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统治者——清咸丰帝贵妃叶赫那拉氏




  一、 嫔妃生涯

  中国的宫廷,自古以来就有从民间选美入宫的惯例,清王朝入关之后也沿袭了中原王朝这项对皇帝大有便宜的规矩。不过清王朝的选美制度与从前王朝的选美制度,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清朝的选美称为“选秀女”,只限于八旗内部。

  八旗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军政制度。它最早起源于女真人氏族时代的牛录制度。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后,由于征服的部落和掳获的人口越来越多,便将原本10丁一牛录的制度扩充到300丁一牛录,五牛录合称一甲喇,五甲喇合称一固山。“固山”在女真语言中,是部落的意思。每一“固山”都有各自不同的旗色为标志,平日时按旗色确定户籍,各家日常生活耕种放牧并饲养战马;战则照编制选调精干男丁依旗色行军作战,如有需要还可以“人尽为兵”,管辖起来非常方便。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只建立了黄红蓝白四旗,随着他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准备建立后金之际,也就是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的时候,又增加了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八旗由八和硕贝勒统管,不但是各分管旗的族长,还是兼管该旗军政两手的领袖。

  皇太极天聪九年(公元1635),后金增设蒙古八旗。皇太极正式称帝后的崇德七年(公元1642),后金再增设汉军八旗。——也就是说,事实上八旗共分满、蒙、汉共二十四旗,仅从这个数量上来看,后金在战时仅精干兵力就可以迅速集结到至少十八万。而八旗的民族构成也比较复杂,事实上包罗了当时关外所有的民族。不但有满族(包括与爱新觉罗氏有世仇被征服被占领的部族)、蒙古族、汉族,还有达斡尔族(清末代皇后婉容为达斡尔族)、朝鲜族、鄂伦春族等等。由于这个原因,八旗内部还有细分,满洲八旗为重心,汉八旗蒙八旗为附属;同样在满洲八旗中,又有正黄、正白、镶黄为皇帝亲信无世仇姓氏的“上三旗”……

  清入关后,定下了选秀的规矩,按这个规矩,清皇族不与八旗以外民族联姻,只在八旗内选择。八旗女子到了一定年龄,都必须去参加选秀,中选者入宫或为嫔妃或为宫女。选秀未中者过了年龄才可以自行聘嫁,从未参加过选秀者以及初选过关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复选者终生不得聘嫁,如私自婚嫁,则家长乃至所属旗的都统佐领都统统要治罪。

  选秀女制度又分两种,一种是每三年一度由户部主持从八旗有根基人家中选择(现任官京职满蒙旗正五品以上、汉军旗文职九品武职六品以上;外任官文职正五品以上武职从三品以上;驻防官正二品以上,女儿无残疾无缠足者可参选。如父祖虽为官员却已去世,生前官阶未达到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者,女儿无资格参选。八旗闲散、兵丁、革职官员之女无资格参选),这样选出的女子沾了父祖身份的光,命运也较好,一般能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皇族男子的“预备妻妾”——“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这也是有清一朝,皇子皇孙的生母鲜有出身贫寒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种选秀女则是内务府主持的,从内务府三旗包衣人家中选择,这样的秀女则命运不济,只能做皇宫及各王府公主府的“宫女子”,和父母一样,奴才而已,就算能够想尽办法接近主人得到身份,母子们也是终生低人一等。

  咸丰二年(公元1852)二月初八初九两天,二十一岁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也就是清文宗)照着规矩,进行了他新任皇帝以来的第一次选秀女。对于皇帝来说,选秀女不但是皇家规矩,更是借机充实后宫满足自己色欲的最理直气壮途径。

  这一次选秀女,咸丰帝收获倒也颇丰,不但给皇族其它男子增加了妻妾数目,还一家伙就给自己的后宫增加了四名“贵人”四名“常在”——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此时的咸丰帝左拥右抱好不得意,但假若他知道自己身边这群新人中排名第一的兰贵人将要给自己的王朝带来什么未来的话,他可能就会换上另一副表情了。

  兰贵人,也就是未来鼎鼎大名的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氏,这是一个在努尔哈赤时代就与爱新觉罗氏既结亲又结仇的姓氏,属“下五旗”中的镶蓝旗。直到兰贵人变成慈禧皇太后,她所属的娘家一族才被“抬”入上三旗中的镶黄旗。

  兰贵人闺名究竟是什么,倒真是众说纷纭,大约是由于她一进宫就得封兰贵人,因此很多时候她的闺名就被约定俗成地称做了“兰儿”。

  “兰儿”于当年五月正式入宫,立刻就得到了“贵人”的封号,按宫规,初封即得贵人的女子必须是出自官宦世家的。这个封号的获得,也代表着兰贵人是颇有家世的。她的曾祖父名吉郎阿,字蔼堂,在乾隆嘉庆年间出仕为官,一直做到刑部员外郎;祖父景瑞则在道光年间干到了山东司员外郎之职。由于家世可观,景瑞进士出身的儿子惠征还娶了出身显赫的佟佳氏为妻,老丈人惠显乃是道光年间的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京营卫翼总兵,堂堂的二品封疆大吏。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佟佳氏在京城里生下了惠征的长女兰儿。

  没过几年意外降临: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库银亏空案发,追究时发现吉郎阿有关连。虽然吉郎阿本人已死,但景瑞却不得不父债子还,必须偿付二万一千六百两库银。这笔款子实在太大,就算卖房子卖地也是还不上的,道光二十七年,实在还不清欠款的景瑞被革职并啷铛入狱,一家人由原本的富有陡然陷入了困境。

  两年后,在多方奔走运作下,这个家庭终于时来运转。道光二十九年,景瑞被释放并以原有官职“光荣退休”,兰儿之父惠征则不但从卑微的笔贴式生涯中解脱出来,还当年就连升几级,当上了山西归绥道——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景瑞惠征父子咸鱼翻身的背后,肯定有佟佳氏亲家露的绝活儿。因为归绥道正是惠征老丈人佟佳惠显的老根基——这位老官场曾经在此地做过七年的归化副都统,如今可算是岳职婿承。三年山西归绥道做毕,惠征的工作再次调动,于咸丰二年二月当上了安徽宁池太广道。

  由于祖父官复原职不再背负处分,更因为父亲已经是堂堂的现任五品官员,年已十七岁的兰儿终于赶上了选秀女的末班车(十七岁为选秀年龄上限),当上了咸丰皇帝的兰贵人。

  野史绘声绘色地说,少女兰儿不幸丧父,以长女身份主持家务,不得己经常在外抛头露面,因此得到了微服出游的恭亲王奕䜣(或曰荣禄)的多方帮助,在入宫前发展了恋情。其实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惠征先生还要活着当上宁池太广道呢,官没当上就给野史编死了,可真是死不瞑目。

  野史还说,兰儿生于山西归绥(绥化,今呼和浩特),这更说不过去,惠征去归绥上任时别说大女儿,就是小女儿都可以满地跑了,佟佳氏也年纪老大,可怎么生娃娃呢?难道老惠征在这里又娶姨太太焕发了第二春不成?一种最大的可能是民间将惠征他老丈人惠显任官归绥的履历嫁接到他身上了。这可能的背后,恐怕就是攀龙附凤心态在作怪了。

  在后来的宫廷女官德龄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兰贵人“是和另外十六位少女一起被选进皇宫的……但在十七个人中,咸丰帝却只爱上了她一人,不久便正式把她册立为妃,宠冠六宫。”这样的描述,离事实未免太远,太给兰贵人长面子了。不过出自深得其宠的德龄女士也不奇怪。事实上,咸丰帝好色成性,皇宫中满是依照宫规选入的旗籍嫔妃,皇家林苑中则藏着不能入宫的小脚汉女,还见缝插针地在宫外泡戏子,“毫无架子”地与大臣争风吃醋。分给兰贵人的哪里还有什么“爱”字可言。何况即使在同时进宫的旗籍少女中,至少还有另两人所得的帝宠绝不亚于兰贵人。这两个女子就是丽贵人他他拉氏和玫常在徐佳氏。和兰贵人一样,她们都为咸丰帝生下了儿女。

  说起丽贵人他他拉氏,在野史中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还说她由于美貌和早怀孕,曾经抢了兰贵人(慈禧太后)的风头,结果在咸丰帝死后被母凭子贵的慈禧太后给砍手砍脚,重演了一回武则天情敌的悲惨下场。于是丽贵人成了令人同情的小白兔,而慈禧则进一步坐实了她狠毒的名声。其实这说法实在画蛇添足,要举慈禧狠毒的例子多得是,何必非要跟丽贵人过不去。

  丽贵人是主事庆海之女,与兰贵人同批入宫。她比咸丰帝小六岁,比兰贵人小两岁,姿貌出色颇得咸丰帝欢心,一时在宫中与兰贵人各擅胜场。咸丰四年,丽贵人怀上了身孕。当年冬天,咸丰帝将丽贵人晋封为丽嫔。

  咸丰五年五月初七,丽嫔孕满生产,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大公主。尽管生的是个女儿,对于二十好几都没看见儿女面的咸丰帝来说,仍然是个利好消息。女儿降生的第二天,咸丰帝便下旨晋封丽嫔为“丽妃”,并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妃典礼。

  封妃后,他他拉氏再没有生育,封号也就再未晋封。咸丰帝去世的当年,丽妃被连越两级晋封为“丽皇贵妃”。这个晋封令虽然是以同治帝的名义下发,而后宫之主也是同治帝的嫡母慈安太后,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可以说,没有慈禧的支持,丽妃的晋封是不会这么快的。同理,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他他拉氏又由“丽皇贵妃”再得晋封为“丽皇贵太妃”,得到了仅次于两宫皇太后的名份和待遇。

  与他他拉氏本人得到丰厚待遇相对应的,是她所生的女儿大公主也颇受重视。同治九年,咸丰帝的这位独生女儿被封为“荣安固伦公主”,得到了皇后嫡女才能得到的封号。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八月,荣安固伦公主出嫁,丈夫是汉军副都统符珍。然而完婚仅仅一年,十九岁的荣安公主就去世了。

  女儿去世后,丽皇贵太妃在后宫中过着养尊处优却又百无聊赖的生活,她与慈禧太后既无权力之争,咸丰帝这个引发妻妾争风的祸首又已不在世,大家都成了寡妇,关系倒也处得十分和睦。慈禧太后当然更不用说,彼此尊卑已定,丽皇贵太妃既不好权,又安于位居己下,她对丽妃也就很有好感,相处甚佳。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十一月十五日,五十四岁的丽皇贵太妃他他拉氏病逝。遵照慈禧的懿旨,光绪帝亲至灵前奠酒,令大臣以下、宗室以上并王公官员均素服一日,赠谥号“庄静”皇贵妃。光绪十九年四月,庄静皇贵妃入葬清东陵中的定陵妃园寝,位居第一排正中最佳最尊贵的位置。

  庄静皇贵妃去世后,她的女婿符珍虽说不上平步青云,倒也步步提拔颇受重用,一直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末才去世。

  和他他拉氏一样,玫常在徐佳氏也是和兰贵人同批进宫的女子,与丽贵人同岁。与两位贵人不同的是她出身较低,父亲只不过是个催领叫诚意的,因此徐佳氏初入宫时只得到了一个“常在”的封号,比贵人要低一级。

  出身低贱的徐佳氏对晋升的渴望比贵人们更为强烈,她也确实找到了机会,不久就晋升成了“玫贵人”。然而徐佳氏似乎有些恃宠而骄,于是祸事也就来了。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徐佳氏终于惹恼了咸丰帝,重新被贬为常在。不知道这次徐佳氏得罪皇帝究竟是为的什么原因,一个月后,咸丰帝居然还在气头上,觉得贬为常在还不解气,干脆下令将徐佳氏贬为“宫女子”,由嫔妃降为女奴。八天后,咸丰帝不知怎地又忽然回心转意,又重新将徐佳氏复封为“玫贵人”。

  经历了这一场可怕的“打情骂俏”之后,徐佳氏的帝宠居然不退反进。至今在清宫留存的画作中,就颇有几幅上描绘徐佳氏游玩场景的。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她为咸丰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即皇次子。心花怒放的咸丰帝立即将她晋封为“玫嫔”(同时还有一位出身很高的佟佳氏为祺嫔)并打算进一步封妃。可惜的是这个儿子命不久长,竟夭折了。更糟的是随后就是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乱,咸丰帝再没了心情说晋封的事,徐佳氏在咸丰朝的名位也就止步于嫔一级。

  咸丰帝死后当年,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便晋封徐佳氏为玫妃,并追封其子为悯郡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徐佳氏再进为玫贵妃,位居丽皇贵妃他他拉氏之下并以此身份一直活到五十多岁。徐佳氏死后与他他拉氏一起入葬清东陵定妃园寝。

  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慈禧太后模样,已经是她六七十岁以后的模样了。她那时的模样,末代皇帝溥仪的形容是一句大实话:“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但话说回来,那毕竟是一个老妇人的模样,她的姿容不但早已经在多年的守寡生涯中、没有正常家庭和人伦感情且迹近变态的宫廷里,磨损得干干净净,更何况人过三十“相由心生”,那也美不起来了。慈禧太后个子不高,据清东陵考古发现,她死时身高约一米五四,算起来年青时也不会超过一米六,身型也与北方女子常见的体型大不相同,倒也符合咸丰帝热衷南方小巧女人的审美眼光。在民间传说中,年青时候的兰贵人生得即使不是十全姿容,也有八九分风韵,偶尔外出踏青总能引来观者啧啧赞叹。常言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她对修饰也一直非常在意,认为即使呆在屋里无人欣赏,女人也不能蓬头垢面地过日子。直到七十余岁面貌已经完全不济,这位老太后仍然在精心的装扮自己,并因为光绪后妃不懂打扮而对她们增加了一条反感的理由。除了外貌,她还博览群书很有心计,这一切,对于她在纷繁复杂的后宫中站住脚并得到咸丰帝的注意,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元1854年3月24),咸丰帝晋封兰贵人叶赫那拉氏为“懿嫔”,这个十九岁的女子正式进入皇帝的嫔妃一级。册封典礼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公元1855年1月13)。从这个晋封令看来,叶赫那拉氏确实在当时的后宫争宠中占据了上风,因为怀孕有功的丽贵人他他拉氏和父亲贵为御史的婉贵人索绰络氏虽然都是同年晋嫔(婉贵人晋英嫔),但典礼要晚于懿嫔至少一个月。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856年4月27),二十一岁的懿嫔在紫禁城的储秀宫中为咸丰帝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咸丰帝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才盼来的,欣喜若狂的咸丰帝立即将叶赫那拉氏晋封为懿妃。如果说刚进宫时,只是女人间争奇斗艳争夺皇宠的话,那么此时的叶赫那拉氏已经因为生育有功而地位稳固了。自此以后,她靠着出自自己腹中的儿子,名份越升越高。第二年她正式成为“懿贵妃”,坐上了后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交椅。

