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劳民伤财地为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劳的努力。海峡对岸，查理三世的复辟王朝正竭力在国内站稳脚跟。在英国的贸易禁脔内，荷兰人正垂涎欲滴。北方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战使得丹麦和瑞典大为削弱。在德国，新教王公们对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都持怀疑态度。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被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稍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弄得焦头烂额。波兰则为防范瑞典和俄国的掠夺者而日渐衰落。这样，继承黎塞留最好传统的法国外交，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环境，它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的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和招募军队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给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时间以确立其绝对君主的地位，摆脱在上一世纪困扰法国政府的国内动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给了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国王重臣一个彻底整饬行政机构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替太阳王取得荣耀而将财力大量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初期试图“修补”法国疆界就变得轻而易举，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关系恶化并演变成公开冲突时（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法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联合省，实际上它在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它却腾出手来准备入侵仍虚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兰。当法国于1667年5月最终挥兵入侵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时期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典型。英荷两国被双方都无利可图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担心法国的勃勃野心，便于7月在布列达签订和约。同时为了限制路易十四获得太多好处，在瑞典参与下，英荷竭力对法西争端进行“调停”。1668年的《亚琛和约》恰好达到这一目的，但其代价却是激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报复他认定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主要障碍——联合省。在随后几年中，当柯尔培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秣马厉兵。法国的秘密外交离间了英国和瑞典同联合省的联盟，安抚了奥地利和各德意志国家。到1672年，法国的战争机器由于有了英国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尽管是伦敦最先向联合省宣战，但是英国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表现消沉，在此毋须赘述。当在海上遇到多谋善断的德·吕泰尔而遭挫折，无法在陆上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腐败，财政混乱，人们对于同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寡头政治的天主教国家结盟极为反感。这些都使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并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战争。回过头来看，它说明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个国王统治时，其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是多么不成熟和不稳定。然而，伦敦政府的改弦更张具有国际意义，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欧洲引起广泛不安。在下一场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和津贴就争取到了许多愿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国、勃兰登堡（于1675年在费尔柏林击败了法国仅剩的一个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都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这个国家联盟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服法国的地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有很少的陆军，其侧翼受到牵制，而且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领袖奥伦治的威廉统辖下的联合省。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碍，法军在莱茵兰的战线易受攻击，而自己又面对各种敌人，这一切使得路易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在海上，存在着同样的僵持局面。法国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统辖着波罗的海，双方都无法在西印度群岛上占压倒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和荷兰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像英国那样的中立国便趁机渔利。实际上，到1678年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催促政府同法国单独讲和，其必然结果是，德意志国家（依靠荷兰的资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尽管1678—1679年签订的《尼曼根条约》结束了公开冲突，但是路易十四扩展法国北部疆界的明显意图——他充当“欧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20万大军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坐卧不安。这并非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战。荷兰的商人宁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贸易，德意志的王公们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都被巴黎的资助拴住了，而哈布斯堡帝国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土耳其人。因此，当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卫其卢森堡领土免遭法国强占时，它只能孤军作战，不免一败。
然而，从1685年起，情况的变化开始不利于法国。法国镇压胡格诺教派震惊了新教徒的欧洲。在以后两年之内，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出维也纳。此时的利奥波德皇帝随着声望的提高和军力的强盛，终于可以把他的部分注意力转到西方。至1688年9月，焦躁不安的法国国王决定进攻德国，终将这场欧洲的“冷战”变为“热战”。法国的举动不仅激起大陆上的对手向它宣战，而且还使奥伦治的威廉趁机溜过英吉利海峡，取代声誉扫地的詹姆斯二世，登上英国王位。
因此，到1689年度，法国孤军同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萨伏依以及主要的德意志国家作战。这个联盟并非像它看上去那样令人不安。大同盟的核心实际是由英荷联军和德意志国家组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集团，但它们拥有足够的决心、财源、陆军和战舰同太阳王的法国抗衡。10年以前，路易十四或许能够取胜，但在柯尔培尔死后，法国的财政和贸易已不尽如人意，而且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但其装备都不足以进行一场持久和远距离的战争。迅速打败一个主要同盟国家也许会打破僵局。但突破口又该选在哪儿呢?路易有没有采取破釜沉舟行动的勇气呢?在3年时间里，路易都举棋不定。1692年，当他终于聚集一支2.4万人的入侵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海上大国”简直是太强大了，它们在巴尔弗勒尔-拉豪格一举粉碎了法国战舰和驳船。
自1692年起，海上冲突对双方都变成了一场针对贸易的、折磨人的破坏性战争。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袭扰贸易的战略，鼓励其私掠船掠夺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同时它自己减少了给海军战舰的拨款。同盟国海军方面则竭力对法国的贸易进行封锁，增加对法国的经济压力，这样就使荷兰人放弃了同敌国贸易的习惯做法。双方的措施都未能使对方屈服，却都增加了战争的经济负担，致使这场战争在商人和已连遭几年歉收的农民中间十分不得人心。陆上战役同样耗费巨大，争夺要塞和渡河的战斗进展缓慢：沃邦的要塞使法国实际上固若金汤，同样的障碍也使法国难以轻而易举地挺进荷兰或巴列丁奈特。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保持着一支超过25万人的大军，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说，其开销也是可观的。虽然在欧洲以外也进行了战斗（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印度的本地治里），但这些战斗的意义都不足以扭转欧洲大陆及海上的基本均势。这样，到1696年，托利党的乡绅们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对苛捐杂税怨声载道，而法国则受饥荒的困扰。这样，威廉和路易都有充分的理由达成妥协。
结果，《里斯维克条约》（1697年）虽然允许路易保留早先夺取的一些边境领土，但总的来说是恢复了原状。虽然如此，1689—1697年的“九年战争”的结果并非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法国的野心显然在大陆上受挫，其海上实力也削弱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英格兰确保了它在爱尔兰的侧翼，强化了它的财政制度，重建了陆军和海军。同时，英国、荷兰和德意志不让法国进入佛兰德和莱茵兰的传统形成了。这一切的代价尽管巨大，但欧洲的多极政治体系再次被肯定下来。
