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句话是春秋末期的越国大夫文种最早说出的，没想到在其后的数千年里，竟然屡试不爽，似乎成了一条铁定的“历史规律”。
且不说那些如走马灯般变幻无穷的短命王朝，就几个大的王朝而论，西汉开国名臣大将受诛；宋朝开国后似乎温和一些，只是将一些大臣开除回家，让他们种田去了，用的是和平过渡的手段；明朝开国后似乎最为突出，连大臣带家属杀得数也数不清。
中国古代的开国皇帝莫非疯了吗？
其实，他们清醒得很，开国之后屠戮功臣，正是他们的清醒之举，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明智之举。这与简单地“卸磨杀驴”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开国帝王们巩固一家一姓政权的有力措施，是他们“为子孙万世计”的长远策略。那么，何以会如此呢？
道理很简单。开国帝王必定会有一群能力出众、战功赫赫而又势力很大的名臣大将，这些大臣将领未必都忠心耿耿，未必都处处合意，这样，即使在开国皇帝健在时，他们也不全都老老实实，谋反乃至起兵的事例多如牛毛。而这些大臣将领的年龄一般说来都要比开国皇帝为小，等他们享尽天年，自然死光，恐怕极不可靠，即便开国皇帝熬死了许多大臣名将，剩下几个也还是让人不放心，更不用说皇子即位之马援
后无力控制这些权势很大的开国功臣了。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借口将他们一一除掉，当然最好是杀死，即便留他们一条性命，也不要让他们有重掌大权的机会。
这实在是过于残忍。这种极不道德的行为，听起来令人感到义愤，似乎又使人觉得对功名利禄乃至人性道德都深深地失望，但是，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使国家免去了许多分裂战乱之苦。如果权力分掌在几家几姓的手中，那社会就要动荡不安了。六朝时期几十年换一个王朝的例子，就是极好的说明，那时的门阀士族各自为政，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发难造反，所以，朝代更替如同烙饼一样，你来我去，受苦的自是黎民百姓。
这真应了那句话，历史的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
但是，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并无“兔死狗烹”的事情发生，这是刘秀“以柔治天下”的结果。刘秀不愿杀戮功臣，对功臣实行笼络的方法。如果封官赏地，恐怕只能使功臣的权势越来越大，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的，唯一的方法是使功臣宿将与刘氏政权联结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只有一个办法：联姻。
刘氏的女儿多嫁给功臣宿将家的子孙，刘家的子孙也多娶功臣宿将的女儿为后为妻，纵观整个东汉，选后大致不超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绕等功臣家。这样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刘氏江山是牢不可破了，但聪明的刘秀却没有想到，东汉王朝自此落入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可怕轮回之中。
皇室与功臣联姻必然造成外戚专权，依靠宦官除掉外戚又是前门送狼，后门迎虎，必然造成宦官专权。东汉王朝就在这两个畸形的轮子上转完了它的历程。
形成外戚专权局面是既容易而又简单的，其唯一的条件就是皇帝幼小。东汉自第四个皇帝起，皇帝的废立就基本由外戚一手操纵，并且故意立小孩为皇帝，自章帝以下，外汉代官吏图
官是什么？难道都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样子吗？恐怕并不都是这样，否则，中华民族早就亡国灭种了。
戚所立的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仅一百天。皇帝幼小，无力秉政，母后自然就要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指的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后。皇后又依靠谁的势力呢？自然是娘家的势力，于是，外戚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
东汉最大的专权外戚之一是梁冀。梁冀的高祖是梁绕，曾当过新莽政权的酒泉太守，王莽被起义军杀死后，河西地方推举窦融为大将军，梁绕为武威太守，共保河西之境。刘秀逐个击败了农民起义军之后，梁绕等人见大势不可逆转，就率众投降了刘秀，刘秀把他看做开国功臣，先后封为成义侯、高山侯，任太中大夫，梁绕与窦融均与刘秀联姻，刘秀把自己的女儿午阴公主许配梁绕的儿子梁松为妻，这样，梁绕家族就取得了选配皇后的资格。
不过，梁松的侄女虽为章帝生了儿子，可惜不是皇后，未能立为太子，窦融家族出身的窦皇后却又未生儿子，于是，窦皇后就把梁妃生的儿子领养过来，梁家正在暗暗高兴，窦皇后恐怕梁家后来得势，遂设法杀害了梁氏二妃及其父亲梁竦，因而，梁家一直遭到窦家的压制。不久章帝去世，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但不久窦太后也死了，梁家才敢告发窦家，和帝封赏了梁氏一门，但梁家仍受邓氏、阎氏、窦氏等外戚的压抑，直到顺帝时期，梁氏才算掌了实权。
