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子成名——明宣宗孙皇后




  明宣宗的第二任妻子孙皇后,算是后妃群中数得着的幸运儿。然而她的幸运却不折不扣是以无辜者的性命换来的。不过纵观她的一生,我们实在看不到“报应”两个字显灵。

  孙氏能够当上皇后,是因她为明宣宗“生”了长子朱祁镇——未来的英宗皇帝。

  然而,直到她母因子贵,平平安安地做了几十年皇后、太后去世之后,英宗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孙氏所生。

  明朝初年的后宫争宠,毫无疑问可以算得是中国后宫争宠中最“生死攸关”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宫妃殉葬”制度,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寡妇中,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妃嫔几乎是找不到活路的。上行则下效,于是诸王大臣也纷纷学样,甚至于有嫡妻都去殉葬的(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最后虽然在明英宗手里废除了殉葬制度,从此皇室贵戚的妻妾不再殉死,然而此风却已经在民间愈演愈烈难以遏止,数不清的“烈女”都被这个漩涡卷去了生命。

  明英宗为什么会在临终时下诏终止殉葬制度?也许是因为他的钱皇后进谏,但是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生身母亲的悲惨遭遇。

  明英宗的母亲到底是谁?就连明英宗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究竟是当时就被杀死灭口,还是在宣宗去世后因为“侍寝无子”而被迫殉葬?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是极其凄惨。

  为明宣宗殉葬的宫妃,有何贵妃、赵贤妃、吴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顺妃、袁丽妃、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这十名得到了封号的正式妃嫔之外,曾经侍寝而无子女的宫人也不在少数。——妃嫔也好,宫人也好,总之,这些美丽的冤魂之中,到底谁是英宗的母亲?这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话说回来,宣宗时期的后宫纷争、孙贵妃想方设法盗子封后,其实也都可以算是无奈之举。不光是因为冰冷无情的殉葬制度,也是因为宣宗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婚姻。

  孙氏原籍邹平,因为父亲孙忠任永城主簿,她的幼年是在永城度过的。孙氏天生丽质又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已经名动一城,很多人都对这个小女孩的美丽赞不绝口。小孙氏的美名渐渐传开,最后传到了一位原籍永城的贵妇人耳里。

  这位偶然返乡的贵妇人有着非同凡响的身份,她是仁宗张皇后(这时还只是太子妃)的母亲彭城伯夫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让人将小孙氏带到了自己的面前。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她多年出入皇宫和诸王府,眼中见过的美女多如过江之鲫,这时却也不禁对这个小女孩刮目相看,认为她的确是美貌惊人。

  喜欢管闲事的彭城伯夫人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外孙——皇太子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虽然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尚未长成,但是美人难得,又是自己的同乡,彭城夫人认定她与自己的外孙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从永城返回京里,彭城伯夫人立即不遗余力地向女儿女婿、乃至明成祖朱棣及掌宫王贵妃等人推荐小孙氏为太孙妃。

  听了彭城夫人的话,明成祖也不禁好奇,决定召小孙氏入宫。看过之后,成祖对小孙氏确实非常满意,只是鉴于她的年龄太小,成祖便做出了将她“养于宫中”等待成年的决定。小孙氏从此成为仁宗张皇后的养女,与自己未来的丈夫宣宗朱瞻基一起长大。

  在等待中,时间很快到了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这一年,朱瞻基已经十九岁了,孙氏也终于长成。几年来两人如同兄妹一样青梅竹马,都认定自己将要与对方结为夫妻。

  然而事情却在这时候出了岔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成祖忽然改了主意,决定仍然要另行为孙子朱瞻基选妃。晚年脾气越来越古怪的老皇帝所做的这个决定,不但成就了宣宗极不情愿的第一段婚姻,也成就了未来英宗生母的悲剧人生。

  经过一番挑选,济宁人胡善祥成为朱瞻基的嫡妃,而朱瞻基一心想要迎娶的“妹妹”孙氏却只能充当姬妾,成为“皇太孙嫔”。

  朱棣的本意,也许是不愿意让同一个地方出两位皇后,造成外戚坐大(当然也不排除老头就是存心不想“便宜”彭城伯夫人,不惜让孙子也跟着受折腾)。总之,朱棣的这一记“神来之笔”,无疑使朱瞻基如同挨了当头一棒。迫于祖父的压力,他不得不接受毫无好感的胡善祥“侵占”自己心爱的孙氏应得的嫡妻之位这一事实。十九岁的朱瞻基无比郁闷地开始了他的新婚之喜。

  作为帝王,朱瞻基虽然只爱孙氏一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和其它宫娥花前月下。然而,胡善祥却好象从来没有、或者是极其稀少得到这样的机会。不用说,在这桩婚姻里,朱瞻基眼里的胡善祥不但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更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丈夫反感的人物。婚后不久她就明白了所有的前因后果,从此在丈夫的冷淡中抑郁寡欢,并因此久病难愈。

  八年后,明成祖和明仁宗先后去世,二十七岁的朱瞻基终于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即宣宗。

