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是闰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车子进了彰义门，照例先行到宫门请安，递上折子；然后回到预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简陋，草草安顿，立即草拟奏折，准备举荐他在夏峰的同门，做过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的耿介，一起来担负辅导太子的重任。 　　刚刚拿起笔，忽然有数骑快马到门，求见汤斌：是一名御前侍卫，传旨即召汤斌进宫。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时候提起，说是看见汤大人在宫门请安，”那御前侍卫说：“皇上急于想见，吩咐即刻宣召；已经赐了‘紫禁城骑马’，请汤大人马上就走吧！” 　　于是汤斌又向北磕头谢了恩，匆匆出门；御前侍卫带了一匹御厩的好马来，骑上就走，进宫直到景运门前下马，引入乾清宫西暖阁，皇帝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行礼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话，他向汤斌这样致慰：“你在江苏，能够洁身自励，统率僚属，实心任事，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员，有才的不少；操守谨慎的，未能多见。你以前陛辞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平日不敢自欺’这句话你说过做到。我很高兴，所以特地拔擢你当礼部尚书，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汤斌答道，“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苏巡抚，奉职无状，时虞陨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尽心力，勉图报称。” 　　“江苏的情形怎么样？” 　　“苏州、松江两府，去年丰收；西淮、扬州水灾，蒙圣恩减免因赋，赈恤百姓，万民欢呼，感恩不止。不过徐州一带，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较严重。” 　　“你一路来，所见到的情形呢？” 　　于是汤斌据实奏陈，提到安徽凤阳、蒙城一带，饥民遍地，谋用无策；皇帝恻然不欢，连连摇头。 　　“江苏的风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辞时，蒙皇上面谕，苏州风俗奢侈浮华，饬臣到任后，当以移风易俗为先。圣驾南巡时，面谕臣民，敦本尚实，反璞还淳，万民百姓，无不感动。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诫，风俗已渐渐改观。”汤斌又说：“苏松一带的淫词，臣已分别拆毁，百姓亦无惊扰；但神棍兴风作浪，无时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态复萌，已特上奏疏，请旨颁谕，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请。” 　　“这是对的，当然要准。”皇帝又问：“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以后，有司颇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 　　“你那里有好官没有？” 　　“有！”汤斌答道：“松江知府鲁超，才具甚优。” 　　“祖进朝呢？” 　　“祖进朝是很朴实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样？” 　　“王新命对政务甚为熟练，与地方甚为安静。”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龙那样吗？” 　　这是指老于成龙，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总督。老于成龙的操守，只有汤斌自己与陆陇其可比；王新命当然不及。汤斌无意伤害王新命，但亦绝不愿说假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踌躇，考虑措词。 　　“似于成龙的廉洁，世间原不多见。亦难以于成龙的作为来律人。”汤斌很婉转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错了。” 　　皇帝最通达人情，觉得汤斌这两句话，既未隐瞒真相，却又存着恕道，所以点点头，不再多问王新命的情形；问到已放为直隶巡抚的小于成龙。 　　“如今的直抚于成龙，你看他如何？” 　　“成龙曾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颇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担当，皇上用他做巡抚；天下无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这番陈奏，皇帝入耳相当高兴，“对了！”他嘉许地说，“你说的‘清而不刻’这句话很好，做清官原要发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声，做出许多矫揉造作的事来，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担当，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百姓之累。” 　　“是！”汤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务必与民休息；告诫部属，亦总以不用事，安静为言。” 　　“苏州的乡绅呢？”皇帝问道：“我往日常听说，吴中的乡绅，最喜欢多事，近来如何？” 　　“近来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 　　“宋德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尧峰山中养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谨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见乡绅以私事干渎。” 　　“那也因为你刚正的缘故，如果你自己跟乡绅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来，他们就放不过你了。”皇帝又问：“有博学好古的人没有？”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狼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请本衙门长官或都察院代奏，钦天监是个小衙门，那里的长官，除了本身业务以外，没有资格上疏论国事，自然也没有资格为部属代奏，所以董汉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这在董汉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为语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饰词推托，这一次因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汉臣的意志亦很坚决，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狈为奸，而与明珠、余国柱亦通声气的王鸿绪，怕压置下来，有人参他一个“壅于上闻，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汉臣论时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两款与汤斌及明珠、余国柱有关。 　　与汤斌有关的一款是“谕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汉臣认为汤斌作东宫师傅，教法未善，尚未尽心。 　　与明珠、余国柱有关的一款是“慎简宰执”，那时的学士是两满三汉，满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汉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国柱。宋德宣已回苏州养病，遥领虚衔，所以实际上是两满两汉。 　　这四个大学士，自然是明珠当首脑，余国柱为明珠的死党，听从指挥，不在话下；王照极会作官，看明珠势大，见机行事，依附无违，勒德洪无足轻重，因人成事。因此，内阁中可说只有明珠一个人当权。 　　由于董汉臣的指责，相当实在，特别是余国柱刚刚入阁，所以“慎简宰执”这四个字，仿佛主要的是对他而发，格外感到刺心，同时也相当害怕，怕皇帝认真追究，是个不了之局。 　　经过一番密议，明珠同意了余国柱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申辩，应该引罪自责，等这场风波过去，再来收拾董汉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们都疑心沥斌曾授意董汉臣发难。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备国服待罪。皇帝却要先弄清是非，将董汉臣的原奏发交廷议。 　　六部九师都到了，明珠在内阁主持会议，王熙的态度很蛮横，“市儿妄语！”他说，“把他杀掉就完了。” 　　正在这时，汤斌到了，余国柱表面上很尊重这位老同年的，赶紧起身迎接，同时将王熙的话，告诉了他。 　　这是不怀好心，知道汤斌的性情，有意要让他跟王熙发生冲突。果然，汤斌大摇其头。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汉臣没有死罪，而且说实话，我亦愧对董汉臣。” 　　