公元126年，顺帝即位，立梁商女为皇后，封梁商为乘氏侯，任掌握军政实权的大将军之职，但梁商不敢十分跋扈，尚能礼贤下士，节身勤政，名声还不算太坏，不过，梁商已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二十年铺设了道路。
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死，顺帝立刻命其子梁冀接替父职，任大将军之职，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梁冀为人阴鸷狡黠，极喜游戏。据记载，他长得极其丑陋，有一双豺狼般凶狠直射的双眼，耸着瘦而上挑的双肩，酷嗜女色、饮酒、赌博及各种斗鸡走狗、骑马射箭等娱乐游戏，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能。其父梁商也算是极有心计之人，为了让梁冀继承自己的职位，不被其他外戚势力压抑，他让梁冀在宦海磨炼了一番，在中郎将、执金吾及河南尹任上时，就做了许多坏事。
梁冀其人，可谓集政客之狡诈、流氓之无耻和纨绔子弟的骄横于一身。在其后的二十年大将军生涯中，做尽了坏事。
汉顺帝二十七岁时突然死亡，其死因至今无法考证。这正为大权在握的梁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梁冀的妹妹梁皇后无子，梁冀便选了一个美人所生的儿子即位，是为冲帝，立梁皇后为太后，垂帘听政。其实一切大权均出于梁冀。
冲帝年仅两岁，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死去。立嗣又成了大问题，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便把几个合适的人选都找到朝廷，其中包括清河王刘蒜、勃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刘蒜素有贤名，太尉李固等人坚持立刘蒜为帝，但梁冀想立一个傀儡皇帝，以便自己操持大权，于是他率人拥立了只有八岁的刘缵为质帝。
刘缵虽为梁冀所拥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却并不感激梁冀，而是颇有正义感。质帝虽然早慧，但毕章年幼，了无心机，一次，他指着梁冀轻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这话被梁冀听见了，又恨又怕，觉得如果让质帝长大了，那自己非一败涂地不可。于是，梁冀令人把毒下在质帝要吃的面饼中，质帝吃了面饼，腹疼难耐，叫人赶快催李固进宫。质帝对李固说：“我吃了毒饼，腹疼难忍，如果能喝到水，还可活命。”李固正要去取水，梁冀在旁边说：“不能喝水，喝了水会吐！”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拿水，质帝就这样被梁冀毒死了。
李固等人觉得不能再立幼帝，拿国家社稷的命运作儿戏，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写了一封信送给梁冀，大意是说汉廷一年之中连失三帝，实非正常，如今又当立帝，此乃万事当中的头等大事，要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选立贤明之君。梁冀接信之后，虽是极不高兴，也得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朝廷中的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聚集一堂，李固等人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年长，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缘最亲近的后裔，应立为君。但梁冀所思正好相反，他想立的是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而且刘志聘定了他的妹子，一旦立刘志为君，自己便是国舅。只是李固等人拥立刘蒜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时不易驳回，梁冀只好暂时宣布罢议。
到了晚上，曹腾来见梁冀。曹腾是中常侍，最会见风使舵，在审时度势上极会掌握分寸。他对梁冀说：“梁将军累世是皇室的姻亲，长期掌握朝政，手下又宾客众多，难免有管束不到的地方，以至有差错甚而犯罪之事。清河王刘蒜素以严明著称，如果他做了皇帝，将军岂不是十分危险了吗？只有立刘志，才能长保富贵！”这一番话，正说到梁冀的心里去。第二天，梁冀复召诸大臣会集，商议立君事宜，李固等人还在坚持，可梁冀作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谁不同意立刘志，他就要杀谁。毕竟正义拗不过武力，大家无奈，只好同意立刘志为帝，是为汉桓帝。