  宣宗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便着手册立皇后。如果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当然是要册立孙嫔,然而胡善祥是成祖钦定的太孙妃、仁宗钦定的太子妃,是毋庸置疑的原配嫡妻,宣宗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得将皇后的凤冠戴到胡善祥的头上,将心爱的孙氏封为“贵妃”。

  按照明初的定制,册封皇后时,授皇后以金印金册;皇贵妃以下只有银册印章而没有金宝。然而在册封孙贵妃的时候,宣宗坚决要赌这口气,一定要让孙氏享有与皇后同等的待遇。宣宗的母亲张氏这时已是太后,孙氏自幼由她抚养长大,对于宣宗和孙贵妃之间的情形,再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的了。这位被称之“女中尧舜”的太后,在理政时恪守先朝规制,但这件事上终于没有忍心让儿子难过,她答应了宣宗的要求。

  于是,大明王朝施行了几十年的舆服规制到这里发生了改变,孙贵妃成为明朝第一位得到金册金宝的皇妃。

  不过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宣宗和孙贵妃真正的愿望以及当务之急,并不是当什么皇贵妃,而是让孙氏成为太子之母、并且正位中宫。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宣宗和孙贵妃。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成祖朱棣和仁宗朱高炽去世后,后宫妃嫔殉葬的惨景。尤其是宣宗的庶母之一、仁宗的郭贵妃。

  郭贵妃不但是仁宗一朝地位仅次于皇后的女人,更是三位亲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的生身母亲,然而她的儿子再多也不是继承皇位的嫡出太子,因此丈夫死后她对自己的命运无权主宰,因此也被殉葬了。虽然马屁精和御用文人们声称她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能想得出来,郭氏的选择到底有几分是情愿,有几分是身不由己!

  ——更令人深思的是据明朝沈德符《野获编补助遗之宫闱篇》中的记载,说“所封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仅郭贵妃、王淑妃在所殉中,何也?”更离奇的,是在仁宗驾崩前仅两个月,曾经册封过一位张敬妃,她是“荣忠显王之孙,今太师荣国公辅之女”,由于“祖父勋旧特恩”,所以“不必从殉”。为什么郭贵妃被殉葬,一个刚刚册封的新晋妃子却能逃过一劫?一个外姓王公的功劳再大,落在他孙女头上的份儿难道还能比得过亲身为皇家诞下三位亲王的功劳?!

  这就不得不令人想到仁宗的张皇后了。宣宗一朝以及英宗初年的朝政,几乎都是掌握在她的手里,她连朱棣对“靖难之役”的定论都敢于推翻并为建文帝立传,区区殉葬制度,她还能改变不了吗?在郭贵妃殉葬这件事以及后来下令宣宗妃嫔殉葬的事情上,被称为“女中尧舜”的张太后(张太皇太后),只怕多少是有些圣明不起来的。由此看来,被殉葬的后妃,只怕都是权力斗争中的败北者居多。仁宗郭贵妃被殉葬,恐怕也是由于她在皇帝生前过于得宠,引致仁宗张皇后在丈夫死后清算老帐的结果。

  宣宗和张贵妃一门心思地想生太子当皇后,只怕也跟这位张太后收拾郭贵妃的可怕前例不无关系。

  于是,在孙贵妃破天荒地拿到金册金印之后不久,就传出了她“有孕”的消息。这自然令整个后宫乃至整个朝廷都喜出望外。因为年近三十的宣宗虽然妻妾成群,却膝下荒凉,孙贵妃虽然专宠,但是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常德公主,胡皇后更是连女儿都没有生过。现在总算孙贵妃又有了身孕,所有的人都盼望她“先开花后结子”,为宣宗生个男孩。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子”并不曾结在孙贵妃的腹中,而是在另一个女人体内孕育。宣宗虽然专宠孙贵妃,可是她在生下女儿之后就再不见怀孕,倒是另一名宫人成为他登基后第一个怀上身孕的女人。这件事说起来是喜事,但是对于宣宗和孙贵妃来说,也意味着潜在的恐惧。

  宣宗几乎从不光顾胡皇后,胡氏是永无希望诞育“嫡子”的。那么自然应以“庶长子”为未来太子。在这方面母因子贵,万一宫人生下了庶长子,那么即使孙贵妃跟着再生十个儿子,也只能被封为亲王,更改变不了宣宗百年之后,胡氏当上太后,她有可能被迫殉葬的命运。

  因此,打从知道宫人怀孕开始,宣宗就声称怀上身孕的是孙贵妃,这样的话,无论生出来的是公主还是皇子,都万无一失。只是可怜了那名宫人了……

  (《明史》说此事完全是孙贵妃一人包办,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宣宗与她夫妻多年,又如此盼子心切,难道会怀孕十个月都不认真瞧瞧那个大肚子?!太医院的太医和接生婆难道都疯了,没有顶头上司的默许,他们敢异口同声地说瞎话?整个孕期和产期都在谁那儿忙乎他们自己能不知道?)