汤斌的所谓“愧对董汉臣”，是承认董汉臣在“谕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责有理。在他是实话，在余国柱却认为是莫大的讽刺，越发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为明珠和余国柱所豢养指使的言官，上奏参劾董汉臣，说他“越职言事，妄希富贵”。又说：“汉臣不知书，必有代草其疏者。”这一枝暗箭，箭头自然是指向汤斌。 　　余国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动的，根据言官的这一道奏疏，拟议由刑部逮捕董汉臣问罪。皇帝自己下诏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则更无人敢于奏谏；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吓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内阁重新拟议。 　　“董汉臣应诏陈言，不应该有罪。”汤斌指着胸对余国柱说：“倘或治董汉臣的罪，如此中何？” 　　这是问他良心何安？余国柱既惭且恨，而实在无可如何。只有在董汉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汉臣去说：“这一案很严重。如果有一天要对簿公堂，你只要把汤斌尚书牵出来，说是他的指使，就可以无罪了！” 　　董汉臣是个硬汉，这样答道：“我哪里识得汤尚书？我的奏疏已写好了几年，三次请求代呈，都被拒绝。怎么好诬赖汤尚书。”他又说道：“如果上面要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认识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国柱的至亲，董汉臣是有意如此作答，来人无奈而去。过了几天，皇帝遣礼部官员讯问董汉臣，他果然这样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这表示抨击明珠，不致招祸。对明珠的权威来说，自是一大打击。 　　一计不成，另生一计，这一次便有徐乾学参与了。 　　事起于江苏要增设一处海关，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廷议时，徐乾学以江苏京官的身分，拜托汤斌说道。“今日之事，江苏数百生灵，悬于老公祖之手，总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能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苏来，一言九鼎。合郡生灵，敬以相托。” 　　及至廷议，徐乾学闭口不言，太学生梁清标受了指使，便即说道：“汤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设之议。” 　　汤斌为了百姓，也就说道：“海关与民争利，这样的事，岂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还好，不得其人，四处骚扰，害民无穷。” 　　这段话由徐乾学传到皇帝那里，深为不悦，传旨命明珠去法问汤斌。余国柱却又附着他的耳朵说：“有人要害年兄，到内阁只这样说：得其人便无害。” 　　到了内阁，明珠说道：“皇帝面谕：‘汤斌是道学，如何一件事两样说法’，他进京时，我拿海关的事问过他，他说无害。今日九卿会议，如何又说害民？命我传问。” 　　看起来余国柱像是一番好意，但无论好还是歹，对汤斌都毫无影响，在九卿会议中他是怎么说，此刻在奉旨诘问时，依然是怎么说。 　　“是了。”明珠一向有礼贤下士的名声，其实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剑；他视汤斌为最大的政敌，但见面时总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争议，脸上亦总是带着笑容。所以听汤斌照实陈述，奉旨交办事项已毕，随即殷勤问讯，而且带着他到设在内阁的办事的书斋，取出他的诗稿，向汤斌请教。 　　“此调不弹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议论。”汤斌很谦虚地说。 　　“我与汤公少亲近，曾听小儿说起，汤公不仅理学；词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是最佩服汤斌的人；在史馆的那些日子中，纳兰性德当御前侍卫，常常奉旨有事跟汤斌接触，虽然年龄相差甚多，学问路数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两人却极其投契。不幸纳兰性德青年早逝，现在明珠提了起来，汤斌不免伤感，欷觑不止，反倒是明珠劝他不必伤心。 　　经此一番相叙，谁都以为明珠跟汤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帮汤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这回事。 　　见了皇帝，明珠据实将汤斌的话回奏；皇帝对汤斌不满之意消失了。 　　这一来自然要对徐乾学不满。皇帝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他也是念兹在兹不忘记老百姓的；但因库用也是大事，为了江苏的海关，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今徐乾学却造作谣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对之实，其心可诛！认为非加以训斥不可。 　　“都是你们苏州的乡绅，自己要做买卖，恐怕添个海关，于己不利。你们上牟公家之利，下渔小民之利，巧取豪夺，我都知道。”皇帝沉着脸说：“你们赖汤斌说害民，汤斌何尝是这意思？他说：‘得其人便无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条计，凡此皇帝发怒责备，都在意中；徐乾学自然不会着慌，磕着头，从容答道：“汤斌如何赖得？，廷议时九卿俱在，众耳共闻，皇帝如以为巨言不实，可问梁清标。如果这话是臣捏造，诬赖汤斌，他在苏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抚关防，难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示？” 　　“是汤斌在苏州卸任出的，安慰百姓的告示。” 　　“告示在哪里？” 　　“臣家里就有。” 　　“你怎么有此告示？” 　　“是苏州有人特意寄来，嘱臣上呈，臣守皇上凡事安静的训谕，不敢多事。今蒙皇上垂询，不得不据实奏闻。” 　　皇帝点点头：“明天你将告示带来。” 　　这是反激的手法，一悬一宕，才逼出告示的话来；不然不能无缘无故献呈告示进谗。到了第二天，徐乾学将告示带进宫去，皇帝一看“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这两句话，果然大为不快。 　　当然，徐乾学也还有一番歪曲的话。 　　徐乾学当然先要颂圣，说皇帝屡次蠲免钱粮，又拨巨款兴修水利，无一不是皇恩浩荡的爱民仁政，而汤斌居然说他自己“爱民有心”，即是表示皇帝不爱民；而“救民无术”这句话，更为悖谬，仿佛当今天下有多少害民的苛政似的。 　　这番话把皇帝说动了心，由此对汤斌起了误会，“原来他是假道学！”皇帝口不择言了。 　　“汤斌的道学，是天下都知道的，只是欺世盗名，唯圣明在上能洞烛其底蕴。”徐乾学这样恭维着。 　　“哼！”皇帝冷笑，“古人善者归君，过则归己，才是臣道；如今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汤斌名心太盛，似乎太过。” 　　由于徐乾学的一再煽惑，皇帝便命詹事府满洲缺分的正詹尹泰，传旨汤斌洁问。 　　“你去问汤斌，”皇帝说：“他是大臣，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我依部议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执，我未必就把他问罪。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为何不当面说？居然把责任推在我头上，他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是不是说我不爱民呢？” 　　尹泰奉旨转问，汤斌自然只有惶恐谢罪。过了些日子，汤斌见皇帝奏事既毕，汤斌打算有所申辩，余国柱提醒他说：“皇上责问，应当磕头，为何要辩？” 　　这话看来像是出于好意的卫护，其实是不叫他说话。汤斌一向在口才上吃亏，当时讷讷然无法出口，只有连声答道：“臣不敢！臣不敢！” 　　由于种种拂过，汤斌的健康，便大受影响—一他平日自奉过于节俭，营养不足，所以身体一坏，衰象毕陈，对辅导东宫之任，便有力不从心之苦。 　　为此，汤斌再次荐耿介自代。皇帝准奏，特召耿介到京，授职小詹事；由于汤斌的牵引保荐的奏疏中，说他“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所以皇帝亦甚看重耿介，召见以后，并且面谕：“你写一幅字来我看。” 　　这不是要看耿介的书法，是要看他为学的心得，耿介写了一幅正楷，自己所撰的辞句是： 　　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 　　这四十三个字，阐明孝出于仁，表里相通的道理，简明扼要，皇帝颇为欣赏，特书“存诚”二大字赐耿介，作为心许的表示。 　　但是，皇帝心许，太子却不“欣赏”这位师傅。耿介上了年纪，步履蹒跚，言语亦不甚利落；而且乡居太久，形质仪容，朴实简陋，年纪正轻，活泼好动的太子，自然觉得不对劲。当时朝中大小官员，也看不起这位乡下土老儿的师傅，往往就在他背后讪笑戏侮，以致耿介大为不安，颇有悔此一行之感。 　　对汤斌怀着成见的人，攻击耿介，自是不在话下，但比较公正的旁观之论，亦都觉得汤斌保荐耿介，颇欠考虑。最明白的一点是，汤斌在荐疏中说耿介“年逾六旬，精力尚健”，即非事实。 　　