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场造就万世英主的“阴谋”

  司马迁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何也?就是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司马迁身处西汉,离西汉的开国皇帝尚不太远,我一直奇怪司马迁怎么敢这么写西汉的鼻祖,也佩服“统治阶级”有关检查制度的宽松。

  中国古代还有一位大书生,比司马迁早了四五个世纪,他就是庄子。他大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是愤懑不平,倒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不合理的现实”。

  到了近代,则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据说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或是邪恶的,且谋的方式不一样,“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沟里进行的。

  “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在政治家看来则无所谓阴阳正反,只要成功了就是好谋。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真所谓乾坤颠倒,阴阳不分。不信,看看唐朝初年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以伏兵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那是无可抵赖的“阴谋”了,但不管是当时的人还是如今的人,千百年来,有谁抱住“玄武门之变”的“阴谋”不放去喋喋不休地责备李世民呢?还不都是一味地赞颂他。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有时也要考虑考虑,有时大众也会变成“势利眼”的。

  据说是因为“玄武门之变”造就了万世英主李世民,但李世民成为英主,那是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的事,在这场宫廷政变以前,谁也不知他将来会成为英主还是昏君,所以,这条理由也站不住,“玄武门之变”还是“阴谋”。

  且不管谁成谁败,也不管阴谋阳谋,还是来看看这场宫廷政变是如何之谋。

  隋末农民大起义轰轰烈烈之际,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全家起兵,利用和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开创了唐朝三百年的天下。

  李渊的宗族与隋朝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家跟北周的宇文氏、隋朝的杨氏均出自北魏的军人,李渊的祖父李虎还帮助宇文泰在关中建立过政权,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唐朝名称的由来即系沿用了唐国的旧称号。李渊承袭了祖爵,曾奉隋炀帝之命镇压过起义军,但因看到人心背隋,隋不可救,才转而起义,后来终于打败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有四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早亡,未及争位),四子李元吉。在这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建成因居长被封为太子,为人也精明能干,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齐王李元吉也算勇武超人。不过,战功最多也最有谋略的,当数次子李世民。

  早在李渊还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看出隋朝的灭亡已不可挽回,他对父亲李渊说:“您受隋朝的命令讨伐贼寇,难道贼寇真的能被彻底消灭吗?”在促成父亲起兵时,李世民又说:“今日破家亡国在于您,化家为国也在于您”,可见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公元618年至620年,李世民打败了薜仁果和刘武周两个强敌,关中和太原基本稳定下来。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又开始攻打王世充,此时他才不过二十二岁,但富有政治家的雄才伟略,知人善任,采纳正确的意见,采取正确的策略,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后来又镇压了刘黑闼等人的起义,终于统一了全国。

  太子李建成常随父亲驻守长安,帮助父亲处理军国政务,应当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比起较为平庸的父亲李渊来,李建成在处理政务上已显示出了才干,但与弟弟李世民相比,却又有很大的不足。李世民南征北战,为争得唐朝的天下,统一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麾下云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军政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如此,李世民野心很大,他不甘心做一个区区秦王,希望有朝一日能当皇帝。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继承皇位的只能是太子李建成,况且李建成也算功绩卓著,又聚集了很强的武力。这样,一场兄弟之间的争位火并就势不可免了。

  首先是双方各自积聚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官居唐朝特设的“神策上将”,府中可谓人才济济,其中的十八学士,有的就名垂千古。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成为一代名相;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为后人所敬仰;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二人也都是当时的才俊人杰。至于武将,秦王府的精兵猛将是极其著名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且王府中养有许多兵士。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文臣如魏征,武将如薛万彻等也很著名,又招集了天下勇士两千人作为王府卫士,其势力总的看来要比秦王府强。齐王李元吉在三兄弟中势力较为单簿,不足以与两人争衡,但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与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大大地增强了李建成的势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唐高祖李渊支持太子李建成,这在社会舆论上对李世民很不利,但李世民在争取人心方面又一直比李渊和李建成做得好。

  如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吉利可汗从原州(宁夏固原)南侵,直逼关中,当时,吉利可汗的兵势很盛,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怕无法阻挡,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邓,并且派人出外查看地形,准备付诸实施。李世民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阻击外族入侵,反对迁都,制止了李渊、李建成的妥协活动,保住了都城长安,也为唐朝国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的赏罚奖惩方面,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李世民在中原打败王世充以后,因为淮安王李神通卓有战功,李世民赏罚分明,便以陕东道台的身份奖赏李神通几十顷良田。但李渊却不顾影响,竟答应自己的宠妃张婕妤,让她拿去一道命令,交给她的父亲,逼着李神通退田给他。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影响却不小,大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信。