  咸丰帝的皇后姓钮祜禄氏,是他的第二位嫡妻。咸丰帝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十七岁那年(道光二十七年)迎娶的太常寺少卿富泰之女萨克达氏。这位萨克达氏命薄寿浅,结婚才两年不到二十岁就夭折了,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咸丰帝继承皇位后,追封这位结发之妻为“孝德皇后”。她也是咸丰帝后妃中唯一一个与丈夫合葬一陵的女人。

  萨克达氏恰好死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十二月,正是孝和皇太后与道光皇帝前后脚要去见老祖宗的时候,因此时为皇子的咸丰帝也就压根没办法立即续弦。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由于尚在孝期,他也没有立即选立皇后,而是将自己做皇子时的侧福晋钮祜禄氏封为贞嫔、侧福晋武佳氏封为云嫔。在极为讲究论资排辈和出身家世的后宫中,贞嫔更胜云嫔一筹,她是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于是在咸丰二年的五月,贞嫔当上了贞贵妃,从而击败云嫔,在六月正式入主坤宁宫,成为咸丰帝的皇后。

  钮祜禄氏虽然当上了皇后,但她年纪却并不大,比兰贵人还要小两岁。年纪虽小,这位皇后娘娘却从不曾露出丝毫年青女子的浪漫娇媚。她不但勤俭,而且严守礼法宫规,天再热也不为凉爽而露出身体的肌肤,洗浴时绝不让旁人侍候,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也一定是全套礼服加端端正正的仪态。咸丰帝对妻子极有皇后风范的言行举止十分敬重,然而在夫妻生活方面他却对钮祜禄氏“敬而远之”,大约也正是这个原因,钮祜禄氏的正宫之位虽然从未动摇,却一直都没能生育儿女。

  对于叶赫那拉氏的得宠生子,后宫中的女人们不用说也是妒忌的,即使是在世人眼中温柔敦厚的皇后钮祜禄氏也不例外。

  野史传说,其实叶赫那拉氏自入宫以来,皇后便对其招徕皇帝的言行深为不满,时常向皇帝劝诫,甚至还曾经因为她梳理特殊的发型而当面斥责。

  《清稗类抄》记载的另一件事则更为典型,可以充分地显露出帝后妃三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以及宫廷中严苛的尊卑之分。

  “咸丰六年,帝住孝钦处数日,不视朝。孝贞谂其故,乃顶祖训至宫正跪,命人请皇帝起听训。帝止曰:予即听朝,勿通训。迨出朝,少时即退,问后何在,告之在坤宁宫。帝即至,见孝贞于中坐,孝钦跪于地下,孝贞历数其过,以杖辱之。”(帝为咸丰帝,孝贞即慈安太后,孝钦则为慈禧太后)

  也就是说,在叶赫那拉氏产下皇子并晋位为懿妃之后,咸丰帝曾经连着好几天住在她的宫中不视朝。皇后认为皇帝违背祖训,懿妃惑乱皇帝,一大早就亲自到储秀宫外顶着祖训念诵,逼得咸丰帝只好立马从温柔乡中跑出去上朝听政。以他对老婆的了解,深知不会就此罢休,所以上朝没多大一会儿就找个借口跑回了后宫。一打听,皇后当真把懿妃押到坤宁宫审办去了。当咸丰帝紧赶慢赶到坤宁宫去救宠妃时,所见的场面如下:皇后居中上坐,懿妃跪在地下听皇后清算老帐旧帐之后,还挨了杖刑。——关于懿妃挨杖刑的时间,有人认为是在咸丰六年初,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年初叶赫那拉氏还怀着身孕,皇后若在此时下手未免狠过了头,与她的贤后形象太不相符。何况叶赫那拉氏临盆在即,储秀宫如何能留盼子心切又好色成性的咸丰帝。因此杖责事发生于产子后的可能应该更大些。

  据说,在此事发生之后,叶赫那拉氏深知自己名位不济,收敛了很多,时常在逢迎皇帝之余对皇后也曲意奉承,竟得到了皇后的欢心,得以在咸丰七年正月晋封贵妃。与此同时,眼看着后宫嫔妃越来越多、皇帝越来越分心的叶赫那拉氏也更深地懂得了仅凭一己之力不足以在宫中朝中立足的道理,她开始培植有助于自己的其它力量。

  懿贵妃首先栽培的,当然是可做耳报神使用的宫中太监及宫女,如安德海等人便是这样陆续成为她羽翼的。但真正有意义的栽培则莫过于她一手促成的一场联姻。在她刚生下皇子最得帝宠的时候,咸丰帝的异母弟弟醇郡王奕譞到了成婚分府的年龄。懿贵妃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向咸丰帝推荐自己十五岁的妹妹做郡王福晋。正与她打得火热的皇帝果然答应了这个亲上加亲的主意。于是懿贵妃成功地让自己的妹妹当上了皇帝的弟媳妇。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桩联姻对她的权力生命起到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力。

  除了固宠联姻,懿贵妃本人也确实不简单,她读得书多,还能写一笔好字,逐渐倦于政务的咸丰帝逐时常让她代自己批阅奏折。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是照咸丰帝的口述誊写,随着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她忍不住开始表达自己的见解,时不时还有与咸丰帝及其亲信近臣如肃顺等人相左的意见冒出来。不消多久,这位贵妃娘娘就找到了排遣后宫寂寞的最好途径:权力。从此她踏入了权力中心的争斗并终其一生不择手段地恋栈于此。

  叶赫那拉氏所嫁的丈夫咸丰帝是一个体质才干都相当不济的人物。

  咸丰帝初即位时,倒也有过些振奋的意思,也靠着弟弟恭亲王奕䜣在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然而随后兄弟政争,咸丰帝才疏学浅毫无眼光,有些才干胆识的恭亲王又离开了权力中杼,再加上清王朝痼疾已深,国事日见消沉。

  咸丰帝当年是以孝顺仁厚赢得道光帝欢心,从而被立为继承人的。应该说老道光在这一点上倒也没看错儿子。至少在出卖国家利益方面,咸丰帝不但深得其父真传,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仅在咸丰八年这一年内,清王朝签订的卖国条约就包括《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

  当然,签订割让土地的条约,道光帝也并不是第一人。康熙皇帝就曾经和俄国签过《中俄尼布楚条约》,把汉唐以来就属于中国所有的贝加尔湖及东尼布楚让给了俄国,还把乌第河与外兴安岭之间的地方划成了“待议地区”,并给予俄国极大的通商利益。话说回来,这条约虽然让俄国人占了极大便宜,害死了无数原本居住在那块土地上的中国人,总算还能在脸面上看得过去。相比之下,咸丰帝和俄国人签订的《瑷珲条约》可就要“出色”得多了: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彻底划给了俄国,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只许俄国行船,乌苏里江以东也成了“中俄共管”。——这片土地与尼布楚条约所出让的土地大有不同:不但自汉唐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同时也是清王朝“龙兴”之基。现在咸丰帝龙头一点,轻轻易易地把祖宗的风水地拱手送人了。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出的。

  卖国条约签得越多,侵略者的胃口越大。咸丰十年(公元1860)夏末,英法联军兵临通州,北京城形势危急。胆小如鼠的咸丰帝眼见战报越来越不利,再顾不得什么祖宗什么基业什么脸面了,立即采纳了亲信肃顺、载垣、端华等人的意见,命恭亲王奕䜣为留京大臣处理问题,自己则在农历八月初八(9月22日)这个发达之极的黄道吉日里,带上后妃宠姬一溜烟儿地逃到了热河行宫。

  把国家整成这个样儿,咸丰帝自知本事太差,也就更加放纵于酒色享乐了。然而在宫廷传说中,这位皇帝乃是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异常虚弱。传说虽不知真假,但他从二十五六岁就开始靠喝鹿血支撑日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说起来鹿血可是大热大补的东西,别说青年男子,就是换了身体较好些的中老年人,恐怕也要消受不起大流鼻血。可这样成大碗灌新鲜鹿血的高难度动作,却是咸丰帝每日必操演的内容,即使在为躲英法联军逃往圆明园时,他都没忘了赶上一群鹿。

  尽管身体差得无以复加,咸丰帝仍然割舍不下美酒美人。他的后宫中,仅仅是贵人以上的旗籍后妃就有十九人,常在答应以下无计数,除此之外还有散诸野史的许多妓女乃至寡妇,为了满足色欲,咸丰帝走到哪儿就把春药带到哪儿,在时人笔记中甚至还出现过有大臣在进见时误吃春药大失脸面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嗜酒如命,每喝必致烂醉而后快。沉湎酒色的后果,是生命更迅速的消逝。咸丰帝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在恐慌中,他成了一个性变态者,以喝醉了酒毒打嫔妃宫娥,酒醒后又重赏宠幸被鞭笞者为乐。照此看来,年华渐逝的懿贵妃在咸丰帝眼里的吸引力越来越少也未见得不是好事。

  呆在热河行宫里的咸丰帝在天昏地暗地享受他人生最后的疯狂,行宫外的皇帝亲信大臣肃顺和北京城里的恭亲王奕䜣却形成了两个分别以他们为中心的权力帮派。奕䜣虽因主持签订了大批条约而得到了外国人的支持,肃顺等人却成功地在热河“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上风。因此,哪怕只是为了将咸丰帝这个傀儡继续捏在手里,肃顺等人也不会愿意让他返回北京城。而咸丰帝也乐得在行宫中不受任何家规约束,逍遥浪荡。“承德避暑山庄”顾名思义,只是避暑之用,到咸丰帝这儿它却成了四项全能,不但避暑,连秋冬春三季都全包圆儿了。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公元1861年8月21),咸丰帝终于油尽灯枯。尽管他在如此炎热的季节仍然吃了一大堆羊肉进补(菜单为羊肉白菜、羊肉豆芽……),他的龙体也终于再撑不下去了。午饭刚吃完,咸丰帝就突然晕厥,直到深夜才悠悠醒转。

  虽然神智清醒过来,咸丰帝也已手足无力,连字都写不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于七月十七日子时三刻(即十六日深夜11时45分)召来了自己最信任的八大臣,面授遗旨,将懿贵妃为自己生下的独生子载淳立为皇太子,任命八大臣为顾命大臣。与此同时,他将一枚“御赏”章交给皇后钮祜禄氏,将“同道堂”章交给儿子载淳(事实上给了其生母懿贵妃),安排下了顾命大臣与两宫太后彼此制约、保障小皇帝平安长大的政治格局。

  事情安排妥当,时间离那顿午饭也已经过了十余个小时,虽然死到临头,咸丰帝仍然不免感到饥饿,想吃冰糖燕窝。然而燕窝刚刚端上,咸丰帝却剧咳不止,想要先喝些鹿血提提神。然而鹿血还没能取来,饥肠辘辘的咸丰帝就猝然逝于烟波致爽殿了。

  这时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8月22日凌晨三时许),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年仅三十一岁。

  二、两宫争锋

  咸丰帝这就么死了,在他死后,他唯一的儿子载淳在灵前即位为帝,年仅六岁,载淳唯一的姐妹大公主年仅七岁。至于咸丰帝留下的那一群寡妇,自然以幼帝嫡母皇后和幼帝生母懿贵妃为首,皇后称“母后皇太后”,时年二十五岁,居烟波致爽殿东暖阁,亦称“东太后”;懿贵妃称“圣母皇太后”,时年二十七岁,居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亦称“西太后”。现在,清王朝以及万千百姓的命运前途,就交到了这群孤儿寡妇的手里。

  当然,说王朝交到了太后幼帝母子手里并不准确,因为热河行宫里还有八位顾命大臣。

  八位顾命大臣的领袖人物,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肃顺,他才智超人且擅长网罗人材,极得咸丰帝信任。另七人则是怡亲王载垣、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恭亲王胞姐寿恩固伦公主之夫景寿、兵部尚书穆荫、户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匡源、咸丰帝受业恩师杜受田之子工部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代草御诏焦佑瀛。

  咸丰皇帝刚一咽气,他梦想中的辅政格局就被八大臣完全推翻了。八人之间原本多有不和,但到此时却联成一气合力对付起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很快,热河行宫就成了八大臣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下,而六岁的小皇帝当然比三十一岁的大皇帝要好糊弄得多。肃顺决定,所有奏章皇太后无权过目,所有旨意亦都由八人拟定,两宫皇太后无权更改或决定是否使用。

  这样的决定当然过不了西太后的关。东太后虽然在弄权术方面远逊于西太后,却也知道权力的重要性,清楚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母子的身家性命,何况她和西太后一样,和肃顺也结下了仇。

  据野史记载,在逃往热河的路上,肃顺本人日日酒肉,却只给皇后供应素菜,懿贵妃要求换辆好些的车也被他拒绝并加以讥讽。皇后一向节俭,曾经建议咸丰帝削减膳食的场面,咸丰帝本已答应了她的请求,事情发到肃顺手里,他却不愿皇帝听老婆的话养成习惯,日后可能会威胁自己的权柄,硬是把皇后的建议给驳了回来。除此之外,肃顺等人为将咸丰帝留在热河,让自己继续谋权,大举修葺热河行宫,到处搜罗倡优美女,甚至为此强行调动户部存银,还将坚守本职拒不拨款的户部侍郎宝鋆削职降级。咸丰帝终于在宠臣的支持下拒不返京纵情酒色,加速了死亡。对于这一切,皇后就算是个泥巴人,也要被惹出土性子来。

  西太后与肃顺结的仇就更深了。早在做懿贵妃的时候,叶赫那拉氏就已经开始插手政务,肃顺力主逃往热河时,懿贵妃却表示了反对意见,后来还劝说咸丰帝早返北京或将兄弟恭亲王召至热河。消息走漏后,肃顺将她视为眼中钉,不住地离间咸丰帝对其已经少得可怜的夫妻之情。野史甚至说,肃顺还曾经劝咸丰帝“效钩弋故事”,将懿贵妃一杀了事。

  如前所述,出于所有人都会有的妒意,两宫太后在做皇后贵妃的时期,其实就早有心病。东太后做为嫡妻,反感宠妾当然难免;但事实上西太后对东太后的恨意却是更深更重。她与东太后都是道台的女儿,却偏偏位居其下,做嫔妃时稍有错失就要被皇后斥责,好不容易生个儿子也只能拱手让给东太后,让儿子先管别人叫娘。叶赫那拉氏一生都深恨自己的姬妾身份,自然也就对夺去了嫡妻名份的钮祜禄氏怀恨在心。事实上咸丰帝刚死,叶赫那拉氏对钮祜禄氏的恨意就曾经爆发过一次。

  按照清廷礼制,后宫中所有的女人无论辈份如何,都要到死皇帝的灵柩前奠酒。奠酒的次序当然是由死皇帝的嫡妻来安排的。咸丰帝死后,在安排次序时,东太后决定让道光帝生子之妃排在咸丰帝生子之妃前面。于是西太后便落在了庄顺皇贵太妃(道光帝琳妃,西太后妹夫醇贤亲王的生母)之后。对于这项安排,东太后的原意可能只不过是尊重长辈,但早对嫡庶之分耿耿于怀的西太后却坚持认为,这是东太后在贬低自己给自己下马威。于是两个女人翻脸吵了一场。