  宣德二年(公元1427)冬十一月,在深幽的紫禁城里,在宣宗和孙贵妃紧张的关注下,一个婴儿呱呱堕地。

  宫人生下的果然是一个男孩。这是宣宗的庶长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形下他是毋庸置疑的皇位继承人。一出娘胎,这个男孩就归在了孙贵妃的名下,他只知道孙贵妃是他的母亲。即使他贵为帝王,都再也没有得到过亲生母亲的丝毫消息。到底是谁生下了他?她的结局如何?她是何方人氏?没有任何人知道了。

  无论如何,宣宗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兴奋自不必说。立即就下令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三分之一。

  接下来,宣宗决定快刀斩乱麻,立即确定孙贵妃之“子”的地位,好让孙贵妃母凭子贵。

  当然,宣宗也知道,想要马上就确定皇长子的继承人地位,实在是多少有些困难。——在这方面,明初曾有严格的规制,藩王若想以庶子为世子,必须等到嫡妻年满五十,再也不可能生出嫡子之时,才能以庶长子袭封。——虽说皇帝与藩王不同,但是皇后胡善祥毕竟未满三十,何况这位皇长子又实在太小,说白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婴儿连出生之后的危险期都还没有过去,怎么好就册为太子呢?

  没事,宣宗自有办法。他来到坤宁宫,暗示胡皇后主动上表请立皇长子为太子。胡皇后卧病在床,还以为久未露面的丈夫是来看望自己的,却没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立庶长子为嗣,那就等于是说皇帝已经决定不再给予皇后生育的机会,从此在事实上结束夫妻情份。胡皇后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宣宗的态度很明确,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是以对其它女人的薄情为代价的。不幸的是,胡皇后正是这些“其它”女人中的一个。

  于是,胡皇后不得不主动上表,请求宣宗“早定国本”,尽快册立皇太子。

  接下来,孙贵妃不免也要做一番表示。她紧接着也上了一份表章,故意推辞说:“皇后无子是因为身体不好,只要病一好,自然能够生下嫡子来。我的儿子怎么能够占嫡子的先呢?”

  这一番你推我让的表演看在大臣们的眼里,自然人人心照。更何况如今是皇帝和皇后都提出要立庶长子,那还有谁敢说不立?

  于是,群臣联名上表,也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接下来,当然是宣宗“从善如流”,答应皇后和群臣的“强烈要求”喽。

  宣德三年(公元1428)正月,宣宗大祀天地,随之而来的二月初六,他下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是明朝最小的皇储,入居东宫时虽然号称是“两岁”并且确实过了一个新年,实际上仅有两个月零二十五天的“年纪”。因为他实在太小了,所以就连太子册宝都是由他人代领的。

  在册立了这位皇太子之后,宣宗废胡皇后的心情越发迫切。于是他召来亲近重臣,商量废后之事。杨荣等人认为但废无妨,并举出宋仁宗降郭皇后为仙妃的旧例;然而杨士奇等人认为仁宗废后是一生污点,更何况以宗法制度而言,嫡后无子根本就不成其为被废的理由。这一场讨论两方意见针锋相对,毫无进展。

  争辩结束之后,看见宣宗废后决心已下的杨荣决定拍马屁就要拍大力一些。回到家里,他立即挖空心思写了一份奏折,洋洋洒洒地列出了皇后非废不可的二十条“罪状”,呈交给了宣宗。

  没想到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宣宗虽然对胡皇后薄情,但是绝对还不曾到绝情的地步,奏章还没看到一半,他就已经怒火中烧了:“皇后也是可以污蔑的吗?她绝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来!”杨荣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吱声了。杨士奇随即进谏道:“废后乃非常之事,非国家之福。宋仁宗因一时急性废后,以至终身追悔。请皇上三思。”宣宗悻悻地盯着帮倒忙的杨荣和不帮忙的杨士奇,只得又再次中止辩论。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同情胡善祥的杨士奇也知道,废后之事已经无可挽回,自己再坚持也没有用。当宣宗再一次单独向他询问废后事宜的时候,他提出了要求,希望“无过而废”的胡后仍然能够在宫中享有不亚于从前的待遇。她与其它失宠妃嫔不同,皇帝和新皇后应该对她加以礼遇。

  宣宗答应了杨士奇,于是他再次向胡善祥提出了主动请辞后位的要求。

  胡善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让再让,最终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然而身为万乘之尊的丈夫一定要偏心,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她只得公开上表,请求逊位。也就是主动提出离婚啦。宣宗当然立即同意,签字离婚。

  在册立皇太子一个月之后,宣宗发布诏书,废胡皇后,册孙皇后。在诏书中,他表示自己其实是不想离婚的,但是老婆非要离,自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她。为了表明心迹,自己的赡养费给得高高的,离婚后胡氏称“静慈仙师”,服饰侍从等一切待遇照旧。

