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不仅对公共政策投入关注，而且还对与个人相关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管理表示了关注。其中，市政建设方面是中间阶层最关注的公共事物。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北京的交通问题确实成为市民关注的最大热点，在访谈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它。不仅表示关注，还对许多具体的交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显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熟悉程度。如果被访者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就不会去评论它；相反，如果被访者关注相关公共事务管理，就会饶有兴趣地加以评论，无论这种评论是批评还是赞许。陈明（17）相信市政交通部门的许多措施出发点是好的，政绩意识比较强。但对公共部门的决策科学性和管理能力表示了一定的疑虑，特别是对许多决策的随意性有些不满意：政府的初衷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现在的官员政绩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北京交通局长不会说我故意去办坏事，一般不会这么想。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初衷好就说他们是好的，在中国尤其害怕好心办坏事。（要不）为什么说管理是一门科学呢。我们经常因为一个地方交通比较堵就修一个（立交）桥，结果发现修了（立交）桥交通更堵。这就是政府部门在办事的时候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管理随意性太强。比如某某路那个桥修的……咳。政府决策特别受领导喜好的影响。市长说这条线这么走，交通局长说那我们就改吧。这种随意性太大。他说要为老百姓办十件好事，十件有三件能办成好事就不错。严伟（16）也认为公共部门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是有的，但对其能力持保留态度：还是替老百姓着想的吧，它不会恶劣到那里去。如果恶劣的话，就反了，这里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还是能力问题吧。好多地方你说领导无能，可能领导也不懂，他脑子里也没有概念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发展。他不懂，就瞎干呗。钱民（13）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确实想把北京市区的交通整治好，至少领导非常重视，下面执行也比较坚决。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关键并不是硬件和投入不够，问题出在管理和决策上。他把北京与其他城市做了对比，批评了交通管理的简单化：我感觉北京车是多，全国是最多的。但交通设施、道路也应该是最好的。广州的硬件并不好，桥上架桥，摩托车特别多，但他的交通拥堵并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我当时在广州的那两天，问起他们当地人，为什么道路那么窄，交通还不错。他们说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比较大。今天我一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们聊北京为什么交通那么堵，说市里这几个月先后开了几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会，每次开完会的时候交通更加堵了。原因在哪里？他说每次开完会交通部门都会“严管”一段，你会看到这一段交通罚款特别多，司机特别容易被抓，抓住你就罚。他想通过这种管理模式把交通管好，但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不会把交通管好。有人就说，罚款不是目的。现在看来，好像他们就是为了罚款而罚款。大方向上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那些领导不可能就是为了创收（去罚款），但凭这些简单手段管不好交通。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都是一个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在执行的时候就变味了，罚款成了为一些人自己谋利益。一些被访者虽然对公共部门有各种各样的怨言，但也能体会到许多问题正在改进，对公共部门的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何京（24）从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办事效率、人才使用等多个方面讲到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总体上认为政府在不断地改进，特别是交通问题：以前交通局管不好交通问题，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你甭管它是自愿的，还是管不好被逼的，总之能开始听大家的意见就是进步。王慧（19）从自己的生活点滴中举了一个例子，感受到了进步的迹象：我觉着对政府不能想得那么好，为人民服务什么的，但总体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官僚。有些事情还是挺为老百姓着想的。这种感觉从平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吧。比如交通拥挤，大家都不管红绿灯之类的，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乱。但是现在交警还有那些辅助的人（作者注：交通协管员）弄些小旗子什么的，经过这一阵子后，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了。感觉交警还是挺为大家办事的。曹飞（09）对前景表示乐观，并表示理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困难，特别是社会需求的多元性：我个人认为，改革肯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很多问题的处理，简化办事程序，各种各样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表明了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和很多人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对社会的看法。这个社会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满意，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要求，社会不可能向一百个方向发展。所以只能顾及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发展趋势，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从他们办事效率的提高，从司法保障体系的改革，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来。但这并不代表对所有的问题都满意。应该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从行业上来看，只要是正当性的行业，都越来越好，包括律师行业。但从速度上看，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李亮（03）曾有过政府部门办事拖沓给自己造成损失的经历，但感觉现在有了很大改善：我工作的时候要接触到各种政府部门。以前有个明显的例子，我有一批货要出，由于海关的原因，他的办事效率低下，给耽误了。但是现在还是不错的，而且一直在改善。在政府公信力上，中间阶层为政府的打分并不乐观。特别是在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上，表示对官方消息和公开报道的不信任。其中有很多人提到了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这个事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并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信息来源比较多了，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很方便快捷查询到各种信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政府所公开的信息只是这些消息来源中的一个。这样，官方信息传统上的垄断和权威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朱海（05）认为政府有时候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有时候干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遍百遍，要你感觉是做了很多好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在社会公正方面，中间阶层总体上认为政府对社会下层关注不够。卫成（01）的岳母是老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一直领着微薄的下岗工资。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两个都是外企的白领，家庭负担不多，经济上还是比较宽松，并不指望母亲的下岗补贴。但卫成（01）的岳母前一段和老同事一起去向有关政府部门请愿，要求增加下岗补贴。他岳母说，很多家庭就指望着这些收入生活呢，自己和他们都是老同事，所以也就跟着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卫成（01）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除非工人找政府去闹，不然就不（主动）给下岗工人加工资。其实即使加也加不多，就几十块钱。看来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