卅二年不见，耿介已大非昔比，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步履瞒珊，老态龙钟，即令寸心湛然，学问深厚，见解因年龄的增长而愈见超卓，但可以为一般士子的师长，却不宜负辅导十四岁的皇太子的重任；因为皇太子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宜乎有个精力充沛，行动轻捷，言语便络，能够庄谐并作，因势利导来启发少年心性，如郭琇那样的人，才是适当的人选。 　　耿介当然也有自知之明，曾经具呈吏部，自陈衰老，不堪任使，请求代奏放回田里。无奈皇恩浩荡，授职于先，赐字于后，耿介只有勉强留了下来。这一留使得妒忌汤斌的人，有了攻击的口实；于是借海关一案发作，耿介也受了连累。 　　当时攻击汤斌的“重头戏”，是在余国柱和徐乾学的指使之下，由左都御史王鸿绪担任“主角”。 　　第一步是对付董汉臣，当他奉旨免罪不问以后，本已无事；王鸿绪却又另辟蹊径，重起炉灶，就整个钦天监的低级官吏立言： 　　钦天监灵台郎、博士官等，无知蒙昧者多，皆由其始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竿。授官之后，又不专心学习，勉尽职掌，惟行险侥幸，希图迁擢，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 　　这话说得不算错，礼部详议，认为可行，复奏核可，便举行了一次考试，结果有十五个人以“词理舛误”被革了职；不用说，其中当然包含了董汉臣。 　　到了汤斌因为“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八个字为皇帝不满之后，余国柱认为汤斌的圣眷已衰，正是攻倒他的时候，所以发动王鸿绪倾全力展开攻击，由都察院满缺左都御史绦丹和他本人联名领衔，另外加上副都史徐元珙和郑重，合词上疏，说汤斌“务名鲜实”；又说他在巡抚任内，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这些都是针对皇帝的心理所进的谗言，相当有力；但攻击得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就弄巧成绌了。 　　其中有一句话是：“至擢巡抚，涓氵矣莫报”使得皇帝大为不满。他特地召见大学士明珠等人，神色严重地说：“汤斌擢用巡抚，是我重视其人的品德。汤斌在巡抚任内，纵有务名之心，但是政绩昭昭在人耳目，何可因为海关一事，便抹煞了他以前的好处。果真其人不足当巡抚之任，那么，我以前用他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奏谏？” 　　这番质问，使得明珠等人，哑口无言，唯有免冠碰头。不过，“惭对董汉臣”这句话，皇帝亦认为费解，便降旨令汤斌“明白回奏”。 　　这是汤斌出于良心的“失言”，既然奉旨质问，便只有引罪；拖病草奏，深夜不眠，这篇奏疏很长，自陈昔年与耿介“同为词臣，其刻苦自励，杜绝交游，心窃重之，故冒昧荐举，但自顺治十二年，外转后迄今三十二年，竟未谋面。” 　　已三十二年未见的人居然保荐，汤斌自道，“臣罪何辞？”及至跟耿介见了面，“惊其衰老”，更为惶恐。提到董汉臣，他是这样措词： 　　御史陶式玉，循其越职言事，奉旨下问，臣亦就疏论疏，以方今求言之时，越职罪似可宽。殊不思汉臣疏内各款，皆抄录旧文，语多浮泛；惟是皇上谕教皇太子，何等精详？以臣何咎，辄敢妄议，臣不能请旨严究真倩，使狂妄小臣，幸辶官国宪，臣罪何辞？ 　　这样说法，是违反汤斌本意的，但因董汉臣的原疏中，隐然有指皇帝纵容太子失教之意，而储位关乎国本，如以为董汉臣所指不错，则必将兴起大狱，这正是明珠、余国柱等人所希望的。汤斌自觉一身无所惜，但动摇国本，危及朝局的事，是他绝不肯做的，同时董汉臣亦将不保首级，所以不能不这样痛斥“小臣”，来解消一重绝大的隐忧。 　　复奏疏的结论是，“自谓言动轻率，衍过多端”，惟有“席藁待罪，请听皇上处分”。 　　这个奏疏一上，皇帝尚无处置，却以耿介上了个奏折，“引疾乞休”以致节外生枝，为詹事对正詹尹泰的弹劾，说他“侥幸求去，实无痼疾”，当时也劾指汤斌所荐非人。这样复杂的情势，更以第三者的介人，益发搞得严重。 　　这个人名叫达哈塔，原是汉人，姓佟，入旗的汉人，照例在汉姓之下加“佳”氏，所以姓佟佳氏，他是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籍，以翻译进士出点，当到吏部尚书，亦为东宫辅保之一，一则为汤斌、耿介不平，再则亦不愿卷人漩涡，所以上疏说道：“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 　　这一下皇帝大为困扰，但亦愿采取独断独行的办法，只有将有关此事的奏疏，一并交吏部议复，复奏是汤斌、耿介、达哈塔俱应“革职”。 　　“耿介是东宫师傅，来了不多日子，革职回乡，这变得对不起人了！”皇帝深体人情，这样对吏部尚书李之芳说：“革职改为免职。他本是道员，以原品休致好了。” 　　李之芳原是承受明珠的指使，本无意与耿介为难，自然连声称是。 　　“汤斌与达哈塔，改为降五级留任。”皇帝又说，“汤斌原有些错，眼前略示薄惩，将来我自有恩典。” 　　虽然皇帝相当宽大，但明珠、余国柱、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却是大失所望，认为这样一个“大题目”都扳不倒汤斌，将来怕更难措手。需要再接再厉，再找一个题目，非把汤斌治倒了不可。 　　这个消息传到汤斌耳中，他不免叹息，汤夫人也知道这些情形，看他力疾从公，身体愈来愈坏，忍不住在侍奉汤斌的时候，要劝一劝他。 　　“你的做官，办公事，我从来不敢干预，如今必得要说了。”汤夫人问他：“你做官做得这么苦，到底为了什么？”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你也应该懂啊？” 　　“我懂，”汤夫人说，“不过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是升平盛世，又不是刘皇叔在白帝城驾崩，诸葛武侯独力撑持，扶保幼主的情形可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两句话用不着。” 　　汤斌不作声，但口中无语，心头有感，而且感触不止一端，但他的性情是从来不知天下有所谓“苦”之一字的人；也不是有意求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在苏州的时候，春天他每天采巡抚衙门后园野生的荠菜佐餐；他的长子汤溥实在于心不忍，便劝他说：“爹爹，何必如此自苦？” 　　起先他戚然不答，说得次数多了，他才吐露他的本心：“你们祖母未殉难之前，每天所食，粗粝不堪，今天我幸而略有成就，但子欲养而亲不待，终天之恨，无由弥补，如果稍涉奢逸，我就不能安心。这些野生的荠菜之类，都是你祖母在流寇猖狂的那两年常吃的东西，我无可一日或然而生母虽死，继母犹存，轩大夫人虽比他大不了几岁，毕竟名分是母亲，他想到复起服官，外则封疆，内则八卿，亦可说是位极人臣，轩太夫人应该是丫头老妈子一大堆跟在左右。然而从无一日的迎养，抚心自问，深为不安，如今又接得家书，说轩太夫人体弱多病，去日无多，应该及时告退回乡，稍稍承欢，才是为人子的道理。想到这里，端然动了归思。 　　汤夫人也赞成他辞官，颐养轩太夫人还在其次，汤斌本人的病就很多，必须有个较为清静的环境来调养。因此汤斌在她的极力劝说之下，亲自动笔，上奏陈情；这个奏折的事由是：“圣息高厚未报，微臣积病日深，谨披沥吁陈，祈赐解任回籍，以免旷职”；以下分作五段，第一段叙恩遇： 　　教里草茅愚陋，谬荷圣恩，起自田间。优擢侍役，三年谋幄，五月纶扉，星豉频屑，涓氵矣莫报。三吴繁剧之地，尤非薄窃所堪，桔据不遑业胜叠见，岂期未承严谴，复邀旷典，入侍青宫，宠遇之隆，无以加矣！ 　　第二段叙病况： 　　来巨草木寸质，年逾六旬，精力衰惫，心血久枯，自六月内，胃部作痛，过服克伐之剂，元气益复虚损，饮食呕吐，怔忡健忘，神思恍惚，头目眩晕，因惩至上心切，犹强事药饵，力疾趋朝，冀追省德愆，薄收复效，不意于八月初七等日，呕血数次，病遂增剧，痰火上升，虚烦喘急，闻人声则惊惧，感微风则战惧，辗转床褥，形体仅存。 　　皇帝看到这里，恻然心伤，略停一停再看下去，下面是叙他母亲的病状： 　　臣继母素禀怯弱，夏月得家书，忽感半身不遂之症，臣方寸已乱；八月初十日复接家信，言臣母病至委顿，四肢拘挛，转侧须人，昼夜涕泣，思臣一见面，臣闻之肝肠迸裂，呕血几绝。按京臣省亲，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请假，惟是巨病势危，万万不堪供职，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赐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见，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长逝，亦无所恨。 　　于是，皇帝朱笔亲写一道慰留的手谕，命侍读学士德格勒去颁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汉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视甚高，平时最喜欢放言高论，批评别人的学问文章，但对汤斌是相当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这样一个差使。 　　等到摆设香案，跪听宣谕以后，汤斌的心情相当复杂，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继母的病况，颇为严重，考虑再三，还是要上奏辞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着笔，皇帝倒先传旨召见了，“汤斌，”他说：“我知道你纯孝，视继母如生母，不过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个两全之计，我赐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继母，接了来奉养，不就行了吗？” 　　皇帝是想得很好，无奈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轩太夫人病势很重，长途跋涉，极其劳累；加以汤斌又绝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办供应，瘦驴破车，鸡声茅店，从河南一路颠簸到京师，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轩太夫人足迹不出里门，也未见得能服京师的水土，所以汤斌坚辞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来。”