  胡氏从此退出了宣宗的生活,而孙贵妃,经过十几年的折腾,终于等到了自己自幼年时就在等待的皇后凤冠。

  胡氏成婚十年,为后两载,处处礼让谦恭,从没有做过任何有违规矩的事情,何况她的多病不育也完全是宣宗的冷淡造成的,因此她的被废实在是冤枉得很。这一点即使是宣宗的亲生母亲、一手将孙贵妃抚养长大的张太后也忍不住要为胡氏抱屈。

  胡氏被废后,张太后经常将她从别院召回,将她安排在自己的清宁宫居住。除了国家典礼以外的朝宴仪礼,张太后都将胡氏的位置安排在孙皇后之上。孙皇后没想到把自己养大的婆母在这件事上却一定要帮胡氏出头,自己做了皇后却仍然象当初做姬妾时那样处于胡氏之下。孙皇后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但是在彼此相见时她仍然执礼甚恭,不曾违拗张太后的意旨。

  换一个角度来看,张太后对孙氏生下皇长子的内情也多少是有些明白的。只是她知道儿子与胡善祥之间冰冷的夫妻关系,也对自己一手养大的孙氏有母女之情,因此她并不反对孙氏抚宫人之子,也不反对早早册立庶长子为储君。她只是没有料到儿子最后竟然会借机废后。胡氏毕竟是得到了自己丈夫确定的儿媳妇,就这样废掉,张太后难以接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张太后的主持下,胡善祥总算是没有陷入其它废后所经历过的那种难堪境地。

  胡废后和孙皇后的生活,就在张太后实际控制的后宫中,平淡地过下去。

  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被公认的一位明君,他理平藩乱,整顿吏治,继续了父亲仁宗施政宽仁的方针。在宣宗为帝的时间里,大明王朝民生逐渐富庶,百姓安居乐业,使得国势持续向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他雅擅丹青,文采武略俱佳,虽然在废后一事上有过失,但是并不隐晦,而且他对待离异之妻的态度,也就算是历代帝王中数一数二的了。史家将仁宗与宣宗父子为帝的时间,称为“仁宣之治”。

  可惜的是,仁宣之治的时间太短了。

  宣德九年的冬天,宣宗朱瞻基染病卧床,一个多月之后终于不治,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离开人世,享年仅37岁。

  宣宗一生,只有两子两女,除了太子朱祁镇,还有吴贤妃为他生下的次子朱祁鈺。此外就是孙皇后所生的常德公主和生母不明的顺德公主。

  宣宗去世之时,太子年仅七周岁(称九岁),皇次子仅六岁。因此他留下了遗言,国事家事均交由母亲张太后决策。

  然而宣宗去世几天了,张太后却还没有传下让小太子继位的懿旨。

  一时间朝臣纷纷议论,都认为张太后不愿让太子继位,而是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宣宗的同母弟弟襄王朱瞻墡登基。杨士奇和杨荣逐率群臣上奏,表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

  张太后接到奏章之后不久便传下旨意,召内外大臣百官齐至乾清宫,当众唤出小太子朱祁镇,一面用手指着他一面流着眼泪说:“这就是新天子了。”

  正月初十辰时,宣宗去世整整六天后,朱祁镇终于登基为帝,即明英宗。二月,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皇后为皇太后,弟弟朱祁钰为郕王。

  宣宗去世了,在张太皇太后的一手操办下,宣宗生前的妃嫔侍姬几乎尽数殉葬,只有胡废后、孙皇后以及郕王之母吴贤妃幸免。

  后宫殉葬这个场景对孙太后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成祖和仁宗的妃嫔殉葬她都经历过。然而这一次给她内心带来的惊恐只会比前两次更强烈。假如不是“儿子”朱祁镇的降临,假如不是宣宗坚定不移地要将她册为皇后,那么无论丈夫活着时对自己有多宠多爱,自己恐怕都只有一条死路可走。

  孙氏怎么也不会想到,丈夫居然会死得这么早。她虽然是成为了王朝的皇太后,但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可怜寡妇。话说回来,孙氏多年都生活在丈夫的庇护之下,她也没有栽培自己外戚的想法或曰机会,在朝廷和宫廷的斗争中,她并不是一个强者。现在丈夫没有了,她事事都必须听从婆母的安排。

  与宣宗青梅竹马、受到他万千宠爱的孙太后所体会到的丧夫之痛,比早已离异心如古井的胡氏,毫无疑问要强烈得多。然而丧夫之外,她还不得不接受另一个事实:英宗即位时年纪太小,所有的权力都事实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手里。张氏一如从前,对“静慈仙师”胡氏礼遇有加。她虽然不能给胡氏上太后的尊号,却能给予她不亚于太后的生活条件。孙太后仍然不得不坐在胡氏的位次之下。儿子险些不能即位的现实使她接受了婆母的安排,宫苑中的生活就这样在平静中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她在五年间先后操办了庶出女儿顺德公主、亲生女儿常德公主的婚事。

  时间很快就到了英宗登基的第七个年头。正统七年(公元1442),张太皇太后为十五岁的皇帝孙子选定了都督同知钱贵十六岁的女儿为皇后。这对小夫妻在五月十九日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

