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工业生产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12］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谷底与波峰
中国的复兴，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样，将来的一个世纪也会是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复兴出现过三波浪潮，现在仍处于第三波浪潮的上升阶段。相应地，便有三个谷底——1900年、1933年、1976年，和两个波峰——1922年、1945年。
1900年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年。从1895年《马关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中国割地、赔款、谢罪、允许外国军队在首都驻扎，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降到最低点，“亡国、灭种、灭教”成为一种普遍的忧患。
忧患促振作。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更法令、破锢习、求振作、议更张，实行“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又称《九年筹备清单》）。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一年后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一战结束前后的几年，中国现代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外蒙古也由独立改回到自治。这是第一波浪潮的高峰。
由于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英国再也不肯充当‘世界警察’”（博纳·劳语），［1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很快便失去了作用。苏俄、日本积极插手中国事务，煽动、支持内战和武装割据，并对中国新疆和东北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到1933年，中国再一次落入谷底。这一年元旦，日本关东军在一手炮制了“满洲国”之后，开始进犯山海关。3月初，日军侵占热河，并继续进犯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5月下旬，日军突破滦河，攻陷冀东22县，直接威胁平津。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还有两个打出旗号的独立政权——福建的“中华共和国”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没有打出旗号的割据当局——以胡汉民为首的“新国民党”所领导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此外，在西南、西北和华北各省，还有一些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的地方军阀。在蒋记国民党内部，“力行社—复兴社”与CC系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法西斯主义日益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多元化的学术、教育、文化开始受到官方强制推行的“党义”和“党化教育”的摧残。
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到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中国各党各派团结的黏合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作为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联盟成员，与日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1943年，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在罗斯福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中是“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说得很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14］日本投降后，中国收复了东北和台湾。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15］建立赫尔所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的机会转瞬即逝，中美在朝鲜半岛刀兵相见后，日本作为美国的新伙伴趁机再次崛起。
我们把1976年定为20世纪的第三个谷底。日本的军力和现代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早就领先于中国，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没有赶上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日本的GDP超过中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的1968年，到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1983年，中国的GDP重新超过了日本。［16］低谷不仅体现在在中日GDP总量对比中，也体现在大陆台湾人均GDP对比中。从1820年共同的起点出发，到1992年，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大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扩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会更大。
顾准生前曾向吴敬琏预言中国的“神武景气”。他去世不久，这一景气就来临了。从1978年算起，中国复兴的第三个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上升期。
一个世纪的历史总成绩
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是中国就做到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1922年的时候，梁启超就说过：“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17］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奥匈帝国也已经瓦解为好些个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后来还经历了再度分裂。昔日雄踞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垮得更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已经退缩在小亚细亚半岛上，在欧洲只保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信奉佛教的锡兰（斯里兰卡）各自立国，东巴后来又与西巴分家，成立了孟加拉国。一个世纪后，中国是上述帝国中唯一保持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国家。
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18］在20世纪，中国首先扭转了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然后又实现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目标，从而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态势：既能享有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又能享有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增长向零增长转换带来的好处。1997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56%，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发达国家一般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发展中国家一般儿童比例偏高），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人口学家预测，中国15—59岁人口增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年代。［19］
富有潜力的大国必须是洲际性的大陆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而不能是大陆边缘性国家和岛屿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于存在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届时加拿大将会失去世界第二领土大国的座位），而且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罗斯联邦比前苏联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中国在20世纪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并收回了上个世纪割让的部分失地——台湾、旅顺、香港、澳门——这一历史性成绩，中国人自己以往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20世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国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英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连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丢掉了很大一部分领土，日本仍在为收复北方四岛而奔波。其次，中国不同于日本、朝鲜，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汉、唐、元帝国全盛时期疆域虽然达到过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续的统治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现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础，然而满清对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方式。这些地方归理藩院管辖，但理藩院还负责处理周边其他属国的事务，因此，中国对汉族地区和中国东北以外地方的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确立。进入民国以后，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中国政府才将清帝国绝大部分的疆域最终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外患内乱连绵不断，正正经经发展经济的年头并不是很多。一战期间及二十年代初有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有几年，被称为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后的七八年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不错，随后就被“大跃进”和“文革”打断。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一个时期。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能持续很多年。
柯伟林说：“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20］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头羊。
一个世纪以前，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在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够鉴赏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视野。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权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李光耀指出：在当今时代，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该国的文明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其中的知识和文化。［21］在前现代的一千几百年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实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软权力即优越文明的吸引力。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削弱了，但并没有马上消失，尽管日本企图以“皇道乐土”的理念来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它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传统具有的以及新近获得的软权力。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境遇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斯大林曾同意让中共多关照一下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也就是说，将其划为中共的势力范围。一度在东南亚各国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华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后勤基地。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也曾在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风云激荡的60年代，毛主义的影响力更远播至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如何恢复和扩大中国的软权力，是中国要成为最后的大国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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