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帝执政时期，雍亲王胤只是一名普通的皇子，既不像二阿哥（太子）那样有天字第一号的皇家集团的支持，也不像大阿哥有大学士明珠那样的大官僚集团的支持，他也不具有议政大臣、历任兵部和户部尚书马齐支持的八阿哥那样的实力。不过雍亲王做事审慎，注重方法、策略，并采纳谋士戴铎的建议，在与众位兄弟进行的储位角逐战中，韬光养晦，既使兄弟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并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同时还在康熙帝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感，这为他成为皇储候选人奠定了基础。与其他兄弟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同，雍亲王不动声色，隐而不露，最终成就大业。
习文尚武，平凡经历
康熙帝一生有三十五个儿子，载入序齿的就有二十四个，雍正帝是康熙帝的第十一个儿子，由于有的皇子夭折，所以雍正帝是序齿的第四个皇子。雍正帝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康熙帝为他取名“胤禛”。当时皇子的起名，由专管皇室事务的宗人府官员事先拟出几个名字，交给皇帝选定，康熙帝选定了“胤禛”。这个名字当然很有讲究，“胤”字是康熙帝给儿子取名定的排行字，凡他的儿子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必须用“胤”字，“胤”字的意思是子孙相承续，是继嗣，康熙帝用这个字给儿子起名，是希望子孙众多，代代相传。“禛” (音zhen真)字按照汉朝人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以真受福”的意思。康熙帝取这个字，是希望这个儿子对上天、祖宗和父皇真诚，以此得到福佑。
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满洲正黄旗人，生胤禛时尚是普通宫女，第二年被封为德嫔，康熙帝的第十四子胤也为她所生。胤禛不是由生母抚养长大，而是由养母佟佳氏抚养长大的。佟佳氏出生于清初十分显赫的佟氏大家庭，她的姑母是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清朝的开国元勋佟图赖的女儿。佟佳氏的父亲佟国维官至一等公，又是康熙帝的舅舅，康熙帝将佟佳氏从贵妃一直封到皇贵妃，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佟佳氏去世的前一天，又册封为孝懿仁皇后。由于佟佳氏生前无子，仅有的一女也早逝，所以说佟佳氏在抚养胤禛时对胤禛应该是不错的。
胤禛在少年时期即受过很好的教育。因为康熙帝很重视对皇子们的教育，除给他们配备高水平的先生外，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皇子教育制度，并时常亲自打听皇子们特别是太子的学习成长情况。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刚满六岁（虚岁，文中的年龄都是虚岁）的胤禛正式上学，进入宫中专门为皇子们开设的尚书房读书。他们学习的课程很多，语言学方面有满文、汉文和蒙古文，世界观、人生观方面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史书，还有骑射、游泳等实际操作课，内容相当丰富，体现出满族统治者的特点，即在重视汉族文化以外，还注意接受满族文化相传承的满族尚武的特点。这样文武并重，兼备满、汉、蒙古各族文化，才有利于清朝皇帝统治这个多民族的国家。
康熙帝对皇子们的教育不仅体现在书本上和书房里，而且还经常把他们带出宫外，到社会中去参加各种实践。年幼的胤禛即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年轻时已走遍了半个中国。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年仅九岁的胤禛第一次随康熙帝出宫，同行的有太子二阿哥胤礽（音reng仍）、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音zhi只）。他们远离皇宫，随同父皇康熙帝到塞外参加打猎活动。这时的胤禛已经懂得了康熙帝打猎的双重作用：一是稳定蒙古。自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当时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凸现于北方，新疆的准噶尔蒙古部落势力日益增大，并有可能进入外蒙古，破坏蒙古地区的稳定。康熙帝带领皇子们去打猎，届时召见蒙古王公参加，以增近双方的感情，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二是保持满洲的尚武进取精神。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大规模的围猎就是军事演习，在围捕群兽的同时，可以训练八旗兵的骑射和协同作战能力。当然康熙帝让皇子们参加打猎的目的，是希望他们不忘满人骑射的本色，保持强壮的体格和勇猛的精神。