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共同的生活经历。
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的一面，只看到了皇帝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在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活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万历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的心性免不了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老师讲经之间忽然背起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得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封建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苦学“圣经贤传”，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宫廷的“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甚至战战兢兢。
当了皇帝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定朝仪之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而且还要继续读在职学位。当太子时有东宫出阁讲学，做了皇帝也还要在工作中继续听老师的课，即所谓的经筵。古人也真有意思，把讲课听课研讨学习叫做“筵”，颇有些以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的意味，倒是很有点像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只能搞精神会餐，而无实惠的口福可饱。
在这种明神宗
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了。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并非光靠祖宗的恩德，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奇技淫巧，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万历皇帝听了，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
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但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且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灰溜溜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
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登基不到两年，他就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其中包括精舍、猎房和康乐设施，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喇嘛、异域术士嬉游。
他不拘小节，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孰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他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豹房勇士铜牌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率五万骑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觉得可以过一过将军瘾了，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胜利班师，但他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过了一年，他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当然不干，他们伏地请求，泣血而谏，说即遭赐死也不干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正德帝不管这一套，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这次出巡并不那么顺利，于次年春天无功而返。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要求弄明白“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而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
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一百四十六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了，不走吗，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了。
当然，明武宗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重大不良影响。
中国康熙少年读书像
历史上有一位少见的英明皇帝，这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大帝。康熙即位之时才七岁多一点，可谓是少年天子。我们不能否认康熙身上有天生的政治家成分，但他青少年时期所过的较为自由、健康的生活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清世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逝，其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之时，刚刚七岁零九个月，年龄很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康熙帝巡视江南图局部
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年纪大了因病而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把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吴三桂像
清代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无论怎样，吴三桂的汉奸罪名恐怕是洗刷不掉了。
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朝廷内的形势，竟至于此。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
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面临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人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中年康熙像
公元1667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铲除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登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将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康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
康熙在从七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按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代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那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粗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浸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本人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是发自内心，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前代的许多皇帝那样成天被人“谆谆教诲”而被动地接受。因此，康熙的努力学习，并未对他健全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而又能用书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康熙之所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活学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铲除鳌拜之后，康熙又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法之争。
在顺治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就进入了中国，汤若望等一批人还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在这一时期，汤若望用西方较为先进的算法推算出了一部天文历法，顺治把他任命为“通玄法师”，并任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这套历法在当时是较为准确的，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人投靠鳌拜，上书清廷，说汤若望在《时清人作/乾隆狩猎/一箭双鹿图
据统计，康熙一生猎虎六十一只，乾隆猎虎多少，则无记录。不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康乾”是不是盛世且不论，两人先后在位时间之长，倒的确是一件“盛事”。
