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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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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洛杉矶阳光灿烂。
我正站在法院台阶上时，我的继母诺玛·克鲁格和她的情夫鲁斯·泰森从楼里走了出来。
在挤满旁听者和记者的法庭，陪审团作出了惊人的判决——“无罪！”我感到异常愤怒，从法庭里跑了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父亲是被他们谋杀的。洛杉矶的空气虽然被污染得很厉害，但是，不公正的判决更让人难受。
诺玛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上衣，衣领是白色的，这使她显得很端庄，她故意在台阶上停下脚。一群吵吵嚷嚷的记者和跑来跑去的摄影师围着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胜利的眼光打量着眼前的城市。
我父亲鲁道夫·克鲁格被谋杀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可诺玛才三十六岁。她身材苗条，全身散发着性感的气息，可是，在审判期间，她总是轻声细语，像个端庄的淑女，赢得了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的好感。
她有一头闪亮的褐发，五官精致细腻。尤其是她的嘴唇，富于表情，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微笑，那是她脸上唯一笑的部位，因为她的蓝眼睛总是冷冰冰的，而她突出的下巴则像一把无情的手枪。
诺玛转过脸，甜蜜的笑容高深莫测。然后她快步走下台阶。
泰森像个宠物一样，驯顺地跟在她身后，他也被同一个陪审团宣布无罪释放。
诺玛走到我身边时，犹豫地停了下来。虽然她和泰森被捕后，我们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她清楚地知道我痛恨她。我无数次地用沉默、用我的眼神告诉了她这一点。
“祝贺你，诺玛，”我冷冷地说。
她飞快地看了看记者们怀疑的脸。她的回答很谨慎，字斟句酌似的。“谢谢，卡尔，”她甜言蜜语地回答说。“这真是太好了。
当然，我非常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审判结果。”
“诺玛，我不是为审判结果而祝贺你。你非常聪明——而且到目前为止，非常幸运。”
“到目前为止？”她稍稍转过头，这样记者们就只能看到她的侧面，她悄悄地冲我咧嘴一笑。“比赛结束时，输的人哭，赢的人笑，”她低声对我说。
那一刻，我真想一拳打在她傲慢伸出的下巴上。
“克鲁格先生，”一位摄影师喊道，“你愿意和你继母合个影吗？”
“当然愿意，”我回答说，“不过我需要一个道具。你有一把锋利的长刀吗？”
在一阵紧张的沉默后，诺玛表演似地说：“亲爱的卡尔，你受刺激太大，有点偏执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我一点也不责怪你。”她停了一下。“啊，亲爱的，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
“我想你无法避开我，因为除非你搬出去，否则我们将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诺玛猛地闭上嘴，扭过脸。我凝视着她的后脑勺，几乎可以看到她脑子里的机器突然停了下来。
“克鲁格太太，”一个身材像男人一样粗壮的女记者问道，“你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与鲁斯·泰森结婚吗？”
诺玛的头转向泰森。她打量着他，好像他是一个没玩完就扔下的玩具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斯·泰森几乎和我一样大，比诺玛小三岁。他一头褐发，脸胖胖的，眼睛是棕色的，嘴很大，像只驯顺的小狗，正咧着嘴傻笑。
诺玛转向那个像男人一样的女记者，谨慎地回答说：“在目前情况下，谈婚论嫁可太不合适了。对不起——无可奉告。”
说完，她得意洋洋地走开了，泰森跟在她后面，那些记者围在她两边。
当他们分别乘出租车离开后，为了排解我的愤怒，我跑到最近的一家酒吧。我喝了四杯马提尼酒，仔细检查还在冒烟的过去的废墟，想从中找出线索，进行报复。
审判持续了六个多星期。泰森的有罪与否，是诺玛自己自由的关键，所以她请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为他辩护。这位出色的律师把许多杀人犯送回了社会，在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他曾经夸口说，一个人就是在刑侦科办公室枪杀了他自己的母亲，他也能让他无罪释放。