胤禛即位后，虽然因为政务繁忙而没再参加打猎活动，但他强壮的体格和旺盛的工作精力和早年康熙帝带领他们出巡打猎的体能训练是分不开的。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命皇子参与军事，胤禛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同时出征的还有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音si 祀）。这一次统兵出征，诸皇子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作战，康熙帝只不过是让诸皇子历练一下，得到一些军事经验而已。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带领胤禛、十三阿哥胤祥视察永定河治理工程，驻宛平县榆岱。胤禛在检查中发现木桩短小，质量不合格，马上报告父皇，要求返工。这说明胤禛观察力很强，办事很精细。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已二十四岁。他与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随驾朝圣中国佛教第一名山五台山。胤禛后崇佛，可能与这次五台山朝圣有关。
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以前的胤禛，即三十岁以前的皇四子，他并没有得到康熙帝的特别恩宠，他在尚书房读书以及随父出巡，只是享有和其他阿哥一样的待遇。这段时期的胤禛，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皇子。
在随父巡游中，胤禛了解了各地的吏治民情，目睹了康熙帝处理政事的情景，获得了官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增长了见识。所以，巡游四方是年轻的胤禛向社会学习的好方式。这对他日后参与皇位的争夺和继位后的治理，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八面玲珑，以退为进
胤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活动，是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中。
康熙十四年(1675年)时，三藩变乱，政局不稳，康熙帝为安定人心，巩固清朝政权，决定学习汉人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习惯。因长子胤禔为庶妃所生，被排除在外。这样，太子的桂冠就落在了未满两岁的次子、孝诚仁皇后所生的胤礽头上。
孝诚仁皇后生前很得康熙帝宠爱，生下胤礽不久就去世了。康熙帝大概是爱屋及乌，所以对当时这个惟一的嫡子很宠爱。康熙帝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栽培不遗余力。在康熙帝和各位师傅的精心教育下，胤礽八岁时就能背诵《四书》，并能左右开弓，康熙帝表彰他说：“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为了锻炼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十多岁时，康熙帝就让他参与朝廷部分政务，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都让他坐镇京师，代皇帝处理国家大事。
由于康熙帝对太子格外重视，一部分王公大臣自然会依附在胤礽的身边，希望将来能靠太子飞黄腾达。因此，太子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小集团，名副其实的“太子党”。这个太子党的中心人物是索额图。他是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亲叔父，康熙八年（1669年）出任大学士，二十五年（1686年）改任领侍卫内大臣，是康熙帝的重臣。
太子党极力推动胤礽早日登位好捞取政治好处，再加上胤礽本人也对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不满，竟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希望继承皇位之心溢于言表。康熙帝为保护帝位，对太子党的活动理所当然地不能容忍，但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康熙帝于三十六年（1697年）征讨噶尔丹回到京城附近时，下令处死不听谕旨、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的内廷人员，四十二年（1703年），以索额图“议论国事”为罪名，将他囚禁致死，但丝毫不涉及太子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胤礽却丝毫没有悔改之心，反而更加猖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胤礽在侍从康熙帝巡游的时候，他还敢勒索地方，把蒙古进贡的马匹掠为己有。