他磕着头说：“皇上不舍臣远离阙下，臣请解职回乡，省母以后，仍旧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暂领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实在不能放你。暂且过几天再说吧！” 　　这一过过了十天，不见皇帝提起，在汤斌焦急无计；在余国柱等人，却当他是恋栈，看皇帝不准他辞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个极恶毒的谣言。 　　这个谣言是说，皇帝对汤斌异常不满，因为他不识抬举，要拿他纳入旗籍，汉人入旗，变为满军；归一旗的都统管辖，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动失去自由，从此怕回不得家乡了。所以一时关心汤斌的人，无不大为着急。正好汤斌上朝，因为病体衰弱，由人扶着上轿，见到的人，以为汤斌是被强制执行，奔走相告，说“汤尚书入旗了！”于是有人为他掉眼泪，有人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会商议，决心去击“圣闻鼓”鸣冤。后来得到消息，说是属于误传，实际上并无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汤斌经此刺激，病体越发不支，但在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隐忍，抱病入宫；皇太子一看汤斌的脸，大惊失色，“师傅！”他说：“你病得这个样子！” 　　皇太子很敬重汤斌，当天就去见皇帝，将他的情形详细奏陈。皇帝考虑之下，认为汤斌不宜再担任辅导东宫的重任务，因而一面遣御医为他诊治；一面将他调为工部尚书。 　　就在这一天，内阁奉旨议事，汤斌因为东宫进讲的缘故，自然不能参加，只是忘掉声明；这一下，左都御史王鸿绪便又算抓住他的短处了，指使御史，上奏弹劾。 　　弹章一上，照例交议，余国柱等人所拟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降二级实在是降七级，因为汤斌原有降五级调用的处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时奉准调用，当然连同前案，一并计算，立刻可以降为从四品的官员。 　　这是恶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撵走汤斌，吏部尚书陈廷敬，心怀不平，要为汤斌说话，“最近刚有同样的案子，失朝不过罚俸半年，”他说：“何以独对汤斌尚书不公？” 　　余国柱等人不听，照原议复奏，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把汤斌打下去了。 　　再也没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着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汤斌，明珠和他的走狗们害怕了，相顾失色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担心皇帝不是偏爱汤斌，是对他们的警告，言不听，计不从，祸将不远；同时也担心汤斌会因此报复。 　　确有人劝过汤斌报复。在他病中，来探望的络绎不绝，有人劝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说几句好话；或者托人出来，居间调解，汤斌当然不肯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养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劝他采取强硬的报复行动，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辈小人，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们不晓得利害。”他说，“此辈的阴私劣迹，都在老前辈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脑儿抖露出来？倒看看谁忠谁奸，谁善谁恶？” 　　“不！”汤斌不便说自己不愿多事，用轩太夫人来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这样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伤人；而明珠、余国柱骑虎难下，准备找一个极严重的事由，如谋反大逆之类，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置汤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国子监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汤斌的理学是“伪学”，也就是指汤斌为伪道学。这个昧良心的奏折，为翁叔元带来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为他带来了一场传遍京师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汤斌的人，亦无从为他声援，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汤斌的理学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实践，昭昭在人耳目，岂容污蔑？而且政治的争斗，牵涉及于学术，竟至诬指其为“伪学”，无论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为士论所不齿，其中最不平的两个人，除了口诛以外，还展开了笔伐。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皇帝亦久闻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为保荐误时，未能参加“博学弘词”荣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当叶方蔼任明史总裁时，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禄；并特许他参加会试，他在京师是个大名士，会试的考官，都以收录这个门生为荣，照常理说，进士及第应如探囊取物；谁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闱都喝得醺醺大醉，试卷违误了规定的格式，致考官爱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没喝醉，写作俱佳，格式也对，缴卷时，受卷官随手翻一翻，指出一处问道：“这两句话，有出典吗？” 　　“那两句话出于李商隐的诗，”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问一句：“你没有读过李义山的诗？” 　　受卷官大怒，但亦无可如何，只有暗箭伤人，把他这本卷子摆在一边，不发誊录，考官根本看不见他的文章，自然无从取录。 　　以后他又为明珠慕名延聘为西席，纳兰性德对他的文采，倾倒备至，殷殷向学，师弟俩极为相得，但终于为了一句话，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个宠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严嵩的宠仆严年，为无耻士大夫尊称为“萼山先生”那样，安三亦在衣冠缙绅之列，奔走其门的，不知其数，而此人附庸风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词色，增添声价。 　　于是纳兰性德有一天对姜西溟说：“家父素来敬重先生，却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进言，现在有一个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颜色，则无事不谐。我亦知道这话对先生说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是——，”纳兰性德很吃力地说：“是安三！” 　　姜西溟将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我原以为你是纳兰家的佳子弟，不料无耻如此！”说完夺门就走。 　　纳兰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时鲁莽，说了不该说的话；见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紧上前牵住姜西溟的衣服，哀声请罪：“先生，先生！我错了，千万宽恕我这一回！” 　　姜西溟掉头不顾。事后，纳兰性德千方百计想挽回其事，而毕竟不能如愿。但纳兰性德对他，始终敬礼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归，纳兰性德做了三首词送他；第一首是自创格调的所谓“自度曲”，题名《潇湘钟》，在倦倦之情中，隐隐有请罪之意： 　　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际萧条，无端又听渭城风笛；咫尺层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忆。依依白露丹枫，渐行渐远，天涯南北。凄寂！黔娄当日事，总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驴，西风残照倦游踪迹。号载江南犹落拓，叹一人知己终难觅。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师，纳兰性德已经以三十一岁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样，“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来是朋友，此时卑视其人，写了一封长信，痛加讥责，当然，从此也绝交了。 　　