  假如任由两宫太后为名份之事继续争扭下去的话,也许后面的事情会大不一样。然而肃顺等八大臣却急于揽权并且七情上脸,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整盘棋局。两个女人(尤其是西太后)迅速意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是拴在一起利益风险均沾的,于是她们放下了前嫌,开始联合起来与八大臣较劲。

  八大臣刚刚掌权,胆气还不是很足,终于做出了让步:皇太后可以阅览奏章,八大臣拟定的旨意上加盖两宫太后的印章;高级官员由八大臣提名后交两宫太后决定。在八大臣和两宫太后争权夺利的初次交锋之后,小皇帝也总算有了行使自己皇帝权力的舞台——他可以在众人的监督下,抽签选出次一级的地方官。

  在这样将民生当儿戏的黑色幽默背后,是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暗潮汹涌的权力之争。

  事实上,两宫太后当时也只是在表面上做出了退让的姿态,她们早已将与八大臣的斗争转入了暗中。她们决定召来八大臣的政敌一派首领恭亲王奕䜣,让他来协助击倒八大臣。在此事上出主意谋划的人当然是见多识广的西太后,东太后做为正宫太后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视,乃是牵头拍板的关键人物。

  这件事也是“一代名监”安德海正式亮相历史舞台的时刻。

  安德海是河南南皮人,原本就是咸丰帝身边得宠的太监,后来又得到了懿贵妃的信任。两宫太后召见了他,一番计较之后定下了一条苦肉计。大约是因为东太后不擅长演戏,于是西太后粉墨登场,找了个借口当众发作了安德海一场,说他违犯宫禁,驱出行宫。

  安德海以一顿板子的代价,换得了逃离八大臣势力范围的机会,他带着盖有两宫太后印章的密信回到北京,找到了恭亲王奕䜣。在此之前,恭亲王曾经屡次要求前往热河,都被咸丰帝拒绝,咸丰帝死后八大臣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不许他赴热河奔丧,恭亲王因此对热河行宫里的真实情况根本摸不着底,一直以为整个热河行宫都是一块铁板跟自己过意不去的。如今看过密信听过安德海的汇报,他顿时眼睛发亮,明白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已与八大臣势不两立,是愿意与自己为盟的。既有如此好机会,他遂正式并坚决地要求去热河叩拜咸丰帝灵柩。

  奏章递到热河,两宫太后当然立即应允,八大臣想想毕竟给哥哥吊丧也不好反对,再说两个寡妇已经对顾命大臣俯首帖耳,应该也没甚么妨碍,也就答应了。

  八月初一清晨,恭亲王奕䜣赶到了热河。他的目的当然并不真是只为了吊唁老哥。果然,他刚祭拜过咸丰帝灵柩,两宫太后召见的懿旨就传了出来。八大臣当然不愿让恭亲王见嫂,当即百般阻挠。咸丰帝师傅杜受田之子杜翰宣称叔嫂宜避嫌,太后热孝中更不能召亲王入宫。恭亲王将计就计反将一军,请郑亲王端华陪自己一起进见以避嫌。这个主张一出来,八大臣顿时哑口无言,他们当然也不敢公然摆出监视的模样得罪在北京城里还有一帮子人马的恭亲王,只好假笑道:“老六,汝与两宫叔嫂,何必我辈相陪?”

  奕䜣终于顺利地见到了两宫太后,叔嫂密谋妥当,他又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在热河内外转悠了好几天,才于六天后踏上归途。

  恭亲王前脚刚走,热河行宫里面就闹翻了天。

  八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递交了一份奏章,在奏章中,他建议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另选皇族近支亲王加入辅政行列,为小皇帝选择师傅,避免高级官员欺凌小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董元淳上书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近支亲王辅政等等,其实都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叔嫂密谋之后达成的政治交易。因为这位山东监察御史董元淳,正是恭王派干将吏部尚书周祖培的门生。

  这道奏章戳了八大臣的肠子,却非常切合两宫太后的意愿,一呈上去就立即被西太后给扣了下来,八大臣屡次派人索要都没能拿回。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

  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东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尿了裤子。

  吃了这一场亏之后,东太后再也不敢直接面对八大臣了。几天后的第二场争论便只剩了西太后一人单挑八大臣。这一场当然也是太后们输了。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都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她们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宣布罢工,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无可奈何的东太后首先屈服,并且劝说西太后也做出退让,同意并下发了贬斥董元醇的谕旨。八大臣终于制服了两宫太后和她们身边的小皇帝,不禁得意非凡,肆无忌惮地在人前讥笑两宫太后。

  八大臣都可谓是人精,各方面都有相当见识,但被权力蒙住眼睛之后,他们忘形了。对于这一切,热河驻地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也几乎都预料到了他们的结局,但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既然文攻不行,那就只能武斗了。于是,两宫太后与奕䜣派将宝押到了咸丰帝灵柩返京的时候。

  照肃顺等人的心意,恐怕更愿意一直呆在热河把持小皇帝过日子,但是咸丰帝的灵柩不可能不回京。最终在争论之后,回銮的日子定在了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在这个时候,宫廷的老制度帮了两宫太后的一个大忙:按规矩,小皇帝做为孝子,太后们做为未亡人,先要在热河避暑山庄门前跪送咸丰帝的灵柩启程,然后要提前抄小路返回北京,在皇宫门外跪接灵柩。而咸丰帝的灵柩则要摆出浩荡的仪仗,在辅政重臣和皇族近支王公们的护送下缓缓返京。

  在选择护送灵柩者的时候,两宫太后已经埋下了伏笔,安排下了西太后妹夫醇郡王奕譞这个“自己人”与肃顺等共同扶灵。对于这个安排,八大臣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因为醇郡王既非明显的奕䜣派,更是咸丰帝的亲弟弟。

  在带着小皇帝先期返京的时候,西太后聪明地决定不辞辛苦日夜赶路,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赶回了北京,两宫太后中途甚至还在京郊石槽与恭亲王秘密会见过一次,议定了返京后的章程。

  九月二十九日午时(11月1日12时),两宫太后的轿子到达北京德胜门。一顶轿子是东太后带着小皇帝,一顶轿子是西太后。按照筹划好的算盘,恭亲王奕䜣带着大群王公官员前来迎接,两宫太后虽然疲倦却并不急于返回皇宫(一进宫门要见大臣就不太容易了),而是当场就由两宫太后公开向众人控诉八大臣凌辱孤儿寡母的行径。在奕䜣派和两宫太后的配合下,很容易就使众人群情激奋,公誓要与八大臣势不两立。

  与此同时,清王朝的各路军将也纳入了奕䜣派拉拢的范围内。其中尤其以三人为主:首当其冲的是兵部侍郎胜保,陪肃顺等人一起护送咸丰帝灵柩返京的两万余名护卫兵士,几乎都是胜保的直系。胜保原本可能成为八大臣的羽翼,然而八大臣却因小失大,只因为可能不知内情的胜保想向小皇帝和皇太后上请安折子,八大臣就异常敏感地给了胜保一个下马威,并且拿他当鸡杀给猴儿看,大骂了一顿还要写认罪书,反倒把胜保生生地逼进了奕䜣派里。其次是实力最强的曾国藩,他当时以兵部尚书衔兼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肃顺曾经派自己的汉官亲信王恺运赶往祁门大营,向正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曾国藩示好请盟。做为有志光大儒学的汉官,曾国藩异常反感太后理政;然而做为官场战场老姜,他却聪明地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两不相帮策略。最后一位重要将领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这位就更不用说了,本是一个没落子弟,却被道光帝选为王爷过继子而平步青云,又是扶保咸丰帝的顾命大臣,满心满眼就只知“皇帝”二字,根本就不买八大臣的帐。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里。一道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道出自武将之手,作者正是直系兵马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道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以近支亲王辅政的。

  武将与文官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八大臣的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自认为在咸丰帝遗诏在手并且已制服两宫太后“女流之辈”的八大臣们自己,却对发生在不远处的一切都茫然无知。

  就在两道奏章送达的当天,两宫太后急召众臣会议。辅政八大臣中已先期到达北京的载垣、端华也同时进宫。两人一见太后们竟敢召见八大臣的政敌臣子,顿时习惯成自然地当场向太后发作。结果正好被当众抓住把柄,被以大逆不道罪名抓了起来。随即两宫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密旨给正在护送灵柩路上(密云县)的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让他们立即抓拿肃顺等人。

  九月三十日夜,仁寿和奕譞等到肃顺带着两个小妾安寝之后,立即带着大队人马破门而入,将肃顺当场活捉。并且顺理成章地给他加了一项“大孝期间违制寻欢”的罪名。被抓了个现行的肃顺自知死到临头,不禁破口大骂:“悔不该早治此婢(指叶赫那拉氏)!”然而再骂也没有用,他再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辅政大臣被捉,毕竟是一件大事,何况他们也多年经营自成帮派。两宫太后和奕䜣担心夜长梦多,仅仅过了六天,处理结果就出来了: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

  这场政变,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取得了胜利。十月初九(11月11日),六岁的小皇帝载淳于太和殿登基,八大臣定下的“祺祥”年号被废除,“同治”年号诞生。两宫太后则得到了垂帘听政的权力。至于恭亲王奕䜣更是炙手可热,同时兼任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爱新觉罗氏族长)。奕䜣的亲信大学士桂良(奕䜣老丈人)、户部尚书沈光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同时兼任军机处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则成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就连奕䜣年仅六岁的女儿,都于当年十二月被西太后收为养女,封为“荣寿固伦公主”,享受皇后嫡女的待遇。

  然而,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并没有忘记奕䜣是自己丈夫咸丰帝的最大政敌。在为了眼前政治利益厚待奕䜣派的同时,精明并富于政治眼光的西太后已经在预防奕䜣有朝一日成为“肃顺第二”的可能,开始为自己收服人心。肃顺等三人死后,在奕䜣主持的王大臣会议上,辅政八大臣所剩下的五个: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原本是被议定为“革职发配新疆”的,这个议案却没能过得了西太后的关。她免去了此五人发配新疆的处分。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大搞株连,连内宫中原本帮着八大臣欺负寡妇太后的太监,她也只处分了十余人,还将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帐薄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名声,轻易地得到了众王公大臣对太后垂帘的心服口服,并迅速使太后成为能与奕䜣派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

  掌握权力,对东太后慈安来说只是生活的保证,并不是生活的内容,而且她对政治也没有那个精力和兴趣,理政对她来说是个苦差事。虽然两宫太后同时临朝,但是送呈上去的奏章,却几乎都是归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批阅的。时间长了,西太后手里掌握的权力便越来越大,而两宫太后与小皇帝之间则以慈安太后更为亲近,而慈禧与亲生儿子同治帝之间的母子之情却越来越淡漠。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仅仅是因为西太后热衷权力,而是与清王朝的宫廷制度大有关系。

  在东太后钮祜禄氏面前,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在宗族间的地位仅仅是个妾室,她所生的儿子首先是要认东太后为母的。按照清宫规定,所有的皇子公主出生之后不能留在生母身边,而是要立即交给指定的保姆奶妈谙达养育,从此以后与生母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偶尔短暂相见,见面时也要摆出接人待物的外交架势,一言一行都必须合乎礼制。母子间是没有什么培养亲情的可能的。同治帝幼冲即位,倒是经常能与母亲们见面,但在嫡母和生母间,慈安太后做为咸丰帝的嫡妻,更有资格抚养和接近小皇帝,叶赫那拉氏虽是生母却为庶室,是必须将这些机会让给丈夫正妻的,同治帝自然更亲近嫡母。这也就埋下了同治帝后来的家庭悲剧根子。

  慈安太后既然更多的专注于宫廷内家庭生活,理政之事自然就多数交给了慈禧太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权力越来越大,胆量越来越大,对于如何运用权术也越来越谙熟。

  云南人何桂清第一个撞到慈禧手里。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五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攻克丹阳,身在常州的清军大将何桂清大惊失色,以筹饷的名义弃城出逃苏州。常州士绅挡路顶香跪请何桂清留守,何竟命亲兵开枪,当场致死士绅十九人。几天后常州失陷,生灵涂炭。激起公愤的何桂清逃往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拒其入城并向清廷上书弹劾何桂清,何又逃往上海。此后苏州失陷。徐有壬跳水自尽,死前留下遗折,仍然请求严惩何桂清。江苏绅民对何桂清尤为痛恨,都要求处死。尽管如此,何桂清仍然在朝廷中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的生死也关系着朝政大局,关系着各支兵马彼此牵制抗衡的局面。于是,何桂清之事一搁置就是两年。同治元年,何桂清终于入狱,然而也惹来了以大学士祁俊藻为首的十七人上疏搭救。然而慈禧太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当年冬天,何桂清问斩。慈禧太后一举立威并兼收民心。

  另一件立威之事发生在同治二年。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的胜保由于擅自调兵,不再完全驯服,尽管他“有无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慈禧太后仍然颁下了赐死胜保的诏令。

  随着慈禧太后在权力和权力各方面的成熟,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治四年(公元1865)春天,奕䜣终于败下阵来,被两宫太后以“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的罪名,一道谕旨罢免了所有职务。

  这当然只是个显露手段的花招而已。谕旨下过之后,以西太后妹夫醇郡王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就象约好了似的纷纷上书请饶,几天后,两宫太后终于发了慈悲,命奕䜣“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终于尝到了慈禧太后的厉害,知道自己旧日的权力地盘已经失守,立即进宫痛哭请罪,并且主动要求将女儿荣寿公主的封号降级。两宫太后对奕䜣的态度表示满意,又降旨说“王亲信重臣,相关休戚,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经此一役,奕䜣老实了很多,同时也意识到慈禧在其中起的作用,遂着意保持与慈安太后的关系,希望能够与慈安、以及慈安一边的同治帝联手制服慈禧。

  作为深居后宫的太后,慈禧权力虽大,接触得最多的人却无非是太监宫女,而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太监安德海当然首屈一指。由于立下如此大功,安德海极得慈禧信任,地位也扶摇直上,成了六品蓝翎大太监。但这位大太监与后来的李莲英不同,过于小人得志,凡事都不知道要留有余地,他借着慈禧太后的光儿,将慈安太后、恭亲王,乃至小皇帝载淳都不放在眼里。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也因此逐渐紧张起来。恭亲王奕䜣更是对安德海痛恨之至,认为他一介太监时有干政,违背了祖制,早想除之而后快。

  清宫向有制度,太监不得干政,更不得擅自出宫。然而年轻识浅得意忘开的安德海却打算借太后之威挑战制度。同治八年(公元1869)七月,安德海觉得在皇宫内炫耀得还不够,想要到外头去威风威风,便向慈禧提出请求,想要亲自出马到江南去督办同治帝的龙衣。慈禧太后开始倒也对安德海做了些劝阻,但终于禁不住安德海的巧辩,答应了下来,征得了同治帝的口头应允之后,安德海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浩浩荡荡地顺水路出京了。安德海前脚刚出京,同治帝后脚便将此事告诉了东太后慈安及恭亲王奕䜣,决定借此机会除掉安德海。遂将一道密诏发至与奕䜣关系密切的山东巡抚丁葆桢处。