而且，胤礽还不知克制，屡屡责打王公贵族。有一次，他当着康熙帝的面，把师傅徐元梦（协办大学士）推到水中。当时，康熙帝看得一清二楚，但不想在众人面前给他难堪，就忍住了没有处罚他。当然，康熙帝对胤礽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当胤礽的活动进一步涉及到康熙帝本人时，康熙帝终于动手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作出了废黜太子的决定，并迅速付诸实行。促成康熙帝下决心的是两件事：当时康熙帝带领胤礽、胤禔及几位小皇子返京途中，随行的皇十八子胤（音jie介）身患重病，胤礽却幸灾乐祸，康熙帝以兄友之义责备他，他不思悔改，反而暴怒；第二件事是，在出巡塞外时，侍行的太子胤礽每天夜晚都围着康熙帝的帐篷转，从缝隙窥视里面的动静。康熙帝为预防政变，昼夜警戒不得安宁。迫于形势，康熙帝在路上就把胤礽索禁起来，回到京城即举行告天仪式，正式宣布废黜胤礽。
太子被废，众阿哥纷纷开始竞争储位。大阿哥胤禔投靠胤，结为一党，想拥立胤的人实在不少。十四阿哥胤则与九阿哥胤结为一伙，势力也不小。众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在这一非常时期，胤禛八面玲珑，一直以一副中立面孔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他既不攻击兄弟、不结派，也不落井下石，甚至还帮助众位兄弟，为兄弟们说情，表现出一副不得罪任何人的憨厚模样。
先说对被废太子胤礽，在众人都落井下石的时候，胤禛却“十分着急，想要救他”。康熙帝让胤禛对胤礽加以监管，胤禛却设法奏请解掉了胤礽脖子上的锁链。胤礽在危难时刻得此相助，自然打心底里感激。胤禛之所以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太子被废后，胤禔、胤的地位明显地超于众兄弟，胤禛很清楚，新储君还轮不到他，而他和胤禔、胤等人关系一般，太子换人，对于他来说换等于不换，并没什么好处；若太子复立成功，反而会借此增加实力，因此才为胤礽说话。不过，胤禛也不得罪八阿哥胤和十四阿哥胤两伙人，与他们分别维护了良好的关系，不时往来。
在康熙帝面前，胤禛也频频为兄弟们说好话。康熙帝曾说，胤禛“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当胤禛被封为贝勒，而胤、胤等人封为贝子时，胤禛为此启奏，说都是一般兄弟，胤等人爵位却低，愿意降低世爵以提高他们，使兄弟们地位相当。类似这样的事，胤禛做过不少，他总是替弟兄们说好话，在别人有需要时即给予支持。因此，激烈争夺储位相互敌视的兄弟们都对他怀有某些好感，至少没有把他作为对手。
在太子第一次被废的宫廷斗争中，胤禛八面玲珑、以退为进，制定了处理兄弟关系的策略，以争取兄弟们的好感和支持，建立、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他虽然对皇位火热渴求，手段却十分高明。他靠着自己的韬晦之术，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表现出不平凡的政治活动才能。
两度废储，兄弟萧墙
康熙帝废太子胤礽后，出现了不可遏制的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混乱局面，此时如果不迅速再立太子，激烈的争斗将会愈演愈烈，而且这种混乱的局面也不符合人们已经养成的国有储君的习惯要求，这就决定了康熙帝必须再立皇储。至于人选，康熙帝都不满意。尽管胤有才能，年龄身份也合适，但康熙帝不能容忍胤禔、胤等人的钻营，害怕出现另一个“太子党”;立胤以外的人，不符众望，诸皇子也不会服气。康熙帝想来想去，认为只有把原来的太子抬出来才是最好的办法。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距第一次废黜太子后六个月，康熙帝复立胤礽。但是在复立后，胤礽并没有改恶从善，反而迅速纠集党羽，扩充势力，很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他照旧骄奢淫逸，常派家奴到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对胤礽的不法行为，康熙帝从稳定社会的大计出发一再迁就，但太子依然故我。终于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忍无可忍的康熙帝下令审问太子党诸人。一年后，颁谕宣布胤礽罪状，再次加以废黜。
胤礽第二次被废后，储位角逐曾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康熙帝刚作出废黜皇太子的决定，皇长子胤禔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想取而代之登上皇太子的宝座。
胤禔当时已经36岁了，但因为不是正宫娘娘所生，所以没能当上太子。在康熙早年，他也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大学士明珠。明珠是胤禔的舅舅，他心里一直不服气胤礽当太子，就联合大学士余国柱和部里的几个尚书，同太子党对着干。康熙帝很快发现了他的行迹，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朋党罪把明珠一伙人给罢了官。胤禔因此倒了这个大后台，也失去了康熙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