诺玛自己的律师就不那么有名。她支付全部费用。
这件案子是很清楚的，清楚到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都能把诺玛和她的情夫钉到正义的十字架上。
鲁道夫·克鲁格是电影界的名人。我父亲也许是老一代中最了不起的制片人兼导演。他在自己家的客厅被枪杀，从表面看，是在偷窃过程中发生的。警方认为，偷窃是我继母和泰森故意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谋杀。
原告坚持认为，诺玛去我们在箭湖的别墅，是为了证明她的无辜。“当她在那里热情招待她的几位不在场证人时，泰森残忍地枪杀了我父亲，抢走他的钱包、钻石戒指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故意推倒桌子，打破电灯，搞乱抽屉，然后逃之夭夭。
警方开始很困惑，然后开始怀疑。显然，鲁道夫·克鲁格正坐在椅子上阅读。第一颗子弹是近距离从他的脑后射进去的，当他向前倒下时，第二颗子弹射出，打断了他的背脊。
既然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谋杀，为什么又要推翻桌子，打破电灯，伪装成一次打斗呢？一个小偷，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否则是不会出手杀人的。这太不可能了。
小偷一般不携带枪支。再说，即使他带枪的话，他会携带一支笨重的、长管德国手枪吗？从射出的子弹看，小偷用的就是这种手枪。我父亲刚好有一支这样的手枪，这是巧合吗？这手枪不见了，这又是巧合吗？
警方并不这么认为。经过细致的调查，他们挖出了泰森，通过泰森，又顺藤摸瓜，找到诺玛。在泰森的公寓里，发现了一张诺玛写给泰森的破便条。便条没有提到具体的事，但它提到“……在我们讨论过的重要的时刻”，诺玛希望自己在箭湖。
最后，在推倒的一张桌子上，提取出泰森的指纹，另外，在谋杀前一个小时，有人在靠近现场的地方看到过他。
麦克斯韦尔·戴维斯轻蔑地指出警方证据的漏洞。泰森的指纹当然会在客厅桌子上。作为家庭的证券经纪人，他经常因事到那里。即使他主要是来看诺玛，那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凶手。陪审团应该记住，被告受审不是因为通奸。
至于那支德国手枪，也许小偷是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它的，在杀人后把它带走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在哪儿呢？警方能把它拿出来吗？警方能证明我父亲是被他自己的枪射杀的吗？
至于便条，戴维斯说，它的内容太含混了，不能当作策划犯罪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它都没有暗示任何邪恶的内容。鲁道夫·克鲁格变得越来越猜疑。他去欧洲时，雇了一名侦探监视诺玛。诺玛知道此事，所以她想在她丈夫回家时到箭湖，因为她知道侦探会报告她和泰森的婚外情，她感到害怕。这就是她在便条中所说的“重要的时刻”。
“无罪！”陪审团宣布说，把他们俩释放了。
可想而知，这事牵涉到大笔金钱。如果陪审团判定诺玛有罪，她将失去继承我父亲财产的权利，那笔钱就会归我了。
我父亲把他的一部分证券、比弗利山大厦一半的产权以及别的一些财产留给了我，但是，他大部分的钱只由我代为保管，那些钱的利息归诺玛所有。只有她被定罪或死亡，那些钱才能归我所有。
我父亲赚了一笔钱，而且他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从来不乱花钱。总共有七百万元，贪婪的诺玛“仅仅”得到一百万元的现金。
但是，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六百万元每年的利息是惊人的。
我父亲没有把他的钱全部留给我，对此我不应该有怨言，因为在他资助的几次商业活动中，我都大败亏输。但是，我毕竟是他的血肉，那些钱应该属于我！他居然更相信那个诡诈残忍的诺玛，而不相信他自己的儿子，这真让我难以接受。
我父亲跟诺玛结婚时，我母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诺玛在我父亲投资的一部低成本电影中，担任一个小角色。她是一个糟糕的演员，她最出色的表演是在审判她的法庭的证人席上。
诺玛很有魅力，而且非常善于讨好别人。她很会捕捉机会，她看到，当新一代电影界拒绝接受我父亲时，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我父亲非常固执，不肯紧跟时代潮流，那些曾经对他赞不绝口的电影界巨头，现在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
在公开场合，诺玛对我父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私下里，她假装崇拜他被遗忘的天才。她会连续几小时和他一起坐在他那古老的大厦中，观看过去他制作并导演的影片。
