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
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
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依然能记得,那就是“水”(water),我经常发成“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开始来教导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们从1890年3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L这6个字母。
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且期期艾艾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用这些断续的语言记号,掌握完整的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内心是何等喜悦。
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帮我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才,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会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
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把握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了为止。
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笑容。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说话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为此,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同我交谈,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些,我理解得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