但是胤禔并不善罢甘休，他表面上遵从父命，但内心里对太子的地位十分觊觎，与太子暗中作对，并从中挑拨康熙帝与太子之间的关系。
胤礽在第一次被废之后，康熙帝指定胤禔护驾；拘禁胤礽以后又叫他监管胤礽的所作所为。这一安排使胤禔误以为自己已经时来运转，所以他曾悄悄地向康熙帝表示：假如父皇想让胤礽死掉，又怕天下人说闲话，下不了手，他可以出面动手，这样父皇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身为兄长，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杀死兄弟！康熙帝听后惊诧不已。这个散发着血腥味儿的计划，深深刺激着康熙帝已受伤的神经。康熙帝当即识破了他的诡计，也看透了他的心狠手辣，当众指责他“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胤禔见立储无望，遂找道士出谋划策施行巫术，以期卷土重来，事泄后被康熙帝圈禁高墙。
胤禔争夺太子位无望后，就极力推荐和他关系不错的八阿哥胤作太子。胤的生母良妃卫氏地位十分低下，不太受康熙帝的重视。与胤禔谋夺嗣位的杀气腾腾相反，胤以仁爱好礼出名，很得人心，在兄弟和皇族王公大臣中有很多拥护者，如皇九子胤、十子胤、十四子胤等。康熙帝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也称赞他“有才有德”。胤自己谋夺嗣位之心也溢于言表，他曾借众人保举他的事试探地问康熙帝：我该怎么办？要不然我就装病，免得再有保举的事发生。他希望康熙帝能承认这种推举的事实。
尽管有很多人为胤进言，但胤却并不太讨康熙帝的喜欢。因为康熙帝觉得他虽然有才干，可是太有野心，心眼又多，阴险无比。康熙帝将胤与被废的胤礽作了比较：“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康熙帝甚至担心他逼宫篡位，说他“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康熙帝曾明确让胤死了这个心思，说他“系辛者库贱籍之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信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大背臣道，雇人谋杀胤礽，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入骨，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并宣称“朕与胤父子之恩绝矣”！胤谋夺嗣位无望，不免怨恨父皇，使父子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快到了反目的地步。一次，康熙帝出塞狩猎回京，胤不但不恭迎，反而派太监送去两只快要死的鹰，以表示对父皇狩猎之事的藐视，康熙帝非常生气，大骂胤不孝不义。
就在胤上蹿下跳的时候，康熙帝的第三子胤祉也跳了出来。与胤禔、胤礽、胤等人与康熙帝的紧张关系不同，胤祉和康熙帝的关系较为融洽。在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帝看到自己多年培养的太子如此悖逆，耻笑于天下，悔愧交加，有病也不医治。胤祉多方劝解，康熙帝方才同意治疗。胤祉又多次将康熙帝请到他的花园，让康熙帝感受天伦之乐，消解心中的苦闷。康熙帝效法汉人太子制，重视嫡长，现在老二被废，老大被圈禁，作为老三，其地位自然摆到了前面，他又早封王爵，对嗣位也有所企求。他特意从江南武进县请来一位精通天文星占的人，将他请到府里奉为上客，想了解一下自己是否有龙飞九五的可能。康熙帝虽然对这个儿子很喜爱，但认为他缺乏统领全局的才能，所以并没有表现出要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于他的意思。
在哥哥们纷纷为争夺储位而大动干戈时，十四阿哥胤也不甘示弱。胤的生母为德妃乌雅氏，他本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可是在康熙末年宫中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这亲兄弟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胤与皇八子胤很说得来，称得上情投意合。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胤因夺嫡而被锁拿时，胤拼命保胤，并说：“八阿哥无此心。”当时把康熙帝气得火冒三丈，抽出佩刀要当场杀死胤。随着时间的推移，胤离太子的宝座愈来愈远，而胤的集团活跃起来，他开始积极谋取储位。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广泛联络士人，如接见大学士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时，“待以高座，呼以先生。”李光地是理学名臣，康熙帝在建储问题上多次征求他的意见，胤企图通过与陈、李联系，以此博得士人的好感，为自己提高声誉。