  英宗成婚不到半年,十月来到的时候,历经四朝的太皇太后张氏终于离开了人世。

  张氏的离世,对孙太后来说是有悲有喜,悲的是毕竟多年母女婆媳,喜的是从此真正成为王朝第一贵妇人。但是对于胡善祥来说,却是莫大的打击。虽然孙太后遵照张氏生前的意愿,仍然维持她的物质生活,但是她仍然为婆婆的去世而日夜痛哭不止。

  张太皇太后去世一年后,正统八年冬十一月,胡善祥也随之而逝。

  孙太后倒并没有因为丈夫和婆婆都不在了,就将胡善祥随便打发,她传令大臣公议胡氏的治丧规格。

  重臣杨士奇提出,应当按皇后的礼节,将胡氏入葬于宣宗的景陵。

  不过杨士奇的主张却没有其它人敢于附议。每个人都知道孙太后的心思是什么:别说她是太后,换了任何其它人,都不会打心眼里愿意让别的女人和自己的丈夫合葬一穴、生死相依的。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胡氏以妃礼下葬于金山。

  现在,孙氏终于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贵妇人,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愿地过日子了。孙太后是一个没有太多权力欲望,也没有什么军政天份的人,因此她也没有管儿子的政务,只是在后宫中过自己好不容易盼来的舒心日子而已。但是她没有想到,老天偏偏不让她安静,就连这样无聊的日子都不曾让她享受几天。

  问题出在英宗自幼跟随身边的一个太监身上。

  这个太监名叫王振,英宗从小就由他侍奉起居。英宗叫他做“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即位不久就让他当上了司礼太监,有为天子代笔的权力。王振也因此浑身发轻,一心一意要借着小皇帝抖擞威风。

  早在英宗刚即位的时候,王振就曾经怂恿不到十岁的英宗主持卫戍部队大阅武——说是皇帝阅武,实际上都是王振在吆三喝四;说是“代传旨意”,其实小皇帝能有什么主见,还不是王振说啥他说啥!

  事情被张太皇太后听说之后,她勃然大怒,小皇帝越是为王振求情,她就越是要当即将这个得志小人处死。但是在场的五大臣却鬼使神差,想要卖小皇帝的人情,居然也加入了求情的队伍之中。太皇太后可以管教孙子,却不好让五大臣扫了面子,只得饶了王振的性命。张太皇太后万万没有料到,十年后大明王朝和孙儿的前途,果然就坏在了这个阉人的手里。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瓦剌部太师也先派使者来到北京进贡良马。按规矩大明王朝是要给予使者赏金的。王振发现,也先所派来的使者并不是表章上所说的“三千人”,差了那么些儿。“精打细算”的王振可能是索贿不如意,也可能就是看瓦剌不顺眼,于是决定不让也先占这个“便宜”,一定要点着人数颁赏,而且把贡马的档次也硬生生地扣了一级——堂堂天朝上国,竟然向进贡的“四夷”摆出这样做买卖的架势,丢人到了极点。也先所派来的使者还负有向明朝廷求婚的任务,结果也被王振拒绝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王公公在拒绝的时候绝对不会使用外交辞令,说出来的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也先闻讯大怒,立即率军大举侵犯边境。七月十一日,也先进犯大同,脱脱不花进犯辽东,阿剌知院进犯宣府。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阵亡。

  接到告急军书的王振认为只要人多,就绝对能打赢,自己的权势富贵已经到达顶点,可就还没有尝尝指挥千军万马的滋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同不远处的蔚州自己置下了大批田庄,绝对不能被瓦剌部所占。

  于是,王振竭力鼓吹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二岁的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胡说八道,认为这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不顾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群臣劝谏,更不顾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的百般劝说,固执地颁下了诏书,由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自己率五十万大军亲征。而王振为了能够摆足威风,还要求自公侯以下勋戚众臣一律随行,并且限定三天之内一定要出发。

  五十万大军倒也罢了,再加上皇帝和一大群文官,怎么可能在三日之内做好所有的准备?然而王振决心已下,三天后上自英宗皇帝下至士卒小兵,五十多万人就这么仓促地被他催着出发了。

  出发之后,军中屡屡出现不祥之兆,天气也非常恶劣,粮草供应困难。随行的大臣们屡次劝英宗返京,至少也要先停下来将前方敌情打探清楚再上路。然而所有的奏章都被王振中途扣下,大军继续不知深浅地闭着眼睛往前瞎赶。

  八月初,群臣终于忍耐不住,表章也不上了,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当面进谏,兵部尚书邝埜、王佐、钦天监彭德清都请求说,前途莫测,皇帝身系天下,万不可以再向前了。然而王振仍然口气极大:“就算真遇到不测,那也是天命,与你们有什么干系?”

