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层的诉求目标差异很大，比如农民阶层的要求通常是具体的、眼前的、简单的、物质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只要满足农民的直接利益诉求，农民的期望张力就很容易消解，这也是农民保守的一面。同样，城市中的社会底层（如农民工、下岗工人）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最为关心，他们的期望张力容易形成，但也容易通过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整得到消解。
相反，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消解比其他阶层更加困难。首先，对于经济权利，中间阶层比社会较低阶层要求更高，更长远，很难通过“小恩小惠”能够真正“打发”，他们更倾向于根本性的权利实现。其次，中间阶层所涉及的经济权利更加广泛，他们倾向于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再次，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具有多元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并不局限于经济要求，甚至，中间阶层有时更关心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权利和目标。这些权利和目标的争取往往更具有持续性和艰巨性，在实现过程中容易激化期望张力。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中间阶层运动的直接根源并非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至少是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的相互结合或相互激发。另外，阶层成员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意识形态鼓舞等，是一个阶层保持政治活跃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城市中间阶层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亨廷顿曾对比了各种对政治秩序可能形成压力的阶层力量，结论认为中间阶层才是真正的不稳定来源，而其他阶层并不能对政治秩序形成真正的威胁。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随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的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
……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间阶层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不稳定的因素。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可能绝对消解，只能相对释放。
另外，期望张力是需求与现实的落差，而期望本身是主观的。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消解，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被诱导。某种社会诉求能否上升为政治期望，其期望值有多高，会否形成期望张力，这些都是变数。可以把政治期望看做一种新生商品，这种新产品之所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有两种途径：客户需求某种新功能，开始在市场上寻求相应的产品，敏感的商家感应到这种需求，推出具有这种功能的产品，并推销给用户，最终被广泛拥有；或者，商家开发出具有某种新功能的产品，并自信具有市场潜力，开始通过各种市场策略推广这种产品，宣传其新功能及优越的性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从而被广泛拥有。后一种产品的推广策略就是市场诱导，这种手法在市场营销中并不鲜见。对于政治期望的形成，除了自身自发的需求之外，诱导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需求与诱导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的过程与作用往往是共生的，形成相互激荡的局面。而对新产品期望的形成过程，也是对原有产品陈旧、单一的功能不满的形成过程，在获得新功能之前，这种期望就会成为用户与原有商家之间的张力。例如，政治理念的启蒙过程就可以看成一种典型的政治期望诱导。对于中间阶层而言，相对于其他阶层，其理性与公民性特征更容易对现代政治理念产生共鸣。当这些现代理念与现实生活产生反差时，期望张力就产生了，并会在积累中不断增加释放的可能性与冲击性。
因此，中间阶层既有的期望张力难以消解，而新的期望张力又容易被诱导，这种特征使得中间阶层具有政治活跃的潜质，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其不稳定的变数。
小结未来的模式
中间阶层在发展起点上是沉默的，而在未来，中间阶层的发展走向充满了变数。中间阶层自身在发展变化，政治秩序在发展变化，两者相互关系也在发展变化，三者都既存在着约束和消解中间阶层政治活跃性的因素，又都孕育着一些激化中间阶层政治活跃性的因素。在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哪方面的因素会取得上风，将难以预料，从而使得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未来政治取向和作用难以把握。理论上，如果将中间阶层放在动态发展的历史模拟情景中，我们可以将它在政治秩序中的未来走向描述为下面各种理想模型。当然，这些模型只是理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图示，未来真实的走向难以预测，且更加复杂。
一边缘化的力量1起点或持续萎缩毋庸置疑，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在当前阶段是明显政治不活跃的，表现为政治冷漠和无所作为。根据前文中的“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当前的中间阶层处于图式的左下角位置，即阶层力量弱小，阶层期望张力还没有充分显性化，政治不活跃。
当前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弱小是其政治不活跃的关键因素。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20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时，中间阶层自身充满了异质化特征，缺乏社会组织与整合机制，公民特征还不充分，缺乏力量同盟等。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还不明显。追溯城市中间阶层的来源，中间阶层萌发的过程就是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各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化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传统城市社会结构分化并不明显，而在市场转型中，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了专业技术管理才能和市场自由空间，逐渐从浑然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向上流动成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白领中间层。一些凭借胆识和机遇发家的个体户也从下层普通市民中冒出头来，成为自营者中间阶层。普通干部分化成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专业技能人员两种角色，前者充分利用了市场转型中的资源分配能力，后者则在参与市场游戏的同时仍然享受着体制内照顾，都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可以认为，新兴的中间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市场转型的直接受益者。而且，城市中间阶层的政治期望得到了抑制，除了传统上缺乏参与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的负面效果也得到了放大。另一方面，市场化使得中间阶层缺乏政治参与实践经验，“习惯”了缺乏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活，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期望张力。
当然，中间阶层的沉默不仅可以作为发展起点，也可以作为一种持续的状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壮大，其期望张力也一直没有形成。这样，中间阶层就成为一支萎缩的群体，在社会格局中似有似无，无关痛痒。
2边缘化与犬儒化
假如中间阶层的力量发展一直受到抑制，进展缓慢，它就很难作为独立的阶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力量的弱小，并不代表期望张力得到消解；相反，期望张力可能会持续增强。从图6-3的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发展走向。
图6-3中间阶层的边缘化与犬儒化
缺乏政治参与机制，无力在政治格局占有一席之地，期望张力上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中间阶层产生一种犬儒主义的倾向。
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又译狄奥根尼），本意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世俗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民间（下者）的犬儒主义和权势（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通过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控制、摆布民众的政治虚伪手段。而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对任人摆布状况下的生存的宣泄、愤懑方式。
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Jeffrey C Goldfarb，The Cynical Socie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152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当代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包括：①政治冷漠；②说一套做一套；③怀疑正统成为一种思维定势；④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⑤在生活中喜欢用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进行冷嘲热讽。
在本模式中，中间阶层对于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满，期望张力较大，但力量的弱小决定了他们只能无奈观望。同时，这种不满而无奈接受现实的复杂情绪会导致上述犬儒主义的倾向。这种犬儒主义对政治秩序不会产生直接的压力，但却反映了整个社会与政治秩序间期望张力的膨胀，是公众政治和公共道德危机的隐性形式。这种危机即使没有在中间阶层身上显现，也会在其他阶层身上集中发作。另外，中间阶层力量的不能得以独立，就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形成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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