在厌战情绪笼罩着欧洲大多数首都的情况下，重新燃起战火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1700年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时，太阳王把这看成是加强法国实力的理想机会。他不与潜在的敌人妥协，而以他孙子的名义迅速占领了南尼德兰，并在西半球西班牙的广大帝国内为法国商人争得了贸易专卖特许权。路易十四的种种挑衅行为，使英国和荷兰极为震惊，促使他们为扼制路易的野心于1701年同奥地利一起进行了另一场同盟战争，这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同上次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大致势均力敌，这再一次说明：一方可以重创另一方，但无法制服对方。从某些方面看，与1689—1697年战争相比，路易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要稳固一些。西班牙人欣然同意作路易十四的孙子——现在他们的费利浦五世的臣民。这样一来，两个“波旁国家”就可以在许多战场上携手合作了。从西班牙进口白银就肯定使法国财政受益不浅。此外，法国还全力加强它的战争机器，有一个时期，它的军队达50万人之多。而减轻了巴尔干侧翼忧患的奥地利人，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比上次战争大得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果断的英国政府将大量国民资源投入这场战争。它以大量金钱资助德意志同盟国，保持着一支压倒敌人的舰队，还非同寻常地派遣了一支在天才统帅马尔伯勒率领下的庞大的陆军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4万到7万英国人和雇佣兵组成，联合超过10万人且英勇善战的荷兰军队，以及同等规模的哈布斯堡大军，以挫败路易十四将其意志强加给欧洲的企图。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大同盟可以使法国或西班牙俯首帖耳。在这两个王国疆域之外，战局的确有利于盟国。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亨的大捷（1704年）重创了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使奥地利摆脱了法国入侵的威胁。稍后的拉米耶战役（1706年）使英国-荷兰联军占领了南尼德兰的大部，而在欧德纳尔德之役（1708年）英荷联军则无情地制止了法军收复南尼德兰的努力。
在海上，自从非决定性的马拉加之役（1704年）之后，皇家海军和日趋衰落的荷兰海军已经找不到可与之作战的敌主力舰队了。它们充分显示了优势海军力量的机动性。新的盟国葡萄牙从海上得到了支援。同时，里斯本又为英荷舰队提供了一个海军基地，而巴西则提供了黄金。盟国可以派遣军队远征西半球，进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领地，海军的突击分舰队则可以追捕西班牙运送金银的船队。占领直布罗陀，不仅使皇家海军占据了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还分割了西班牙-法国的舰队和海军基地。英国舰队确保了对米诺卡岛和撒丁岛的强占，保护了萨伏依和意大利海岸免遭法国的袭击。当盟国转入进攻时，英国舰队则为入侵西班牙的大军提供保护和支援，并为进攻土伦提供支持。
可是，盟国海军的这种总体优势并不能阻止法国重新进行商业袭扰。1708年皇家海军被迫建立护航制度，以减少商船损失。正像英国的护卫舰无法阻止法国私掠船偷偷进出敦刻尔克和吉伦特一样，它们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贸易封锁，因为那将意味着对整个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进行巡逻。尽管在170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英国海军在法国港口外捕获了大量法国运粮船，也未能使路易十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帝国屈服。
同盟国这支只能伤敌、不能毙敌的联合力量的弱点，在同法国和西班牙的陆军作战时，暴露得更加明显。到1709年时，同盟国的入侵大军面对西班牙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已无法守住所占领土，只得在短暂地占领马德里之后撤退。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和约条款载入了《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和《拉施达特和约》（1714年）。总体来看，和约中的最大受益人毫无疑问是英国。尽管英国取得了直布罗陀、米诺卡、新斯科舍、纽芬兰、哈得逊湾以及西属新大陆的贸易特许权，它仍未忽视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由11个单独条约的体系组成的1713—1714年的和解办法，令人满意而又巧妙地巩固了欧洲的均势。法兰西与西班牙王国永远分裂，而英国新教徒的王位继承权得到正式承认。在西班牙遭受失败的哈布斯堡帝国得到南尼德兰和米兰（这样一来便加强了对法国的遏制），外加那不勒斯和撒丁。荷兰保住了独立地位，但联合省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和贸易大国了，它被迫投入大部分力量守卫其南部边境。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扩展其王朝和疆土的野心最终被彻底遏制。法兰西民族也因可怕的战争消耗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之一是，政府债务总额增长7倍。在欧洲大陆，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而在海上，英国获得了主宰权。1714年，乔治登基后，重新掌权的辉格党人便急于维护《乌特勒支和约》，并且在第二年不共戴天的敌人路易十四死后，居然愿意同法国结盟，这一切都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场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发生的西欧列国中实力的再分配，没有东部发生的变化那样富有戏剧性。东欧国家的边界比西方更加变化不定。大量的领土不是控制在一个开明君主的正规军手里，而是掌握在边境贵族、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以及哥萨克军队手中。当东欧的民族国家彼此交战的时候，它们常常是在很远的距离作战，并且为了实行某种重大战略打击的需要，它们还使用非正规军、轻骑兵等等。与在低地国家进行的战争不一样，这里战争的胜败会造成土地的大规模转移，这一点更加剧了列强中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的衰亡。例如，仅在这几十年中，土耳其人曾最后一次给维也纳造成大规模的军事威胁，但随即他们又遭受失败并衰落下去。奥地利、德意志和波兰军队最新的强有力反击不仅于1683年从土耳其围城军队手中拯救了这座帝国城市，而且也导致扩大的神圣同盟进行范围更大的战斗。在摩哈赤附近的大战（1687年）之后，土耳其在匈牙利平原的力量被彻底摧毁了。如果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的军队因为在1689—1697年期间多次应召对法国作战而使战线巩固下来了的话，那么以后在萨拉姆开门（1691年）和孙托（1697年）再败土耳其人，更巩固了这种趋势。只要奥地利能够将其全部力量集中于巴尔干战线并有欧根亲王那样能干的将领，哈布斯堡帝国现在就可以稳固地抵挡土耳其人了。虽然哈布斯堡王室还不能像西欧的君主那样有效地治理其多民族的国家，然而它作为未来欧洲大国之一的地位已经确立。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瑞典就不那么幸运了。年轻的查理十二在1697年刚一登上瑞典王位，邻国的掠夺本性便抬起头来。丹麦、波兰和俄国都对它们面前这个波罗的海帝国瑞典的某些部分垂涎三尺。它们于1699年秋天商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瑞典。然而，战争一开始，瑞典的强大军队、国王的军事才能以及英荷海军的支援，弥补了它力量上的明显不足。这3个因素合起来曾使查理一度给哥本哈根造成威胁，并于1700年8月迫使丹麦人退出战争。随后，他把其军队运过波罗的海，在3个月之后取得纳尔瓦大捷，大败俄国人。查理在体验了令人陶醉的战斗与征服的喜悦后，他把随后的几年用于征服波兰，并向萨克森推进。
善于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认定查理十二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和萨克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彼得大帝纳尔瓦战败后在俄国强制推行的改革。在众多的外国顾问辅助下，彼得大帝极力广泛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圣彼得堡的同样魄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当查理于1708年统率一支4万人的大军掉过头来对付彼得的时候，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虽然总的说来瑞典士兵在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军队仍旧损失惨重，永远也无法摧毁俄国的陆军主力，而且落后的后勤保障还绊住了它的手脚。当查理挥师南进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种困难就更加严重了。1709年7月，当大战役在波尔塔瓦爆发的时候，俄国军队在人员数量和所处的防守阵地上都占了很大优势。这场大战不仅使瑞典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当查理只身逃至土耳其并在那里长期流亡时，瑞典家门口的敌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715年12月，当查理最后回到瑞典时，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已丧失殆尽，芬兰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国手中.