  于是大军又拖泥再水地上路了。

  然而刚出发,就传来了先锋驸马都尉井源、西宁侯朱瑾、武进伯朱冕等人全军覆没的噩耗。紧接着,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也逃到了军中,带回了前方的消息。王振这时终于觉得事情不妙了,接受了郭敬的劝告,决定回师京城。

  就在返回的路上,王振又再次异想天开。他不顾熟谙军事的将领们的意见,非要绕远路经过自己的家乡不可,想要将皇帝和五十万大军带到老家去给左邻右舍们看看,炫耀一下自己的威风。

  大军迤逦而行到半路,王振又改了主意,怕几十万大军把自己在家乡置下的良田给踩坏了。于是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大军折路另行。

  这么来回一转,十几天就浪费了。

  当英宗的车驾走到土木堡时,王振发现自己沿途搜刮的财宝车辆没能跟上大队。尽管能够庇护圣驾和大军的怀来城就在目力可及的二十里之外,王振仍然迫不及待地下令停止前进,封闭消息不让英宗知道所处方位,并且将想要闯宫报信的兵部尚书邝埜强行关起来。

  英宗御驾连同随行的文臣武将和军队,就这么晾在了四通八达、无水无粮的路上,等待瓦剌骑兵的包围。

  既然王振一而再再而三地非请这个客,也先哪有客套的道理!他的骑兵队立刻赶上,将英宗和群臣都包围了起来。

  明王朝的几十万大军早已在十几天绕道奔波中疲惫不堪,再加上粮水不继、敌情不明,在一片混战中,文武重臣几乎死亡殆尽——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在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丧命的士卒更是数以十万计。

  到这个时候,王振终于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地向禁军将领樊忠求饶求救。樊忠对这个恶心的宦官早就恨之入骨,挥着手里的大锤,将他那颗没胡茬子的脑袋活活地砸开了花。

  樊忠原想摆脱王振后护着英宗突出重围,但是终于功败垂成,阵亡了。英宗自知逃脱不了,干脆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他的这个架势倒把瓦剌兵给镇住了,没有杀他。

  英宗被俘后,也先将几个月前去北京进贡求亲的部属找来,经过其中哈巴国师和哈庶哈里平章的辨认,最终确定了被俘的的确是大明王朝的英宗皇帝。

  大军覆灭、皇帝被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城。不但把孙太后和钱皇后等六宫妃嫔都震得晕了过去,留守京城的文武官员也被这闻所未闻的事给惊得仓皇失措,众人聚在朝堂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面面相觑之后号啕大哭。有人立即就想到了当年北宋王朝的“靖康”之辱,建议都城南迁。兵部侍郎于谦立即严辞反对。

  在这个节骨眼上,孙太后终于振作了起来,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决定死守北京城,不向也先示弱。

  第二天,孙太后传下懿旨,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四天之后她再次传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示大明王朝国本稳固之意。

  与此同时,在都御使陈鉴等人的面奏之下,王振诛九族;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及宦官毛贵、王长,更被群臣当廷捋袖除靴,活活殴死。

  这时的大明王朝,可算是在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国无长君,人心浮动,也先更挟持着英宗想要趁机将明王朝一古脑儿吞掉。一时间,议立新帝成了北京城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要取得太后首肯的。于是,这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孙太后的面前:假如不立新君,则大明王朝可能就面临覆灭之险;假如立了新君,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英宗会有怎样的遭遇?如果要立新君,又该立谁?——这个四十来岁的寡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道天大的难题会摆在自己的面前。

  当孙太后明白这是一个必须做的决定之后,她首先想的是朱氏诸亲王中真正的“长君”:婆婆张太皇太后的小儿子襄王朱瞻墡。当年宣宗早逝的时候,张氏就有心想要立襄王继承帝位了,何况他不但年长,而且人品贤德享有盛誉,当年就曾经婉拒帝位。假如立襄王为帝,也许儿子英宗返回之时,他也能够象当初那样让位,将帝位顺利归还自己的儿子。于是,孙太后传下懿旨,取襄王金符入宫。

  只不过,襄王本人身在长沙,对于北京城里迫在眉梢的局势来说,他实在是离得有些远了。更何况他并不是留守众臣心目中的人选——他们所想拥立的新君,是奉旨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于谦为首的群臣从当时的紧急情形出发,向孙太后群谏,提出了这个要求。无可奈何的孙太后终于点头应允由庶子继承帝位,但是她坚持一点——皇太子仍然得是自己的亲孙子、英宗之子朱见深。

  九月六日,二十一岁的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陷身瓦剌的哥哥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代宗。

  景泰帝即位数天之后,襄王朱瞻墡的表章才送到孙太后手里,他再一次婉拒帝位,提出长君与否并不重要,应该让皇太子朱见深称帝,郕王监国。应该说,襄王的建议更为稳妥,但是事已至此,孙太后还有什么话可说?

