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另外，中间阶层存在缺乏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平台、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化等特征。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 　　这种变数就蕴含在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间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这种约束条件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中间阶层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中间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所遇到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伴随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解决而解决，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了中间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的新冲突。相应于上述“砌墙模型”，中间阶层的发展变数分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在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环境中，对中间阶层膨胀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其准入和内部的向上流动就会受到较小的制约，中间阶层的发展就会顺畅。相反，在经济形势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就会突然压缩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中间阶层对社会的破坏力就会凸显。 　　②当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加、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逐渐代替形式性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知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就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使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的力量得以表现。否则，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会继续成为一种隐性可能，在各种社会突发变动中可能被激发，成为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 　　③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个变数。中间阶层异质化的关键并不是各种职业群体的表明细分，而是“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机制所带来的中间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二元分配机制会逐渐向市场方向倾斜，其导致的矛盾也会逐步得以消除。 　　④中间阶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个变数。如果对中间阶层组织交往渠道持续严厉管制，他们的正式交往平台就会继续萎缩，中间阶层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就不能变现其阶层力量。同时，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会在强烈需求中不断滋生出来。因为社会自身的需求、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信息联系的空前便利等各种因素对这种控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社会组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长冲动。一旦中间阶层取得社会组织平台，其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将明显增加。 　　⑤从发展趋势看，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会逐渐增强，距离负责——理性的公民阶层越来越近。当然，也存在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可能，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那时，中间阶层可能失去应有的理性和负责精神，演变为政治冷漠，或者狂热的激进阶层，这些都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先例。 　　总之，中间阶层已经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粗具雏形，并在各个方面显示着逐渐壮大的力量。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内在的冲突和两难，使得其发展充满曲折。而且，中间阶层的这些冲突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孤立的，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出现各种变数，使得中间阶层力量的发展成为未来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