  安德海一入山东境内,就进入了丁葆桢的监控之中。安德海却茫然不知,一路骚扰百姓,索取贿赂,七月二十一日这天还在山东德州境内大摆寿宴。察勘明白之后,丁葆桢立即将安德海在泰安地方捉住。安德海被抓时仍然嚣张无比地对丁葆桢说:“汝辈自速辜耳!”丁葆桢答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丁葆桢随后上奏,奏章也恰到好处地先被恭亲王看见。于是此事便被公开举发。慈禧太后闻讯后非常惊慌,害怕此事会烧至自身。她很快就看清了形势,决定丢卒保车,遂与东太后恭亲王及军机大臣们一起商议定了诛杀“安姓太监”的主张。对于处死安德海,慈禧太后是很不情愿的。谕旨拖了两天,才在醇亲王的当面请求下从宫中发出。

  数日后谕旨到达济南,二十六岁的安德海及其随从二十余人被斩。安德海的后台是慈禧太后乃路人皆知之事,他的死震惊朝野,丁葆桢因此赢得一致好评,正患眼病的曾国藩更称其为“豪杰士”,说这消息使自己眼目都为之清楚。

  关于安德海之死的过程,野史演义说法不一,流传最广的一种是安德海是假太监,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并私自出京,在山东被丁葆桢发觉并上奏,同治帝及慈安太后恭亲王则背着慈禧太后下了诛杀密旨,丁葆桢嗣后受到打击免官云云。这说法当然香艳惊险,但是细考却站不住脚:

  第一,清宫对太监“验身”极其严苛,除入宫时要验证外,每年还要查察,安德海当初是咸丰帝身边的太监,有甚么不同之处就更瞒不了人。

  第二,慈禧太后非常清楚自己当时并非一头独大的情形,何况安德海在宫中红极一时,同治帝与慈安太后也与他日日可见,他离开宫廷之事也普不可能背着同治帝去做。

  第三,丁葆桢并未因此免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闻名的贵州人此后的官运虽不是最为兴旺,却也中规中矩。同治十年(1871年),仍任山东巡抚的他主持了山东境内河道工程,1875年,他上书朝廷请建山东机器局也得到了批准。1876年,在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后,丁葆桢升任四川总督,接了慈禧太后大红人吴棠的缺,而且在这个惹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丁葆祯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太后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丁葆桢一生清苦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士追着告他的状,慈禧太后却统统不予理睬,将丁葆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从丁葆桢与安德海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的政治才干,更深地了解她能够令大臣信服,从而掌控朝政几十年的原因。

  诛杀安德海,是慈安太后唯一一次正面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记录,此后她的生活重心完全转向了后宫。这位似乎不问世事的东太后一直平淡地过着寡居生活,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慈禧虽然在政治上掌握实权,仍然在家庭关系上遵守自己的妾室地位,表现得从属于慈安太后这位嫡妻。但是政见与生活细节上的参差,也势必加重两宫太后之间潜在的矛盾。同治帝选后之事就是一例。

  在同治帝结婚的事情上,慈禧太后与急着抱孙子的慈安太后不同,而是一直在找各种借口拖延。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同治帝载淳已经十七岁了。照说这在当时早已经是可以当爹的年纪了,同治帝却还没有成婚。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做为生母的慈禧太后不愿承认儿子已到成家年纪,不愿在儿子成婚后撤帘归政所致。然而皇帝一天天长大,没法再拖下去,慈禧太后也终于同意为儿子筹办婚事,在大婚后撤帘了。

  经过层层遴选,五名秀女成为同治帝后妃的候选人。在秀女中,呼声最高的是蒙古族正蓝旗人阿鲁特氏。阿鲁特氏比同治帝大两岁,生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一,是四人中最年长稳重的,虽然相貌不够美,家世却非常显赫,自己也满腹诗书。因此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喜欢。但是慈禧太后却对阿鲁特氏异常反感,她中意的是江西司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

  野史说,慈禧太后反对阿鲁特氏的原因是她迷信无比,认为阿鲁特氏属虎,做儿媳妇肯定不利于自己这个属羊的婆婆。当然这个原因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却应该不是主要原因。阿鲁特氏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大失分的原因,跟她的家世和她本人的脾性更有关系。

  说起来阿鲁特氏的家世真是一笔复杂的帐。她的祖父名赛尚阿,是咸丰帝初年的首辅大臣。赛尚阿本人后来虽失宠遭贬,却生了一个读得书的儿子崇绮,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崇绮一举成名,竟成为有清一朝唯一的一位旗人状元,当上了户部侍郎。崇绮前后娶了两房妻室,第一任妻子爱新觉罗氏是郑亲王端华的女儿,为崇绮生下的长女便是如今进入皇后候选名单的阿鲁特氏。这位妻子死得很早,她死后崇绮便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瓜尔佳氏,瓜尔佳氏的胞兄正是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荣禄。阿鲁特氏的亲外祖父郑亲王端华正是咸丰帝遗诏确定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端华本人虽然在“辛酉政变”中失败被杀,但他做为曾经凌辱过慈禧太后的人,慈禧太后对他的敌意却并不能人死债消。崇绮虽是端华的女婿,却也是荣禄的妹夫,荣禄的这个胞妹在慈禧太后面前很有脸面,崇绮沾继弦老婆的光也颇得慈禧太后眷顾。然而崇绮的长女阿鲁特氏身上却流着端华的血,是绝对不可能得到与父亲同样待遇的。

  除了先天血脉的因素,阿鲁特氏本人也让慈禧太后不满。除了野史所持的生肖之说,她较长的年纪、一看就很有主见很有个性的外表,也不可能过得了慈禧太后的关。慈禧太后怎么会愿意让一个有个人见解的人做儿媳,影响自己在同治帝大婚后继续执掌朝政?她所满意的皇后人选是富察氏,因为富察氏不但家世较低,而且年龄也是五位秀女中最小的,年仅十四岁,她如果当了皇后,自然要比一个年纪又大家世又显赫的皇后要听话得多,也更易控制,最大限度地满足慈禧太后继续插手朝政的愿望。

  然而,在皇后人选方面,慈禧太后的意见却并没有得到慈安太后与同治帝本人的认可。他们都认为“选后取德,选妃取色”。

  谁是皇后谁是妃嫔,一切在二月初二这天揭晓。同治帝手中那枚象征皇后之位的信物玉如意最终还是交到了阿鲁特氏的手里。大局定下之后,慈安太后为免慈禧太后过于难堪,命同治帝将象征皇妃身份的信物荷包交给了富察氏,她成了慧妃。还有三名秀女,分别是皇后的亲姑姑、赛尚阿十六岁的庶出女儿阿鲁特氏;知府崇龄十八岁的女儿赫舍里氏;主事罗霖的女儿西林觉罗氏。小阿鲁特氏被封为珣嫔,赫舍里氏被封为瑜嫔,西林觉罗氏被封为瑨贵人。

  在这场两宫太后凭借家族身份以及对儿皇帝影响力进行的竞争中,慈禧太后输了。然而这一场令慈禧太后大失颜面的选秀,却最终导致了同治帝及其后妃惨淡的未来和结局。

  这场选秀之后,慈安太后的人生又归于沉寂。直到十二年后她去世那时为止。

  光绪七年三月九日,两宫太后齐赴早朝,此后慈安太后还召见了军机大臣,当时大臣们都看见慈安太后面色红润谈吐自如,晚间却传来了她“不豫”的消息,仅仅过了一天,三月初十戌时(19-21点),慈安太后便在钟粹宫中去世了,年四十五岁。慈安太后从起病到弃世,前后仅两天时间,这使得关于她的死在野史中也被说得甚是热闹。在所有的传说中,两种说法最为卖座。

  第一种说法:咸丰帝临终之时曾经留下一道密诏给慈安,说是假如慈禧本分就罢,若是仗着儿子掌权违制,慈安可凭此诏诛杀慈禧。因为有此诏的缘故,慈禧一直对慈安毕恭毕敬,蒙在鼓里的慈安却对她毫无防范,认为丈夫待慈禧太过严厉,遂将此诏当着慈禧的面烧毁。谁知意欲独揽大权的慈禧却在随后向慈安下了杀手。

  第二种说法:光绪七年初,慈禧太后难耐后宫寂寞,与宫外男子(此男子为何人,说法不一)来往并怀上身孕,又因打胎而长期卧病。消息走漏后慈安太后打算惩办,却被慈禧先下了毒手。

  至于慈禧太后下毒手的方法,说法也多姿多彩。最盛行的一种,是慈禧先让慈安吃自己的点心使其麻痹大意后,再将毒放在点心中送往其宫里。还有说是派太监在慈安太后饮食中下毒的。总之都是毒药在起作用。

  然而这些说法也都有些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说遗诏。慈安太后死时,已经是光绪七年,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不但掌权,而且还背得有逼死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嫌疑,此后光绪幼冲即位,恢复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制度,然而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多数时候都是慈禧一人理政,多数事情也都是由慈禧一人独裁。假如世上真有这样一道遗诏,假如慈安太后当真要执行,早就该用上一百回都不止了。何况如此隐秘的遗诏内容及烧诏现场,太监宫女或大臣们再得两宫太后宠信,也绝无让他们当场见证的可能,除非——慈安太后不怕担烧毁先帝遗诏的罪名,慈禧太后不怕被人知道死鬼老公猜忌自己——那……就是两宫太后都疯癫了。

  再说慈禧太后私孕的传说。慈禧太后确实有不符皇族寡妇的举动,比如她嗜好看“粉戏”,也就是不庄重的戏剧,然而此人好排场,虽然看的是粉戏,也总是要招一大帮子贵妇人陪着一起看,陪看的人从儿皇帝媳皇后直到王爷福晋公主,总是一大帮一大帮的,能有什么时间和戏子眉来眼去?至于宫外男子由李莲英领进宫去偷情之说,更有些平头老百姓臆想的味道,简直是将深宫大院当成了土财主的浅门小屋。关于这一点,《红楼梦》中贾母掰谎一篇中有精彩的陈述,在此就不再重复了。而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是四十七岁绝经期的妇人,竟还能老蚌生珠,也可算是奇事一件。至于说到她光绪七年三月,即慈安太后崩逝的时候,慈禧太后确实在卧病期间。然而她的这场病却是从光绪六年害起,直到光绪八年才告痊愈,当其病愈时,慈安太后早就死了一年多了,由于害病时间太长,光绪皇帝甚至还曾经下诏要各地督抚举荐良医。

  但是这并不是说慈安太后之死这件事上,慈禧太后毫无可疑之处。在正式记录的史料中,以慈禧太后的权力,当然不会留下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记载,但对于慈安死后其所居钟粹宫的情形,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龠在日记中却有提及。据他说慈安向有头疼之疾。三月九日这天感觉身体不适,十日头疼也异常剧烈,随后便在当夜去世了。她去世次日,翁同龠在钟粹宫中看到了九日十日两天共计五张药方。奇怪的是这些药方都没有拿去抓药。据说是因为她头疼后不久便已经神智不清牙关不开无法喝药,但是真相如何,深宫隐晦,仍然令人极费猜疑。

  慈安太后的另两种死法,传播较少,不过也值得注意

  一种是说她被娘家家务事气急或因政事繁亢疲劳,于是诱发旧病而死,据她生前药方来看,她后来有较严重的高血压,常用天麻。光绪年间较少上朝理政,恐怕也有这个原因在内。不过慈禧太后虽然独自理政,但大事都要经过她,疲累恐怕也难免。

  另一种说法是说她自杀,原因那就说啥都有,主要当然还是说是给慈禧逼的……

  三、倒霉的亲生子夫妇——同治帝及其后妃

  说到慈禧太后的一生,就不能不说她与两位儿皇帝的关系。

  用民间的话来说,两宫皇太后(包括慈安慈禧)不但克夫,而且绝不益子孙,更离奇的是似乎出自她们撮合首肯并且关系来往特别亲密的夫妻也都没有好结果——咸丰帝与丽贵妃所生的女儿荣安固伦公主出嫁仅一年工夫,就象弟弟同治帝一样无子而死,额驸符珍成了鳏夫。恭亲王奕䜣的大女儿被两宫太后收为养女封荣寿固伦公主,于同治五年下嫁道光帝第六女之子志端,结婚仅五年志端就死了,十八岁的荣寿公主从此守了一辈子寡,干脆长年在皇宫中陪伴太后;还有一位四格格,是庆王奕劻的女儿,她也是由太后指婚的,也是新婚不久就当了寡妇;常年陪侍在太后身边的寡妇还有一位,是内务府大臣庆善之女,慈禧太后将她指婚给自己的弟弟桂祥做儿媳妇,这位更惨,婚礼还未举行未婚夫就死了,连丈夫长啥样都没弄明白就做起了寡妇。除此之外还有同治帝的敦宜皇贵妃(即慧妃)富察氏、瑜妃赫舍里氏、珣妃阿鲁特氏、瑨嫔西林觉罗氏;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瑾妃他他拉氏这两个守活寡就更不用说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前还有慈安太后)的闲暇时光,就和这么一群被她们“制造”出来的寡妇们一起消耗。

  不过,同样是长期生活在宫院中的寡妇,同治帝留下的嫔妃们却似乎过得并不好,也很少有机会陪伴在慈禧太后身边。尽管她们是慈禧太后亲生儿子的女人,慈禧太后似乎却宁可接近她深恶痛绝的光绪皇帝的后妃——哪怕是珍妃的亲姐姐瑾妃。

  同治帝与阿鲁特氏夫妇死后,在他个人所属的那个家庭里,就只剩下了四个妾室,虽然这四个年轻女人的封号一直在逐步提高,但她们的处境却很凄凉。据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回忆说:“她们象囚犯似的永远被禁闭在一座很冷僻的宫院之内,终年不准走到外面来。……当同治帝归天的时候,她们都还是红颜少女,太后却将她们囚禁了,不肯放她们出去,却又不愿见她们,以免触起她思念同治的愁绪。她把她们活埋一般地锁闭在深宫里……”

  德龄的这段记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慈禧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让同治帝的嫔妃们在旁边陪伴的,她还非常偏爱同治帝的慧妃富察氏,同治帝生前富察氏未曾生育便当上了皇贵妃,新寡之后她成为敦宜皇贵妃,在慈禧六十大寿之时,慈禧太后甚至将富察氏封为“敦宜荣庆皇贵妃”,使富察氏成为清朝唯一一个享有四字尊封的皇贵妃。但是同治的另外几位嫔妃就不好说了,慈禧太后西逃时带上了光绪夫妇、带上了光绪的瑾妃他他拉氏,偏偏没有带上同治帝的寡妇珣妃瑜妃瑨妃。在那样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几个年青的寡妇心里最大的怨恨,恐怕还是怨恨自己的死鬼丈夫,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吧?