诺玛为了钱才跟鲁道夫·克鲁格结婚的，而他则是因为她让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父亲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非常古板。生硬。虽然他身材高大，但长得并不好看。他是个秃头，有一对大招风耳朵，脸上经常是毫无表情。
他的确有轻松快乐的一面，但这已经和他的声誉一样消失了。
他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从来不会忘记他的敌人；他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恢复过去的地位。他后来又拍了一部电影，但是票房收入非常不好，于是他又被遗忘了。
虽然诺玛一直讨好他，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总是很平和的。
我父亲知道自己并不是女人喜欢的那种人，知道诺玛年龄比他小一半，所以他嫉妒心非常重。他怀疑她不忠，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验证。
他会假装出远门，然后突然回来。或者，他外出不在家时，会雇侦探监视她。他曾经在电话上装上窃听器，还曾经付钱让一个漂亮的失业男演员去勾引她。但是，诺玛一直非常警觉，他所有的办法全失败了。最后，一位私人侦探终于发现了她和泰森的约会。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父亲报告，我父亲就被杀死了。
我父亲住的那栋大厦阴森森的，充满怀旧气息。我很不喜欢它，所以在布兰特伍德租了一间公寓，但是，当我父亲被谋杀、那两个情人被逮捕后，我又搬回了大厦。我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把整栋大厦彻底搜查一遍，找出证据。
形势对我非常有利。我父亲没有雇仆人，他说他们爱把主人的一言一行都传出去。我虽然雇仆人，但他们主要是白天来干活。
晚上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找出一些警察没有找到的证据。
温斯特罗姆警官负责本案，他觉得我的想法很好笑，他都没有找到，我怎么可能找到呢？不过，他并不反对我试试。
我最想找到的就是那把德国手枪，以及那上面的指纹。温斯特罗姆告诉我，我这是浪费时间。人们一般不会把凶器留在现场附近的，那把手枪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认为那把手枪一定藏在屋里。
这只是一种预感。但是，这预感非常强烈，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把德国手枪躺在某个黑暗、隐秘的角落，等着我去发现。
我翻遍了大厦，就差把墙推倒了，还是一无所获，这时，我开始相信温斯特罗姆的话——它根本就不在屋里。我也没有发现能证明诺玛和泰森有罪的一片纸、一块布、一点血迹和一根头发。
随着审判的临近结束，我简直要发狂了，我躺在床上，梦想着制造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突然，审判结束了。他们被无罪释放了，他们永远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我几乎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
我离开酒吧时，已经是黄昏了。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危险的、孤注一掷的办法，但是，如果我能成功的话，那么就既能报了仇，又能得到钱。
那栋像博物馆一样丑陋死板的大厦坐落在山坡上，俯瞰着日落大道。当我沿着山坡向上爬时，可以看到屋里亮着灯。
我惊讶地发现，屋里就诺玛一个人。她坐在书房我父亲的书桌后，正在核对账单，签支票。她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紧身衣，各个部位都显得一清二楚；她的头发也重新梳理过，还化了妆。她现在的样子与在法庭上时截然不同，那时她就像个羞怯、呆板的修女。
“欢迎回家，诺玛。”我悄悄走进去，她吃了一惊，抬起头，不过她眼中并没有恐惧之色。我一直认为她很有胆量。“在计算战利品，诺玛？”
她微微一笑。“坐吧，卡尔，”她冷冷地说。“我知道你会来。”
“知道我会来？”我坐进一张椅子中。
“当然。你就住在这里，不是吗？”她讽刺地问道。
“对极了，”我回答说。“我希望你别觉得我在这里碍事。”
“我想你会一直恨我，把我想得非常坏。卡尔。你就像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喜欢捕风捉影。如果十二位聪明的男人认定我无罪，为什么你就不能怀疑一下自己的判断呢？”
我用一根手指指着她说：“因为，你知道，我知道，你谋杀了我父亲！”
