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于大国的定义，虽然说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指向普通大国。譬如《管子》一书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当代中国学者也认为：“大国一般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与小国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强、战争潜力雄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有利于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学者山本宣吉说：“大国从其意义上来说，是只考虑本国目的（比如经济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采用某些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他强调的是大国具有制定和执行独立经济政策的能力。“‘大国’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本身的行动、政策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而小国则只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成为大国的附庸。 　　另一类指向霸权大国、统治大国或者说领导大国。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根据英国学者怀特的定义，“统治大国”是“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当今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排在它后面二十个国家的总和，当然够得上怀特所谓“统治大国”的标准。乔治·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大国是世界的主导经济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连接点。世界大国主导经济不仅规模（GN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NP）高，而且意味着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分生产旺盛，并能积极参加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额财力。在制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起决定作用。［1］莫德尔斯基所讲的世界大国与怀特所讲的“统治大国”具有同样的含义，也可以称之为世界领导大国。本文所要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主要不是指普通大国，而是指世界领导大国。 　　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时期的区域性大国。公元纪年开端的时候，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分别是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二者之间是过去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几个继承者。公元1500年前后的非西方世界，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各个“权力中心”包括：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 　　明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根据《万历明会典》，朝贡国分类如下：“东南夷”（上）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东南夷”（下）包括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西戎”（上）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西戎（下）包括吐蕃部14国。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说法，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2］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西方世界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但后来降为二流国家。与此同时，五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却逐渐崭露头角，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其中穿插着各种迅速变化的结盟。 　　工业革命后，随着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电报、无线电等通讯工具的发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一些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都是来自欧洲。到19、20世纪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清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联合出兵中国，占领北京。这八个国家可以算是当时的世界大国。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局导致大国格局的变化。几个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大国的交椅，但总的变化趋势是权力逐渐向非欧洲国家转移。一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了；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德国和苏联一签订秘密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由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成为“增常”候补国，这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大国格局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印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核国家和远程导弹国家，而且正在迅速发展“深蓝”海军。它在厄瓜多尔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它的软件和低端信息服务正在进军全球市场。巴西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新候补者，不仅因为它是世界面积和人口的第五名，它能够与中国合作生产支线飞机抢占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更因为它是潜在的“世界粮仓”，同时亚马逊河流域又是“世界之肺”，对于今后全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关系巨大。到本世纪下半叶，任何单一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被印度、巴西、日本、俄罗斯抛在后面，只有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 　　世界领导国与最后的大国 　　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只有像苏联那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巨无霸国家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在核时代，世界领导国所增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核霸权与空间霸权。到了信息时代，拥有信息霸权自然成为世界领导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的世界领导国是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时期的1860年前后，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的40%-50%或者欧洲的55%-60%；其人均工业化水平是法国和美国的3倍，是中国和印度的15倍和20倍。英国始终保持着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强大海军，而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基本上相当于除其自身外的世界其他海军实力的总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三分之一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伦敦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 　　根据保罗·肯尼迪的看法，20世纪的基调是“两极世界”，也就是说有两个世界领导国。虽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了英国，但20世纪初的世界领导国仍然是英国一家。作为一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国发起建立的，但它迫于国内压力而把其主导权又交还给了英国。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的日内瓦海军会议上，美国想把华盛顿会议规定的5∶5∶3的比例运用于辅助舰只，英国坚决反对，它要保持一支在总吨位上仍然超过美国的英国舰队。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国再次召开海军会议，最后于4月22日签署了《伦敦海军公约》，规定英美日3国的战列舰比例5∶5∶3；驱逐舰的比例为5∶5∶3.5；在潜水艇方面则完全平等。英国最终同意美国海军与自己平起平坐，是对双头领导格局的无奈的承认。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三巨头会议”中的尴尬地位是英国霸权陨落的标志。战后的世界领导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将两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反导系统限定在一个大致相等的水平，这可以说是对“两极世界”的一种法律确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可以相互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极世界”的冷战格局——辅之以边缘地带的局部热战，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自身解体，其前盟国陆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从现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国将是唯一的世界领导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下半叶，谁会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是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在西方，康德、马克思、威尔逊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愿景的代言人。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曾表达过对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3］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 　　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但谁也说不好究竟会在哪年哪月实现这一愿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人们无法否认和拒绝的现实，总的来说它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平衡和制约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机制。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所以说，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行规范和制约，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快慢不同，“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们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