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东莞谋变之后，东莞与苏州的城市口水战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说实话，苏州不容乐观，因为今天的苏州有隐忧。
自从1993年明基首先入驻苏州工业园之后，苏州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台商投资的热土，导致今天的苏州与往日的东莞何其相似。
也许两地台资在市场定位、经营策略、产业层次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苏州经济的东莞化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场与东莞的城市战争中，苏州的阶段性胜利难掩其隐忧：克隆“东莞模式”最终将苏州的发展拖进死胡同。
先来看一下何谓“东莞模式”？所谓“东莞模式”是这样的：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点有三：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将其总结为“三外模式”。
外科手术式植入，系指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而非该地区自己的肌体内自发生长的、与该地区本土的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外资主导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资来投入，具体到东莞来说，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以及似乎凭空获得了一个产业体系；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的确，“东莞模式”有两大特点不容忽视：
第一，东莞模式的区位优势极为明显，深圳虽为特区，但发展制造业却有诸多掣肘。东莞站在深圳的背后，自然占了不少便宜，共同构成与香港的超级“前店后厂”格局。所以，有人讲，“东莞的成功没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因为它只不过是得了个地利的便宜。”
第二，东莞充当的仅仅是“装配工”的角色。尽管IBM的一位副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形容东莞IT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的地位：“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15分钟，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会因此产生波动。”但是，由于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东莞的品牌与技术之基础上，所以它只是对“装配工”的一种安慰罢了。
在2001年的时候，苏州经济的东莞化趋势已十分明显，无论是苏州市区，还是昆山、吴江等县市，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都已变成了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其中尤其以台资最为聚集，这也是人们经常拿苏州、昆山来与东莞对比的主要原因；尽管与东莞系由镇、村来设立工业区、所收租金中大部分成为集体资产不同，苏州、昆山则主要是由市、县级政府来设立工业区，租金大部分成为国有资产，但是其靠收租和先少后多的税收作为主要收益的发展模式并无二致；虽然台资聚集上海、苏州时，所打的旗号是：珠三角打外销、长三角打内销，并且国内媒体还信以为真地认为珠三角利于外向、长三角是国内市场的制高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海、苏州的台资企业仍是以外销为主，否则就无法解释上海港的货柜吞吐量何以迅速超越高雄等许多港口的原因何在，也无法解释台商对上海机场不能满足其迅速出货的大量抱怨，其内销部分，也并非主要走向华北、华中地区或就在华东地区消化，而事实上国内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华南。
应该说东莞产生这种模式还可以原谅，因为东莞原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当地农民从未接受过工业化训练，若非由外科手术式植入，当地可能还处在与广东河源、汕尾等地类似的贫困之中，但是苏州的“东莞化”却一点都不能原谅。
因为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本来就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代表了苏南农业地区自身的工业化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同样得到了上海的资金、管理、技术和销售市场的支持），但这种努力被外资洪水一样的冲击完全打断了，苏州迅速沦为“三外”主导的所谓“制造业基地”。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苏州的经济本来可谓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经济体，苏州人当时也很津津乐道于地方经济是“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苏州国有经济曾经有过与上海国企一样的红火期，当地的家电产业以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为代表，曾经有过“四大名旦”的说法，就连不起眼的牙刷这样一个小产品，苏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国的一大品牌。然而短短的十年时间，国有经济由于其体制瓶颈而终于轰然倒地，苏南乡镇经济也一直陷于“国企病”症状而不能顺利向民营经济转型，当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可以迅速给地方官带来业绩的“三外模式”大受欢迎之后，苏州就此沦落了。
而这一点似乎意味着东莞与苏州的城市口水战中将没有赢家。
苏州，你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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