  说起来,同治帝确实是死得太早了,他是清王朝最短命的皇帝,不但没有儿女,而且只在人世间活了二十个年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酉时(公元1875年1月12日17~19时),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死于养心殿东暖阁。同治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即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寅时(公元1875年3月27日3-5点)他的皇后阿鲁特氏也离开了人世,享年二十二岁。

  这对皇族夫妇的死,成为清宫的一大谜案。而各种各样的稗史野记,都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同一个人:慈禧太后。认为是她间接或直接地将亲生儿子小夫妻推上了绝路的。

  在多数时候,慈禧太后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母子亲情的女人,当然这也成立,因为皇宫中根本就不允许父母子女间产生什么真感情,那是“违制”的。除此之外,慈禧本人在宫廷生活中还日渐养成了极强的报复心——“如果有什么事情恼了她,便不可开交了!不管是怎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她都不肯甘休,必然要大发雷霆,闹得上下不安,而且这样一来,她一定会把这个人或这件东西恨到了底,虽隔三年两载,还是耿耿于怀记着……即使把这一生的时间全用来赎罪,一刻不离地在她的足下长跪,她也断断不肯宽放的!”在绝大多数时候,慈禧还是个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也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感情的人。据野史记载,大约就是光绪六年至八年慈禧太后那场大病的时候,年仅十岁的光绪帝曾经学着书上说的样子要为养母割股疗疾,被太监拦住,慈安太后听说后表现得非常感动,慈禧听了之后却没有在人前有任何特别明显的动情迹象。而据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回忆说,慈禧太后对于汉高祖刘邦在战败时“推子女下车”的事迹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干大事的举止。由此来看,她似乎还在有意地将自己往无情的权力机器方向塑造。

  不过同治帝毕竟不同于光绪帝,做为亲生的儿子,慈禧太后对他的母子情意虽然表现得不多,但还是不吝于流露的。侍丛女官就曾经记载过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对他幼年的玩具不忍释手的场面。大学士翁同龠在日记中也写到过,同治帝重病期间,慈禧太后面对群臣时“继以涕泪,群臣皆莫能仰视”,及等到同治帝弥留之时,慈禧太后更是“哭不能词”。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母子之情,都不能弥补同治帝活着时与生身母亲之间的隔阂冷漠。造成母子疏离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仅仅是一对母子,他们是皇太后与皇帝。而且是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急于掌权的皇帝。

  按照顺治帝、康熙帝的先例,无论是太后理政还是辅政大臣摄政王理政,小皇帝到十四岁时就应该大婚亲政了。然而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同治帝已满十三周岁进入十四岁,他的婚事、他的政事,却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同治帝没能早日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不同意。慈禧太后不愿早点让儿子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她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治帝自己的表现也非常令人遗憾,使得慈禧太后有岔子可寻。

  据同治帝师傅翁同龠的日记记载,同治帝厌学,甚至公开对帝师抱怨,说自己每天要早起向两宫太后问安,又要陪着精力旺盛的太后们临朝听政,又要到弘徽殿去读书……少年皇帝对母亲们的安排怨声载道,宣称自己“当差劳苦”。做为一个十来岁的孩童,载淳的抱怨还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承担的压力确实太大,慈安太后对他倒还时有溺爱放纵,慈禧太后却是个信奉“不打不成材”的,对他要求极其严格,没有给儿子安排丝毫玩乐的时间。载淳六岁入学,学业极其艰深,文武军政俱全,一年间只有三十余日全假、四十余日半假,除夕之日也只能提早放学而已。从入学之日起,载淳做得好是应该的,也就得不到褒奖,稍有略有犯错,慈禧太后的训斥却从不曾含糊。时间长了,同治帝想不厌学恐怕也难。不过即使如此,同治帝的学业还是有可观之处的,偶尔也会给帝师们带来意外惊喜——但可惜的是,慈禧并不曾将儿子与同龄人相比,她是将他当成一个皇帝来要求。同治帝的厌学也就越来越厉害,最终发展到逃学、与陪读的宗室子弟溜到宫外浪荡。

  慈禧有意无意地贬低同治帝的学习成绩,除了她确实可能有些“拔苗助长”的倾向之外,更引人猜测的原因恐怕就是她希望借贬低儿子的学业,向朝臣暗示小皇帝还未有独理朝政的能力,以此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然而恐怕她自己也不曾想到,儿子最后竟会发展到去宫外浪荡的地步。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同治帝是一个命运极其不幸,却也极其任性倔犟逆反、甚至有些自甘堕落的少年。虽然他是个皇帝,自幼被世人捧在最高处,他却总喜欢做些在普通人眼里都很不上台面的事情。

  和生身母亲一样,同治帝也爱看戏,而且他还爱自己唱戏。但是他却从不愿在戏中扮演主角,反倒是乐于演些下里巴人。据记载,他曾经给两宫太后和其它的太妃们演过戏,这倒还可以用孝道来解释。但有一次,他偏要在一出《黄鹤楼》中演配角赵云,让太监演主角刘备,而且坚持要“遵守剧情”在台上向太监行大礼参拜。——关于这一点,即使是野史的记载者都忍不住叹息:道光帝也演戏,可都是演的孝子,而且在出演的戏中绝对不让别人演帝王角色,同治帝却乐于给人打下手,真是戏运如命运。

  对于小皇帝如此不自重,帝师和王公大臣们焦虑万分。终于忍不住给了同治帝一点教训。当然他们不敢教训皇帝,而是教训跟他搭档的人。那个人就是恭亲王奕䜣的儿子、同治帝的陪读载澄。当载澄某次“投入”地在戏中扮演高于同治帝所饰的角色之后,恭亲王终于大发作,把儿子关起了禁闭。

  然而小皇帝并没有吸取教训。此后他的戏虽然唱得少了,却发展了另一项可怕的爱好:当起了武戏教头,逼着太监们练习翻筋斗。小皇帝的训练命令对于年长些的太监来说等于酷刑,有很多太监就在这样的训练中丢了性命。

  稍大些以后,载澄对小皇帝的“陪读”内容又增加了一项:带小皇帝出宫冶游。也因为如此,野史中就留下了很多同治帝在宫外的事情,最有名的莫过于儿时的同治帝在宫外吃小食,让摊主拿着自己的欠单进宫讨帐,慈安太后溺爱儿子,替他在慈禧太后面前隐瞒,还代还了五十两银子的故事。这故事当然也显示了慈安太后与同治帝的感情,但也显示了小皇帝自儿时便到处游荡的事实。当时小皇帝年纪还小,大约除了欠些零碎帐目外没干出什么别的事迹,随着载澄被恭亲王处罚,也就不得不收心了。然而再过数年,当长大些的他感觉到家庭生活不如意、政治权力也不如意之后,这位少年皇帝“重温旧事”的记录,就实在糟透了顶。

  同治帝的家庭生活不如意,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依从生母的意愿,而是依从了嫡母的意愿,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而且还在婚后经常亲近这位妻子。这当然已经足够让慈禧太后不满了,更糟的是阿鲁特氏还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恶劣。

  在多数的描写中,阿鲁特皇后在慈禧太后面前完全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同治帝亲近珣妃没问题,亲近瑜妃也没问题,可是只要亲近皇后一回,慈禧太后就要跟皇后为难一回,非要逼着儿子把皇后的机会统统让给自己中意的慧妃不可。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大意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阿鲁特氏不幸在选后那一刻就犯了这位不好惹的婆婆了。

  不过,仅仅是选后那一个瞬间,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在大婚以后,阿鲁特氏做为同治帝的妻子,眼见慈禧太后没有完全将权力还给丈夫,又有外祖父家族的旧恨,对这位婆婆的态度也是很生硬的。

  关于阿鲁特氏为何态度生硬,宫廷女官德龄的解释是因为阿鲁特氏知道慈禧太后入宫前曾经与荣禄有过婚约,做了太后又给荣禄升官,因此认为慈禧太后不够清白,不配做太后。——荣禄是不是真与慈禧太后有过婚约呢?这事可真是天知道。仅从表面来看,荣禄入官场并升官是因为慈禧“顾念旧情”,那真是不可能的事情。

  荣禄字仲华,是满洲正白旗人,生于官宦世家,小慈禧一岁,咸丰年间以荫生出仕为官,做到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犯法被革职,然后又花钱买了个直隶侯补道的准五品官儿。荣禄此次革职是肃顺办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与肃顺有仇,在“辛酉政变”前后便站到了恭亲王与两宫太后的阵营里。这场政治投机很成功,同治年间他先是到神机营当了个五品京堂,又在大学士文祥的推举下升迁到了内务府大臣之职。因此,同治帝死时他参与了策立光绪的过程,并且为恭亲王出了个“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的建议。光绪初年当上了步军统领、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然而他很快就得罪了慈禧太后——1879年,慈禧太后想要自选宫监,荣禄表示反对,说有违祖制。大概是话说得不够婉转,慈禧太后就借个因头把他官职给免了,整整把他晾了十几年。1891年,荣禄百般钻营终于获得起复,却只能被赶出北京城去当西安将军。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荣禄终于找到机会回京,并借机大拍恭亲王和李莲英的马屁,终于挽回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好感,又恰逢甲午海战,他获得了留京办理军务的机会。这一次他学乖了,不但自己大拍马屁,还让自己的老婆时常进宫讨慈禧的欢喜,于是官运大有长进。循次当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98年,在“百日维新”之后的“戊戌政变”中,他立下大功,终于完全得到了慈禧的信任,成为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主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近畿武卫五军。死后还追赠了一等男爵。

  尽管荣禄婚约之事靠不大住,但阿鲁特氏看不起慈禧太后,认为她身份低贱而且“德行有亏”,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爱看“粉戏”,也就是言情戏,大约是想借此排遣自己寡居的寂寞。她看戏时当然不会如我辈小民般自己买张票猫在角落里看完算数,而是要让大批的内宫女眷们相陪。阿鲁特氏皇后做为正牌儿媳妇当然也在陪客名单中。然而年青的阿鲁特氏既然出自书香世家饱读经典,如今又是皇后,当然在人前表现得极其不满“淫秽的戏目”,慈禧太后传戏时她经常借故不去,实在推不掉前去的话,也是正襟危坐,目视戏台以外的地方。这使得慈禧觉得儿媳妇是在讽刺自己不守妇德,于是恼羞成怒。

  慈禧热衷于享乐,而且也很会享受,对于妆饰打扮赏花养狗更是极上心,直到六七十岁还爱穿鲜艳奢华的服饰,而且只穿新巧的,据说她老年的睡衣上都绣着大朵的红牡丹。以封建社会对寡妇的要求来讲,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样是寡妇,恭亲王之女荣寿公主就与养母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据记载,这位公主自十八岁守寡之后“衣履朴素,绝无嗜好。居恒不与男子通殷勤,毁容不事妆饰,虽二十许人,望之若妪媪。”荣寿公主对养母奢侈的生活方式及爱好妆饰很有意见,经常当面表示不满:“彼清家一老寡妇耳,亦复何心于纷丽,若以此费移作它举,无论公私,均为有裨,何必取快一时,徒贻人之口实。”慈禧太后虽然将养女的谏言当成耳旁风,但却对其如此严守规矩非常佩服,多少还有些收敛态度,并将养女称之为“女汲黯”,反而非常喜爱。

  然而阿鲁特氏不是荣寿公主,慈禧太后能够容忍同样身为寡妇的养女说这样的话,却绝不能容忍正在享受夫妻恩爱的儿媳妇也如此说如此做。她对阿鲁特氏几乎恨之入骨。

  慈禧太后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做了皇帝的小妾,亲生儿子还得管别的女人叫母亲,她因此对自己的身份极其敏感,只要有可能就要拼命要列出排场显示显示。然而在阿鲁特氏面前,她无论如何显摆也没办法占上风:阿鲁特氏身世高贵,是正宗的皇帝元配嫡妻,论起来这两点就连慈安太后都远远不如。阿鲁特氏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即使慈禧太后拿婆婆的身份来压她,她的优越感仍然时常流露。想到这个不逐心意的儿媳妇样样都比自己强,还能享受夫妻恩爱,慈禧太后就更受不了啦,简直觉得这个儿媳妇就是眼中的一根刺,越发不能容忍儿子亲近她、让她生下儿女。于是对同治帝亲近皇后便横加阻挠。

  同治帝毕竟是个皇帝,又正在少年,哪里受得了老娘管了自己的朝政不算,还把手插进自己的床帐里头来?他干脆来了个“罢召”,连皇后带所有嫔妃的寝宫都不进去,自己独个儿睡进了乾清宫。

  慈禧太后如此有闲暇来管皇帝的夫妻之事、如此与儿子媳妇过意不去,与同治大婚后亲政也很有关系。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十八岁的同治帝终于结婚成家之后,于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亲政典礼,他从此亲政了。

  虽然迫于局势,慈禧太后不得不撤去了自己曾经隐身十一年的那道帘子,但她心里是盼望儿子仍然事事前来向自己请示的。然而少年皇帝却并不买这个帐,他迫不及待地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母子俩因此在权力与家务两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同治帝便想将老娘挪出皇宫,搬到圆明园去。九月,他发下了重修圆明园的诏书。慈禧似乎也不愿再和儿子媳妇不停地当面闹矛盾,何况她从来享受方面就不含糊,如今更是乐得让儿子出头,免得自己担罪名,再者说了,难道同治帝把她送进圆明园之后,就当真能乾纲独断?于是她对修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同治帝的这个计划,当然难以被人们接受。大学士文祥立即上奏,认为后果将极其严重。但同治帝却不想听,他不但想把碍事的老娘弄走,还想要借修园勘察之机常去宫外游荡,坚决要修此园,将大臣们的劝阻奏章、边陲战报、地方事务都统统丢开不管,只顾修园。钱不够就逼大臣们捐款,恭亲王也不得不第一个上交二万两白银。急于筹钱又毫无经验的同治帝甚至还因此上了一个商人李光昭的大当。此人以捐献木料的名义得到了同治帝的欢心后,便打着皇帝的幌子到处行骗,直骗到法国领事馆的头上,造成了一起国家纠纷,事发后李光昭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处斩,而同治帝则脸面威信丢尽。

  尽管如此,同治帝仍然孜孜于修园,并且屡屡以视察工程为名跑到圆明园,然后带着一两个小太监便外出游荡。私游中他还认识了翰林院检讨王庆祺,从该人手中得到了一大堆的淫书春画。同治帝又与儿时的伴读载澄重新频繁来往,此时的载澄已是个花花公子,对于寻花问柳极有心得。此二人知道皇帝与后妃分居,正是苍蝇见了蛋上的缝,可劲地教皇帝如何寻欢。不谙风情的宫女们很快就令同治帝失了兴趣,他随即在载澄王庆祺等人的引导下逛起了花街柳巷,“大开眼界”之后更加流连忘返。野史中便记载着这位同治帝不但与京城名妓来往,甚至还沾染男色之事。

  同治帝的私游逐渐在京城里出了名,重臣们也终于忍耐不住了。同治十三年夏,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科尔泌亲王、军机大臣文祥、李鸿藻等十大重臣联名上奏,请同治帝“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征夷患、去玩好”。

  七月十九日,又羞又怒的同治帝召见十重臣。恭亲王和醇亲王的话还没说完,同治帝便咆哮起来,把大学士文祥当场吓晕,召见草草收场。

  同治帝恼怒于以恭亲王为首的重臣们蔑视自己的皇帝权威,“欺朕年幼,奸弊百出,目无君上”;更恼怒于自己寻欢作乐的事情竟被重臣们了如指掌。他认为定是恭亲王之子载澄走了风讯,决定给他们父子和满朝老臣们、以及老臣们背后的两宫皇太后一点颜色看看。