又经过数年征战（查理十二在1718年同丹麦人的一场战争中阵亡），瑞典筋疲力尽，孤立无援，只好在1721年签订的《尼斯塔特和约》中承认失去其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省份。这时的瑞典已降为二等国家，而俄国则上升为一流大国。彼得为纪念1721年对瑞典的胜利而自称皇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尽管沙皇的舰队在以后衰落了，而且国家也极端落后，但它明确地显示出，它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独立地发挥作用”。用狄西欧的话来说，在欧洲的东部和在西部一样，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欧洲心脏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后英法之间持续了近20年的缓和保证了欧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总体均势。在一场使其对外贸易大伤元气并使国债大为增长（仅支付债款利息的数额就相当于国家的常年收入）的战争以后，法国特别需要喘息一下。此外，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忧心忡忡，它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极其不悦，并且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两国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两国共同动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进扩张政策。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再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法国人对同英国人的联系已不再那么热情，相反，他们试图恢复其昔日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如今，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已得到解决，和平岁月促进了法国的繁荣，并使其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从而向海上强国发出挑战。当法国在其首相弗勒里领导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并将外交活动扩展到东欧的时候，英国正在谨慎的孤立主义者渥尔波尔的领导下，竭力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甚至当法国1733年进攻奥属洛林和米兰，进入莱茵兰时，英国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渥尔波尔和惊慌失措的荷兰人的任何援助，维也纳被迫与巴黎谈判，并于1738年同巴黎签订妥协性的和平条约。有了在西欧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有法西联盟的支持，加上联合省对法国心存畏惧，以及瑞典甚至奥地利对法国言听计从，法国现在的声望达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来的顶点。次年，当法国外交当局通过谈判促成俄奥对奥斯曼帝国战争（1735—1739年）的结束，从而使这两个东方君主国将夺取的领土归还土耳其的时候，法国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渥尔波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无视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但商业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越来越关心英国在西半球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互相冲突的殖民者的扩张，为一场争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渥尔波尔内阁勉强同意和西班牙开战，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英西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决定给予西班牙各种形式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界线以外”的援助，可能仅仅会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皇帝死后，玛丽亚·特利萨继承了王位。
腓特烈大帝利用这个时机于1740—1741年冬天夺取西里西亚，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英国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不住其反奥情绪，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但这必然导致英奥重新结盟，这给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萨带来了巨大资助，英国人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萨克森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德延根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到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形激烈。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吓得六神无主的荷兰。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严重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利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国军队来守卫尼德兰。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上面曾讨论过的两个关键因素：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到此时，荷兰已处在法国大军控制之下，但这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吗?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吗?相反，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安松和霍克斯取得的海战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利萨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 * *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当地一些驻军的援助）在18世纪50年代初，一再发生冲突。“停战”一词简直是有名无实。这种棘手的军事对抗对本国政府来说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更何况每一个国家本土都有一个“爱国者集团”，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支持本国殖民者，并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一场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重大斗争正在进行中——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区，而是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为了除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到了1755年，在双方都派出更多的援军并使各自的海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又一场英法战争的前景而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对于当时已沦为二等国家的西班牙和联合省来说，它们极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葬身在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冲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虽然这对像荷兰人那样的商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对于东部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来说，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避开一场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法国人鼓吹应该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倾向于通过进攻汉诺威来打击英国，这是岛国人战略上的阿喀琉斯［7］之踵。虽然这样一来，法国不仅会使德意志各国发生惊慌，还会迫使英国人去寻找一个可以用金钱资助的盟国在大陆上扼制法国。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奥地利横下一条心，要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而女皇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也在寻机惩罚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大国各自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鲁士超过15万人，奥地利近20万人，俄国大约33万人）并且都在筹划出击的时机，但是它们都得从西方争取金钱资助以维持其军队的规模。最后，如果这些东部对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伦敦找到“搭档”，那么其他各方就会被迫加入对方阵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样看来，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从战略上讲似乎仅仅不过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国现在摒弃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上讲，它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米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们也取得了节节胜利。撕毁乌特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现在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功劳或许应该主要归于威廉·皮特，他毕竟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皮特逐渐地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腓特烈和他的税收官们使尽浑身解数在普鲁士募集资金，但是如果同英国相比，普鲁士的实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国在大战高潮时，拥有一支超过120艘主力舰的舰队，军需花名册上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同时还为普鲁士提供资助。实际上，七年战争花费了财政大约1.6亿英镑，其中6千万英镑（37%）是在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虽然国债的进一步增长引起了皮特同僚们的不安并导致他于1761年10月下台，但该国海外贸易却在增长，使得关税收入增加并促进了全国的繁荣。这是利润转化为实力、英国的海军力量被用来（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保障国家利润增长的一个极好例证。正如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样，“我们在做士兵之前必须先做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资源财富仰仗于它的贸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国内，法国首相舒瓦瑟尔也悲哀地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及海军力量。