在翁叔元，这还不算难堪；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何焯，当面投递了一封“破门”——断绝师弟关系的书信。 　　何焯是苏州人，寒素家风，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种子；他年轻时曾帮助书商访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遗留下来的孤本及旧家的抄本，经他细心校读过的很不少。只是腹笥虽宽，性情偏狭，喜欢诋毁前辈；因此落拓京华，颇不得意。 　　当时京师文坛的主盟，算是徐乾学，以天子文学侍从之臣，权相府中的上宾，而财力又称雄厚，够资格去博礼贤下士的名声；何焯就是他门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当面讥斥他人的短处，毫不留余地，因而为人在徐乾学面前进谗，彼此失欢，何焯绝迹于徐家了。 　　这时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颇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声势。何焯虽是布衣，声名盛于公卿之间，正是他想罗致的目标。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际，“长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个浅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弹劾汤斌“伪学”的消息一传，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写了极长的一封信，当面投向翁叔元，表示着有这样一位老师，从此“请削门生籍”。那封信写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间，传遍九城。 　　何焯好低毁前辈，好轻薄快意，但对翁叔元的这个举动，没有人说他不对，因为学术是非，自有公论，而何焯此举，正为公论的表现；也因为他是苏州人，而汤斌对他的家乡有大思，崇功报德，应该打这个不平——桑梓为公为大，门生为私为小，为大我牺牲小我，不算忘恩负义。 　　由于何焯此举，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间，声名大起，来拜访道贺致意的，络绎不绝；其中最兴奋的，是何焯的一个门生，也是苏州人，名叫陈景云，才十九岁，博闻强记，整部《通鉴》，能够背诵。汤斌在苏州时，曾经考试秀才，拔陈景云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为汤斌不平的举动，他无不拥护。 　　十月间，皇帝谒陵——顺治皇帝的陵寝，在喜峰口以西，属于遵化州的凤台山，定名孝陵。谒陵事毕，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视近畿之地；指定直隶巡抚于成龙，在霸州接驾。 　　皇帝巡幸各地，召见守土之官，照例先问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陆陇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职为灵寿知县。这是正定府中最难治的一县，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权利的冲突，异常尖锐，所以民风强悍，善斗轻生；陆陇其一到任，就接到许多命案的状子，坐堂一问，十九起于细故，甚至有为了一碗饭送掉一条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尽地力以增加农产，同时请求上官，少派差役，减轻百姓劳力的负担；革除赋税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一面反复劝导，和衷共济，化除好斗轻生的风气。这样在任四年，风俗一变；成为直隶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县。 　　“臣去年亲访民间利病，陆陇其曾面陈六事，无一事不切中民生利弊。”于成龙说：“臣属下的州县官，论操守，论治绩，陆陇其可算第一。” 　　“以前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也保荐过陆陇其，我因为他到任不久，若有作为，还不到收功的时候，所以不曾调动。如今照你所说，果然是个好官，何以不见你举荐？” 　　“臣荐过的。” 　　“荐过？”皇帝诧异，“凡是这些奏折，我没有一个轻轻放过的，为什么一点都记不起来？” 　　“其中的缘故，臣略有所知。”于成龙看一看随传在侧的高士奇等人，略一迟疑，这样说道，“容臣另缮密折奏闻。” 　　皇帝有所意会，于成龙的话不便让第三者听到，便吩咐左右待从，一概回避。 　　“现在只有我们君臣二人，你有话尽管说；出你之口，人我之耳，不会有人知道。不过，”皇帝又说，“你未说之前，要作检点。” 　　这是告诉于成龙不可作不实之言，“臣不敢妄语！”他说，“几所奏陈，皆有证据。臣举荐陆陇其的奏折，为大学士余国柱所搁置了。” 　　皇帝大为骇异：“他敢？” 　　“据臣所知，除却谋反，他什么都敢！” 　　皇帝还是不大肯相信：“他竟敢搁置奏疏，壅于上闻？” 　　“皇上不妨彻查。京内外臣工所上奏疏，通政司皆有纪录；跟内奏事处的档案一查对，真相自明。” 　　皇帝点点头，愣了一会又问：“余国柱为什么要跟陆陇其过不去？” 　　“因为陆陇其无从馈赠，他也从不与政府中人通问。在任四年，只进过一次京，公事一完就走，好些人想见他都见不到；魏象枢是他的荐主，他亦不曾去看他。” 　　“这真是公而忘私了。”皇帝想了一下，又问到余国柱一向恭谨，虽然操守不甚好，倒想不到他这样子肆无忌惮，他何所恃而敢如此？ 　　于成龙应声答道：“恃明珠的势。” 　　“明珠！”皇帝被触及了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团，“明珠怎么样？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劣迹？” 　　“这——，”于成龙答道：“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皇帝惊诧，“是说他的劣迹甚多？” 　　“是！”于成龙说：“臣只说三个人，第一个是蔡毓荣，就是明珠所引荐庇护。” 　　提起蔡毓荣，皇帝便生气。此人是正白旗汉军，康熙九年就当到四川湖广总督；吴三桂之乱，他奉旨率领绿营兵进剿，调任云贵总督；乱平处理善后事宜，对吴三桂的余党，不是徇情庇护，就是得贿纵放，而且还霸占了吴三桂的一个孙女儿作妾，此外更有妒功诬奏、纳贿行贿种种不法情事，为人检举，下刑部审问属实，定拟斩决的罪；皇帝虽免了他一死充军黑龙江，但对此一直痛心疾首，现在听于成龙提到，方始恍然，蔡毓荣敢于如此无法无天，原来是明珠的庇护。 　　“第二个是靳辅。”于成龙说：“靳辅治河，虽与臣意见不合，论其操守，亦有可取；只是明珠支持靳辅，与如何治河无关，作用在侵分筑堤的巨额工费。” 　　“啊！”皇帝矍然，“原来有此内幕！你再说，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是汤斌。”于成龙说，“皇上加恩江苏百姓，蠲减钱粮；明珠居然贪天之功，由余国柱派人向汤斌致意，说江苏蠲赋，多出于明相国的斡旋，江苏百姓宜有以酬报。索贿四十万两！” 　　“四十万？” 　　“是！”于成龙说：“臣不敢妄言，可问汤斌；或者垂询原任江苏吴江知县，行取为御史的郭琇。” 　　“那么，汤斌怎么样呢？” 　　“汤斌哪里来的钱给他们？为此，明珠和余国柱设计攻走汤斌，一则报复，二则便于向江苏榨索。” 　　“这就不对了！”皇帝摇摇头：“汤斌内用是我的主意。” 　　“明珠之奸诈，一直能够欺君罔上，正以此故。窥探旨意，加以利用，其奸不露。”于成龙膝行数步，神色悲愤地说：“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 　　于成龙为皇帝解说明珠招权纳贿的“巧妙”，总括一句话，是贪天之功；利用他受到亲信，易于窥测皇帝的意旨，从而哄吓诈欺。皇帝预备重用某人，他必先一步去讲条件，说好能以巨金为寿，便可获得某一缺分；或者某人获罪，皇帝宽大为怀，明珠又会预先透露可能得到的处分，说不是他从中斡旋，必将有如何严重的罪名。于是当事人一则感恩，二则畏威，又必以巨金为寿。 　　听见这一番话，皇帝有如梦方醒之感，同时也深深感到惭愧，自以为凡事虚心体察，不易受人蒙蔽，哪知受了蒙蔽，还在鼓中。 　　就这片刻之间，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最后终于作了决定，但却不便宣布，“你的直言可嘉，”他只是奖励于成龙，“你先下去，我有东西给你。” 　　皇帝赏赐于成龙一千两银子，一匹骏马。大家都以为那是酬庸他在直隶巡抚任内的政绩，却不是由于振聋发聩之功。 　　御驾离开霸州，皇帝还想西行，到陆陇其做知县的灵寿那一带去看看；半路上接得急奏，说太皇太后政躬违和。皇帝孝顺祖母，接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五中如焚，星夜启跸回京；不入乾清宫，直接到太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以东的五楹新殿，在那里设榻住下，以便于朝夕侍疾。 　　随侍在他左右的是高士奇。有一天晚上，皇帝跟他谈到明珠的种种劣迹，提出一个疑问：“我平日深慕唐太宗纳谏的雅量，大小臣工的奏谏，无不亲览，即有逆耳之言，亦从不加罪。那么，何以不见有人奏劾明珠？” 　　高士奇是极机警的人，看出皇帝对明珠的印象，已经完全改变；事态严重，绝非几句好话所能替他掩饰的，那就得想办法洗刷自己，避得愈远愈好。 　　于是他说：“皇上圣明，孰不畏死？” 　　“喔，”皇帝动容了，“他敢压制言路？” 　　“董汉臣即是现成的例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士奇说，“皇上居宽大之名，宰相有滥权之实。” 　　皇帝绕室沉吟，很想即时下诏，夺明珠之职。但太皇太后正在卧疾，宜迓祥和，不宜于严谴，只好暂且搁下。 　　十月初八，汤斌偕同工部满尚书阿兰泰，专程到通州张家湾去验看西南运到的棺木。 　　