  七月二十九日,他不经过任何人的咨询商议,就发下一道诏书,将恭亲王连降十级,由世袭罔替亲王降为辅国公,和其子载澄一起撤所有职务并交宗人府严议。

  事儿闹大了,重臣们将整件事都报到了两宫太后面前。一看这样的场面,老辣的慈禧立即意识到修园之事众怒难犯,虽然心里仍然痒痒,还是表示定要终止修园,将所有的“炮火”都转到了儿子身上,将儿子训了一顿。

  同治帝的怒火更盛。他又写了道诏书,打算一古脑儿将十重臣统统撤职查办。八月初一这天,正当他召集所有大臣上朝,打算当廷爆发皇帝的“雷霆之怒”树立威权之时,两宫太后突然出现在了朝堂上。由慈禧太后开口,将同治帝当众数落了个一钱不值。于是恭亲王父子官复原职,同治帝的皇权君威彻底垮掉,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则重新恢复了她们才是王朝真正懂行统治者的权威。

  同治帝的任性妄为,造成了君臣离心的后果,大臣们更加拥护两宫太后。备感挫败却又不知错在何处的同治帝干脆破罐子破摔,何况慈禧太后仍然在宫中管他的房闱私事,于是他仍然不沾正规妻妾后妃的边,而是在宫内折腾宫女太监,同时出宫冶游。据说,从此后他“学了乖”,怕遇上有脸面的朝臣宗室,也不相信有门道的载澄等人,再不往名妓们聚集的高级红灯区跑,而是出没于下三滥地段甚至京郊地方,与那些连寻常妓女都看不起的暗娼之流厮混。

  这样的地方去多了,消息当然还是又传出来了。朝臣宗室们认为他“好内多嬖,且轻万乘之尊,临污邪之地”, 无不“垂涕极谏”。然而同治帝却已经乐在其中,根本不听。重臣们将消息报给太后,慈禧太后却都当没听见,首先儿子荒嬉,她正好重新掌权;其次她也可能确实是不愿相信。

  终于,祸事来了。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874年11月30日),同治帝在去西苑时受凉感冒,这本是小病,没想到竟越来越厉害,到十月三十(12月8日),他竟然发起疹子来了。两天后,宫里传出同治帝“有天花之喜”的消息。虽经百般调治,同治帝仍然在一个多月后病死,成了清王朝最短命的皇帝,仅十九周岁。

  关于这位浪荡皇帝的病情,野史一直众说纷纭,多数时候老百姓都认为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性病梅毒,理由正是他热衷冶游。不过从清宫医案及常去探望同治帝的帝师翁同龢的日记来看,天花一说更合理些。何况梅毒之疾过程缓慢,梅毒的疹子多数还不痛不痒且能自行消退,梅毒虽有致命倾向,但即使从不医治,从起病到晚期也往往有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同治帝的病程却总共也不过三四十天时间,如何会是梅毒?——当然,很多人还是愿意认为皇帝得了这“脏病”的,就算承认他得的是天花,也要说他是天花加梅毒……不过即使是天花,其病之来也与同治帝好冶游不自重脱不了干系。他老娘虽然要他接近慧妃,不许他接近皇后,可也没不许他接近珣妃瑜妃和宫女,他如果好好地呆在皇宫中而不是到脏乱之地胡混,天花病毒要找上他恐怕也不容易。

  据说,同治帝的病情在治疗过程中曾经有过起色,但很快就急转直下。在传说中,此事与慈禧太后和阿鲁特氏婆媳间的一场争吵有关。

  据说当时阿鲁特氏前往探望同治帝,夫妻俩摒退众人说私房话,阿鲁特氏便向丈夫哭诉自己如何受婆婆欺负,却没料到慈禧太后躲在外头偷听。当她听到同治帝偏向老婆的言谈之后,立即冲进来大发脾气举手要打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一急之下冲口而出:“我是大清门进来的,你不能打我。”——这话的意思是:我是明媒正娶的皇后,你虽是婆婆却是个小妾出身,没有资格打嫡妻身份的女人,哪怕这个女人是你的儿媳妇。——这话一出,慈禧顿时大哭大闹,与普通的撒泼老妇一般无二。躺在病床上的同治帝眼见这样的场面,顿时晕厥过去,病情于是再不可收拾。

  此事是否当真很难确认,不过也还符合慈禧与阿鲁特氏之间恶劣的婆媳关系状况。但此说法虽然表现了慈禧太后的横蛮,阿鲁特氏却也脱不了干系:老公病得将死,还要去对他抱怨婆媳之争,这皇后怎么做的?!

  与此野语相比,另一种说法就可靠得多:十一月初八初九两天,同治帝病情稍有好转,痘花也颗颗饱满,只待鼓胀浆出便可望痊愈。然而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哄得同治帝回心转意,发下了在自己病中将政务全数交予太后的上谕:“请太后代阅奏折,待过百日之喜,病情稍缓,朕再出来办事”。冲动之下将此谕发出后,同治帝越想越不是味儿,发现上了老娘的大当,权力一但正式交出,就算自己病好了,恐怕也很难再收回;万一病好不了,那自己恐怕就连选继承人的权力都没了。在这样的情绪刺激下,从发布上谕以后,同治帝病情便恶化并终至不治。

  关于阿鲁特氏与“大清门进宫”的说法是如何扯上关系的,在稗官野史上还有另一种相关记载。不过照这说法,慈安太后也有不是处,因此极少被提及。

  此说法出自《朝野杂记》,说阿鲁特氏自册后以来就不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慈安太后刚开始还在慈禧面前为阿鲁特氏打打圆场,但是初来乍到的儿媳妇怎么也没有共事几十年的老姐妹亲密,时间久了也渐渐倾向慈禧一方,加上慈禧确实抓住了阿鲁特氏的小辫子。于是也就应允了废后之事。然而当两宫太后召见当时的宗人府宗令——即爱新觉罗氏族长惇亲王奕(言宗)提出废后要求时,惇亲王却表示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一家伙替阿鲁特氏把两宫太后都给得罪完了。慈禧更是气得发晕。慈安太后想来肚里也暗生闷气。于是阿鲁特氏在两宫太后面前就更落不了好儿。

  “穆宗后阿鲁特氏,尚书崇绮女。不得孝钦太后欢,孝贞从中敷衍之……以事欲废之,诏惇王欲发表焉……惇王对曰:‘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盖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者。由此,遂中止。”

  无论如何,同治帝死了,他没有儿子,连女儿都没有,清王朝必须从宗室中选出一位继承者。

  同治帝崩逝的当天深夜,关于继位人问题的御前会议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与会者包括宗室王公、朝廷重臣,还有同治帝的师傅。一番争执之后,早有盘算的慈禧太后一锤定音:“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两宫太后)同一心,汝等敬听。”随后宣布:“醇亲王奕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道旨意一出,诸人大出意外!醇亲王本人更是当场昏迷过去。然而谁也不敢表示反对,因为载湉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他是咸丰帝的亲侄儿、慈禧太后的亲外甥,是正宗的皇家近支。那么,为什么不给同治帝过继儿子呢?原来,当时的皇族近支中“溥”字辈的人选只有一个溥伦,乃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嗣孙。溥伦虽是道光帝长子长孙,但他身上并没有有流着道光帝的血液,甚至连嘉庆帝的血液都没有:溥伦的父亲载治是过继给奕伟的,他的亲祖父乃是皇族的旁系。不过既是过继,似乎也没有必要讲究这些。何况就算是让堂弟入嗣大统,也大可选个年纪大些的,为什么会找上载湉这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这当然就是慈禧太后的算盘了。假如从旁支溥字辈中选一个做同治帝的过继儿子,那么两宫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垂帘听政就说不过去了:同治帝的皇后还在呢!假如选年纪大些的载字辈堂兄弟,那么首当其冲要被考虑的就是恃才傲慢的恭亲王的儿子们。这当然绝对不是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愿意看到的。更何况,选中的小皇帝越是年幼无知,慈禧太后掌权的时间就会越久。除此之外慈禧太后还另有私心,载湉是她亲上加亲的外甥,父母一向温驯听话,肯定比恭亲王父子好摆弄得多。当然,据说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的理由:慈禧太后想要重新看到自己儿子当年做小皇帝的模样。“寻求她儿子的印象,使她聊以自慰。”

  总之,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同治帝死去的当夜,一道出自同治帝师翁同龢之手的诏书颁布:“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十二月初七,载湉生父醇亲王主动请辞一切职务,慈禧太后正中下怀地批准,让他去监修皇陵。

  醇亲王辞职的同一天,两宫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同治纪年终结,光绪朝揭开帷幕。

  对于同治帝死后竟没过继儿子、皇位也交给最年幼的堂弟继承,朝野上下都心怀不满。恭亲王当然是最不满的,但他的儿孙们离皇位很近,他利益攸关不敢出声。不过敢出声的自然大有人在。光绪元年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奏,要求两宫太后立下铁券,保证日后一定要为同治帝过继儿子并将皇位交由其嗣子继承。这要求立即触怒了慈禧太后,对广安大加斥责,铁券也就化为泡影。

  此事发生一个月后,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875年3月27日),宫内又传出噩耗:二十二岁的同治帝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崩逝。

  阿鲁特氏的“嘉顺皇后”头衔,是在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封给她的。

  皇宫里颁出的懿旨说,嘉顺皇后是伤心同治帝之死而自愿殉情的。但实情究竟如何?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为同治帝继嗣之事被太后借故推脱未得确实,阿鲁特氏做为一个没有儿女依靠的寡妇,不过是新帝的嫂嫂,新帝又是个孩童,婆婆掌控全局又与自己素有仇隙……所有种种,都足以令这个年青女人难以生存、生无可恋。

  一种传说在暗暗地流传。这传言说,同治帝病重之时,曾经让帝师李鸿藻代写过一份遗诏,选立了年已十余岁的堂弟载澍贝勒(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讠惠之子),然而李鸿藻将遗诏交给了慈禧,于是同治帝的遗愿泡了汤。阿鲁特氏做为皇后,知道世间曾有此诏,因此太后不能容许她活在世上。

  据宫廷传言,同治帝死后,皇后终日痛哭不思饮食,其父崇绮便将这情形奏报给了两宫太后。谁知慈禧听完竟冷冷地回答:“既然如此不舍,她就随大行皇帝去吧!”

  崇绮听了这话,知道女儿的性命迟早无可挽回,不如自己这个当爹的动手,还能保住全家。他就派人给皇后送去了一个空食盒。皇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便绝食(或曰吞金)而亡。

  关于阿鲁特皇后之死,民间还有一种传说,说是她身怀有孕,慈禧太后怕她生出儿子正位太后所以逼死了她,顺便连自己未出生的孙儿孙女也一起害死了。这种说法实在有些无聊。因为从更多的时人笔记来看,同治帝确实是无儿女而死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他在男色与女色之间,更多的倾向男色。据《清代野记》记载,那位翰林王庆祺就是他的男宠之一。《清稗类钞》中也有同治宠优伶侯俊山的记载(当时的优伶都为男子)。光绪年间的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也有同治“耽溺男宠,日渐羸瘠,未及再祺,遂以不起。”的记载。

  慈禧太后坚持不给同治帝过继儿子并由其承嗣帝位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她自己要当皇太后以便掌权;其次,一旦同治帝有了过继儿子,慈安慈禧不但是祖母身份,而且“以妃正位”的宗族地位在“由大清门入”的阿鲁特氏皇后面前更是相形见绌,无论从人情还是道理来讲,听政的都将会是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与婆婆一向格格不入,她如果掌控了权力,慈禧会是怎么个下场,那也难说得很。这两个原因或者就是慈禧要在同治帝重病时“忽悠”儿子颁下由太后代理政事的正式谕旨、在儿子死后也不给他立即过继子嗣的真正原因。(假如两宫太后曾经召宗人府宗令讨论废后之事属实的话,那么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慈安太后为何对于慈禧太后在同治帝死后的这一系列与儿媳妇为难乃至逼其寻死的做法,都没有站出来明确反对的原因:她也唯恐嘉顺皇后怨恨并报复自己。)

  慈禧太后的做法不但冷酷无情,而且也精准快狠。她甚至将照料儿时光绪帝的责任也交给慧妃富察氏而不是正牌皇嫂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皇后从此便陷入了活着比死更难熬的境地,终于以自己的死结束了这一场婆媳之争。

  阿鲁特氏在她死后的第四个月,得了一个“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的谥号。第二年,即光绪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上书请求为阿鲁特氏皇后更定谥号:“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恼怒的慈禧太后以“谬妄”之罪免去了潘敦俨的官职。

  光绪五年,同治帝的惠陵终于修好,当年三月,同治帝与阿鲁特氏合葬惠陵。

  荒嬉无度的同治帝谥号全称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阿鲁特氏皇后的谥号全称为:“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

  同治帝死时,他的皇贵妃(慧妃)富察氏年仅十六岁,被尊封为敦宜皇贵妃并进“敦宜荣庆皇贵妃”。她照料幼年光绪帝,与其虽名为嫂叔,实际情同母子。虽然她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一直很好,仍然不时为光绪帝申辩。富察氏死于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904年3月24日),享年四十六岁,谥“淑慎皇贵妃”。

  同治帝珣妃阿鲁特氏,是同治帝皇后的亲姑姑,守寡时十九岁,封为贵妃,宣统后为“庄和皇贵太妃”。死于清王朝终结后的公元1921年

  同治帝瑜妃赫舍里氏,被认为是同治帝后妃中相貌最美的,守寡时十九岁,尊封为贵妃,宣统后成为“敬懿皇贵太妃”。她与慈禧太后关系不错,与光绪帝的后妃却关系很糟。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文绣,原本是瑜妃中意的皇后人选,终因瑜妃势力不如光绪瑾妃,最终在后位争夺中输给了婉容。

  同治帝瑨嫔西林觉罗氏,守寡时二十一岁,尊封为瑨妃,宣统后成为“荣惠皇贵太妃”。

  敬懿皇贵太妃和荣惠皇贵太妃一直活到了末代清帝溥仪被驱出紫禁城之后。此后二人迁居麒麟碑胡同荣寿公主府邸(公主于1924年刚刚去世)。两人于1933年同一年间先后去世。

  四、活受罪的养子夫妇——光绪帝及其后妃

  同治帝崩逝的次日——实际上就是当天深夜,年仅四岁的醇亲王嫡子载湉被浩浩荡荡的队伍迎进了皇宫,从此成为清王朝的又一位小皇帝。清王朝的年号也由“同治”进入了“光绪”。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1871年8月14),是慈禧太后亲妹妹与醇亲王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也是那位亲王之妻所生的四子一女五个孩子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

  由于这个小皇帝实在太小,就在他登基的同一天,礼亲王世驿便递上了一道奏章,要求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立即将这项建议采纳下来。于是,朝堂上的那道帘子又重新垂下,清王朝的军国政务又一次交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里。