像所有其他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一样，奥地利王室、俄罗斯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大的皇家海军逐步建立了对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锁，并且还有余力在土伦港外筑起一道屏障，同时重新夺回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当舰队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纳真的进行交锋的时候，霍克率领举世无双的舰队在狂风暴雨中对康弗朗的舰队穷追不舍，把它直逼进基伯龙海港。在这些战斗中英国海军一再显示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如此，有全面后勤供应系统的英国海军分舰队，对法国进行了全天候的封锁。英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扼制了法国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了英国的商业及其领土的安全，而且还阻止了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175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后落入英国之手，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德联军在明登击溃法国两支大军取得大捷。当西班牙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头上。
与此同时，勃兰登堡王室也已经看到它自己的一份“奇迹”。在罗斯巴赫和勒森两场大战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一支法国大军和一支奥地利大军，而且还挫败了这两个国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图。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再次击败奥地利人后，维也纳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然而，单单这些战役的代价，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鲁士的大军（仅在1759年就损失6万士兵），而劲敌俄国却已证明要强大得多，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对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为同俄国大军的每一次遭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过其他各交战国都有同感，法国急于同现在也准备讲和的英国达成妥协，但这时普鲁士发现它还有足够力量阻止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前进，直到1762年伊丽莎白去世拯救了他们为止。伊丽莎白死后，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战争，这样一来，不论奥地利还是法国，除了在恢复战前欧洲态势的基础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结果。恢复欧洲战前态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要摧毁普鲁士的国家的失败。
在1762—1763年和解中获利的显然又是大不列颠。即使把夺取的各地领土交还给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仍然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取得长足的进展。它基本上肃清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影响，最重要的是英国已成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样，不列颠就占有了比洛林、西里西亚及大陆国家激烈争夺的其他更辽阔、富饶的土地。此外，英国在欧洲范围内扼制了法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野心，从而确保了总的均势。相比之下，法国不仅在海外损失惨重，而且与1748年不同，它在欧洲本土也失败了。事实上，法国陆军在战争中毫无生机的表现，预示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法国的意愿受到普遍的忽视就证实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合英国各界的口味，他们对自己在欧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满意足，因而不希望被卷进欧洲大陆去承担义务。
四 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点滴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现在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利萨大臣的精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和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不列颠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部分是由于殖民地的抵制，还由于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可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得尼取得圣徒岛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不列颠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国军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 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也许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联合省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现在，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样，伦敦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合省。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止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现在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已相对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没有插手东欧的事务。这就使伦敦对1779年以后法国企图的密切关注在它以前的盟国那里找不到市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英国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大不列颠没有彻底被消灭的前景，即使他们也不会从中干涉。
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法国曾一度采纳舒瓦瑟尔过去的论点，它顶住了进攻汉诺威或恐吓荷兰人的诱惑。同不列颠的战争只能在海外进行。这样一来，就使英国传统战略的“海军”力量同“大陆”力量脱节了。法国人破天荒地头一次将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到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上去了。
其结果是重大的。它还有力地驳斥了英国孤立主义分子的论点，他们认为不列颠岛国最适合于打一场没有大陆盟国和大陆战斗拖累的海上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一年仅得到3 000万列佛尔的财政拨款，这是给法国陆军拨款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军费预算稳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总额达到大约1.5亿列佛尔，到1782年则达到了2亿列佛尔。当法国参战时，它拥有52艘主力舰，其中许多比同级的英国军舰要大。这一数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还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舰的西班牙舰队。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战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比它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都要强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舰，1779年90艘），但现在它发现自己常常是寡不敌众。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一场法国、西班牙的入侵看来完全可能发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同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的一场遭遇战中，法国数量上的优势使英国舰队处于困境，从而导致了康华理在约克镇兵败投降，有效地结束了美国战役。即使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敌人的规模缩小的时候（1782年英军拥有95艘主力舰，法国是73艘，西班牙54艘，联合省19艘），英国海军所占的优势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务：保护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队、定期地接济直布罗陀、守卫波罗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舰队以及为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国的海军力量不再像以前战争中那样天下无敌了，它的制海权只是暂时的，局限于某些地区。岛国人的不幸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陆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有关。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现在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不列颠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不列颠做出了让步（米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帝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人是可以说他们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期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扩张企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抵抗。这场战争的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强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保证了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以前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性事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却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科塔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疑。
