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政治冷漠，中间阶层主要给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中间阶层认为局势没有大的变动，特别是经济环境比较平稳，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企业、工作和生活，这使得大家没有必要太关心政治。 　　作为私营企业主，许刚（28）只关注经济会不会出大问题。当然，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动，他也会关注政治。我只关注一点，就是现在的改革是否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否推动商业化的发展，这个大原则不变的话，就行了。现在是越来越向利于商业、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我没有看到趋于保守、趋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我看不到。政治上不再坚持一些固有的想法。大多数人想物质生活好嘛，这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经济环境威胁到我的企业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得到。如果有利于我的企业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得到。钱民（13）认为局势平稳，不必要对政治太多关心。他表示政治不是每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的，所以还是少关注为好。同时，言外之意是，如果政治不再平稳，他会关注政治。我不太关心政治。我对政治新闻看得很少，最感兴趣、最感觉没有掺假的是体育新闻，这些东西不涉及各种复杂的国家问题。现在大环境比较平稳，在这种大环境中不会体会到这些政治的影响。从我看过的一些书上看，比如近代史方面的书，每个人的命运都还是和政治有很大关系的，应该关心政治。但现在环境比较平稳。第二，中间阶层为自己的工作、事业奔波，主要关心行业或专业领域的事，没有时间来关心政治。 　　许刚（28）在创业的时候非常辛苦，身体透支，失眠成了家常便饭，甚至一到下午就有心悸的感觉。现在企业走上了正轨，又开始忙碌家庭生活，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并为自己的事业进一步拓展而思考。所以，认为自己这些年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其实从1995年开始，我主要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我压力很大。如果要垮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是很大的。谁都想企业赚钱，让大家日子好过。所以我只关心生存问题。现在来说，我现在并不太关心别人的命运，我更关心我自己、我的企业的命运。私营企业主就是这样的，个人命运肯定是和企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除非有一天把它卖掉，那是另一回事。再大一些的要关心的就是行业，看看行业的势头，如果行业能够发展我就能发展。行业是否停滞、下降，是我所关心的，再大的我就不关心了。以前关心企业的生存，现在关心企业的发展，但无论如何都是以企业为核心。我不知道所有的企业主是否都这样，但我就是这样。做医生的孔楠（22）马上要评中级职称，仍然处于事业的积累阶段。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他现在还读着在职研究生，感觉特别忙碌。并且，他还强调整个医学界对政治都不太关注。他说：我对那些政治问题关注不多。我感觉对这些方面了解不是太多。我只是对我们学术界的事情感兴趣。我想，对政治、社会问题不太关心，在医学界是个比较普遍的事情，很多人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当然搞医学的本身也比较忙，他们对于自己专业的事情关注得更多一些。从我们医院来讲，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和政府高层挂钩比较多。但这些和医院里的上层领导关系比较大，关系到他们的地位，和我们这些一般医生关系不大。大部分医生还是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为主，对政治问题关注不多。对社会问题关注也不多，经常讨论的是医学界出了点什么事啦。上网也主要是查文献，看新闻都比较少，主要看看体育新闻，其他的都不怎么看。我周末都一直忙。据一个医学界老权威说，一个医生要跟上时代的进步，每个月要阅读西文文献三百多篇，中文文献二百多篇，因为每天都有上万篇的文献出来。我现在一个月读一、二十篇就不错了，要是达到他说的那个程度，我除了读文献其他什么事也别干了。除了自己，孔楠（22）还提到做小学教师的太太，告诉我她工作也非常忙碌，甚至连电视、报纸都不看。而且，在家里很少谈及政治：她当班主任，上班回来，光批改作业，就累得够呛。要说上网东看看西看看，平时根本就别想，没有时间。自己的一摊子事还忙不过来呢。我还看看报纸，她连报纸都基本不看，电视新闻也不怎么看，回到家太累了。我们两个在家基本不聊这些（和政治有关的）事情。第三，中间阶层表示政治和自己关系不大，离自己比较遥远，政治不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相对而言，他们更关注和自己的生活、事业直接相关的社会环境。 　　许刚（28）说起他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现在很少关注了政治了，比较少。对于大的政治环境我不关心，对于政治上的大起伏、大黑暗，我看不着。对现在改革趋势还是比较关注，但不像上大学时关注那么深了。我关注经济新闻比较多，更关注大企业和企业家。比如我看报纸和杂志，会看某某报道、某某经济、某某评论、某某企业家、某某经理世界（作者注：一些财经类报刊），我更关注这些东西。我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和发展。从中我去学习我该学的东西。即使关注一些政治，中间阶层仍然把他们落脚到政治环境对他们的生活、事业是否产生影响，而他们这些影响并不明显。许刚（28）强调经济环境上没有大的问题，即使政治因素对事业有些影响，他也表示理解。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自己的企业和个人：我也关注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啦，进入政协啦，这种参政议政我也关心，但距离我还是远了些。年轻时看过的那些东西，比如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书，已经离我很遥远了。我想一个人做什么事，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要做个商人，就要挣更多的钱，就要让员工挣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每年给国家缴的税可以更多。我就关心这个。 　　当然政治是会影响企业正常运行的。但我也觉着这很好理解，怎么可能不影响呢？不是这种问题就是那种问题，比如我开连锁店，在某某市就比某某市（两个国内大都市）的环境好，这是可以理解的。