宫中这时正在大兴土木，皇帝预备在紫禁城东北角的空地上，造一所宁寿宫，作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颐养天年之用；所用木料，特发内帑，交西南各省采办，由水路运进京城，木料是否符合规格？汤斌的身体已相当虚弱，部属和家人都劝他，有阿兰泰去看，也就够了；秋风多厉，何必跋涉？但汤斌因职责所在，坚持要去；于是与阿兰泰同车出京，直赴通州张家湾。 　　来去一共三天，回到京，人就不对了；咳嗽非常厉害，而且气喘不止。 　　这是汤斌多年的毛病，逢秋必发，虽然咳得比平时厉害些，但也不以为意，只不过在妻儿侍奉之下，卧床休息，连医生都不曾请。 　　汤斌有四个儿子，本来都在睢州老家读书，一则侍奉祖母，再则在河南准备应乡试，这年七月间，老三汤沆先到京城省视；九月间听说汤斌身体不好，老大汤溥，特地由原籍赶来，正是他上疏辞官不许，而皇帝遣御医诊视，病势已减的时候。汤斌看到儿子，心里自然高兴，但仍是悬念着他的继母的病，对汤溥表示，想辞官而不能；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勉力奉公，只是堂上老亲，桑榆景迫，不能亲身奉养，心如刀割。 　　为了安慰老父，汤博说了假话，说他祖母的病，已大见好转，所以才能安心到京师来省父。听得这话，汤斌欣慰无比，认为母子还有相见之日。 　　但是，他们父子之间，虽在一起，却一直没有细谈的机会，因为汤斌病势稍减，立即销假视事，公事极忙，接着便是到通州勘验楠木。直到此刻，反因为卧疾不能看公事，父子三人，才得在病榻前闲话。 　　虽是闲话，实在是讲立身处世的大道理，汤斌对两个儿子说：“孟子有言，乍见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合乎圣贤的大道。如果只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面看来是道学，其实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于人于己，皆无益处。” 　　谁知道这几句话，竟成了汤斌最后的遗言。 　　纵使抱病，汤斌仍不肯请假，还在打算着第二天一早要到内阁去会议。 　　汤溥、汤汤，忧心忡忡，却又无法相劝；怀着心事，辗转不能安枕。到了四夏天，突然起床探视，只听喉头已经“上疾”了。 　　“爹！爹！” 　　兄弟俩连声急喊，汤斌还能答应，但也就是答得这一声，再也不能说话了。呼吸渐弱，很快地一瞑不视。 　　合家抢天呼地般痛哭。汤溥是长子，不能不节哀料理后事。亲友故旧、部属，接到“报丧条”，纷纷赶来，只见汤斌面目安祥地躺在板上；上身穿一件旧得快破了的蓝绸丝棉祆，下身穿一条黑布裤。问起身后之事，汤溥哭着诉说：只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候，徐乾学送了二十两银子奠仪来。汤溥不知道他曾陷害汤斌——事实上，他在南书房向皇帝奏陈的话，外间亦绝少人知道；还都认为徐乾学古道可风，收了这笔“雪中送炭”的奠仪，汤家才能买棺成殓。 　　汤斌已多年未穿新衣，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就是用御赐的缎子所缝制的一件朝服。人殓本可用明朝的衣冠，在这样的境况下，只好用这件清朝的衣服。 　　大臣临终，照例应有“遗疏”；汤斌临终一句话都没有，但仍不能不说“口授臣男溥”奏陈，只是些感恩的话，没有谏劾，也没有建议。 　　凡是敬仰汤斌的，都替他可惜，觉得他死非其时，死在正当他为小人谗害，皇帝不无因为与汤斌争名而对他怀着成见的时候；他是死得如此凄凉，身为大臣，几乎无以为殓，而皇帝完全不知道，因为明珠、余国柱等人自然要蒙蔽隐瞒，就是徐乾学、高士奇之流，亦绝不敢表彰汤斌的清廉，变成自暴其贪黩的短处，所以皇帝接到遗疏，只是嗟叹不欢，而恤典并不优厚。 　　也许是有意的安排，皇帝遣派两名内阁学士，到汤斌灵前赐奠茶酒，其中之一是曾劾汤斌“伪学”的翁叔元。有人说，这是出于明珠和余国柱的建议，有意刻薄死者；这一层无从究诘，但汤斌虽死，明珠和余国柱余憾未释，却在内阁议恤典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清楚。 　　内阁的复奏是，汤斌生前曾有降七级的处分未消，所以不应照尚书的成例赐恤。皇帝素来以宽厚出名，自然不会准奏，降了这样一道谕旨： 　　汤斌为巡抚日，廉以自守，屡加升用。忽闻溘逝，深轸朕怀，着驰驿回籍，赐祭如葬故事。 　　亏得有这样一道上谕，汤溥兄弟盘柩奉母回睢州，一切舟车轿马，都得由驿站和地方官供给。而汤斌泉下有知，应该感到安慰的是，遗爱在民，身后的哀荣，虽不由于庙堂，却还出于道路，灵柩所经，路人多下马拱立，叹息目送，所过州县，地方耆老，无不路祭。回到睢州时，士绅父老皆是白衣冠郊迎，孝衣如雪，哭声震天，自动来迎灵的有上万人之多。苏州百姓接到讣闻，聚哭于生祠之下；常州及其他州县，则纷纷在书院设立汤斌的神主，举行祭享。此外，在京里则颇有人去瞻仰汤斌的故居。板门竹篱，简陋异常，如不说破，谁也不相信，这就是做过天下第一要缺江苏巡抚，以及职掌大工，手下有无数名工良匠的工部尚书的住宅。 　　作为一个大官而言，汤斌死得很寂寞；但是他的一死，又可说是死得其时。 　　汤斌之死，对郭琇等刚直君子来说，是一大刺激；而对在慈宁宫侍疾的皇帝，却等于是尸谏，他慢慢明白了，汤斌是死在哪些人手里的？ 　　因此，皇帝决定展开肃穆政风的大举措，而以查办湖广巡抚张氵并，奖励陕西道御史陈紫芝作为开端。 　　陈紫芝字非园，他是浙江宁波人，为人峭直，嫉恶如仇。当时的湖广巡抚张氵并，是明珠的私人，自恃靠山甚硬，在任上大事搜括，地方上运盐、铸钱、码头交通等等有利可图的地方，无不想出名堂来舞弊；甚至汉口的商家，凡是立了招牌的，亦要分别大小，按数派钱。贪名传播远近，大家都畏惮明珠的势力，不敢说话，独有陈紫芝，上疏严劾，除了指陈张氵江的劣迹以外，同时认为“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 　　于是皇帝派了三个他相信得过的人，到湖北去查办。一个是于成龙，一个是山西巡抚，满洲镶黄旗的马齐；另一个是副都御史开音布。 　　同时皇帝面谕群臣，说张饼贪污，没有人肯揭发，唯有陈紫芝上疏弹劾，应该升官。于是升为大理寺少卿。不久，于成龙、马齐、开音布三人回京复奏，张氵并果有贪污的实迹。皇帝下令革职治罪，张济被判处了绞刑；保举张氵江的官员，亦都丢了官。 　　这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也是一大警告；但明珠不理会警告，只对打击展开报复。事由陈紫芝而起，报复便报复在陈紫芝头上——忽然有一天，四十岁不到的陈紫芝，暴毙身亡。据说，他下朝在朝房遇见明珠，明珠殷勤接待，喝了一杯他的跟班送上来的“茶”，这就是他暴毙的原因。 　　尽管明珠的势力，依旧炙手可热，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他是走下坡了。如果负担不重，还可以自我克制，放稳步伐，不至于倾跌；而明珠积恶累累，仿佛拖着一辆沉重的大车，一走下坡，身不由己，一定越下越快，转眼之间就会竭蹶殒身。 　　于是最见机的人开始有了行动，第一个是徐乾学。 　　徐乾学本以依附明珠起家，但从纳兰性德死后，师弟的关系中断，加以余国柱的排挤，跟明珠也就渐渐疏远了。同时，他由南书房翰林的文学侍从之臣，转为总司风宪的左都御史，亦颇思有所建树，在廷议时，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调和的意见，很快地被朝士分为南北两党。 　　既有党派，便成敌对，徐乾学看出明珠已呈不稳之势，而皇帝整饬政风的决心，在查办张氵并奖励陈紫芝一事上，表现得相当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断然作了打倒明珠的决定。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时又成了长官与僚属，于公，他可以鼓励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纪纲的决心，提出纠弹；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说法，可以打动郭琇的心。 　　这套说法是为汤斌报仇。汤斌受明珠和余国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对徐乾学的话，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学又以汤斌有思于他的家乡，跟郭琇对汤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场是相同的；这样，郭琇便丝毫不觉得徐乾学所怂恿他的话，不是为了替汤斌报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谈，徐乾学提供了许多关于明珠的内幕。有些话，跟李光地跟他所说的相同；有些则大相径庭，而比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学，不信李光地，因为李光地“卖友”这一重公案，真相渐渐揭露，使得郭琇对他的信心大失。 　　关起门来，一个人悄悄写好了一道严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递；却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搁置了下来。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当清兵初入关时，世祖只有七岁，多尔衮大权在握，颇为跋扈。幸亏这位太后跟多尔衮是从小一起被养在宫内的青梅竹马之交，苦心调护，才使得多尔衮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岁，留下四个皇子。当时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辅政大臣”定议，以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嗣位，即是当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选择，是听从她的“教父”，来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 　　这时满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统一；内有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专擅，八岁的皇帝，全亏祖母教养护持，得以先诛鳌拜，后平三藩。