宪历》的封面上印上了“依西洋新法”字样，是要清朝屈服西方，是“阴行邪教”，如果废了黄帝以来的中国天文历法，那就要把尧舜以来的礼仪制度都要废掉。杨光先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不会有人理他，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历害的理论。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朝廷的许多大臣也都主张废除洋法，用中国的旧历法。礼部、刑部还作出了决定，杀了一批主张用洋历法的大臣。亏得太后的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但从此朝廷形成了两个历法派。
康熙本人对历法了无研究，不能作出决断，但他知道不能用祖宗的规矩来压制西洋的先进东西。在铲除鳌拜以后，康熙想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一边派传教士南怀仁去推算比较两种历法，一边自己刻苦学习，了解历法的大概。经过研究和使用，杨光先的历法屡屡出错，因此，康熙废了旧历法，推行新历法，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同大臣们讲明道理，较好地解决了新旧历法之争，也显示出了康熙认真求实的态度，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威信，群臣都不敢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了。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平定“三藩”，尤其是吴三桂，勾结朝臣，收买心腹，对朝廷的钱粮大加挥霍挪用，在云南招兵买马，积极备战，那是早晚必反的。康熙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决撤藩，不能姑息养奸。不过，康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叛乱晚发生一天，就对自己有利一分，因为从年龄来讲，自己会一天天地长大，而吴三桂会一天天地老下去，自己会准备得越来越充分，而吴三桂则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
康熙亲征准噶尔部的叛乱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尚可喜年老多病，把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代理，尚之信掌权以后，残忍好杀而又多行不义，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挟持，便上书请求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并让其子袭爵。这一年，康熙十九岁，许多大臣都认为不宜撤藩，但康熙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当即允许。
当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了云南的吴三桂，吴三桂又告知了福建的耿精忠，两人均感惊慌，因为他们害怕撤藩。在幕僚的劝说之下，吴三桂与耿精忠均于这年的十月上书，请求撤藩，说了一些“仰垦皇仁、撤回安藩”之类的话，其实际用意是试探朝廷的态度，这一点，清廷大臣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围绕着是否撤藩这一问题，清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大臣找出种种理由来推搪，认为不可撤藩，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吴三桂等人造反。只有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几个大臣主张撤藩。几次讨论，都未取得共识。这时，康熙十分决断地指出：“三藩久握重兵，蓄谋已久，今撤也反，不撤也反，与其晚撤，不如早撤。只是一边撤藩，一边准备应战罢了。”于是，康熙派出使者，催促三藩快撤。接到允许撤藩的诏书以后，吴三桂等人知道弄巧成拙，只好阳为恭顺，敷衍清廷使者，暗地里加紧反叛的准备工作。清廷的使者见吴三桂一味迁延时日，不愿离开云南，就要回去报告。吴三桂见已无法可想，就杀掉了使者和云南的行政长官巡抚朱国治，于公元1673年十一月悍然发动叛乱。
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尚之信、耿精忠也随之造反。叛乱的形势正如康熙当初估计的一样，一开始气势很凶，很快就打入了湖南，四川、广西一带的文武官员也附和响应，半个中国都燃起了叛乱的战火。这吓坏了清廷的一些官员，他们主张向吴三桂等叛军屈服，甚至割长江以南给叛军，还有的人要求杀了当初主张撤藩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下令处死了吴三桂留在北京作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这样，朝廷官员知道，朝廷再也没有了退路，只有同吴三桂等叛军决一死战，清廷因此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而吴三桂等叛军也知道对清廷的要挟已失去了作用，只能死拼到底。但大部分将领也因此开始离心了。
康熙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而是首先确定正确策略，认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其余多是胁从，若能击败吴三桂，其余叛军不难攻破或是收服。这样，康熙就调兵遣将，重点向吴三桂进攻，对川、陕一带的胁从叛军，反复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康熙的这一招十分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吴三桂就被分化瓦解，阻困在了湖南。
公元1678年，康熙收复了浏阳等湘地的许多城池，吴三桂知形势不好，赶快过一过皇帝瘾，撕下了“复明”的假面目，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衡山祭天，自称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同年八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即位，退据云南，后昆阳城破，吴世璠服毒自杀。吴世璠被断头送京，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耿精忠、尚之信等人也早已被杀，川、陕等地也已平定。至公元1681年，乱了八年之久，折腾了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在平乱之中，康熙的英雄睿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平叛，临乱不惊；二是方针正确，先攻吴三桂，分化收服其余；三是调兵遣将，指挥得当。平叛过后，这位少年天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位较为成熟的政治家。
康熙于六十八岁去世，在他后来的四十年里，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统一中国，使台湾回归方面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郑成功从荷兰人的手里夺回了台湾，本想把它作为抗清的海外基地，但壮志未酬，于三十九岁(清圣祖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去世。其后，郑氏子孙和部将互相争斗，一直未能振作。公元1683年，康熙派施琅攻入台湾，并及时制定政策，让施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康熙的正确指导下，郑成功部将投降。康熙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并将郑成功归葬南京。
对于西北部的准噶尔部的叛乱侵扰，康熙数次亲往征讨。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平定了中国的大西北。
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康熙的决策堪称英明，他指挥大军赶走了沙俄侵略军，并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划清了中俄的国界，为中国争取了大片的领土。
另外，康熙本人在科学方面还有一定的贡献。他少年时期就学习天文历法，后来还倡议学习数学，设立“算学馆”，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医学方面，他以权力推广中国古老的种痘免疫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尊重由西方传来的用金鸡纳霜治疟疾的方法；在地理学上，他还花费心血测绘中国地图；在农学方面，他也能亲自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
康熙大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优秀的皇帝，不仅在成年以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少年时期所做的除鳌拜，解决新旧历法之争，平定“三藩”之乱三件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了。
平心而论，除掉近代史上的几十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朝代，起码要比明朝好得多。清朝的前几位皇帝，的确还都是很有作为的，尤其是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皇帝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别的原因先不说，也许与满清入主中原以后，总是担心自己的统治能力有关，在这种担忧之下，比起以前的朝代来，多少增加了一些兢兢业业的精神。或许是一个新崛起的民族更有活力?就像康熙因为有自由的童年生活反倒比那些受到严格教育的许多前代皇帝更容易作出成绩一样，这都很难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是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一是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但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或浅或深地认同了汉族的文化。他们占领了中原，浸淫了这种文化，却又在这种文化中衰败下去，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里好像既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像一个令人无法突围的圈，我们就一代一代地在这无始无终的圈中环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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