“根本没有这回事！”她脸色铁青地回答说。
“泰森举着枪，”我继续说，“但我认为是你扣动扳机。”
“卡尔，”她无力地说道，“我——我爱你父亲。你想不到——”“别跟我来这一套，诺玛！你跟我一样不爱他，”我撒谎道。
“他是一个讨厌的老古董，一个固执、愚蠢的暴君，从来不考虑别人，眼中只他自己。他是一个小王国中的小希特勒。别糊弄我，诺玛——我们俩都痛恨他！”
这些谎言中有些还是真话。我认为，当诺玛筹划谋杀我父亲时，她脑子里大致就是这么想的。
“啊，卡尔！”她喊道，真的非常惊讶。“我感到震惊！而且我——我觉得你忘恩负义。你父亲帮过你许多忙。”
“诺玛，”我说，“别这么虚伪了，好吗？”我像个同谋犯一样冲她眨眨眼。
她可爱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也许点虚伪，”她承认说。
“有一点。不过，卡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不喜欢你父亲，那你掩饰得可真好。这些多年来，你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批评他的话。”
“就这一次，”我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吧。我们是敌人，诺玛。
不，不是敌人，是竞争者。如果我告诉你我对老头的真实想法，你转脸就会告诉他。你会毁了我。我说的对吗？”
诺玛更舒服地往椅子上一靠，点着一支烟。
“无可奉告，”她回答说，虽然她的笑容证明我说得对。“你这个人真矛盾，”她继续说，“如果你这么痛恨你父亲，那么为什么还这样仇视我呢？”
“你没有猜出个中缘由吗？诺玛，我对你个人并无恶意。但我喜欢钱，特别是那些理应属于我的钱。说实话，我真希望陪审团判你们有罪。”
“瞧瞧，瞧瞧，”她说。“你这人真残酷。”
“哪儿的活，但我很倒霉，失败了。”
“你不在乎你父亲被谋杀？”
“你见过我哭吗？我只在乎钱。钱就是幸福。但是，诺玛，我要告诉你：泰森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太不小心、太笨了。如果你和我合作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陪审团了，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案子要提交陪审团了！”
她面无表情，但眼睛却仔细打量着我。
我继续说道：“诺玛，听着，如果你不是明智地请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泰森肯定就完了，他也会连带着让你也完了。这全得归功于戴维斯，他真是太棒了！”
诺玛同意地咯咯笑起来，我也跟着她笑。
“啊，那个老家伙是个艺术家，”我说，敬佩地摇摇头。“他真是个天才！他把证据拿来，把它转到他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关于桌子一事。泰森把他的笨爪子留在了那上面，你以为他死定了。
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告诉我们，他的指纹应该在客厅的那张桌子上。泰森总是来那里作客，所以，如果他坐在桌子边时，把手放在桌子上是很正常的。”我叹了口气。“但这太愚蠢了！为什么他不戴手套呢？”
“啊，他戴了！”诺玛辩护说。“但他不得不脱一下，因为——”她的嘴巴张开了，瞪大眼睛看着我，希望我会淡然一笑，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我站起身。“多谢，诺玛，”我怒吼道。“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我向她走去，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
她立刻把手伸进半开的抽屉。我瞪大眼，盯着一支德国手枪乌黑的枪眼。
“我告诉你你，卡尔，”她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会来。”
“我父亲的手枪！”
“鲁斯不敢带着它离开，”她说。“如果他被抓住，从他身上搜出这把手枪，那我们就完了。所以他把它藏在屋里。”
“藏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它？我对这里可是很熟悉埃”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要咯咯笑起来。“你在冰箱里找过吗？”
我点点头。“对于两个业余凶手来说，这可真是很聪明的办法。当我告诉温斯特罗姆时，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她重新坐下，然后举着手枪。“我猜你希望温斯特罗姆警官扑过来逮捕我，”她嘲讽地说。“不过，他当然做不到。”
“他的确做不到，”我同意道。“我知道对同一案件不能再次起诉。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开枪打死我？”
