得玩笑的。” 　　“怎么会开玩笑？我人在你这里，承蒙你不弃，当我朋友，我开你这个玩笑，不就等于开我自己的玩笑？不过话要说明白，弟兄们去了，到地方找不着我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不肯给枪，这算是我开玩笑。如果路上出了别的毛病，不能记在我头上。” 　　“那当然。” 　　“还有句话，我先要问清楚，这四个弟兄，见了我的朋友，问起来：‘你们四位做啥行当？’他们怎么说？” 　　这一下将陈世发问住了，只好反过来请教：“你看呢？” 　　“照我看，最好说老实话。我在这里干什么，你待我怎么好。我的朋友心里就明白了。” 　　“这样一来，不会有危险？” 　　“决不会。我的朋友又不是半吊子，会去报官。”刘不才为了稳妥起见，特别又在信上加了一句：“务必款待来人，千万秘密。” 　　有了这样切实的信，陈世发自然深信不疑。当时便选派了４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好半天，决定第二天一早动身，这４个人如何走法，怎么样利用熟悉地势的长处，抄小路，走捷径到上海？陈世发都告诉了刘不才，但有一点，犹成难题。 　　“去的时候是空手，怎么样也混得过去，从上海出来，带着枪就麻烦了。遇见我们自己人也不要紧，遇见‘妖兵’，关卡上怕难过。” 　　“妖兵”是指官军。这确是难题，刘不才细想了一下，认为以孙子卿的关系，或者可以帮他们过关，因而答道：“这只有到了上海再说。我的朋友，在上海人头很熟，去的弟兄不妨老实跟他说，让他想办法，护送出境，或者办得到。” 　　这一说，陈世发比较宽心了。此时亦无从计议，只有派出去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