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不列颠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产率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步增加。皮特的财政改革改善了英国的财政状况，恢复了它的信誉。而且海军总是得到大量拨款。此时的皇家海军战舰如云，指挥有方。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英国政府深信，一旦国家利益需要时，英国就可以在海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袖们却并未预料到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被一场全面冲突所震撼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法国日益恶化的处境。1783年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巩固，国内经济，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岛和利凡特的海外贸易也正迅速增长。然而，1778—1783年战争的绝对损失总额超过了法国在前三场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加之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失败，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满、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互相影响，使得法国旧制度信誉扫地。1787年以后，随着国内危机加深，法国愈加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国在尼德兰的外交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意识到，在财政上它承担不起对英国和普鲁士的大战，而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的宣战权提出异议，则是法国在努科塔海峡争议中撤回对西班牙支持的原因。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法国很快就会图谋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于是，在20多年中耗费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力的冲突，缓慢而又时起时伏地展开了。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人还只是关注国内斗争。尽管法国政治变得愈来愈激进，使得某些外国政府非常担心。但是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1792年2月时，皮特还在谋求削减英国军事开支。而在东欧，三大君主国更热衷于瓜分波兰。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反法联军在越过法国边境时行动迟缓，举棋不定。反映出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这种情况使革命党人在瓦尔密的意外遭遇战中（1792年9月）大获全胜。只是到了第二年，当法军的胜利威胁到莱茵兰、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处死路易十六充分显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极端共和主义倾向时，战争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展开。除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这两个最初的交战国外，现在，以不列颠和俄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到反法战争中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惨败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这一结果却是令人吃惊和沮丧的，这场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悬殊毕竟比以往所有战争中都大。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革命本身的原动力导致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全民皆兵，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同法国人数众多的敌人战斗。此外，还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间，是法国军队进行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的运用以及作战战术等等都进行了改革。战争爆发后，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扫除贵族对新思想的阻碍，使改革家获得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的机会（和人员）。在国内采用“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应用新战术，是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能力的反应，正像反法联军军事行动的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是旧体制习惯的表征一样。法国人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法国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维持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法国边境以外人民的身上，这必然会使法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人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阵势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首先，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正好与波兰的灭亡巧合，并被其冲淡。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杜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萨丁-皮德蒙特，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康坡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不列颠。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亲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间派往佛兰德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艺术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 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偿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还颇值得怀疑。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维持其战场上的军队，要求英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惊人地增长，因此英国人不可能如数提供。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既无效果，又颇费钱财。而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英国海军在斯比特海德和诺尔两地发生哗变，这两个事件动摇了、至少暂时地动摇了英国整个战略体系的根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精疲力竭的奥地利人终于向法国求和，并同其他国家一道接受了法国在西欧的主宰地位。
如果说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那么反过来法国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由于当地驻军守卫森严以及气候恶劣，法国早先几次入侵爱尔兰、袭击英格兰西海岸的企图都无功而返。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现金造成了一时的恐慌，但英国的信贷系统仍很坚挺。西班牙和荷兰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以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海面摧毁了西班牙舰队（1797年2月），并在坎普顿给予荷兰军队沉重打击（1797年10月）。法国的新盟国还逐渐丧失了它们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现在又为英国的贸易提供了市场，为海军分遣舰队提供了新的基地。皮特及其大臣们不愿按照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他们决心同法国继续决战下去。随着法国沿英吉利海峡集结部队，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了帝国的安全，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支付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开征了所得税，并筹借了新的贷款。