  景泰帝的生母是宣宗的吴贤妃,在宣宗为太子时她就已经入宫。不过据野史说,吴贤妃的出身并不高明,她是宣宗叔父、汉王朱高煦的侍姬,朱高煦谋反被诛后她被宣宗看中,安置别宫并生下儿子的。不管怎么样吧,吴氏毕竟只是宣宗的妃嫔,景泰帝名份上的母亲仍然得是孙太后,更何况他的即位也得到了孙太后的依允,在情在理他都不能将孙太后丢在脑后。因此,在景泰帝即位三个月后,他仍然首先为孙太后上尊号为“上圣皇太后”,然后才封自己的母亲吴贤太妃为“皇太后”。

  于谦确实没有说错,大明王朝立了新君的消息,不但使北京保卫战有了主心骨,更使得也先大怒如狂。也先挟着英宗几度进攻北京,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终于觉得英宗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轻取天下的好处,反倒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与此同时,当上了“上圣皇太后”的孙氏心情并不轻松,她仍然时时刻刻地为养子悬着心。为了向儿子表示自己策立新君的不得己,也出于多年的母子亲情,只要有机会,她就要派人前往漠北看望英宗,将御寒裘衣带给他。养母所派的使者与书信衣物,恐怕是被羁异域、失去皇位的英宗最大的安慰了。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因为于谦压着瓦剌打了大胜仗,也先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条件的余地,就答应了归还英宗。八月初三,英宗终于被也先由漠北送还。抵达北京之后,景泰帝率百官于东安门迎接。仪式之后,景泰帝将二十二岁的哥哥迳直送进了南宫。英宗迫不得己地过上了“太上皇”的生活。

  儿子安全返回,对孙太后来说,是喜出望外的事情。然而欢喜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因为景泰帝明显露出了恋栈皇位、沉溺酒色的表现。这不但使孙太后满怀不安,更使以于谦为首的拥立众臣大失所望。

  虽说英宗惑于王振为首的寺宦,惹出了几乎塌天的大祸,但是说句实话,景泰帝的人品也不怎么样。他最热衷的消遣就是将银豆金钱洒在地上由宫女太监争抢,并且首开大明皇帝召妓入宫的先河。

  在孙太后乃至朝臣的心里,景泰帝保国有功,不把皇位归还兄长本来倒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景泰帝的所作所为却使所有的人都寒了心。

  景泰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英宗二十三岁生日。礼部尚书胡濙上表,请景帝允许群臣前往延安门向“上皇”朝贺,景帝不允;景泰二年元旦,文武百官再次上书,请求在向景帝贺新年之后,让大众再去向“上皇”行礼,景帝仍然不允。开了这个头,往后就做定了例子,每一年“上皇”英宗的生日和新年朝贺,都被他断然拒绝。

  皇位渐渐稳固之后,景帝又有了新的想头——废英宗之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别说孙太后无法接受这样的决定,就连景帝自己的母亲和皇后都无法接受。

  但是这难不倒景帝。景帝的亲信太监(又是太监)王诚、舒良献上计策,赐给几位重臣金钱,先把他们的嘴糊上,再等待合适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

  广西土官黄矰心狠心辣,将亲弟弟一家灭门。事发之后,自知罪重的黄矰决定铤而走险,向景帝上了一道改立太子的奏章。章帝得书大喜,不但饶恕了这个残杀手足的刽子手,还将他高升几级(焉知景帝自己是不是也有拿英宗下刀子的想头?)。

  景帝随后将黄矰的表章拿出来当众廷议。众臣瞠目,都不敢发言,只有少数几个胆气壮的提出此事不宜。然而,在景帝亲信太监兴安的训斥之下,这微弱的声音很快就消弥于无形,包括于谦在内的群臣,都不得不在赞成改立太子的表章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此奠定了他们不得善终的结局。

  景泰三年夏天,景帝如愿以偿地颁布诏书,废侄儿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同时,废反对易储的汪皇后,立朱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朱见济只做了一年太子就夭折了。

  朱见济死后,朝臣们再次建议景帝复立侄儿为太子。景帝此时原形毕露,将所有上书的大臣一一贬官、杖责,其中御史钟同更被活活打死。

  景帝大发作一通之后,转而开始疑心幽闭南宫中的哥哥英宗。察知皇帝的心意,景帝身边的太监也一个个地跟着势利眼儿。到后来,英宗名为“太上皇”,日常供应却非常微薄,甚至于出现断顿无粮的情形。以钱皇后为首的英宗后妃们,不得不操持女红,做一些绣品出售,换些食物以维持生计。

  儿孙落得这步田地,孙太后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宫中耳目众多行动不便,她仍然想方设法好几次进了英宗所居的南宫,给他带去食物钱财。在这方面,她多少得到了景帝生母吴太后的帮助。也算是她从前善待吴氏所得的回报。

  孙太后探视儿子以及群臣同情英宗的消息,自然逃不出景帝的耳朵。为了防止孙太后入南宫、防止有人越过高墙谒见英宗,景帝采纳了亲信太监高平的主意,将南宫中的树木尽数砍伐。这时正是盛夏(公元1455),没有了赖以遮荫的树木,也不能再见到母亲,可以想象衣食不继的英宗会有怎样的心情。

  景泰八年正月,年方三十岁的景帝忽然重病不起。十一日,群臣请复立沂王为太子,景帝仍然坚持不允,并称自己只是小病,还定下十七日早朝之期。然而他的真实病情,武清侯石亨是非常清楚的,他决定来一场豪赌,便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以及徐有贞等人谋划迎立英宗复辟。