  从当时表面的形势看,太子李建成集团处于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李建成是太子,是长子,名正而言顺,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事,社会舆论也多在他这一边;

  第二,李建成有李渊的支持,在权力和名义上有可靠的保障;

  第三,李建成有文臣武将,有较秦王府为强的私人武装。

  李世民也有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李世民本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富有战斗经验,才略出众,更主要的是他手下人既精明强干又齐心合力,因而,李世民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两兄弟势成水火,李建成认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布置了第一次谋害李世民的阴谋。

  一天下午,窗外雨声淅沥,李世民正临窗聚精会神地阅读兵书,忽有卫士进来报告,说太子派人送信来了。李世民拆开信一看,原是请他前去赴宴,要兄弟欢聚。当时,双方的斗争已半公开化,秦王府的人素知太子诡计多端,就劝李世民不要赴宴,以防不测。但李世民认为双方虽在争夺皇位,还不至于兄弟相残,就坦然前往。

  等到了太子府中,见太子和李元吉已恭候多时,宴席也准备得极为丰盛,气氛也无异常,不像要发生什么事的样子,就放心地谈笑吃喝起来。席间,李建成和李元吉交口称赞秦王的功绩和才能,并频频举杯劝酒,弄得李世民酒足饭饱。但忽然间,李世民觉得两腿发软,头晕目眩,立刻警觉起来,他想挣扎着起来回府,没想到竟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此时,窗外雨势转大,电闪雷鸣,狂风又吹灭了席上的蜡烛,席间更显得阴森昏暗。齐王李元吉不知就里,十分害怕,惊慌地问李建成该怎么办。李建成倒很镇静,把眼一瞪,呵斥道:“秦王身发暴疾,赶快送回府中。”

  不知是李建成的毒药不中用,还是李世民的抵抗力强,回到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净了腹内的酒饭,李世民竟然保全了性命。

  李世民忽发暴疾,虽无确证是李建成下毒药,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李渊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训斥了李建成,但毕竟支持李建成,也未对他作什么处置。

  李建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只是方式比上一次的巧妙一些,但把握也减少了一些。

  李建成想方设法地说服高祖李渊去郊外打猎,并要几个儿子一起陪同,李渊同意。父皇有命,李世民只得听从。李建成特意派人挑选了一匹性情暴烈的马,该马稍遇刺激,便狂性大发,他希望李世民骑上此马,遇惊摔死。在围猎场上,李世民纵马操弓,追赶麋鹿,没想到烈马狂性大发,控制不住,那马仰颈狂跳,乱甩乱摇,终于把李世民摔下马背。李世民摔出了一丈多远,但幸好只受了皮肉之伤,并未摔死或受伤致残。

  李建成还采用了其他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就是分散和瓦解李世民的将领和兵力。凡有调兵遣将派防出征的机会,李建成都要派给秦王府上的将领,还屡设计谋,让秦王府的将军调出外任。程咬金在打败宋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役中,勇猛善战,身先士卒,多次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被封为宿国公,是秦王府的得力干将。李建成很怕程咬金,就利用经常同皇帝接近的机会,多次造程咬金的谣,促使李渊下诏将程咬金调出秦王府,任康州刺史。但程咬金是一位刚贞倔强的将领,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安全,他软缠硬磨,花样百出,不断拖延时间,就是不肯离开秦王府。

  对于无法调动的将领,李建成实行收买政策,尉迟恭是一员骁将,也是李世民一手提拔培养出来的将领,臂力过人,勇猛善战,李建成曾送给他一车金银珠宝,但尉迟恭拒收,并向李世民作了报告。李建成后来的一些收买瓦解活动也没有成功。

  李世民也决非持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态度去任人宰割,也积极准备力量。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曾派将领带兵一千余人,拉着许多金银财宝到东都一带,私下结交豪俊之士,引为外援。他也采取收买的手段去拉拢李建成的人,把原来属于李建成的得力人士常何与敬弘争取了过来,使防守宫城门户的要职在暗中转到了李世民这边。兄弟火并已迫在眉捷,李世民再也不敢迟缓,他召集王府的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对付目前的局势。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晚,秦王府戒备森严,卫士环列王府内外,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通行。殿内灯火通明,诸文臣武将排列两边,秦王李世民偕同长孙无忌走进殿内,身后不远跟着两个穿道袍的陌生人。卫士刚来阻拦他们,秦王挥挥手,卫士就放他们进去了。