恰在这时，西北战事的发展，给了胤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机会。胤被康熙帝任命为大将军，带兵出征西北。在西北战场上，他继续招贤纳士，对自己的前途多方经营。但胤远处西北，对他立为太子有所不利，胤禛曾说康熙帝年岁已高，不可能立远离身边的胤，不能说没有道理。
总之，胤是一位较有才干、积极谋取储位的皇子，他颇得康熙帝的宠爱，有可能成为皇储。
康熙帝效仿汉人实行的明立太子制度，明确杜绝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但随着胤礽的两次被废，太子之位悬虚，又给其他皇子们带来了希望，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现有地位，蠢蠢欲动，开始角逐。这里面有八皇子胤、三皇子胤祉、十四皇子胤，当然四皇子胤禛也不例外，纷纷跳将出来，正如《红楼梦》所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个不甘于寂寞。
韬光养晦，密谋储位
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后，康熙帝就不再预立皇储，大臣有为建储而向他进言的，多受处分。康熙帝也知道不立皇储的弊端，但立了之后，势必又要分削自己的权力，万一再出现一个胤礽这样的皇太子，怎么受得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使康熙帝十分苦恼。老年人常有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担心自己时刻会死去，却又自以为还能活几年，表现在具体事情上就是能拖则拖。
储位空虚多达十年之久，必然造成诸皇子之间的结党蓄谋，尔虞我诈。争夺储位的事也牵动着胤禛的每一根神经，他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进行着有纲领有计划的经营。他的方针、策略见于戴铎（胤禛的一个幕友、心腹）写给他的书启。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铎在书启中，首先分析了政治形势，明确了胤禛的奋斗目标。戴铎深知胤礽再废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有可能获胜，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时，因此一定要参加竞争，争取不世之荣。方针确立之后，就要有行之有效的策略。戴铎提出：一是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宠爱，但做到这一点并非像在普通人家里那样容易。戴铎说：要讨得父皇的喜爱，对父皇要诚孝，还要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父皇疑忌。胤就是因为在父皇面前表现得过于聪明而见弃。二要以已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关系。戴铎说兄弟少了容易相处，兄弟多了则难相处。大家爱好各有不同，容易争强好胜，搞好关系甚难。所以要想办法使有才者不以自己为忌，而无才者以自己为依靠，使兄弟们依附在自己的周围。三要勤勉敬业。凡是父皇交办的事情，都应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父皇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四要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帝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康熙帝说：现在我已经二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谕：“此语不必记载！”即位后的雍正帝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做“戒急用忍”铭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五要加紧联络百官，尤其是康熙帝的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员也不要放过。
胤禛对戴铎的建议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金石”之言，但因时机尚未成熟，只说“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此后，他即以戴铎为他出的一整套主意行事，努力争取储位。