  十六日,徐有贞等人先将消息报给孙太后,得到了她的应允(她有什么可能不应允?)之后,众人越发心雄胆壮,于十七日凌晨时分撞烂南宫围墙,将灯下读书的英宗拥了出来。

  于是,十七日临朝议事的,就变成了复辟的英宗,而不是病体支离的景帝。得到这个消息的景帝只能连呼“好、好、好”,然后面墙涕泣了。两天后,景帝病逝。

  石亨和徐有贞等人因为拥立有功,一时间英宗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这两个心胸狭窄的家伙,头一件大事就是尽情干揽军政大权,并且公报私怨。很不幸的,于谦等人正在他们的私仇名单之上。

  说起来,石亨确实曾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功劳,但是他能够尽展才干,功成名就,当初还是靠了于谦的举荐,然而这人是头不折不扣的白眼狼,到此时却非要将于谦置之死地不可。由于实在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他们便给于谦扣上了一个“意欲”谋逆的罪名,说他想要迎立襄王世子为太子,并据此判定凌迟重刑。

  英宗对于谦保家卫国、迫使也先释放自己的功劳心中是非常感激的,更何况当初景帝压根就不想迎归英宗,还是多亏于谦的主张他才能够归国,不至于客死异乡。因此他辩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孙太后听说这个消息,也悲悼数日之久。然而英宗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初初复位又百事仰赖石亨等人,最终还是签下了这道行刑书。万幸的是,英宗和孙太后没有再听他们的话,坚持不肯将于谦灭族,仅判流放。

  于谦之死,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桩奇冤。1465年,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终于为于谦平反冤案,恢复了他的官爵名誉,谥“肃愍”,赠太保。万历年间又改谥“忠肃”。

  于谦是钱塘人,据说曾有一个异僧在他七岁时预言,他将成为“救时宰相”。可叹的是他虽然救了天下却没能救自己。于谦死后他的女婿将他的遗骸迁返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于谦墓和岳飞墓遥相呼应。后人因此感叹:“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逼着英宗杀死于谦后,石亨徐有贞等人又兴风作浪,将自己忌惮的官员都打下狱中,其中被杀的不在少数。后来他们又为了争夺权利发生内讧,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不久又找到了襄王当年让帝位、请求尊崇“上皇”的表章,明白了叔父朱瞻墡为人忠顺,越发懊悔错杀于谦。终于在复辟后的第四年将石亨斩首(徐有贞则早两年就被石亨给丢出去流放了)、曹吉祥一家也于天顺五年被诛。

  朝堂上如此的折腾,对于后宫的孙太后来说也轻松不了。景帝去世后,英宗一度想要找景帝的母亲、妻子、女儿们的麻烦,最后他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仅仅是降了她们的封号而已。这道为吴太妃等人保命的诏书,就是出自孙太后的意旨。由此可见,孙太后总算不是居心歹毒的女人,当年盗子也属无奈之举——话说回来,幸亏英宗做了孙氏的儿子,因为宣宗绝不可能将英宗的生母册为皇后。假如英宗不是借孙氏成为“皇后之子”、景帝身为庶子没法怎么着嫡母的话,英宗很可能没法在南宫里平安呆八年。

  英宗复辟后,对母亲的感激是不必说的。因此,在天顺二年(公元1458)正月二十二日,他为孙太后上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并颁行优老之政。继当上第一个得到金宝的贵妃以后,孙氏又当上了有明一朝第一位得到徽号的太后,天下的老年人也因此分沾了好处。

  当一切都逐渐平息下来,终于看见儿孙重振的孙太后又恢复了她平静的生活。

  天顺六年(公元1462)九月,孙太后病逝。英宗为她上谥号“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两个月后,孝恭孙皇后入葬宣宗的景陵。

  孙太后去世之后,英宗的身世真相渐渐也就传了出来。英宗钱皇后因此向英宗进言,希望能够为无辜被废的胡善祥恢复皇后名誉。

  天顺七年闰七月,英宗下诏,为胡善祥上谥号为“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不过胡氏毕竟是宣宗的离异之妻,因此她不能与宣宗合葬,英宗因此为已经死去十八年的胡氏另修陵寝,以后礼安葬。

  然而由于年深月久,再也没有谁能够确切证明谁才是英宗的生身母亲。而对于英宗来说,孙太后毕竟是抚养自己并共渡难关的嫡母,因此孙太后身后待遇仍然没有丝毫的降低,她仍然是宣宗后宫中,唯一能够和丈夫合葬并共同承受后人香烟的女人。

  (另:曾经在煮酒看过一位兄弟的贴子,说的是江西吉安某村落,传说在明朝出过一位皇妃,正是宣宗之妃,非常得宠,甚至得到了以龙纹装饰宗祠的特许,而且其族中子弟无须进士及第便可得到吏部的直接任命,但在为宣宗殉葬的妃嫔名单中并无该族姓氏的皇妃。我一直在想,这个神秘的皇妃,会不会就是英宗传说中的生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