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何也？就是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司马迁身处西汉，离西汉的开国皇帝尚不太远，我一直奇怪司马迁怎么敢这么写西汉的鼻祖，也佩服“统治阶级”有关检查制度的宽松。
中国古代还有一位大书生，比司马迁早了四五个世纪，他就是庄子。他大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是愤懑不平，倒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不合理的现实”。
到了近代，则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据说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或是邪恶的，且谋的方式不一样，“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沟里进行的。
“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在政治家看来则无所谓阴阳正反，只要成功了就是好谋。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真所谓乾坤颠倒，阴阳不分。不信，看看唐朝初年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以伏兵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那是无可抵赖的“阴谋”了，但不管是当时的人还是如今的人，千百年来，有谁抱住“玄武门之变”的“阴谋”不放去喋喋不休地责备李世民呢？还不都是一味地赞颂他。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有时也要考虑考虑，有时大众也会变成“势利眼”的。
据说是因为“玄武门之变”造就了万世英主李世民，但李世民成为英主，那是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的事，在这场宫廷政变以前，谁也不知他将来会成为英主还是昏君，所以，这条理由也站不住，“玄武门之变”还是“阴谋”。
且不管谁成谁败，也不管阴谋阳谋，还是来看看这场宫廷政变是如何之谋。
隋末农民大起义轰轰烈烈之际，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全家起兵，利用和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开创了唐朝三百年的天下。
李渊的宗族与隋朝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家跟北周的宇文氏、隋朝的杨氏均出自北魏的军人，李渊的祖父李虎还帮助宇文泰在关中建立过政权，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唐朝名称的由来即系沿用了唐国的旧称号。李渊承袭了祖爵，曾奉隋炀帝之命镇压过起义军，但因看到人心背隋，隋不可救，才转而起义，后来终于打败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有四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早亡，未及争位），四子李元吉。在这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建成因居长被封为太子，为人也精明能干，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齐王李元吉也算勇武超人。不过，战功最多也最有谋略的，当数次子李世民。
早在李渊还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看出隋朝的灭亡已不可挽回，他对父亲李渊说：“您受隋朝的命令讨伐贼寇，难道贼寇真的能被彻底消灭吗？”在促成父亲起兵时，李世民又说：“今日破家亡国在于您，化家为国也在于您”，可见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公元618年至620年，李世民打败了薜仁果和刘武周两个强敌，关中和太原基本稳定下来。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又开始攻打王世充，此时他才不过二十二岁，但富有政治家的雄才伟略，知人善任，采纳正确的意见，采取正确的策略，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后来又镇压了刘黑闼等人的起义，终于统一了全国。
太子李建成常随父亲驻守长安，帮助父亲处理军国政务，应当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比起较为平庸的父亲李渊来，李建成在处理政务上已显示出了才干，但与弟弟李世民相比，却又有很大的不足。李世民南征北战，为争得唐朝的天下，统一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麾下云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军政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如此，李世民野心很大，他不甘心做一个区区秦王，希望有朝一日能当皇帝。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继承皇位的只能是太子李建成，况且李建成也算功绩卓著，又聚集了很强的武力。这样，一场兄弟之间的争位火并就势不可免了。
首先是双方各自积聚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官居唐朝特设的“神策上将”，府中可谓人才济济，其中的十八学士，有的就名垂千古。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成为一代名相；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为后人所敬仰；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二人也都是当时的才俊人杰。至于武将，秦王府的精兵猛将是极其著名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且王府中养有许多兵士。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文臣如魏征，武将如薛万彻等也很著名，又招集了天下勇士两千人作为王府卫士，其势力总的看来要比秦王府强。齐王李元吉在三兄弟中势力较为单簿，不足以与两人争衡，但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与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大大地增强了李建成的势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唐高祖李渊支持太子李建成，这在社会舆论上对李世民很不利，但李世民在争取人心方面又一直比李渊和李建成做得好。
如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吉利可汗从原州（宁夏固原）南侵，直逼关中，当时，吉利可汗的兵势很盛，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怕无法阻挡，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邓，并且派人出外查看地形，准备付诸实施。李世民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阻击外族入侵，反对迁都，制止了李渊、李建成的妥协活动，保住了都城长安，也为唐朝国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的赏罚奖惩方面，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李世民在中原打败王世充以后，因为淮安王李神通卓有战功，李世民赏罚分明，便以陕东道台的身份奖赏李神通几十顷良田。但李渊却不顾影响，竟答应自己的宠妃张婕妤，让她拿去一道命令，交给她的父亲，逼着李神通退田给他。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影响却不小，大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信。