首先，胤禛开始千方百计招揽人马，构筑自己的力量。封建官僚在为官场尽职的同时，热衷于为主子利益服务。这些人有掌管西北前线兵权的川陕总督年羹尧，有统管京师警卫事务的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以及大学士魏经国、沈廷玉、博尔多等，这些人踏踏实实地为胤禛干活，对日后胤禛顺利登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招揽人才的过程中，胤禛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如在招揽礼部侍郎蔡珽时，先派马尔齐哈前往拜见，蔡珽以身为学士不便前来王府为由拒绝。后来胤禛又命四川巡抚年羹尧代表自己前往就请，蔡珽仍不就招。直到后来蔡珽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到热河行宫辞谢康熙帝时，当时胤禛也住在热河，最后还是由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带着他拜谒了胤禛。
在储位之争中，胤禛为了保护自己，不致成为权力争端中的靶子被人先行打倒，表现出一副淡泊超然的样子，公开声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还特地编了一本《悦心集》，其中收录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刘禹锡的《陋室铭》，欧阳修的《归田录》等诗文，以表明自己归隐山林、读书赋闲的心志。他要借此告诉人们：他对“头戴天平冠，身穿衮龙袍”的那些俗套毫无兴趣，他更不会去处心积虑地争夺储位。
在这一时期，胤禛还与僧徒往来，还捐资建设寺宇。他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常常在圆明园举行法会，大做佛事，邀请各地高僧探讨佛学，还写了《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圆明百问》等佛学书籍。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佛经教义多有心得，做了皇帝以后，仍与佛教极为亲近，以野僧自命。
胤禛的表现，有人说这是他在行韬晦之计，在仿效刘备防备曹操时在菜园里种菜一样，深藏不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胤禛谋求太子之位之心，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后开始有的，到胤礽的第二次被废后才开始积极经营，但当时的形势对胤禛并不利。论人气、声望，八阿哥胤高居其上；论与父皇关系的亲近，三阿哥胤祉也在他之上；论才干和受康熙帝的宠信，十四阿哥胤亦占优势。不过胤禛做事审慎，注重方针、策略，在兄弟们的嗣位角逐中，异军突起，后发制人。
交流感情，奠定胜局
戴铎曾经给胤禛出主意，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博得康熙帝的宠爱，那么，在人才济济的皇子中，胤禛到底是利用什么手段来博得康熙帝的宠爱的呢？
首先，就是上节提到的与众兄弟间圆融的关系。在康熙朝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权力角逐中，就有不少皇子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胤礽见弟弟病重便幸灾乐祸，以致康熙帝恼他不孝不悌；胤禔则对胤礽暗藏杀机。在他们身上，胤禛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与众兄弟和睦相处，时常在康熙帝面前说他们的好话，从而一步步取得了康熙帝的宠信。
其次，在胤禛身上，体现了雷厉风行、法纪严明的治政作风，这一点不但一团和气的三阿哥胤祉欠缺，即使别的皇子也有所不及。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康熙帝出巡归途中，康熙帝责备同行的鄂伦岱结党，鄂伦岱则以国戚自居，浑然不惧。胤禛在一旁道：“此等悖逆的人，何必留他屡次惹父皇懊恼。乱臣贼子，自有国法惩治，若交与儿臣，定将他即时杀了。”康熙年间，不法贿赂的事情也很常见，太监曹之璜曾向官员索要银两，而且追打抬夫，致使一位宫女的棺材掉落在地上。当时，胤禛奉命审理此案，他针对太监们较为普遍的依仗权势索贿和为非作歹的情况，主张严惩示众。他以大不敬罪将曹之璜定为斩刑，监候待决。通过这两件事，胤禛给康熙帝留下了威猛的印象。康熙帝是个英武和仁慈兼有的皇帝，因此他既不满意过于仁弱的胤祉，也不满过于狠辣的胤，胤禛在这一点上恰恰取得了康熙帝的宠爱。
再次，康熙帝与胤禛的父子感情，也时有交流，日益融洽。康熙帝年迈时发生了胤礽的两废和诸皇子立党争位，不顾骨肉手足之情等一连串事件，他心力交瘁，得了重病。而当时争夺储位的严酷性，使得大臣们不敢去探视、问安和延医治疗；而诸皇子争夺储位遭到康熙帝的斥责和惩处，使得父子关系甚为紧张。只有胤禛和胤祉不断问安，并劝父皇延医治病。康熙帝在当时因种种原因成了被众人“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得到胤禛和胤祉二子的关怀感到格外宽慰，于是听了他们的劝说，延医治疗，使病情好转了很多。
康熙帝晚年因诸皇子争夺储位天伦之乐大减，胤禛和胤祉经常请父亲到花园散心，康熙帝先后共驾临胤祉的花园十八次，到胤禛的圆明园十一次。这种恩荣是别的皇子所享受不到的。事实上，胤禛的举措相当成功。康熙帝在这前后多次表扬了他，如说他“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情恳切，可谓诚孝”。还说，皇子间势成水火者有之，不顾君臣之义者有之，而惟四阿哥知大体，为兄弟们说好话，“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并传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康熙帝对儿子的褒奖有此语言和程度者并不多见。