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法国和英国就像一头大象和一头鲸鱼，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庞然大物。但是英国靠扼制海上航路并不能独自打破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虽然在军事上独霸欧洲，却也不能使英伦三岛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不列颠依旧傲然独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供应军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没有把握让其他的大陆国家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因为法国抢占邻国领土以及政治上对邻国的欺凌激起后者极大的不满。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舰队并摧毁英格兰。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整个欧洲就会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大陆上取得的军事胜利还不足以制服英国人，所以法国就只有通过同英国人打一场成功的海上战争和一场贸易战才能实现其目标。反过来也是这样，既然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也不足以使拿破仑低头，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争取同盟国，向拿破仑在陆上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只要交战一方控制着大陆，另一方霸占着海洋，双方就都会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这个平衡，双方就都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盟国。
拿破仑改变均势的企图非常大胆，也十分冒险：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国在地中海的虚弱地位，统率3.1万人张帆渡海，入侵埃及。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可以扼制利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远征爱尔兰的法国军队牵制了英国人。如果大获全胜的话，法国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给英国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入侵爱尔兰的战斗行动规模太小，而且为时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国人的入侵就被击退了。到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和拿破仑随后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国当初的担心一点也没错，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统治的国家放弃中立并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现在除了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国一边。它们一边集结军队，一边为争取更多的援助而讨价还价。法国在丢失了米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以后，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为奥俄联军所败，拿破仑自己在地中海东部各国又一筹莫展，不能获胜，法国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然而，第二次反法同盟像第一次一样，是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和战略基础之上的。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士没有参加这次同盟。因而反法联军不可能在德意志北部开辟一条战线。那不勒斯国王过早发动的一次战役遭致惨败。准备不足的英俄联军对荷兰的远征因未能唤起当地居民反对法国统治，也不得不撤退。从这些失败中，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得出在大陆上应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结论，反而退回到对敌人海岸线实施“袭击”的传统政策上去了。英国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是由于它清醒地认识到，征集一支大军到大陆上作战将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引起困难。但是，英国对贝勒岛、费罗尔、加的斯和其他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对实现战略目的都没有多大益处。更糟糕的是，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保卫瑞士的时候缺乏精诚合作的精神，因而俄军被法军赶过了东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对同盟国不再抱幻想，这种情绪进而转化为对英国政策的怀疑。沙皇甚至情愿同刚刚从埃及溜回法国的拿破仑休战言和。俄军一撤退，法军的雷霆万钧之势就全部冲向奥地利人。法军在马伦哥和霍施塔特（两个战役都在1800年6月）以及6个月以后在霍亨林登大败奥军，再一次迫使维也纳求和。到1801年，由于普鲁士和荷兰浑水摸鱼，趁机征服了汉诺威，而西班牙则向葡萄牙发起进攻，英国人就像他们在3年前一样，几乎又是孤家寡人了。在北欧，俄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又聚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武装中立联盟。
另一方面，在海战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战役中，英国人又打得很不错。英军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马耳他岛，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丹麦舰队，是新的武装中立联盟计划将英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的主力舰队，它被皇家海军在哥本哈根外打垮（尽管沙皇保罗在此几天前遇刺身亡已经意味着武装中立联盟的末日顷刻就会来临）。在1801年3月这一个月里，英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打败法军，这使法军随后全部撤出；在东部，英军在印度消灭了由法国人支持的迈索尔的铁普王朝，并乘胜在印度北部继续扩大战果；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也全都落入英国人之手。
但由于到1801年英国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国，同时它也看不到同法国的战争即刻会有什么结果，这使英国的许多政治家考虑同法国人握手言和的问题。英国国内厌战言和的情绪，得到了商业界的鼎力支持。因为英国商人在地中海损失巨大，在波罗的海也遭到损失，虽然损失的程度轻一些。皮特因解放天主教徒问题辞职，加速了英国走向和谈的步伐。根据拿破仑的盘算，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法国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国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而英国肯定将不再被允许在这些地区享有以前的贸易和外交特权；散布在各个港口的法国海军可以集中起来，进行重建；法国的经济可以在下一轮战争到来之前休养生息。有鉴于此，英国国内舆论对英国政府签订《亚眠和约》（1802年3月）并没有进行过多批评，但当舆论注意到法国仍在用其他方式同英国明争暗斗时，舆论的方向就逐渐转变了。英国商业被拒之于欧洲许多地区之外。伦敦得到法国毫不含糊的警告，叫它不要插手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从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岛，从土耳其到皮德蒙特，到处都传来法国人大搞阴谋诡计和法军入侵的消息。这些信息，加上法国计划大规模建造军舰的事实，导致阿丁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拒绝将马耳他归还给法国，并终于在1803年5月，把一场同法国的冷战变为热战。
1689—1815年进行的7场英法大战的最后一轮战争持续了12年。这是所有英法战争中对双方考验最严峻的一次。如同以往一样，交战双方各有长处与弱点。尽管英国舰队有所裁减，但当战争再度开始时，皇家海军的地位仍很牢固。英国强大的分遣舰队在封锁法国海岸的同时，皇家海军有计划地重新夺占法国海外帝国属地及其卫星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英军占领了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几内亚，在印度取得了新的进展；1806年夺取好望角；1807年占领法属库拉索岛和丹麦的西印度群岛；1808年占领马鲁古群岛的几个岛屿；1809年占领法属圭亚那的卡宴、法属圭亚那、圣多明各、塞内加尔以及马提尼克岛；1810年攻占法属瓜德多普岛、毛里求斯、安波那和班达；1811年攻占爪哇。同以往一样，这些事件对欧洲均势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加强了不列颠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为过去一贯拒绝输入安特卫普和莱戈恩的英国出口产品提供了新的“销路”。在开战初期，它还促使拿破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入侵英格兰南部的问题。法国的布洛涅前面集结大军，果敢坚强的皮特于1804年重返内阁。此时，英法双方都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决战。
事实上，1805—1808年间的海上战役和陆上战役虽然有几次有名的会战，但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局限性仍再一次显露出来。法军数量上至少比英国大2倍，而且作战经验也比英军丰富。但要想稳妥可靠地在英格兰登陆，法军还必须掌握制海权。从数量上讲，法国海军也有相当规模（大约70艘主力舰），这显示了拿破仑可以调动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的加入（超过20艘主力舰）使法国海军得到加强。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分散在多个港口，若要彼此连结起来，就要冒同具有更丰富作战经验的皇家海军遭遇的危险。1805年10月，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惨败，这无情地证实了两个海上对手之间的“质量差别”。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虽说保证了英伦三岛的安全，但并未动摇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正由于这个原因，皮特费尽心思要将俄国和奥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皮特答应向俄奥两国可投入对法战斗的人员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资助。但是拿破仑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就已经把部队从布洛涅调至多瑙河上游，在乌尔姆全歼了奥地利人，然后继续挥师东进，于12月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8.5万人的奥俄联军。在维也纳无心恋战，第三次请求讲和的情况下，法国人可以再一次确立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并迫使奥俄联军从那里仓皇撤退。