“别瞎扯了，卡尔。我不会这么冒险的。走开吧，别惹我。如果你把大厦中你的股份卖给我，我愿意出高价。”
“你让我考虑一下，”我说。“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把手枪给我。如果你不给，我从你手中硬抢时，可能不得不抓破你的脸。”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枪交给我。我把枪插到腰里，走了出去。我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出乎我的意料。
早晨，我告诉诺玛，看到她让我恶心。然后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搬回到布兰特伍德。我用了两天时间，把我的计划中最细微的部分都考虑到了，然后打电话给她。
“我决定卖掉大厦中我的全部股份，”我对她说。“我要求你按照承诺的那样，高价收购。你付得起这钱，诺玛。”
“这大厦其实没什么用处，”她狡猾地说。“现在，没人会买这种古老的房子。他们告诉我，我最多能得到七万五。所以我愿意对你大方点——我愿意出五万买你的股份。”
“这房子是不算什么，”，我承认说，“但那里有几乎一英亩的地，如果放在一起卖的话，可是很值钱的。你应该给我十万元。”
“应该？”
“对，应该，而且我要现金。”我并不需要现金，但我有我的理由。
“为什么要现金？”她不安地问道。“这要求很荒唐。”
“你最好赶快去银行，”我说，“因为明天晚上八点我要来拿钱。
让泰森带一份出让证书，我要在上面签字。他还可以作为见证人。”
“听着，卡尔，你不能指挥——”
“啊，我可以。别打断我的话，因为我还有事要说。告诉泰森，带一份我父亲所有证券的清单，以明天收盘时的价格为准，附上它们的估价。你也要给我一份大厦其它物品的税后清单。”
“我不干！”她喊道。“这些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接受你的讹诈。即使你把真情说出来，我也不在乎。现在谁也动不了我们了。”
“你错了，”我说。“他们不能因为同样的罪行起诉你，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因另一桩罪行起诉你。你知道做伪证是犯法的吗？他们可以因此而判你和泰森两年徒刑，我向你保证，他们会很乐于这么做的。”
一阵沉默。“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会按你说的做。但别以为我是因为怕你才这么做的，那我宁愿进监狱。”
“别担心，诺玛。我要的只是那十万元现金。”
“另外，”她继续说，她的大脑又活跃起来。“我相信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很容易就能证明那种伪证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我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说得对。两天前，当我离开大厦去布兰特伍德时，我遇见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他有事来找诺玛，在大厦的台阶上停下来，跟我握手。
“小伙子，别对我不满，”他说。“你要理解，我只是在挣自己的那份钱。”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热情洋溢的人，眼角布满了亲切的皱纹，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举止像个旧式的南方贵族。我没有那么孩子气，所以并不憎恨他，他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太棒了，我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撇开个人的感情不论，我认为他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辩护律师。
诺玛还在说：“我不想让泰森过来。为了避免引起讨厌的曝光，我们已经决定这段时间不见面。”
“这真让人感动，”我回答说，“我要泰森在唱—就这么定了。
如果你告诉他嘴巴严点，天黑后悄悄过来，那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好吧”她同意了。
“告诉泰森，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准时到达——一分钟也别晚！”
我挂断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我站在一个小电影院的售票间，跟售票员多丽聊天。我选择那家电影院，是因为就在我父亲死前几个月，他买了这个电影院的股票。因此，我认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我。