胤禛还为康熙帝引见了他的四儿子弘历，也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 他从小勤于学习，聪敏过人，自幼便不同于一般孩童。他第一次见康熙帝时，就自觉地跪下来说：“孙儿弘历给爷爷磕头，恭请万福金安。”康熙帝很喜欢他，命送至宫中养育，给以皇子的待遇和教育。不久又随从康熙帝至热河，住在避暑山庄内。康熙帝临幸狮子园，弘历侍从回家，康熙帝传见他的生母钮祜（音hu户）禄氏，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一时祖孙三代、公公儿媳之间，关系融洽，尚有点天伦之乐。康熙帝还给胤禛亲书“五福堂”匾额，胤禛把它高悬在雍亲王府后室。
康熙帝对孙子弘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康熙帝带弘历去打猎，康熙帝当场射杀了一头狗熊。当时，康熙帝要弘历再补一枪，枪响之后，倒地的黑熊却突然跃起，向弘历扑来，在这种危急时刻，少年弘历却不慌不惧，灵活地躲开了狗熊的致命一击。随后，由爷爷康熙帝补了一枪，弘历才得以脱险。这件事发生后，康熙帝更喜爱这个孙子了。他据此认为弘历小小年纪能临危不惧，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有种说法认为康熙帝之所以传位给胤禛，就是因为看中了弘历，想让他日后管理大清江山。这个观点，有一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这也说明康熙帝生前已预定将位传给雍正帝，而最终要由弘历继承皇位。其实，乾隆帝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一首诗的自注中写道：“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临幸观花，慈颜有怿，因于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爱抚备至，是为承恩之始。仰惟付托之重，默契圣心，投艰遗大，似即肇基于此。”这种说法，在当时统治阶级上层中间流传较广。这很明确地说明，康熙帝是有意让弘历当皇帝的。但孙承祖位，前无先例，所以康熙帝欲传皇位于弘历，必先传位于其父胤禛。
康熙晚年，胤禛年富力强，才能得到了显示，兄弟间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妥当，并拥有了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势力集团。特别是在康熙帝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感，这就为胤禛成为皇储候选人并成功地登上皇位奠定了基础。
胤登基，改元雍正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畅春园传出噩耗：康熙帝驾崩!在一片哀悼声中，雍亲王胤禛被宣布为新君，至此，喧闹十余年的储位之争，终于有了结果。但众位皇子、王宫大臣的怀疑也相继而出，康熙帝之死成了一桩宫廷疑案。
康熙帝是寿终正寝的吗？官书没有说明其死前的详细病情和病因，只是说他十月二十一日往北京南郊的南苑打猎，十一月初七日身体欠安，到西部畅春园养病，初九日身体不爽，命胤禛代他到南郊行冬至祀天大礼。以后的四天里，还自称“朕体稍愈”，但到十三日，康熙帝病情加重，当夜驾崩。提督步军统领隆科多立即向胤禛传达康熙帝的遗言，要胤禛继承皇位。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着康熙帝的遗体，回到大内乾清宫，胤禛先回到宫内准备迎接先皇遗体。
十九日，新皇帝遣官告祭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同日京城九门开禁。二十日，新皇帝正式登基，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宣布新皇帝的施政纲领。同时改年号为“雍正”，“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按照惯例，自第二年开始实行，时下仍沿用康熙年号。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初二，雍正帝亲自将停放在景山的康熙帝灵柩送到遵化（今河北遵化）山陵，安放在享堂内，一切按礼仪进行。到九月，雍正帝再次前往遵化，将康熙帝梓宫（中国古代帝王、皇后所用以梓木制作的棺材）安置到地宫内，确定康熙帝陵墓名为“景陵”。至此康熙帝的葬礼全部完成。古人有入土为安的说法，康熙帝葬礼的成功完结，标志着康熙旧王朝的结束，雍正新王朝开始了。