是否是这些失败给了皮特沉重的打击，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又当别论，但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要打败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是多么困难。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人在欧洲的统治的确达到了顶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于普鲁士未参加而受到削弱。而这次，普鲁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个月内就被打败了。俄国顽强的庞大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数场血战后，俄军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也遭到重创。根据该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的规定，普鲁士实际上沦为法国的卫星国，而侥幸逃脱这一命运的俄国则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并保证最终加入法国联盟。随着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并入“莱茵联邦”，西部波兰成了华沙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对法国俯首称臣，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于是，从葡萄牙到瑞典，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了，也没有英国的盟国了。这必然给拿破仑造成绝妙的机会以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小店主的国家”：禁止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和打击英国的经济，禁止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原木、桅杆以及其他造船材料，与此同时，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则聚集这些原材料。这样，在法国发动下一次直接进攻之前，英国就被间接地削弱了。由于不列颠的出口工业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英国的舰队全都依赖波罗的海生产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树，所以这种威胁是颇为严重的。最后一关，出口收入下降，会使伦敦没有足够的资金向盟国提供援助和为自己的远征军购买物资。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一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自拿破仑在柏林/米兰颁布《大陆封锁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溃退，英法对统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对立系统的相对得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摧毁对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弱点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带来强权政治的可怕后果。
毫无疑问，由于不列颠在那时极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它在拿破仑强制推行贸易禁令的“大陆体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国和顺应它的卫星国（如丹麦）发动的贸易战，给英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危机，积压在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伦敦码头堆满了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城市中存在的失业大军以及乡村的骚乱，增加了商人们的恐慌，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和平。国家扶摇直上的债务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后，英国同美国关系恶化，对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降。此时，英国看来已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了。
然而事实上，英国还是挺住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压力没有长期和持久地发挥影响和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缓解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而俄国同拿破仑的破裂则使英国货物涌入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减轻了1811—1812年的经济萧条。此外，在整个大陆封锁时期，大量英国制成品和殖民地的转口货物在被收买的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走私到大陆。大陆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从德国的黑尔戈兰岛至希腊的萨洛尼卡，违禁商品通过曲折途径被运送到急切的买主手中，就像后来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这些货物在加拿大和新西兰之间往返运输一样。最后，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英国同那些未受“大陆体系”或美国的“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大量增长的贸易来维持。这些地区包括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尽管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极力禁止）以及近东。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英国的贸易一个时期在某些市场被严重切断了，但总的趋势却很清楚：英国产品出口总额从2 170万英镑（1794—1799年），增长至3 750万英镑（1804—1806年）及4 440万英镑（1814—1816年）。
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反封锁”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不列颠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费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1 350万镑（1793年）猛增至4 480万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镑［8］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 460万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 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的官僚们可以想像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扫除一空。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其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保持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 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 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的竞争，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的工业明显地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部分，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门（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从1789年到1813年降到原来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利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民，面向小城镇的贸易，转向地方化的、没有竞争力的、规模相对说来较小的工业。