梁冀立刻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免去太尉李固的职务，削夺其议政之权。至此，梁冀还不放心，必欲置李固等人于死地而后快。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刚立，许多人不服，于是，南郡的刘鲔、甘陵的刘文等人联合起来，打算拥立刘蒜为皇帝。梁冀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派人镇压。梁冀的奸诈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灵机一动，趁势诬告李固、杜乔等人参与“谋立”刘蒜，把李固、杜乔逮捕入狱。
但梁冀越迫害李固，李固的声望就越高。李固入狱之后，李固的学生渤海王刘调戴着木枷前去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其他的民众也在准备活动。梁太后听说以后，怕新君乍立，闹出事情，就下令放了李固。长安的百姓听说了，都觉得欣喜若狂。但不久李固、杜乔还是以“谋立”刘蒜的罪名被杀害了。
梁冀拥立刘志有功，刘志当然对他极为感激和倚重，对他的赏赐，也超过了以前对任何功臣的赏赐。梁冀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是丝毫不懂谦让修身，只知一味地屠杀镇压，在东汉专权的外戚之中，梁冀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人们见了梁冀无不“侧目切齿”，对有谏者梁冀采取的态度是非杀即逐。例如，他在做河南尹时，崔琦看不惯他横行霸道，作《外戚箴》献给他，以资规劝，梁冀当时尚未掌大权，也就未对崔琦采取措施。等梁冀入朝廷，做了大将军，掌了生杀予夺大权以后，崔琦又献《白鹄赋》去讥讽他。梁冀这次再不容忍，质问崔琦说：“朝廷上下，官员众多，难道只有我是最可恨的吗？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激烈地谴责我、讽刺我呢？”崔琦毫不畏惧地回答说：“管仲相齐，爱听不同的意见，萧何辅佐刘邦，鼓励人们进言。如今，将军以累代辅佐君主，实在是担负着伊尹、周公的责任，而又不修德政，不用贤良，不开言路，乃至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其实就如赵高的指鹿为马！”梁冀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却也无言以对。
梁冀自然不会放过崔琦。一怒之下，本想杀死崔琦，后又觉得未免过于露骨，就改为遣送回家。过了一段，仍觉不解气，想把他处死而后快，为了做得不过于明显，就先升崔琦为山东地方的临济县令长。崔琦也是明白人，知道梁冀对他没安好心，就没去做官，找了个地方隐居起来了。梁冀知道后，还不罢休，又派刺客前往寻找。等刺客找到崔琦，却见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刺客觉得他是个贤士，不忍刺杀他，便告诉了他实情，并说自己也该逃走了。崔琦听了刺客的话，立刻逃走，但因梁冀党羽密集，崔琦还是被杀死了。
袁著是一个十九岁的郎中小官，他实在看不惯梁冀的飞扬跋扈，竟斗胆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势分权臣”，大权旁落，这还罢了，又建议梁冀最好“功成身退”，回家养神，“以全其身”，否则，难逃覆灭的下场。此外，袁著还要皇上“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等等，不一而足。梁冀听说这样一个小人物上书辱骂自己，又惊又怒，立即派人捉拿袁著。袁著听说后，变名逃走，又托病假死，把蒲草装在棺内下葬，但还是逃不过梁冀的耳目，最终被抓住杀死。
不仅如此，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刘常、胡武、郝絜等人都遭连累。尤其是郝絜之死，很具戏剧性，他起初想逃生，但无论逃到哪里，都有梁冀的爪牙，后来发现实在无法逃脱，就干脆抬着棺材，在大将军梁冀的家门口服毒身亡，以保全一家的性命。胡武一家，被株连杀害的竟达六十余人。上一书而株及如此之多的朋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梁冀权倾朝野，以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大将军，不知有汉天子的程度。梁冀可谓是个权力狂，不论大小权力，他都希望抓到手里。他派人监视皇帝，皇帝的一举一动他全部知道，至于大臣的动静，更是逃不过他亲信的眼睛。朝廷里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对于官吏的升迁降谪，他更是亲手办理，以便借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凡是升迁的官员，临行之时必先到他那里去辞行，凡有得罪他的，他一个也不予放过。
有一个名叫吴树的苑县县令，梁冀曾当面告诉他要他照顾自己在宛县的宾客，吴树当场予以拒绝，并痛斥梁冀专门结党营私，根本不重用贤能之士。到了宛县，吴树果然按律处死了十几个梁冀的宾客。梁冀对他恨之入骨，便以提升他为荆州知府为名，召他到自己家里饯行，置毒酒中，将其毒死。