祖孙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既与寻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对这位祖母的孝顺，不但在古今皇帝当中找不出来，就是上《陈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间，亦应自愧不女口。 　　当太皇太后病重时，皇帝亲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坛上祭，祝文中吁恳上苍，减自己的寿算，为祖母延寿；太常寺的礼官宣读祝文时，皇帝涕泗交流，臣下无不感动。但人事已尽，天心难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岁的太皇太后，终于薨在慈宁宫。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号无间”，想起来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丧的仪典，当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辫麻衣，在慈宁宫席地寝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宫内，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宫哭临；第四天起，改为每天两次，官民在家斋宿。宫内外各寺庙庵观，无分日夜，撞钟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乐。 　　一般的政务，当然都搁置了下来。这样过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释服。照多少年来的传统，大丧是以日代月；二十七个月缩为二十七天，至此期满。同时嫡孙为祖母服丧，只是“齐衰杖期”，期为一年，亦非父母之丧的“斩衰三年”。而皇帝下诏，定为三年之丧；哀和过重，妨碍国政，群臣交谏，国子监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皇帝节哀顺礼。这才勉强把皇帝劝得脱御麻衣，换了素服；由慈宁宫回到乾清宫，不入正殿，在乾清宫东庑设榻暂住。 　　释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门听政；政务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弹劾明珠的奏折递了上去。 　　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国丧期间，”八音遏密”，不准演戏；同时也不宜举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叙，场面已经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刹海北岸，是京师有名的巨宅；这天车水马龙，冠盖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郭都老爷到！” 　　当司间的持着名帖，高唱传报时，明珠一时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爷？”他问。 　　“江南道郭都老爷。” 　　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是郭琇吗？明珠始而不信，从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请郭琇一叙，郭琇始终拒绝，不想在这华堂春满，贺客盈门之际，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于是明珠连声道：“请”，降阶亲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见了主人，长揖不拜；却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递似地。 　　明珠喜动颜色，“足下今日兴致不浅，”他问，“莫非有寿诗见赐？”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 　　满堂宾客，尽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张纸上写的什么？只见明珠读不多时，脸色大变，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却是一脸诡秘的笑容。 　　“郭琇无礼！应该受罚。”他自己这样说，顺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大笑而去。 　　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励朝士不畏惧权贵的风骨；因为他顾虑到弹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会交九卿会议，倘或畏惧威势，瑟缩不言，一片苦心，岂非付之东流？因此，特意出此当面投递弹章的举动，表示权相并不足畏。 　　这自是大煞风景之事，宾主都觉得万分尴尬；寿筵草草终场，贺客纷纷告辞，偌大场面，片刻之间，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会议。都觉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实，十分厉害，可能会惹起不测的天威，当务之急，该去打听皇帝的态度。 　　皇帝浩叹终日，将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参劾明珠的罪状，可有虚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的事实，计有八款：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洪，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竞不之及。 　　这一款是事实。皇帝清楚地记得，当时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举张洴的人；等到自己当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训等人，保举张氵并不当，一体革职。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这更是事实。向汤斌索贿，说江苏蠲赋，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谎话。以此例彼，则窥测意旨，以示思立威，当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宫，有许多官员等候在中左门，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经郭琇说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他所预闻的机密，作出卖风云雷雨、招纳权贿的勾当。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写的是明珠及其党羽，卖官鬻缺的事实：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仪、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抚、藩、大出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至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看到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为邦本”，他即位以来，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民心驯服，乃是天下能够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却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犹有未沾足”的。照他这样的做法，只要一脱自己的约束，必定横征暴敛。搞的民怨沸腾，终于萌生乱源。由此看来，明珠真是贼臣？ 　　就这转念间，皇帝已有了决定，但处置轻重，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状：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勾结，每年康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披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要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上臬司，不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议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这一款引起皇帝绝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视察河工时，开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龙总其成，而归靳辅节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议。