  原来,这两个穿道袍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的,为了不惹太子府上的人注意,他们才故意掩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会议上,房玄龄先发言说:“太子和齐王已两次谋害秦王,秦王也差点被他们害死。目前,他们正在加紧策划,准备再次加害大王。一旦事变,不仅大王性命危险,社稷也会遭到灾难。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自取其乱’,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大王应该以果断的措施来消弭祸乱。”

  房玄龄的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杜如晦附议。李世民说:“这样劝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可我总觉得过于残酷,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最好是能避免流血!”尉迟恭脾气暴躁,他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大王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太子还是不肯罢休,最近太子又在皇上面前耍阴谋,说我会打仗,要我率领精锐部队跟他出征。如果我真的离开大王,他就会马上杀我的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请大王快下决心。”

  中国民间传统中,常以尉迟恭和秦琼为门神原型。

  正在这时,卫士报告说东宫的官员王胫求见。等秦王会见过王胫,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变得坚决了,他对大家说:“看来太子是决意要杀我了。刚才王胫来报告,说太子已和齐王计议好,最近齐王要奉命出征,他们要借替齐王饯行的机会在席间杀掉我。”长孙无忌说:“王胫素来办事既谨慎又深明大义,他报告的情况一定不会错!”

  房玄龄又说:“现在大祸迫在眉睫,不能对太子再抱任何幻想,否则,必致覆灭。”李世民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总觉得太子不会如此狠毒,因此一时下不了命令去杀掉太子。

  尉迟恭耐不住了,说:“如果大王不下决心,那就让我离开秦王府吧,我宁愿上山落草为寇,也不愿被太子抓去杀头!”

  有几个人也随声附和:“如果大王不当机立断,我们情愿跟尉迟恭一起去当土匪。”情势如此,李世民被迫作出决定,他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既然事已至此,只有按大家的意思去办了!”接下来就是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次会议直开到下半夜才结束。

  当夜,繁星满天,万籁俱寂,士兵运动的声音划破了沉沉的夜空。秦王骑着马,率领部下进入玄武门,在玄武门内外,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卫士。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由于唐朝的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也就是保卫皇宫的主要所在,占据了北门,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地位。

  凌烟阁功臣图像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特意下诏命大画家阎立本画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李贺/南园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日上三竿之时,太子和齐王并马而来,身后跟了许多卫士。李建成根本不知道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已投向李世民,还是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经过玄武门,进入皇宫去见唐高祖。常何等太子和齐王走远了,立即紧紧关闭玄武门,切断了可能出现的外援。

  太子和齐王来到临湖殿前,下马登殿,太子忽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异,立即警觉起来,他扯了一下齐王的衣袖,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奔逃。这时,伏兵尽起,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恭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杀净。

  这时,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得到消息,太子的将领冯翊和冯立率两千余骑赶到玄武门。由于玄武门守将常何拒不开门,太子的卫士仗着人多势众,就奋力攻打。但由于门既高大,守得又顽强,所以久攻不下。副护军薛万彻见攻门无效,就掉转马头,想挥兵攻打秦王府。在这危急关头,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得保性命,愿意归附者一律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只有薛万彻不肯归附,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放开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谢方叔极其忠于太子,他见太子头颅高悬,兵众散尽,便伏地大哭起来。李世民不仅赦他无罪,还嘉其忠诚,好言劝慰。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有力的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灰灭烟飞。

  这场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李世民的政敌已完全消除,从此再也无人能与他争锋,但他能否治理好天下,朝野拭目以待。

  李世民决意实行“仁政”。在对待太子和齐王部属方面,他表现得十分宽厚,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愿意归附,都能得到任用,并能人尽其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魏征。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自投靠了李世民以后,倍受重用,竟成为一代名臣。还有那个不愿归降的薛万彻,后来也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就这样,李世民团结了大多数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日,平庸的唐高祖李渊发布诰命,立李世民为太子,并诏命朝野,“自今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权力。到了七月,李世民重新改组中央政府,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正月改元,年号贞观,李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

  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按照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时趋于鼎盛时期,因此,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以及整个盛唐局面的出现,决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劳,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也不能否认李世民作为万世英主、帝王楷模的功绩。唐朝贞观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均与李世民个人分不开。

  那么,李世民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功劳呢?为什么会成为帝王的楷模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所谓的善于“纳谏”。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它,似乎道义和道德是君主权力的唯一牵制,如果昏君不服道义,不讲道德,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道理可讲了。因此,一朝一代的兴亡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一人的品德。