沈智(11)表示，他的职业和政治关系不大，不必关心政治，所以不会主动了解政治。而且，他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心安理得，对政治关注有自己的一番“高论”。如果自己不了解政治，说明它不重要；如果真的重要，社会会普遍关注，自己也就了解了。我个人认为，政治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我们也不是靠政策吃饭的。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靠本事吃饭，对我们影响不大。政治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也许大事知道一些，但至于像中央有什么动向啦，开什么会啦，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你爱开什么会开什么会。开几届会议我都搞不懂。比如我在这一层吧，比我上一点层次的事情我可能知道一些，隔了好几层的，和我没有关系。那些政治上的东西，他们先号召，再落实下来，要有一个阶段。有些事情，如果公布以后不知道也无所谓。如果我不知道，那么这件事真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也就随它去吧。如果这东西很重要，和自己有关系，就会炒得沸沸扬扬，恨不得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冯涛（18）认为政治是政治家和政府的事情，普通民众没有关注政治的必要。但他对服务型政府的理解在逻辑上有些似是而非，好像服务型政府等于小政府，小政府等于没有人关注政府。不过，对于专心自然科学研究的他来说，能知道“服务型政府”就已经值得“称道”了。政治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好像很遥远。也许这种感觉是对的，现在不是提倡连政府都不要管得太多吗?要建立服务型社会，把政府不该管的都让出来，招标都要让市场去弄，政府主要就是维护治安，环境保护，为百姓服务。我们都不在那个圈子，更不用关心政治了。第四，普通民众根本不能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关心也没有用。在采访中，中间阶层普遍表达了对政府决策参与的缺失，对把握政府决策的无奈。孔楠（22）认为很多医疗行业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些医疗行业的条文有时候出台得比较突然，一般不会事先在业界广泛讨论，即使可能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也限于极少数的专家。 　　许刚（28）举了一个本行业很具体的例子，这个政策出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部门的税收。同时，这个政策对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甚至使得许多企业难以继续生存。政策出台后引起了业界和舆论、学者的强烈反弹，在各方压力下，这项政策后来经过了修改。最后，一些限制变得形同虚设，成了一项似有似无的政策。 　　知识个体韩娟（12）举了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说明自己即使关心、了解政治、政策，也对政治、政策无可奈何，与不关注、不了解没有什么关系：我对政治首先不懂，其次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关心也没有什么用。比如说现在交通部门已经限制机动车超载了，因为大货车总是出事，应该管管了。看到这件事之后，不会马上想到这些会影响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等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也是同样的想法，他接着说：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作为律师，他对政治是比较关注的，同时也有一种现实理性的态度：关心政治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可能不关注这个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肯定要关注，毕竟生活在这个圈子里。至于这个关注的结果，从对现状的影响看，可能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我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去关注，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起多大作用？也许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种政治冷漠的实质是政治与中间阶层之间缺乏互动机制。政治互动包含相互影响的两个向度，一个是政治对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个人对政治的影响。个人缺乏政治参与，成为政治生活的“政治局外人”，导致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即使想主动关心政治生活，也没有可以利用的与政治进行互动的平台，挫伤了中间阶层对政治关注的热情。 　　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与中间阶层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在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程度会有所提升，对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的评价也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有些中间阶层认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会发生更难以预料的事情，危害自己的生活、工作。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 　　对社会问题涉猎广泛的记者严伟（16）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现实和谨慎，甚至还有些消极。我在学校的时候（对社会、政治问题等）想得比较多。工作之后，才发现对中国的现实越不了解，就会想得越多；如果比较了解了，就开始明白：想那么多并没有什么意思。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让人很气愤的事情，觉着应该往深处挖，可以写出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可是编辑常常说这样那样的稿子不能上。时间长了，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很多社会问题只能打一些“擦边球”。能不能报，大家来揣测呗。编辑和记者都在揣测，有经验的老记者可能把握得更好一些。严伟（16）开始时是非常关注政治的。而且他的工作在开始时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关，所写的社会问题经常要涉及政治问题，所以更加关心时政。