  有了亲生儿子同治帝的教训,两宫太后对光绪帝的教育格外上心,在他五岁那年就选择了师傅教学,不但学儒书,还学骑射及满蒙汉各种语言,为防止他学习不用心,慈禧太后还派其生父醇亲王陪读,终于使光绪帝学有所成。当然,光绪帝学业有成之时,两宫皇太后已经只剩了慈禧太后一个。虽然性情较宽厚的慈安太后不在了,对于光绪帝的学业,慈禧太后给出的评语仍然远非同治帝所得能企及。对亲生儿子的学业极为不满的慈禧太后如今却毫不吝惜地表扬少年光绪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披阅奏章,论古断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

  然而光绪帝学习成绩再好,慈禧太后也不情愿把手中的权力交到养子的手中去。当然,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世上恐怕也难得有人甘愿拱手出让。最令人费解的是,慈禧太后明明是光绪帝的亲姨妈兼养母,却偏要光绪帝称自己为“亲爸爸”,有一种解释说是她不愿意让亲生儿子同治帝以外的任何人称自己为母亲,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她心中希望自己能是个名正言顺执掌权力的男子吧。

  和对待同治帝一样,为了不想太快让出权力,慈禧太后直拖到光绪十三年正月,光绪帝十六岁时才为小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典礼虽然举行了,慈禧太后仍然与礼亲王一唱一和,弄了个《训政细则》,以法令的形式打算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也就是在幕后操控皇帝。

  除了操控光绪帝的政事,慈禧太后还要操控光绪帝的婚姻。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慈禧太后终于拖无可拖,要为年已十七岁的光绪帝挑选后妃了。这年十月初五,经过激烈的竞争,五名秀女进入最后的淘汰赛:由太后与皇帝当面确定谁是皇后。

  进入决赛的五名秀女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的女儿沁凤(或曰静芬)。当然她令人关注的只是她的家庭背景,她本人的外貌风姿实在有些平平。另四位秀女则正好是两对姐妹,分别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和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这两对姐妹中,德馨的两个女儿貌美如花,站的位置也仅次于太后侄女;长叙的两个女儿站在最后面,相貌虽然不如德馨之女,却也比沁凤略强。

  按照清宫规矩,皇帝将给自己最为中意的秀女一柄玉如意,确定她的皇后身份,再将两对荷包交给另两位秀女确定她们的妃子身份。

  选后刚开始,慈禧太后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要让光绪帝亲自做主。然而当光绪帝拿着玉如意走向第二排,作势要将玉如意递给德馨长女的时候,慈禧太后却终于不顾场合地叫了起来:“皇帝!”这一声叫听在光绪帝耳中,抬头看去,慈禧太后不但喊了他,还在用眼神向他示意。他当然立即就明白了这位“亲爸爸”的用意,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勉强转过身子,将手中的那柄玉如意递在表姐沁凤的手里,使慈禧太后的侄女儿成为皇后,完成了慈禧太后“亲上加亲拉拔娘家”的打算。

  按一般清帝初选后妃的惯例,一般要选一后三妃嫔成双数。从五名秀女在体和殿中站列的位置来看,慈禧太后的本意就是想让自己的侄女正位中宫,由她完成自己这个姑妈一生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做大清朝的叶赫那拉氏元配皇后。因此这位侄女儿站在了最前面。其次,慈禧太后也注意到了德馨之女的美貌,有心要让她们都做妃嫔,也考虑到侄女的外表确实一般,因此让德馨的一双女儿站在第二列;最后,是长叙的一双美貌稍逊一筹的女儿位列第三行做为备选。然而如今少年光绪毫不遮掩地表达出了自己对德馨之女一见钟情之意,却使慈禧太后改变了原本的打算,她再不愿让德馨的女儿入宫了,怕她们将会威胁到自己侄女的地位。因此她立即匆匆下令终止选秀,自作主张地将一双代表嫔妃地位的荷包塞给了原本是充数的长叙之女,也不再考虑从德馨女儿中再选一位就让她们落选了。因此,光绪帝的第一次婚姻,只有一后二妃成单数,而且三个女子中没有一个是他最初心仪的对象。然而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皇帝,恐怕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想到,终光绪帝一生,他名下的妻妾也只有此三位,比寻常土财主还少,使得这位皇帝成为中国王朝史上后妃最少的皇帝之一。

  无论光绪帝本人是否情愿,他的后妃都已经选出来了。大婚的筹备工作也进入倒计时。虽然此时的清王朝已大非往昔,这场大婚礼仍然极尽奢华,共计耗金4126两、银482万4183两、钱二千七百五十八串。而据光绪帝师翁同龢说,其实共耗银一千一百余万两,除婚礼应有花销外,还有500多万两被慈禧太后的亲信们中饱了私囊。

  大婚迎娶皇后的日子定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公元1889年2月25至27日)。按规矩,皇后入宫之时要有嫔妃跪接。因此长叙的一双女儿提前在正月二十五日夜晚便进了宫,姐姐被封为瑾嫔入住永和宫,妹妹被封为珍嫔入住景仁宫。二十六日,太后侄女这位新皇后终于在隆重的仪式中进了宫,成为光绪帝的皇后了。

  对于婚事的不由自主和婚礼的奢华,光绪帝本人非常愤懑。这对表姐弟虽然结了夫妻,彼此的关系却从一开始就陷于困境。

  光绪皇后的父亲桂祥比慈禧太后要小十几岁,才知人事两个姐姐就已经分别成了贵妃和王爷嫡妻,他因此一直在富贵放纵中长大,成了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不但毫无才学可言,更是一个大烟鬼,将家业花销浪荡无度,其妻也是个目中无人蛮横无理的女人。

  据说这位桂公爷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道光帝幼儿孚郡王之子载澍,这个女儿的人品完全照搬父母,与丈夫偶尔口角便回娘家告状,而且竟鼓捣着老娘把状告到了慈禧太后面前。桂公爷夫人则更加老辣,非要让大姑子太后把女婿以大逆不道罪处死不可。在恭亲王和醇亲王的苦苦哀求下,载澍好不容易才逃了一条性命,改判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即便如此桂公夫人仍然不肯罢休,宗人府杖责之时她还派专人去监督行刑,直逼着将女婿打得血肉模糊几乎送命。载澍在宗人府一直圈禁到庚子年八国联军之乱时才被释放。桂公夫人母女一个宁可让女儿守寡,一个宁可谋害亲夫,也不愿夫妻间丝毫谅解,其心性令人称奇。(载澍的遭遇还有另一重原因:他属于帝党,触犯了慈禧太后的利益)

  有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光绪皇后的人材品貌及为妇之道究竟如何,那可真是天知道了。总之,她与光绪帝之间既没有一个好的开始,更在后来的相处中对光绪帝满口讥讽步步紧逼。于是才几天工夫,这位太后侄女就成功地让自己的丈夫与自己成为新的一对怨偶。

  与皇后在夫妻之道上破罐子破摔不同,虽然同是慈禧太后硬塞给光绪帝的女人,珍嫔他他拉氏却逐渐扭转了光绪帝的成见并最终成为光绪帝终生一往情深的对象。

  珍嫔刚入宫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聪明伶俐善于应对,与木讷粗劣的光绪皇后相比,珍嫔更讨慈禧太后的喜欢,经常陪伴在慈禧太后的身边,慈禧太后知道她喜欢书画,还特地派亲信的才女缪嘉惠做珍嫔的书画老师。

  光绪帝也很快就注意到了珍嫔,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才学禀赋,珍嫔都远远超过了皇后与瑾嫔,由于年幼,她还率性天真,在皇帝面前也没有故做姿态之举。光绪帝惊喜地发现身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人儿。珍嫔很快就赢得了光绪帝的专宠,光绪帝甚至时常让她留宿自己的宫中。而对于皇后,光绪帝却非常冷淡。

  对于光绪帝如此的偏心,皇后非常怨恨不满,时常向慈禧太后抱怨。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侄女,但是想到她毕竟是自己的娘家人,皇帝对她太过冷淡势必会影响自己娘家的声势,也就时常劝光绪帝亲近皇后。然而慈禧太后虽然可以将光绪帝劝进皇后宫,却不能让光绪帝对之动情,皇后仍然是长守枯寂。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在光绪帝的后妃中,更为偏爱珍嫔,在光绪帝妻妾争风中,她往往袒护得到了皇帝专宠的珍嫔。有一年夏天慈禧太后要往颐和园避暑,临走时甚至还特意点名带走了皇后与瑾嫔,任由光绪帝与珍嫔在紫禁城里自由自在。

  光绪帝大婚亲政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宫闱生活都在这样看起来一团和气的状态下维持着。这大概是因为此时的光绪帝与珍嫔都非常听话的缘故。

  早在光绪帝大婚后的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在太和殿举行了归政仪式,正式撤帘。这一次她做得似乎很有诚意,不但举行了仪式,而且还驳回了御史屠仁守请她继续批阅奏折的折子,表态说要真正交权给皇帝。当然,这是因为她已经对光绪帝的孝顺深表满意。此时的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军国大事仍然主动向“亲爸爸”请示批准,慈禧太后根本不必公开理政犯众怒。当然也就乐得见好就收图个“不恋权位”的名声。——既然光绪帝如此孝顺,珍嫔又年幼讨喜,虽有些小小过犯也还没有触及太后的底线,慈禧太后也就顺水推舟由他们恣意了。光绪二十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在自己过六十大寿时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

  光绪帝年少气盛,渴望能中兴王朝的统治,在多数情况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想法还是一致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差之千里。在慈禧太后看来,什么国家大事都没有她自己的尊荣重要。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中,她就曾经在中国军队大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求和。

  中法战争爆发时,光绪帝还是个孩子,对于这些军国大事不知所以,但是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之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两派在政见方面的不和,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明显化。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由于早已问题多多的清王朝各级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及在整个对外作战过程中孜孜不忘派系斗争,更因为慈禧太后仍然掂记着自己要过六十大寿,不但不肯将自己庆寿的经费改做军用,还要从军费中克扣大笔钱粮用于庆寿。中国军队终于大败亏输。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895年4月17),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不但承认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还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给日本,更向日本赔款两亿两。

  甲午之战的大败,无论对光绪帝还是对慈禧太后,都是刺激。由于用玺盖印的是光绪帝本人,他的情绪就更为激烈。而国家的惨败给慈禧太后刺激,却远远没有她自认为尊荣受损来得重要——无处发泄的光绪帝在战争中途,曾经处分过李鸿章,给予其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又曾经提出要将慈禧太后的寿诞用款改做军用,慈禧太后却根本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王朝国家利益之上,反而据此认为养子无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不够孝顺,因此对光绪帝极度不满。决定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决定教训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在珍妃的身上找到了突破。此时的珍妃,已经失去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起因当然还在于后妃争风。

  据野史记载,光绪十八年夏天的时候,皇后与珍嫔不和,光绪帝因此与皇后也发生争执。皇后当然不懂得什么叫做母仪与隐忍,立即和皇帝吵闹起来。光绪帝不禁大怒,厉声斥责皇后。皇后当然不肯饶过偏心眼的丈夫,立即哭哭啼啼地跑去找慈禧太后告状。慈禧太后听了皇后一番添油加醋的控诉顿时火冒三丈说:“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亲侄,诟后是不啻我也,是何能容?”又劝皇后道,“汝无悲泣。胡斤斤焉恋此病夫为者?吾必有以处之。”

  据说,慈禧太后此后不但逐渐看珍嫔不顺眼,与光绪帝母子失和亦有此因。皇后事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该告状,却也悔之晚矣。

  除了后妃争风,珍嫔做为光绪帝的宠妃,与皇后及瑾妃更依顺太后相比,她则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一边,也毫不掩饰地尽情展现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不给皇后留什么面子。这自然也就入不了慈禧太后的眼。慈禧太后越来越觉得珍妃任性反叛,对她的好感也荡然无存。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培养真正只忠于自己的臣下,他先后提拔了许多这样的人,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进入了军机处。对于光绪帝的心思,珍妃不但全力支持,还主动推荐了不少人选给光绪帝,其中也包括她儿时的老师文廷式、她的哥哥志锐。在珍妃的大力举荐下,光绪十九年的时候,文廷式不但官升得快,还当上江南乡试副主考。志锐则于甲午之战的当年正月直升礼部侍郎。

  文廷式与志锐都是进士出身,提拔虽有私意,却也没什么明显的失当。但是珍妃在其它事情上的作法却使人有机可趁:卖官。

  早在光绪十八年尚未失去慈禧欢心时,她就曾经将一个知县的缺儿卖给了文廷式的亲戚,此后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

  光绪二十年初,有个叫耿九的人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王长泰、聂德平,想买得粤海关道之缺。两个太监居然不求慈禧太后,反去求珍妃,很快将此事办成。慈禧太后得知,既怒且羞,将两个太监发配黑龙江并在途中杀掉,借此警告珍妃。

  然而两个太监的死并没有警醒正沉溺于帝宠中的珍妃。不久,她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一个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在此事上颇觉亏心,便打算在朝臣面前挽回些脸面。然而他的挽回方式却是在四月时坚决否定了养母慈禧许诺给木商玉铭的四川盐茶道官职。从大义上来讲,光绪帝否决玉铭是正确的,然而有鲁伯阳之事在前,对比之下慈禧太后遂再次羞怒交集。

  同年十月,就在中日之战开始不久之际,珍妃因卖官之事又得罪了皇后。

  原来皇后的舅舅想要谋个福建将军的职位,皇后自知帝宠不如珍妃,就拉下脸面去求珍妃帮忙。然而珍妃却回绝了这个百年难遇的后妃和解机会。原因是河南巡抚裕宽想升任四川总督,重金求到了珍妃这里。珍妃一心要办裕宽之事,不愿将机会分给皇后,不但拒绝了皇后的请求,据说态度也颇不恭敬。

  皇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性子的女人,受了皇帝的冷遇和珍妃的气哪里还忍得,立即跑去向慈禧太后哭诉,并把珍妃卖官卖到总督一级之事也向慈禧太后兜了出来。

  慈禧太后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深入追击。

  十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将珍妃召来,当众杖责,将她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颁布降珍妃姐妹为贵人的懿旨。——瑾妃受牵连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珍妃将卖官所得的银子也分了些给她使用。

  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明旨给予皇后打探光绪帝与嫔妃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太后的权力。

  十一月初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六十余人。

  十一月初三,帝党重要成员、珍妃兄长志锐被调离京城,做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珍妃另一位兄长志锜则因牵涉裕宽案逃亡上海。

  帝党当然不甘示弱,珍妃虽然卖官,毕竟是帝党成员。十二月,帝党成员纷纷上书,要求恢复珍妃的妃位。为了激起光绪帝的反抗之心,帝党成员甚至对光绪帝说:“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

  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很快传开。本已收手的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鸾革职……前方甲午战争,后方党派纷争,国事一败涂地,真是不亦乐乎。

  光绪二十一年,慈禧太后总算消了气,十月十五日(12月1日),她重新恢复了珍妃姐妹的妃子名位。然而这个仇,却是从此结得大了。

  光绪帝的桃花运极其糟糕,他初选后妃时最后入围的五名秀女都没有丝毫母仪天下的资格。太后侄女当然不是好妻子,珍妃卖官之举也足以证明她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就连当初光绪帝曾一见钟情的德馨之女也如此——这对姐妹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姐妹俩也学得风流浪荡,热衷看情戏还与戏子们眉来眼去,若是当真选进了宫中做了后妃,光绪帝头上的帽子恐怕就要有点发绿了。

  光绪帝本人也并不具备皇帝应有的资质。依顺珍妃卖官是一例,他还曾经应珍妃之请,动用近万颗上等珍珠为珍妃串制披肩,其本人虽然节俭,但在宠妃身上花起钱来可真是不含糊。据说珍妃曾经问光绪帝:“你这样宠我,不怕别人妒恨吗?”初初亲政的光绪帝笑曰:“我是皇帝,谁敢说我半个不字?谁敢不听我的?”

