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华东地区
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上海、南京等六十多城市狂轰滥炸，且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目标，仅上海一地就有92所文化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遭全毁的占75％。现主要就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的损失作一概述。
上海的图书馆损失：
在空袭和炮火中，上海图书损失严重。如于1936年9月开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新馆被炸。上海最大的区级图书馆南市区文庙图书馆书库被炸毁，藏书5万余册损失近3万册。上海商学院图书馆藏书两万余册，被敌炮火击中，大部分书刊被毁。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藏书五万余册，馆舍被炮火击毁，损失严重。《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6期，第6页。
另外，上海法政学院损失中文图书4575册，西文图书420册，中西文杂志1994册。私立诚明学院损失图书杂志五万四千余册。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馆藏图书全部被毁（内有不少古今书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医学院、私立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学校的图书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毁。
战后统计，八一三战争以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一百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十余所，共劫走并烧毁图书290441册，其中私人书籍25726册。
南京的图书馆损失：
战前南京比较有规模的图书馆有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所属部会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西撤时留有大量图书多遭损毁劫掠。战后统计，图书损失初步调查就有书籍类，公共图书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具体情况如下：
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筹建，抗战初期尚在筹备期间，至1937年已有藏书15万册，由于日军的侵略，本来选择的263箱重要图书，只运出130箱，1938年开始西迁，途经汉口、长沙、岳阳到四川重庆，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翌年3月又迁至江津白沙镇，西迁时仅带走图书120箱计一万多册，其中存放朝天宫库房的有4万册，战后封存时只有3万册。王长喜：《抗战胜利后金陵文物的封存与清理》，载《南京档案》1994年第3期。存馆本部的也多为敌劫。中央图书馆存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善本典籍35万余册，日军占领香港后，为日人竹藤峰治劫运日本，分藏于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及伊势原等处（1946年追回）。该馆所有国学书局刻片、版片150余种七万余件全部遗失。
国学图书馆损失。该馆位与南京清凉山麓的虎踞路龙蟠里，最初为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的惜阴书院。“惜阴”二字，原出自东晋陶侃“大禹圣人，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陶侃以此自勉，也以此励人。光绪年间，两江总督端方就在南京龙蟠里的“惜阴书院”的旧址，建造了前后二幢古式藏书楼，成为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里面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以及其他许多的珍贵版本。辛亥革命后，改为江南图书馆，1937年已有藏书24万余册，日机轰炸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将该馆善本移竺桥伪图书馆专门委员会开辟专库贮藏，战后封存接受，缺少善本书184部1643册”。《省（江苏）立国学图书馆呈报该馆善本书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该馆存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及尚未整理者六十余大篓，装订成册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又19束，被日军作旧纸出售或焚毁。丛书及地方志，舟运苏北兴化的罗汉寺及北门外观音阁，计3万余册。兴化藏书大部为日军焚毁、劫掠，小部散失。战后调查，该馆损失图书167923册。被日军劫走中国古文献141种，其中元刊本30种，具体为：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四书通义大成周易本义尚书集传仪礼图（残本）春秋左传补注春秋师说汉隶分韵续资治通鉴松漠纪闻陆宣公奏仪扬子法言中说（元刊二种）伤寒百问歌图绘宝鉴石屋和尚语录颂风俗通义古今源流至论冲虚至德真经纂图南华真经骆宾王文集王摩诘诗集王荆文公诗注范览良文集白玉蟾上清集宋雪斋文集范德机诗集居稿古文苑唐诗鼓吹古乐府
邻近夫子庙的南京市立图书馆毁于战火，损失无算。
金陵大学图书馆以藏地方志著名，中国古代农业与动植物书籍独有珍奇。其中有日本、朝鲜刊本，也有元、明刊本、宋代殿本。这部分古籍被盗去不少。
此外，科研文化单位的藏书损失也十分惊人：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损失中文书籍33319册，西文书籍7923册；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损失书籍40571册；
中山文化教育馆（总理陵园内）损失中日文书籍58735册，西文书2654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馆藏中西文图书十万余册，战时除带出数千册外，均为日伪所掠，战后收回2万多册。被抢的重要图书就有1700册，包括湖北官书局版之十三经注疏毛边纸本王应腴玉海、古香斋本史记、汲古阁本汉书、竹简斋本三国志、扫叶山房本资治通鉴正续编、扫叶山房本子书33种，汉碑30种；
金陵大学图书馆战时损失中文图书21353册，西文图书4373册，中西文杂志合订本73928册。
国民政府文官处及各部会的图书损失，估计不下60万册。如1946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处函件指出，“查本院图书馆抗战前收藏图书在10万册以上，二十六年政府西迁，因交通关系所有图书并未迁移，本年复原，曾由南京区清理文物委员会发回图书若干，但截至最近综合仍不及原数五分之一，即收回图书亦多残缺不完，损失之巨概可想见”。如此考试院一处就损失8万册以上。内政部图书馆也损失图书92146册。国立编译馆图书，“因前后二者相距之数目太远，原始清册或遭破坏，或遭销毁，已无从查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然抗战胜利后该馆回迁时，因“怡康轮”于长江中失事，所载运之精要图书37箱全遭损失。
南京的图书损失究竟有多少？这恐怕已成为历史之谜。其实，上述统计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册的公方损失为四十余万册，但本文所列举的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中山陵园、内政部、考试院所损失图书的翔实可考数51万册，再加上南京各高校、国民政府部会、南京市立图书馆的损失数，结果必定惊人。
1937年10月12日，江阴县南菁中学图书馆被炸，馆藏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大量宋版珍贵图书一万多卷全部被焚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4期，第20页。
苏州图书馆的损失，战后检点发现，图书损失3038种，12798册；杂志期刊927种，15136册；报纸合订本26种1747册；版本损失22种，18179片。此外，苏州东吴大学校舍破坏严重，图书散佚甚多。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有图书8万册，战时损失过半。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劫走地方志535种、《图书集成》及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有清朝文澜阁四库全书及许多善本书籍。1937年至1945年，该馆为保存四库全书，历尽艰辛，迁徙于浙江、贵州、四川等省。因馆舍被毁不能使用，藏于龙泉的善本、方志，以及留在杭州的报纸、合订本杂志等，多被盗卖，或散落于外省。该馆损失国学书局版片十余万片。
国立浙江大学战时先后六次迁移，损失图书31880册，期刊1000种3500卷。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战时图书损失过半，1946年迁回杭州时只存7394册。浙江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图书出版社1994版。
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中文图书34354册，西文图书9248册，战时只运出西文图书约1500册，其余图书落入日军手中。沦陷期间日军将部分图书移藏于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战后学校才得以领回，其余则不知下落。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浙江省嘉兴图书馆规模不大，也被劫走古文献274种，该馆所藏稿本13种全被夺去。13种稿本名为：半间偶录、石经阁日钞、会同县乡土志、芷村手记、冯柳东诗稿、官同苏馆遗集、疑症汇纂、关岳事迹考、愫庵遗著五种、骈体通义、小暴书亭吟稿附焚余稿、古瓶小草、花土苴附小种字林柱铭。《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安徽省立图书馆1935年已有藏书17657种，94515册，包括本省方志八十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抗战军兴，该馆首将馆藏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三万多册运藏桐城罗家岭，普通图书四万多册运六安，拨给第一临时中学使用。1938年6月，临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图书散毁殆尽。1940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在立煌恢复，搜集皖北各地残余图书，又从桐城罗家岭藏书中选运一批善本及版本较好的图书，馆藏已达四万多册。1943年元旦，日军入侵立煌，全部藏书毁于日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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