雍正帝虽然成功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由于康熙朝太子几立几废，更由于康熙帝的几个皇子骨肉相争由来已久，自胤禛登极之日起直到今天，对他继位的合法性一直议论丛生，一共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胤禛改诏篡位之说，说康熙帝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胤原名胤祯)，胤禛把遗诏中的“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易作“禛”，使遗诏变成“皇位传于四子胤禛”。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按照清代文书制度，书写皇子，一定要在前面冠以“皇”字，违错不得。说“皇位传十四子”，“十四子”之前没有“皇”字，不合清制；如前面加个皇字，则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在这种情况下将“十”字改为“于”，遗诏就变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这就不可理解了。另外，传位给谁应用“於”字，而在清代，“於”和“于”并不通用，事关国本的诏书，在关键字上写别字，容易暴露作伪者的马脚，胤禛应该考虑得到，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可以看出，篡改遗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胤禛正常即位有康熙帝的遗旨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重，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皇九子贝子胤、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在康熙帝死后不久，社会上还流传着雍正帝“谋父夺位”的风言。说康熙帝病重时，雍正帝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胤禛就登了位”。这是说，康熙帝是胤禛进参汤下毒药死的。
另据目睹当时情况的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帝死前夕，有号呼痛苦之声———有人据此认为，康熙帝很可能为雍正帝谋害而死的。如果联想到远在西北的胤即将班师回京一节，雍正帝趁父皇患病而施毒，进而抢先登位，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到后来，人们发现雍正帝“谋父”的传言是不成立的。像康熙帝那样坐了60年天下的皇帝，一饭一菜、一汤一茶入口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查验，何况在满朝官员注意力集中的时刻，为康熙帝进汤，能下药谋害，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更何况康熙帝是不喝参汤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江南织造曹寅病重，苏州织造李煦上折请求御赐药剂，其中有人参，康熙帝谕：“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说：“南人最好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康熙帝首先认为用参“伤人”，再认为北方人尤其“于参不合”，所以他根本就不食人参，如何肯服参汤？即使要药死他，熟悉他生活习惯的儿子，也不会愚蠢到在他不肯吃的东西中下毒。皇帝的习惯在宫中就是制度，谁又敢违反皇帝至关生死的习惯与制度而能为皇帝进参汤呢？
事实上，康熙帝是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高龄体虚，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因而导致死亡。
一些推理还可补充雍正帝是合法继位的。在康熙帝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说胤禛奉召至畅春园，三次面见父皇，康熙帝告诉他病势转重。他在斋戒期间，负有祭天重任，如果不是特地召唤，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否则，他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旨意，就会遭到谴责和驱逐。可见，他多次见到康熙帝，说明他的到来必为康熙帝所召。而这时的非常召见，当有特殊使命。
总而言之，根据可考的史料分析，雍正帝是于父皇寿终正寝后正常而合法地即位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一个口径。后世有人依据雍正帝的气质、才干、品格、年龄以及他多年隐蔽性经营的特点；康熙帝对雍正帝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以及康熙帝临终前遗命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认为雍正帝根据康熙帝“仓促之间二言而定大计”是合法继位的，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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