  说来也真可笑,偌大一片国土,如此众多的人民,其命运竟悬于一人之手,但这是历史造成的,你拿它无可奈何。不过,老天总算不让中国人彻底绝望,总会让他们明君贤相的理想实现那么一两回,真所谓“千年等一回”,李世民也算是中国人等到的好人皇帝了。

  李世民很害怕自己的帝国也会像隋朝一样覆亡,于是,他认真地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隋炀帝本是英武过人、聪明超群,怎奈他荒淫无度、大违君道,“臣下钳口”,皇上“不闻其过”。隋炀帝自己“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越是聪明,就越是灭亡得快。所以,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叫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李世民“纳谏”时心里有时也很不舒服,只是善于克制自己罢了。在众多的进谏和纳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挑出一些来看一看,《资治通鉴》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兹摘译数则如下:

  魏征相貌不超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最后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皇上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您责备我,所以没有去!”

  皇上曾经得到了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驾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一次皇上罢朝回来,怒气冲冲地说:“该当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李世民说:“魏征总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一听,忙穿好礼服立在殿前。李世民惊问什么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于陛下您英明所致啊!我怎敢不向您道贺呢?”李世民听了以后,觉得很高兴。

  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筑洛阳宫,劳累了人民;征收地租,加重了租税;民俗喜好梳高大的发髻,大概也是受皇宫里的影响。”皇上看了奏章后大怒,跟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打算让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宫中的妇女都没有头发,他才称心吗?”要按诽谤国家罪给皇甫德参治罪。

  魏征劝谏说:“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古人说,狂妄的人说的话,圣明的人有所采择,希望陛下您考虑决定。”李世民说:“我如果处罚了这个人,哪个人还敢再说话呢?”就赏了他二十匹绢布。

  有一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您近一时期不喜欢坦率的话了,虽然勉强包含宽容,可不似以前那样豁达大度了。”于是,皇上对皇甫德参再加赏赐,并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打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少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揭发这件事,李恪因而被免官,削减了他三百户的租税收入,李世民说:“吴王的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不能纠正我儿子的行为,应当处死他。”柳范说:“房玄龄辅佐陛下您,尚且不能阻止陛下出去打猎,怎么能单单处罚权万纪呢?”皇上大怒,袖子一甩,入了后宫。过了很久,皇上单独召见柳范,对他说:“你为什么当着人面指责我呢?”柳范回答说:“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尽愚直。”李世民听了,很高兴。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他:“宫里最近有什么修建工程?”窦德素把这事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很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理政府的事务,宫中的小小修建跟你们的职务无关。”房玄龄低头认错。魏征却走上来说:“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房玄龄又要认什么错!房玄龄等人总理国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对宫廷内外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如果您建的工程是对的,他们就应该协助陛下来完成;如果不对,就应该请求陛下停止。他们向主管人员询问,理当如此。所以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认为他们有罪而责备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认罪!”皇上听了,十分惭愧。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重,也会招致天灾。”于是,唐太宗下令释放宫女,一次就放出三千多人。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改造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他可能连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问他说:“你说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纣来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不停这项工程,将来的命运同夏桀、商纣一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工程,并说:“这是我考虑不周。”

  唐太宗就是这样善于纳谏,关于他纳谏的事例,史书上记载很多,可以说数不胜数。对待进谏之臣的态度,更是令人钦佩。魏征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强谏的诤臣,多次弄得他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对他却一直十分尊敬。魏征病重时,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探望,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唐太宗提倡宫廷“民主生活”的态度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据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贞观政要》上记得更具体,说是商旅之人宿于野外,不必担心盗贼来抢;监狱里常常没有人;牛马遍布山野。当然,这也许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贞观年间确实比以往为好,这总是事实。

  李世民就是促成这种盛世出现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都独具特点,如刘邦善于用人,能够容忍;刘秀善玩“柔道”,能宽以待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从谏如流,仅此一点,就足以避免许多错误,就足以实施许多利国利民的策略,就足以促使社会安定和繁荣。一场“玄武门之变”的“阴谋”,造就出这么一个万世英主来!

  “阴谋”与“阳谋”,正像太极图里的阴鱼和阳鱼一样,并无绝对的界限,而是互相包融,可以互相转化的。看来,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造福于人民,就是堂而皇之的“阳谋”,也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阴谋;如果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而定计设谋,即便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也能变成光明正大的阳谋,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