但现在反而将关注领域逐渐从时政、社会问题转向财经领域，其转变过程并非完全个人“兴趣”的转移，而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收敛”。“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普通中间阶层似乎更少了关心政治的理由。谈到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吴芳（30）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即使感觉愤慨，但不会具体做些什么：“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 　　从关注到回避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严伟（16）身上。许刚（28）和施全（29）现在作为私营企业主，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事业上，现在很少关心政治。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典型的“热血青年”。只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两个人的许多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施全（29）仍然对青春年少时候的热情记忆犹新，这种热情之后受到很大挫折，特别是大学毕业时工作分配受到不小影响。现实生活逐渐磨砺了他的生活，也磨平了他的性格棱角，开始淡漠对政治的关注。而且，他强调这种转变并不是坏事。但从他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理想破灭的失落：我在上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中学在某某市一中读书，受我的老师影响比较大。当时的想法是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那时候还小，齐家谈不上，就想着治国平天下。（理想）比较大嘛。比较热血青年。我本身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八九年还是有比较大的转折。其实是对一个信念、想法的改变。（现在）我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的话，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是那次风波对我的影响。回避政治的态度体现在多数的访谈过程中。比如，作为律师，言语行动都非常谨慎的曹飞（09）在得知我的访谈可能会涉及政治话题时，一度想推却访谈，后来又坚持不用现场录音。在讨论一些话题时，他用词谨慎，明显是经过斟酌的。在谈到下岗工人的话题时，卫成（01）提醒我一定要抹去刚才的录音。对政治话题侃侃而谈、颇有见地的吕英（25）、尤军（23）、严伟（16）、陈明（17）、华林（21）、金宇（27）、褚峰（08）等都表示，他们虽然关注政治，但除了一些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平常基本不和别人交流。 　　我们可以把这种受到抑制的政治冷漠看成“假性政治冷漠”，这种特征在许多中间阶层身上具有普遍性。中间阶层看待政治领域里的事务就像走廊里堆满了的高级玻璃制品，明白它的确实存在，也理解它对自己出行（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大家又都知道高级玻璃制品价格昂贵，是不能轻易碰的，容易破碎，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后果。于是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假装或习惯于对它们视而不见。即使不得不出行，也会非常小心翼翼地穿越这些玻璃制品，“打擦边球”。所幸房间里仍然有可以回旋的空间，可以工作、挣钱、交友、娱乐等，不必非要穿过走廊，走廊里的那些玻璃制品也大致不妨碍生活的视线。 　　即使前文中间阶层所列出的其他理由，也可以认为是“假性政治冷漠”的延伸。其实，从逻辑上讲，“工作繁忙”等理由与政治关注并不必然矛盾。 　　尤军（23）强调，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平常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不会表达出这些比较犀利的一面。这种状态，可以用一句话平实的话来总结：“上班做事，下班想事。” 　　吕英（25）本来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对政治缺乏兴趣和敏感，因为一个契机开始关注政治，观点也变得激进。但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几乎没有在亲友面前体现出来。在访谈中，她有了侃侃而谈的机会，而且听得出来她的一些看法很有见地。她的表现让一同访谈的何京（24）惊讶不已。 　　也许这种“假性政治冷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传染”性。褚峰（08）平时工作很忙，工作之余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应酬，但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政治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褚峰（08）很少有和别人谈起社会与政治等问题，因为他感觉同学、同事和朋友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关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果向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等，他们会认为这些想法很“stupid”（愚蠢）。也许，别人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他是政治冷漠，所以避而不谈。 　　中间阶层的对社会的评价在现实政治秩序中并没有充分的表达渠道，但可以诉诸于虚拟媒体，网络中的“愤青”主要来自中间阶层。虚拟媒体论坛在社会生活中的爆炸性扩张，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培育着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这些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各阶层中最积极而不稳定的力量，中间阶层在现实政治中的冷漠只是特定社会转型阶段所表现出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显现出孕育着强烈政治参与热情的另一面。一旦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各种已经存在的被压抑的期望张力就会借势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