梁冀横行霸道，专权二十年，几乎未做什么好事，罪行却是累累难计，所以他的行为激起了普遍的公愤。梁冀的私生活，也是丑闻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据记载，梁冀的妻子孙寿是个十分奇怪的女人，她长得很难描述，眉毛细而曲折，满口黄牙，一笑如同要把脸上的肌肉撕裂，走起路来摇摆不定，有点东倒西歪的样子。她爱在眼下涂上红脂，仿佛刚刚哭过一般，把头发盘在一侧，好像头上长出了个大疙瘩。不过，这孙寿长相作派虽然怪诞，倒极有降人的手段，竟把梁冀弄得既爱她又怕她，处处听她的话。孙寿不仅培植自己的势力，还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并不顾自己的名声，前往梁冀的外室捉奸。弄得城里一片沸沸扬扬，真是群魔乱舞。
梁冀当权，汉朝实是梁氏的天下。梁冀一门，前后出了七个侯爵，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封邑册君者有七人，取公主为妻者三人，校以上将官五十七人。梁冀多行不义必自毙，其末日已为时不远矣。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及另一梁氏妃子先后病死，此时的桓帝已经二十八岁，他时刻担心自己会遭到以前皇帝的命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梁冀毒死。在梁氏皇后死后，他加紧行动，打算除掉梁氏一家。
可除了太监以外，他又能去找谁呢？一次，他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周围无人，便把亲信太监唐衡叫过来问道：“你知道太监中还有谁同梁家合不来？”唐衡说：“单超、左倌两人曾到梁冀的弟弟家里去过一次，因为没行大礼，他俩的兄弟就被送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那里，他俩送礼道歉，才救出了他们的兄弟。他俩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肯定是恨外戚专权的。”
桓帝又悄悄地把单超、左倌叫进室内，低声对他们说：“大将军把持朝政，我现在想把他杀掉，可朝廷上的官员都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该怎么办呢？”
单超、左倌齐声说：“大将军专权误国，早就该杀。我俩没什么可说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怕皇上没有决心除掉大将军！”
桓帝答道：“我决心已定，无可犹豫。”接着，桓帝又叫来徐璜和县瑗，五个太监一起歃血盟誓，共讨梁冀。
梁冀的亲信耳目也探得了一些消息，报告了梁冀，梁冀怕出什么事，就特派自己的心腹张恽到尚书省值宿。单超一见梁冀有所觉察，便当机立断，派人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抓住了张恽，桓帝也亲到殿下，命人把一切调动用的符节印信全部集中到尚书省，派兵把守，以防梁冀矫诏调兵。
然后，桓帝派县瑗带领宫中士卫一千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又派人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绝未想到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无从抵抗，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梁冀既死，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处死。官员受株连罢官的三百多人，处死的数十人，朝廷上下各衙门几乎为之一空。清抄梁冀家产达三十万万，可抵全国当年租税的一半。
梁冀是除掉了，外戚专权暂告一段落，然而，宦官专权又开始了。东汉王朝终于在宦官和外戚的双重绞杀中灭亡了。
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繁华鼎盛的感慨，到此方显得深沉。只是王、谢乃是名门士族所出的名臣，而梁冀则不过是横行一时、祸乱国民的罪臣奸臣罢了。梁氏一族久遭排挤压抑，一旦得势，却又骄横残暴，终至一场春梦，落得灰飞烟灭。
我们无暇去作无聊的慨叹，我们要看到的是，封建集权制度必然会带来外戚或是宦官专权的弊端。一家一姓之政权全由一家一姓来处理，天下公理不由天下人来断定，只出自一人之口，就必然会导致极少数人的专权，这是封建制度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解决得好一点，是政治开明，所用得人，大家有了明君贤相包青天，但好人主义是靠不住的，人的良心是有限的，权力对人的腐蚀却是无限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是以好开始，以坏结束。如果中国的朝代都能善始善终的话，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变换了。
有趣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容易乘虚而入，一是皇帝年幼无知，一是皇帝年老昏聩。
对待功臣可也真是难办，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不杀功臣，容易弄得外戚专权，除掉外戚，又往往要靠宦官。看来，这外戚与宦官专权，似乎成了封建王朝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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