第一个双场电影七点开始。我早已看过这两部电影。它们加在一起放，需要三小时五十六分。
在走廊我看到经理比尔·斯坦墨茨正和一个漂亮姑娘调情。
我走过去，跟他聊了五分钟，然后走进放映厅，在紧急出口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售票员偶尔会担任领座员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门外。
还差十五分八点时，我环顾四周。一小部分观众坐在中央，正聚精会神地看电影。看不到工作人员。
我悄悄地从紧急出口溜出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门缝，这样门就不会关上，保证我能再次进来。
诺玛和鲁斯·泰森正在客厅里等着。泰森显然很不安。他时不时紧张地看一眼我的脸，好像那是温度表一样。
诺玛很沉静。我在出让证书上签了字，泰森作为证人也签了字。诺玛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手提包。我没有费神去数钱。
泰森拿出一份证券清单，诺玛递给我几张纸，那是我要求的统计单据，我粗略地翻了一下，把它们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我花点时间的话、也能搞到这些东西，但我想让他们俩有事做，这样他们就不会猜测我的真实目的了。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了，”我说。“你们可以说这是对你们辛勤劳动的回报。”
我打开腿上的一个盒子，这是我进屋前从汽车行李箱拿出来的。里面放着那把德国手枪。我托着手枪，冲诺玛说：“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
“我当然乐意，”她回答说，站起身，第一次露出微笑。
我说：“诺玛，你微笑的时候，非常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她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掉转枪口，扣动了扳机。我瞄准她开了三枪。她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打中一样，踉跄着向后退去。
她刚一倒在地上，我就把枪口对准了泰森。
他吓坏了，眼睛瞪得溜圆，像个落水的小狗一样全身发抖。
“泰森，”我说，“好好看看她。你不想像她一样死吧？”
他的眼睛飞快地低下，瞥了一眼地下的尸体。他连话也说不出，只能拼命地摇头，表示他不想死。
我说：“泰森，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你马上就会死去。”
“什么事都可以，”他呜咽着说，“你让我干什么事都行。”
“真正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是诺玛，”我安慰他说。“你只是他的工具。她只是利用你而已，对吗？”
“对，”他声音颤抖地说。“她利用我，我——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无法抗拒她。”
“说得对。为此，我要给你一次机会。我要你写一张便条，承认你杀了我父亲——和诺玛。然后你带上这十万元，夹着尾巴尽快离开这里。如果你被抓住了，那你就完了。我会否认你的指责，便条将证明你是有罪的。但至少你得到一次幸存的机会。公平吗？”
他使劲点头。“非常公平。”
我带他走向客厅的桌子，让他自己打开抽屉，拿出我父亲的文具用品。我转到桌子的另一边，举起枪，枪口离他的太阳穴只有一英寸。
“拿起那支笔，”我命令道。“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
我口述道：
“我不得不惩罚诺玛，因为她逼我杀了鲁道夫·克鲁格。她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控制了我，我无法抵抗。她的声音在我的脑袋里低语，要我去杀人。我不得不终止这一声音——上帝保佑我！”
“这个便条很怪。”我说，“但很符合目前的情况。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说自己精神不正常。现在签上你的名字！”
他一签上名字，我立刻用枪管顶住他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我擦干净手枪，把他的指纹按在上面。然后，我把一支铅笔插进枪管，挑起手枪，扔到他晃动的右手下。
我拿起装着十万元的手提包，那里面现在又放进了出让证书和装手枪的盒子，我走出大门，钻进我的汽车，没有开灯就开走了。
我顺利地回到电影院，没有人看到我。散场出去的时候，我又和斯坦墨茨聊了几分钟，谈谈刚看过的两部电影，接受了他对我失去父亲的安慰。
最后，我拍拍多丽的背，笑着离开了。
这些精心设计的证明我不在场的办法全都白费了。
我根本没有受到怀疑。
