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语。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日。胸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
  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妾弟。谢兴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淮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令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其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和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复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
  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当时朝士,皆轻和,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惟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诛荡曳青,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
  文囿宏开曙色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
  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来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奸慝诸款,即时伏法。
  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贷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色。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藉此以儆满洲、蒙古的椒房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日,宣布和罪状,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厚馈,可以想见和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绎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
  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谖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场,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铁、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场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木兰秋,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马匹喂养,自为要务。而继善长太仆寺,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侵蚀马干的弊端,勇于任事,殊可称道。
  至误以“戴菔塘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乌程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荫杂记》,谈乾嘉京师的人物、时事,极有趣味。内多柏台故事,选记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为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按:所谓“巡察东三省”,实即“查旗”。照会典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每营以御史一人;前锋营护军营,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营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于满洲、蒙古、汉军御史内点派。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查旗亦自必出关;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则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遵。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致资经划,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谋害太子胤,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察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诗之赐,所谓“大政资经划,谟待讨论”,可知其必参与雍正最高的机密。雍正许之为“栋梁材”,而“还期作霖雨”,又许之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苍生,即默许其不久即可入阁。果然,雍正七月“署理大学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书只两年,升腾不可谓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谕,备载实录,各就其职司所在,详细指示如何尽分供职,做一个好官。从来帝皇整饬吏治,未有如此明确具体者。这十一道上谕,我相信即出于张廷玉的手笔,其证据在后面要谈到,此不赘。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统三年辛亥,享祚两百九十五年,汉大臣所受的恩遇,恐无过于张廷玉。世宗大渐,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命他日配享太庙。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庙,雍正十三年中,只怡亲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说过,胤祥曾替雍正顶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见,如特命世袭罔替,清初定制八“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张廷玉以汉大臣,不过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勋,亦未有舍身护主的大功,乃竟与怡亲王胤祥等量齐观,可知当夺位初起时,张廷玉参与最高机密,划策决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劳。
  及至乾隆即位,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十一年,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乡”。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纠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罢。《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载其经过极详细,但未能搔着痒处。后世亦无言其事者,我今发两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张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夺位,如何弑兄屠弟,如何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全本《西厢记》都在张廷玉肚子里,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类似红娘的角色。
  张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谕以“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从祀元臣,何以不可归田终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风极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请教往事,作成记录,留下一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监视。张廷玉不明此理,哓哓争辩,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张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乡思,容貌消减。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复颁上谕,以为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准他“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又说他在“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并御制诗一章以赐。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是标准的“乾隆体”,所谓“潞国十朝”,指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汾阳廿四考非伦”,用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令的典故,而“非伦”费解。但看“勖兹百尔应知劝”之句,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张廷玉就因为不知劝,以致搞得灰头土脸。
  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归心极炽,觉得“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因此,特为派人去看张廷玉,将乾隆的意思告诉他,听他自行抉择。
  这是试探,而且乾隆已料到,张廷玉求去的成分较多,所以在上谕中埋伏着机关: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是将张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此为以后贬低张廷玉的贡献的张本;笫二、“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见得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如果张廷玉求去,则是臣子薄情。
  张廷玉得遂初衷,计不及此,只觉喜出望外。其时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亦优诏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着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并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诗曰: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一)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其二)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其三)
  归田之愿,虽可得遂,但张廷玉另有一大顾虑,即是配享问题。由于乾隆曾说过:“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则归田终老即作从祀元臣。因此,张廷玉进宫面谒,免冠磕头,“请上一辞以为券”。这件事是做得冒昧了一点,乾隆除了勉从所请以外,又赋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过去有人作打油诗,有“等因奉此”字样,白是游戏文章,但“钦此”入诗,则确有其事。“钦此钦遵”为“上谕”中习见之语,“惟钦此”者,惟有谨遵之意,下接“去国余思或过之”,意谓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上半首的语气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对劲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漫愁郑国竟摧碑”,征魏征之典,充分表现了乾隆的不满。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媚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这已经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则此日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最后两句则是负气之语,误会张廷玉有轻视他之意。反正诗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能张廷玉真有倚老卖老的模样,竟不理会此一警告,当时就做错了一件事,谢恩竟不亲诣宫门,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军机处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其时军机承旨者为傅恒及汪由敦,汪为张廷玉门生,自然将乾隆大为不满的情形,禀报师门。张廷玉第二天特为起个大早赶进宫去。不料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诘责的上谕,相当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录如下: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军机处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纳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纳公亲一人承旨,纳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纳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塞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谕:“《大义觉迷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惟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咏,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欲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肉?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惟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欲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迎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改五日,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翦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日,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