  光绪帝是这么想的,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由于甲午大败,原本对儒家书典信服无比的光绪帝转而恨透了典籍,认为国事皆败于此。恰在此时,以康有为居首的举人们反对《马关条约》,“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康有为成为政治新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平心而论,光绪帝与变法书生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整个变法过程却过急,激进得超过了极端的程度。他和康有为似乎当真认定只要是皇帝,谁就都得听他的。

  在短短一百零三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书生的鼓动下,一连发了二百多道谕旨,似乎想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将两千年的封建王国立马变成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这些计划可行不可行。且不说看起来似乎必要的裁撤机关之类得罪官员,另一些实在毫无必要的变革更将举国上下都得罪了个七七八八。

  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下令将所有的寺庙道观祠堂改为学校,连出家人和略有宗族意识的民众都得罪完了。

  再如废八股科举,得罪了天下所有一辈子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数不清的读书人因此自杀寻死,数不清的出身科场的读书人切齿痛恨。科举制度是清入关之后为笼络汉族读书人的选择,甚至还规定进士前三甲一定出自汉族书生,因此巩固了王朝的统治,很多读书人为了求得功名,也就此放下了民族之争。如今既然没了仕途出身之路,满汉之分的老帐又开始算了起来,清王朝的统治越发摇摇欲坠。

  除此之外,光绪帝还急于起草宪法,建立“制度局”,实际上就是想要重新成立一个新政府,将后党的所有势力一扫而光。

  然而古人有云:欲速则不达,更遑论此时的军权还掌握在后党人马手中……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带着大队人马从颐和园赶往紫禁城中和殿,发动“戊戍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之中。慈禧太后再次“训政”。康有为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保护(!!)下逃往横滨,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则被杀,称“六君子”。新政则被陆续废止,最后只保住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它没有打掉别人的饭碗。

  对于此次政变,一般都说是康有为等人认为守旧人物掣肘,意欲发动兵变除掉他们的后台慈禧太后,向袁世凯请求兵力帮助,谁知却被袁世凯向荣禄告发,慈禧太后便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但还有另一种说法:慈禧太后早对激进的变法不满,中途甚至还免去了翁同龢的官职,因此她是主动出击政变的。袁世凯随后才向慈禧太后告发谭嗣同意欲兵变的消息。

  无论如何,慈禧太后以光绪帝“重病”的借口,将他囚禁了。而珍妃则被打入冷宫,囚于北三所,不但长年不见阳光,还每逢节日就要挨太监训话。

  光绪被囚禁后,慈禧开始着手安排废帝。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十五岁的儿子溥(亻隽),将他立为大阿哥,1900年1月31日,溥(亻隽)入宫。据说一个小太监当时喊了一嗓子:“今天换皇上喽!”一语道破天机。

  然而光绪帝的维新虽然漏洞百出动摇清王朝的国本,却因其制度构想西化而得到了外国公使的欢迎,他们都反对废帝,甚至还派军舰在中国沿海示威表示支持光绪帝。这情形使慈禧及其心腹们都非常头痛,无法将废帝化为现实。

  更令慈禧头痛的是,溥(亻隽)是个花花公子,在后宫中到处勾引宫女,甚至还发生过宫女犯错受杖责时,被施杖者发现身穿溥(亻隽)内衣的丑闻。

  正在此时,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高潮。义和团曾经是反清组织,但此时却枪口对外,改口号为“扶清灭洋”,包括荣禄及同治皇后之父崇绮在内的许多高官都信了义和团,慈禧太后也想要借义和团之手铲除管闲事的外国列强。当年夏天,慈禧太后向各国发出了宣战书。

  然而义和团运动失败了,面对洋枪洋炮,义和团虽然围攻了各国使馆达56天,仍然没有什么战果,八国联军反而步步进逼,八月终于推进到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不愿将光绪帝留给支持他的洋人,于七月二十一日(8月4日),挟持光绪帝、带着溥(亻隽),逃出北京城。史称“庚子之变”。

  慈禧太后西逃之际,后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珍妃被处死了。

  珍妃是溺死在井中。她究竟是怎么死的,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她自己跳井的,但更多的说法,都认为是慈禧太后命大太监崔玉贵丢入井中的。至于她死之时的场面就更是众说纷纭,有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都在现场的,有说都不在场的,有说仅慈禧太后在场的;还有说珍妃入井前依然故我地顶撞慈禧太后并喊着光绪帝名字的,还有说珍妃听到慈禧太后处死自己的命令时苦苦哀求并喊着李莲英的尊称求他帮忙说情的……

  总之,珍妃死了,无论是哪种说法,她的死都与慈禧太后有着直接的关系。珍妃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第二年10月,八国联军之事终于平息,慈禧一行返回北京,命人打捞起了珍妃的尸体。为了掩饰自己逼死珍妃的事实,慈禧太后宣布珍妃是节烈自尽,追封“贞贵妃”。

  返京后大阿哥溥(亻隽)不久被废。光绪帝则成了慈禧太后向列强示好的平安符保住了性命。然而他过得生不如死,不但被囚禁,而且过得非常痛苦,无论是衣食还是寝居,慈禧太后都对他异常虐待。冬天他的寝宫中不糊窗纸,平常饭菜还常有馊臭之物。光绪帝就在这样身心全重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余下的人生。

  在未来的日子里,光绪帝都对珍妃念念不忘,据说他从此再不曾亲近过任何女人,当他在七年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离开人世时,他和他的堂兄同治帝一样,没有留下任何儿女。

  光绪帝为何没有儿女?据清宫医案考察,光绪帝本人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加上对婚姻的挫败感,性生活的成功率极低。不幸的是他专宠的珍妃也有月经不调的妇科疾病,也是一个受孕能力极低的女人。

  民间还有一种野话,说同治帝即位之时,为避帝讳,天下都将他“载淳”之名的淳字下面那个“子”部去掉。于是成了征兆:不但同治帝本人无子,就连光绪帝,都因为其长子将过继同治之故而不得不无子……过继给同治的清逊帝溥仪也在此怪圈中……

  五、身与名俱灭

  光绪帝死的时间,仅比慈禧太后早一天。

  对于这个蹊跷的去世日期,世人一直诸多猜测。更惹人猜测的是,光绪帝辞世的前一天深夜,患病的慈禧太后先已选定了光绪帝的继承人:光绪帝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所生的儿子溥仪。溥仪入宫的次日,他的伯父、年方三十八岁的光绪帝就死了。所以一般都认为光绪帝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

  不过也有另外的说法。

  一种说,光绪帝死于李莲英之手,因为这位大太监怕光绪帝复起后报复。但据更多的记载,李莲英很圆滑会做人,早给自己留下了退路,虽然迎合慈禧,却也时时向光绪帝示好。慈禧太后因此在后来渐渐宠信另一个大太监崔玉贵。珍妃投井时向李莲英呼救的传说也表现了李莲英的这一特点。慈禧西逃时甚至没有人给光绪帝准备一副被褥,李莲英发现后立即向光绪帝下跪请罪,立即将自己的铺盖给光绪帝用上。光绪帝曾经向人叹息说:“如果没有李谙达(即李莲英),我恐怕早就死了。”

  还有一种说,光绪帝死于袁世凯之手,因为袁大头怕光绪帝追究出卖维新之罪。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光绪帝是自然死亡,时间纯属巧合。

  慈禧皇太后终于死了,时年七十四岁。与光绪帝冷冷清清的身后事相比,这位执掌政权近五十载的皇太后的丧事办得异常奢华隆重,给她上的谥号也美伦美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然而再奢华的丧礼、再动听的谥号,也不能掩盖慈禧太后一生祸国殃民罪大于功的事实;陪她一起葬入陵墓中的珠宝虽然发着璀璨的光芒,却挡不住她尸体的丑恶与腐烂。

  除了两度违反规制策立小皇帝之外,慈禧太后的一生可谓卖国求荣之极。章太炎先生的一副对联说尽了她对国家所犯的大罪:“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庆疆无!”

  《中法条约》及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光绪帝亲政前,慈禧太后一手操作的。

  早在同治初年,法国军队就曾经大举入侵越南,十一年后法军又入侵河内。越南国王被迫请求隐居于越南保胜(老街)的中国广西天地会分支黑旗军帮助。1873年12月,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河内击败法军,击毙法军首领安邺,法军退出河内。光绪八年(公元1882)夏天,法军再次入侵越南,清军应邀驻扎越南北圻,刘永福也再次于河内击败法军,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此后法军拿着与越南政府签订的《顺化条约》,逼清政府放弃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为法国殖民地。清政府拒绝后,法军于十二月向中国驻军开战,中国应战。1884年3月23日,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带领下,取得了对法作战的一场大胜“镇南关大捷”,将法军逐出郎甲,击伤法军统帅尼格里。并因此使得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

  然而陆上大捷的同时,海军却遭创。1885年,法军进攻台北并骚扰浙江福建沿海。三月,法国占领了澎湖岛。虽然在其后的战事中中国军队击毙了法国海军将领孤拔,海军的不足却已经非常明显。

  尽管中国对法国取得了胜利,慈禧太后却一心掂着自己的五十大寿,更担心对外作战会使国内发生变故动摇王朝的统治,非但没有乘胜追击,反倒主动求和。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这项不平等条约不但承认法国为越南的宗主国,还将中国的边境放开给法国,使中国南方门户洞开。于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再次失去大量领土。

  这年(公元1894)二月,清王朝的属国朝鲜内部发生了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王朝以宗主国身份派兵协助平叛。清军入驻朝鲜牙山的同时,早就垂涎中国大地、企图以朝鲜为侵略跳板的日本,也以朝鲜内乱危及日本侨民为借口,派大军入朝。见到这个场面,无论是朝鲜政府还是起义的农民,都意识到内乱已经危及到国家的存亡,双方悬崖勒马,达成了和解。然而尽管朝鲜国内已和,日本却拒绝与清政府同时撤军。终于,7月25日这天,日本撕下了面具,一面派军舰在黄海丰岛海域悍然向中国兵船高升号发动进攻,将毫无防备的中国兵船击沉,一面派陆军向牙山的清军进攻。八月一日,被迫应战的中国和偷袭得手的日本同时宣战。光绪帝颁布的宣战旨:“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

  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了。

  9月16日,驻平壤的中国守将左宝贵阵亡,牙山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不顾朝鲜做为属国的战略地位和李鸿章死守平壤的命令,居然带着军队逃离平壤,逃回中国境内。平壤失陷,中国东北的门户洞开。

  9月17日中午,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以南的黄海上偷袭中国北洋舰队。在五个多小时的海战中,北洋海军将士牺牲众多,致远舰等五艘舰只损失。虽然损失严重,但仍然重创日本海军旗舰,另四艘日舰也受损。本来,以北洋海军的实力,中国仍然有与日本海军一搏的余地,胜败仍未可定。但李鸿章却承慈禧一党主和的衷旨,一心寄望于让外国列强从中调节,下令北洋舰队“保船避战”,白白地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使中国丧失大好战机,从海陆两方面都受到牵制。

  11月18日,日军顺海路运兵到中国进行陆战,旅顺危在旦夕。海军提督丁汝昌苦求率舰队救援,李鸿章仍然拒绝,旅顺主将龚照玙不战而逃,将领徐邦道虽竭力迎敌,却因兵力太弱终于在三天后失败。旅顺失陷后,日本军队在旅顺制造了大屠杀“旅顺惨案”,开其屠杀中国平民恶行之先。事后仅收葬的中国人骸骨就达一万八千余,其中包括大量妇女与孩童。

  1895年2月,日本军向北洋舰队发动进攻,旗舰定远号中鱼雷后弹尽,管带刘步蟾炸船殉国;丁汝昌决意死战,却被偷生怕死的部下挟持,自杀拒降而终。丁汝昌死后的2月12日,美籍船员浩威以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将北洋舰队剩余的舰只军火统统交给日军,北洋舰队终结。日军随后入侵辽东,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家国存亡之际,慈禧太后仍然一门心思地钻营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不但拒绝将庆寿费用暂做军需,反而挪用军费挥霍,同时专注于朝廷内部的党派权力之争。终于使战事不可收拾。

  最终,在慈禧太后如愿以偿地为自己庆贺了一个极度奢华的六十大寿之后,《马关条约》也尘埃落定。中国不但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还赔偿其军费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其后,日本又开价3000万两白银让清政府将辽东半岛“赎回”,清王朝竟也一口应允。更可恨的是,正因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靠着从中国掠夺的亿万金银,以及大于日本本土的台湾岛的资源,发展了其以军工为首的各项基础,使其在若干年后再次发动了侵华战争。

  “庚子之变”后,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为逃脱列强追究自己,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义和团身上,并派庆亲王等人回京与李鸿章协同办理求降之事。庆亲王终于“不负重托”,以丧权辱国的代价,得到了列强不追究慈禧太后的允诺。慈禧太后大松一口气,竟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与八国联军一起剿灭义和团。通观前后,“义和团之事可哀,义和团之精神可嘉,义和团之志可悯”。更可悯的是中国从此又多了一项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此条约共与十一国签订——向众国赔偿军费4亿5000万两白银,以海关和盐税作抵;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入住,各国则可随意派兵驻守;拆除北京至海沿途所有泡台,允许外国在山海关至北京之间十二地驻军;永远禁止中国人参加或成为任何反对列强的组织,违者处死;凡发生反列强之事的地方,文武各科考试停止五年;各地官员如不能保证当地外国人的安全,革职永不复用;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惩处同情附和过义和团运动的官员(共计各级官员百余人);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司与列强事宜。

  国事如此惨败的代价,只换回了慈禧太后一人的平安,她没有被列强追究“责任”,而且还得以继续掌权,继续她黑暗的统治。

  慈禧太后死后,清王朝交给了年仅三岁的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续姑母之后也当上了皇太后,称隆裕太后。同治帝与光绪帝的嫔妃们则成为“太妃”。宣统纪年开始。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末帝溥仪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

  慈禧太后死后,于1909年11月15日葬入清东陵普陀峪定东陵。她的陪葬品以奢华闻名于世。公元1928年七月,国民党杂牌军孙殿英“慕名而来”,率部炸开了慈禧的陵墓,盗走了其中的大量珍宝。慈禧的尸骨也被弄了个乌七八糟。

  盗挖东陵之事被掀出来之后,整个民国上下都群情激奋。然而如你我所知,世人激奋的是属于国家的珍宝落入盗墓贼之手,对于慈禧太后那具丑陋尸体的结局,又有几人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