从当时表面的形势看，太子李建成集团处于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李建成是太子，是长子，名正而言顺，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事，社会舆论也多在他这一边；
第二，李建成有李渊的支持，在权力和名义上有可靠的保障；
第三，李建成有文臣武将，有较秦王府为强的私人武装。
李世民也有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李世民本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富有战斗经验，才略出众，更主要的是他手下人既精明强干又齐心合力，因而，李世民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两兄弟势成水火，李建成认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布置了第一次谋害李世民的阴谋。
一天下午，窗外雨声淅沥，李世民正临窗聚精会神地阅读兵书，忽有卫士进来报告，说太子派人送信来了。李世民拆开信一看，原是请他前去赴宴，要兄弟欢聚。当时，双方的斗争已半公开化，秦王府的人素知太子诡计多端，就劝李世民不要赴宴，以防不测。但李世民认为双方虽在争夺皇位，还不至于兄弟相残，就坦然前往。
等到了太子府中，见太子和李元吉已恭候多时，宴席也准备得极为丰盛，气氛也无异常，不像要发生什么事的样子，就放心地谈笑吃喝起来。席间，李建成和李元吉交口称赞秦王的功绩和才能，并频频举杯劝酒，弄得李世民酒足饭饱。但忽然间，李世民觉得两腿发软，头晕目眩，立刻警觉起来，他想挣扎着起来回府，没想到竟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此时，窗外雨势转大，电闪雷鸣，狂风又吹灭了席上的蜡烛，席间更显得阴森昏暗。齐王李元吉不知就里，十分害怕，惊慌地问李建成该怎么办。李建成倒很镇静，把眼一瞪，呵斥道：“秦王身发暴疾，赶快送回府中。”
不知是李建成的毒药不中用，还是李世民的抵抗力强，回到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净了腹内的酒饭，李世民竟然保全了性命。
李世民忽发暴疾，虽无确证是李建成下毒药，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李渊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训斥了李建成，但毕竟支持李建成，也未对他作什么处置。
李建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只是方式比上一次的巧妙一些，但把握也减少了一些。
李建成想方设法地说服高祖李渊去郊外打猎，并要几个儿子一起陪同，李渊同意。父皇有命，李世民只得听从。李建成特意派人挑选了一匹性情暴烈的马，该马稍遇刺激，便狂性大发，他希望李世民骑上此马，遇惊摔死。在围猎场上，李世民纵马操弓，追赶麋鹿，没想到烈马狂性大发，控制不住，那马仰颈狂跳，乱甩乱摇，终于把李世民摔下马背。李世民摔出了一丈多远，但幸好只受了皮肉之伤，并未摔死或受伤致残。
李建成还采用了其他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就是分散和瓦解李世民的将领和兵力。凡有调兵遣将派防出征的机会，李建成都要派给秦王府上的将领，还屡设计谋，让秦王府的将军调出外任。程咬金在打败宋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役中，勇猛善战，身先士卒，多次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被封为宿国公，是秦王府的得力干将。李建成很怕程咬金，就利用经常同皇帝接近的机会，多次造程咬金的谣，促使李渊下诏将程咬金调出秦王府，任康州刺史。但程咬金是一位刚贞倔强的将领，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安全，他软缠硬磨，花样百出，不断拖延时间，就是不肯离开秦王府。
对于无法调动的将领，李建成实行收买政策，尉迟恭是一员骁将，也是李世民一手提拔培养出来的将领，臂力过人，勇猛善战，李建成曾送给他一车金银珠宝，但尉迟恭拒收，并向李世民作了报告。李建成后来的一些收买瓦解活动也没有成功。
李世民也决非持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态度去任人宰割，也积极准备力量。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曾派将领带兵一千余人，拉着许多金银财宝到东都一带，私下结交豪俊之士，引为外援。他也采取收买的手段去拉拢李建成的人，把原来属于李建成的得力人士常何与敬弘争取了过来，使防守宫城门户的要职在暗中转到了李世民这边。兄弟火并已迫在眉捷，李世民再也不敢迟缓，他召集王府的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对付目前的局势。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晚，秦王府戒备森严，卫士环列王府内外，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通行。殿内灯火通明，诸文臣武将排列两边，秦王李世民偕同长孙无忌走进殿内，身后不远跟着两个穿道袍的陌生人。卫士刚来阻拦他们，秦王挥挥手，卫士就放他们进去了。
原来，这两个穿道袍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的，为了不惹太子府上的人注意，他们才故意掩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会议上，房玄龄先发言说：“太子和齐王已两次谋害秦王，秦王也差点被他们害死。目前，他们正在加紧策划，准备再次加害大王。一旦事变，不仅大王性命危险，社稷也会遭到灾难。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自取其乱’，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大王应该以果断的措施来消弭祸乱。”
房玄龄的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杜如晦附议。李世民说：“这样劝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可我总觉得过于残酷，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最好是能避免流血！”尉迟恭脾气暴躁，他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大王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太子还是不肯罢休，最近太子又在皇上面前耍阴谋，说我会打仗，要我率领精锐部队跟他出征。如果我真的离开大王，他就会马上杀我的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请大王快下决心。”
中国民间传统中，常以尉迟恭和秦琼为门神原型。
正在这时，卫士报告说东宫的官员王胫求见。等秦王会见过王胫，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变得坚决了，他对大家说：“看来太子是决意要杀我了。刚才王胫来报告，说太子已和齐王计议好，最近齐王要奉命出征，他们要借替齐王饯行的机会在席间杀掉我。”长孙无忌说：“王胫素来办事既谨慎又深明大义，他报告的情况一定不会错！”