当时还觉得他的话极有道理，谁知暗中另有这样的内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傀橱；看来做皇帝要虚己以听，求得一个“明”字，实在甚难。如果再有成见横亘胸中，则耳目所及，无一而非伪饰蒙蔽，从今以后，岂可不格外谨慎？ 　　因此，他对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细，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 　　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大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皆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常佛伦为总究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看到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点头，在灯下自语：“若要天下太平，实非广开言路，培养有风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经过深长的考虑，决定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人事革新。明珠应该受到惩罚，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时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恶极，绝不愿加以诛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终念着他支持撤藩的功劳，格少要宽大处理。 　　于是首先改组内阁。大学士一共五人，首辅是明珠，革职交领侍卫内大臣差遣；次辅叫觉罗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爱新觉罗族以其与皇帝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两种，一种是太祖直系的后裔，称为“宗室”，系金黄腰带，俗称“黄带子”；一种疏远的宗族，称为“觉罗”，系猩红腰带，俗称“红带子”，勒德洪就是“红带子”，隶属正红旗，笔帖式出身，是明珠的应声虫，自然一并革职。 　　还有个被革职的是余国柱。五去其三，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曾为世祖草遗诏的王熙，此人熟谙政事，小心谨慎，皇帝决定将他留了下来；还有一个是王熙的同年，顺治四年的进士，当过浙江总督，在平耿精忠之乱中立过大功的李之芳，已经六十七岁，精力衰颓，囗婀取容，皇帝决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为了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别召集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长的训谕，他说；国家建官分职，经理庶政，必须拿出忠心来！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职司，实心任事，才可以不负提拔。他亲政以来，不敢丝毫怠忽，所以对于大小官员的行事，无不深知，一再指出缺点，谆谆告诫，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的官员，全然不知勤慎供职，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套同年、门生的关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谋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营私舞弊，这种种情形，他亦无不明瞭，只是隐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发现，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他又说：他最重视九卿科道的会议，期望集思广益，斟酌至当。结果不过一两人倡仪于前，其余的应声附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会议，却茫然无知，到散会都不了解议的是些什么？像这样子，试问国是何凭？ 　　至于人才进退，关系重大，某人贤、某人不肖，或恐不尽知悉，所以凡遇紧要的差缺，特令会同推举，一方面让好人得以出头；一方面亦是希望被举的人，心里有这样的警惕，倘或不是实心奉公，失职得罪，必定会连累推举的人，于是勉力自励，力为好官。六部九卿诸臣，如果体会得这番意思，理当从公选举，才是不负委任。而历年以来，所举者称职的固有；但贪黩的亦复不少，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贿所致。像这些人，自反其咎，虽加正法，亦无足惜；但他实在不忍见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宽大处理。不幸地，宽大变成姑息，姑息足以养奸，积弊愈来愈深，物议沸腾，民愤愤激，以致言官列款参劾，岂能再不闻不问？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平日望风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职。消息一传，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国柱狼狈出京，见者无不嗤之以鼻，真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贤者进用，皇帝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拔了三个人当大学士，第一个是伊桑阿，他是满洲正黄旗人，跟汤斌是同年，由礼部主事，循资升任尚书，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满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礼部尚书任内，办理太皇太后的大丧，勤慎将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阁。 　　第二个是阿兰泰。他家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姓富密氏。阿兰泰以笔帖式起家，能干而谨慎，当三藩乱起，承旨宣达军机，详查明白，而且能够把握时机，迅赴事功。最难得的是，操行清谨；本来与汤斌同为工部尚书，这时入阁拜相，死者哀而生者荣，运气大不相同。 　　第三个是汉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肃。他是徐乾学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学，老二元文，老三秉义，合称“三徐”，而徐元文是他们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个。 　　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闲雅方重，敦品励行，与他的老兄，简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为他曾充经道讲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将他由户部尚书升任为大学士。 　　这以后不久，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又为郭琇一疏，严劾去职，于是皇帝进行第二次改组政府，老弱贪庸的，纷纷休致回籍。起用熊赐履为礼部尚书，而郭琇则被超擢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汤斌始终被皇帝所误解，他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为了有这样的误解，终康熙朝六十一年，汤斌生前的德业，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诏以汤斌人祀贤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汤斌得到了一个谥号，而且是极其难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汤斌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以名臣从祀孔庙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陆陇其后来亦由知县行取为御史，殁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两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苏学政。死后得官，传为美谈。他的谥号叫“清献”，照他的官位，不应得谥，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张伯行是汤斌的同乡，也讲理学，也做过江苏巡抚，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张伯行的清官比较容易做，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从家乡带了钱到任上去用，不如汤斌那样坚苦卓绝。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册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不能不推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