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现成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票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是无法计算的。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国军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应该出钱供养法国军队了。简言之，法国是靠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帝国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1/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国军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国军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平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使维也纳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克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卢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巴伊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平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法国近卫军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壮丁。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自然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皇帝想像的那样就“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还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仍然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还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最先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 800万英镑（1808年是3 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矣。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的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而且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陆体系下日益加强的控制怨声载道。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像西班牙人那样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或者像俄国人在1810年10月那样断然退出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但是一旦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战役惨遭失败，一旦法国的西班牙军团被赶回比利牛斯山以北，挣脱法国霸权枷锁的机会终于就要到来了。到了这种时候，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枪、皮靴和制服，当然还有金钱，这些都是英国人已经在向他们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是不列颠群岛的安全和它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是法国统治战线过长及其日益贪婪的性质，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开始推翻拿破仑帝国。
1815年维也纳的最后解决办法，并没有像普鲁士一度建议过的那样，瓜分法国。但是和约确实用许多国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国包围起来：北面是荷兰王国，东南方是扩大了的萨丁王国（皮德蒙特），还有在莱茵兰的普鲁士。西班牙虽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领土完整得到大国的保证。胜利者们经过激烈的争吵达成妥协，均势思想在法国的东方也得到贯彻。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的企图未能如愿，作为代替办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莱茵兰等地的补偿。由于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仅保存了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东南部得到补偿。俄国占据大部分波兰领土的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列强的让步，但是它主宰萨克森未来命运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强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奥三国为了反对俄国吞并萨克森，险些结成三国同盟，这使俄国大为震动，很快就从对抗中退缩回去。看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再像拿破仑那样把其意志强加到欧洲其余部分的头上了。虽然1793—1815年间的事件并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自私自利的观念，但是“遏制与相互补偿”的双重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单方面独霸欧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也要得到欧洲协调体多数成员国的赞同。
然而，在谈到欧洲“五角政治”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五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750年甚至1789年时的关系了。虽然俄国迅速崛起，但可以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基本上的均势。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却无均势可言，英国近乎享有海军实力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英国取得的超越其所有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加强并巩固了它的海上霸权。在许多地方，如印度，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是它逐步进行军事扩张和掠夺的结果。到18世纪末，英国的战争政策和牟取暴利的活动互相推动，终于把印度次大陆纳入了纯英国轨道。与此相似，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各在法国殖民地贸易中占3/4，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到18世纪90年代为英国的货物提供了一个重要市场，并为英国的转口贸易提供了重要来源。此外，北美、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东方的海外市场不仅比欧洲的贸易市场增长迅速，而且同这些地区的长途贸易，还给航运、商品交易、海事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活动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伦敦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新的金融中心。虽然近来有些文章对18世纪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疑问，但事实仍然是，海外扩张的确为英国攫取巨额新财富打开了可靠的通路，这是其他竞争者所享受不到的。到1815年，英国人控制了欧洲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上航路和利润丰厚的转口贸易，在工业化进程中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人现在是欧洲最富裕的民族了。读者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在下半个世纪里，当不列颠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发展成为“超级优势经济”时，英国人将变得更加富有。虽然皮特和卡斯尔雷大肆鼓吹均势原则，但他们只在欧洲大陆领土的安排上运用这一原则，而不把这一原则用于殖民地和贸易领域。
这一点并没有使19世纪早期聪明的观察家们吃惊。尽管拿破仑自视甚高，但有些时候也被不列颠搅得心神不宁，被它坚不可摧的地位、海上霸权、银行和信贷系统所困扰，并渴望亲眼看到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毫无疑问，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目睹英国独霸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英国都普遍怀有这种又妒忌又憎恨的感情。法国大军在1812年刚刚被赶出俄国，库图佐夫将军就想让他的大军停止西进。他曾说过，“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这个大国的支配地位将令人不能容忍。”库图佐夫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怀疑彻底打垮拿破仑的做法是否明智。但是，战争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一结果：拿破仑的自高自大、拒绝妥协，不仅注定了他的垮台，也注定了他的头号敌人将从中取得最大的胜利。正如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格纳森诺将军在他得出的苦涩结论中所说的那样：
大不列颠从这个暴徒（拿破仑）那里得到的好处要比它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因为正是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英国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富有。英国是海洋的主人。不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现在都无人敢望其项背。
【注】
［1］例如，1860年后蒸汽机驱动战舰的出现，使英国（英国有大量的煤）占了法国（法国只有少许的煤）的上风。
［2］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39—1749年）时，英国政府能够以3%或4%的利率，也就是马尔巴勒时期通行利率的一半，借到大批贷款。
［3］对比之下，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早期，法国能以比斯图亚特王朝、甚至威廉三世还低的利率借到贷款。
［4］例如，在1689—1697年和1702—1714年战争期间，法国用于海军的拨款还不足其总支出的10%，而用于陆军的拨款则占57%—65%（英国的相应数字是35%用于海军，40%用于陆军）。1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钱只及陆军经费的1/4。即使有了钱，法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在战争时期常常难以从波罗的海搞到维持其舰队作战能力的军需品。
［5］这里原文是“1779”，但北美独立战争应为1776—1783年。——审校者注
［6］这里且不说皇家海军和商船赖以生存的波罗的海的造船用品的战略重要性了。这种依赖性反映在英国舰队经常受命前往波罗的海去维持该地的均势，并保障木材和桅杆的自由输出。
［7］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现西方人多以“阿喀琉斯之踵”形容一个人或国家的致命弱点。——审校者注
［8］原文为“1.67镑”，但从前后文看，显然是漏排了“million，百万”一字。故译为“167万镑”。——审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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