几天后，当我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接到温斯特罗姆警官的一个电话。
“你搞错了，”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感到背上升起了一丝凉意。
“你搜索你父亲房间时，没有发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证据。如果你及时发现的话，陪审团毫无犹豫地就会判他们俩有罪。当然，现在这没什么关系了。但我认为你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克鲁格先生。”
“什么证据，警官先生？”
“听着，克鲁格先生，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你只有亲眼看到后才敢相信。你有时间过来一下吗？”
“当然有，”我马上回答说，虽然警察局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
温斯特罗姆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好像随时要大笑起来，他带我来到一问阴森森的审问室，那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窗帘拉着，头顶上的灯光非常刺眼。
桌子上是一个黑色的盒子或箱子。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耐心地站在桌子边。屋里还有一位刑侦科的斯坦伯里警官，我以前见过他。
他们都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温斯特罗姆才慢慢收敛起笑容，开始问有关我父亲职业的一些问题，我告诉他，我父亲是从剪辑师起家、当过摄影师、导演，最后才成为一位制片人的。
突然，他转脸大声问我：“你知道你父亲非常嫉妒你继母吗？”
“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调查她，是吗？”
“是的。”
他咧嘴笑了。“好，我告诉你实话吧：在你继母的情夫杀害你父亲时，你父亲拍下了这一过程。”
“什么！”
他笑着点点头。“我们昨天才发现那些隐藏的摄影机，当时我们从客厅的墙上挖一颗子弹出来，偶尔发现旁边隐藏得非常巧妙的镜头。顺藤摸瓜，我们找到了很多镜头。安装这一套设备，他一定花了很多钱。
“整个系统是声控的，房间里一定程度的声音、动作等就会启动整个系统。在沉默了三分钟后，系统就会自动关闭。它们是连续工作的，当一个摄影机的胶卷用完后，另一个摄影机就会开始工作。他在屋里到处都安装了声控摄影机。
“他被害时，刚从欧洲回来，所以可能他没有来得及关掉摄影机。当泰森杀害他时，摄影机正在运转。啊，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奈特，放胶卷让这位先生看看！”
我转回头，看到盒子已经拿掉，露出一台装好胶卷的放映机。
斯坦伯里警官迅速拉起银幕。然后电灯关掉了，机器转动起来，画面出现了。
开始我很迷惑。画面上，诺玛和泰森站在一个客厅里。他们似乎在不安地等待。然后我听到诺玛提到我的名字，接着我看到我自己走进房间。
“他妈的！”温斯特罗姆警官喊道。“奈特，你放错胶卷了！啊，好吧，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一卷吧。好吗，克鲁格先生？”
我没有回答。他的声音显得非常遥远，好像是从隧道的另一头传来的。我正在看自己打开盒子，然后我的手中托着那把德国手枪。“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诺玛，你微笑的时候，非常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手枪在我手中跳动，枪声阵阵，诺玛踉跄着后退，倒在地上审问室的电灯亮了，随后是一阵紧张的沉默。
“啊，克鲁格先生，你在想什么？”温斯特罗姆的声音响起来。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考虑了很久。“我想我最好打电话找一位律师，”我回答说。“在那之前，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一位律师！”温斯特罗姆嘲笑说。“你们听听他的话！一位律师！省点钱吧，克鲁格先生。有这样的证据，你不需要律师。承认有罪，跪下请求法官的宽恕吧。好好想一下，像这样的案子，法官会怎么判你？你只请向上帝祈祷了。”
我说：“我不想冒犯你，警官，但我并不想祈祷——祈祷对我没有用。如果你让我打一个电话，那么我愿意试试我的运气，请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为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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