房玄龄又说：“现在大祸迫在眉睫，不能对太子再抱任何幻想，否则，必致覆灭。”李世民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总觉得太子不会如此狠毒，因此一时下不了命令去杀掉太子。
尉迟恭耐不住了，说：“如果大王不下决心，那就让我离开秦王府吧，我宁愿上山落草为寇，也不愿被太子抓去杀头！”
有几个人也随声附和：“如果大王不当机立断，我们情愿跟尉迟恭一起去当土匪。”情势如此，李世民被迫作出决定，他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既然事已至此，只有按大家的意思去办了！”接下来就是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次会议直开到下半夜才结束。
当夜，繁星满天，万籁俱寂，士兵运动的声音划破了沉沉的夜空。秦王骑着马，率领部下进入玄武门，在玄武门内外，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卫士。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由于唐朝的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也就是保卫皇宫的主要所在，占据了北门，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地位。
凌烟阁功臣图像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特意下诏命大画家阎立本画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李贺／南园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日上三竿之时，太子和齐王并马而来，身后跟了许多卫士。李建成根本不知道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已投向李世民，还是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经过玄武门，进入皇宫去见唐高祖。常何等太子和齐王走远了，立即紧紧关闭玄武门，切断了可能出现的外援。
太子和齐王来到临湖殿前，下马登殿，太子忽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异，立即警觉起来，他扯了一下齐王的衣袖，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奔逃。这时，伏兵尽起，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恭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杀净。
这时，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得到消息，太子的将领冯翊和冯立率两千余骑赶到玄武门。由于玄武门守将常何拒不开门，太子的卫士仗着人多势众，就奋力攻打。但由于门既高大，守得又顽强，所以久攻不下。副护军薛万彻见攻门无效，就掉转马头，想挥兵攻打秦王府。在这危急关头，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得保性命，愿意归附者一律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只有薛万彻不肯归附，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放开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谢方叔极其忠于太子，他见太子头颅高悬，兵众散尽，便伏地大哭起来。李世民不仅赦他无罪，还嘉其忠诚，好言劝慰。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有力的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灰灭烟飞。
这场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李世民的政敌已完全消除，从此再也无人能与他争锋，但他能否治理好天下，朝野拭目以待。
李世民决意实行“仁政”。在对待太子和齐王部属方面，他表现得十分宽厚，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愿意归附，都能得到任用，并能人尽其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魏征。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自投靠了李世民以后，倍受重用，竟成为一代名臣。还有那个不愿归降的薛万彻，后来也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就这样，李世民团结了大多数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日，平庸的唐高祖李渊发布诰命，立李世民为太子，并诏命朝野，“自今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权力。到了七月，李世民重新改组中央政府，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正月改元，年号贞观，李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
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按照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时趋于鼎盛时期，因此，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以及整个盛唐局面的出现，决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劳，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也不能否认李世民作为万世英主、帝王楷模的功绩。唐朝贞观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均与李世民个人分不开。
那么，李世民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功劳呢？为什么会成为帝王的楷模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所谓的善于“纳谏”。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它，似乎道义和道德是君主权力的唯一牵制，如果昏君不服道义，不讲道德，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道理可讲了。因此，一朝一代的兴亡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一人的品德。
说来也真可笑，偌大一片国土，如此众多的人民，其命运竟悬于一人之手，但这是历史造成的，你拿它无可奈何。不过，老天总算不让中国人彻底绝望，总会让他们明君贤相的理想实现那么一两回，真所谓“千年等一回”，李世民也算是中国人等到的好人皇帝了。
李世民很害怕自己的帝国也会像隋朝一样覆亡，于是，他认真地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隋炀帝本是英武过人、聪明超群，怎奈他荒淫无度、大违君道，“臣下钳口”，皇上“不闻其过”。隋炀帝自己“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越是聪明，就越是灭亡得快。所以，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叫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李世民“纳谏”时心里有时也很不舒服，只是善于克制自己罢了。在众多的进谏和纳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挑出一些来看一看，《资治通鉴》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兹摘译数则如下：
魏征相貌不超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最后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皇上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您责备我，所以没有去！”
皇上曾经得到了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驾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一次皇上罢朝回来，怒气冲冲地说：“该当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李世民说：“魏征总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一听，忙穿好礼服立在殿前。李世民惊问什么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于陛下您英明所致啊！我怎敢不向您道贺呢？”李世民听了以后，觉得很高兴。
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筑洛阳宫，劳累了人民；征收地租，加重了租税；民俗喜好梳高大的发髻，大概也是受皇宫里的影响。”皇上看了奏章后大怒，跟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打算让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宫中的妇女都没有头发，他才称心吗？”要按诽谤国家罪给皇甫德参治罪。
魏征劝谏说：“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古人说，狂妄的人说的话，圣明的人有所采择，希望陛下您考虑决定。”李世民说：“我如果处罚了这个人，哪个人还敢再说话呢？”就赏了他二十匹绢布。
有一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您近一时期不喜欢坦率的话了，虽然勉强包含宽容，可不似以前那样豁达大度了。”于是，皇上对皇甫德参再加赏赐，并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打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少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揭发这件事，李恪因而被免官，削减了他三百户的租税收入，李世民说：“吴王的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不能纠正我儿子的行为，应当处死他。”柳范说：“房玄龄辅佐陛下您，尚且不能阻止陛下出去打猎，怎么能单单处罚权万纪呢？”皇上大怒，袖子一甩，入了后宫。过了很久，皇上单独召见柳范，对他说：“你为什么当着人面指责我呢？”柳范回答说：“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尽愚直。”李世民听了，很高兴。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他：“宫里最近有什么修建工程？”窦德素把这事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很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理政府的事务，宫中的小小修建跟你们的职务无关。”房玄龄低头认错。魏征却走上来说：“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房玄龄又要认什么错！房玄龄等人总理国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对宫廷内外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如果您建的工程是对的，他们就应该协助陛下来完成；如果不对，就应该请求陛下停止。他们向主管人员询问，理当如此。所以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认为他们有罪而责备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认罪！”皇上听了，十分惭愧。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重，也会招致天灾。”于是，唐太宗下令释放宫女，一次就放出三千多人。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改造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他可能连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问他说：“你说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纣来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不停这项工程，将来的命运同夏桀、商纣一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工程，并说：“这是我考虑不周。”
唐太宗就是这样善于纳谏，关于他纳谏的事例，史书上记载很多，可以说数不胜数。对待进谏之臣的态度，更是令人钦佩。魏征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强谏的诤臣，多次弄得他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对他却一直十分尊敬。魏征病重时，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探望，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唐太宗提倡宫廷“民主生活”的态度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据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贞观政要》上记得更具体，说是商旅之人宿于野外，不必担心盗贼来抢；监狱里常常没有人；牛马遍布山野。当然，这也许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贞观年间确实比以往为好，这总是事实。
李世民就是促成这种盛世出现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都独具特点，如刘邦善于用人，能够容忍；刘秀善玩“柔道”，能宽以待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从谏如流，仅此一点，就足以避免许多错误，就足以实施许多利国利民的策略，就足以促使社会安定和繁荣。一场“玄武门之变”的“阴谋”，造就出这么一个万世英主来！
“阴谋”与“阳谋”，正像太极图里的阴鱼和阳鱼一样，并无绝对的界限，而是互相包融，可以互相转化的。看来，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造福于人民，就是堂而皇之的“阳谋”，也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阴谋；如果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而定计设谋，即便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也能变成光明正大的阳谋，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