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一体？政治和艺术能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宁愿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就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却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做了亡国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极富“艺术家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诸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有板有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会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产生的。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个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攻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宋徽宗所绘《听琴图》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聆听教坊乐手演奏《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寻欢作乐。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好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就应当算是一个典型。李煜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而且“其劲如铁”，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易讨得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几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媪(即“母”)相。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供他观赏临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去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世故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朝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职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在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无一定之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竟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蔡京书写的神道碑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黄指黄庭坚，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头上，往往把他换成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党争斗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党关系之因由，罢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极力主张改革，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祐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祐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元祐党籍碑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祐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宫廷里突然发生了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到军中，令其停止前行，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看完手谕之后，立即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徽宗游青楼阁
说：“皇上命我们快点进军，以便早日取得胜利。”童贯这次出征，竟然收复了四座城池，可算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也为朝廷大火冲了晦气。因此，他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观察使在当时是一项特殊的荣誉，以太监身份兼任此职，就始自童贯。不久，童贯竟又升为武康军节度使。
宋徽宗对童贯的巧于奉迎十分满意，尤其对他善于搜罗书画，供己玩赏，更是感激不已，因此，对他的恩宠有增无减。后来，徽宗又想授予童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力，蔡京就以前朝无此先例为由，表示反对，并拒绝草诏，弄得徽宗没了办法。原来，这时的童贯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视朝中若无人，选拔以及降黜军官，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本不向朝廷请示。他这种专权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连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当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时，蔡京便出头作梗了。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
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人了吗？”徽宗说：“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十分佩服，想见见他，所以才派他去做使者。”童贯终于被派执行这项外交使命。出使归来，童贯觉得自己更是为国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愈加骄横跋扈，徽宗对他也更加宠信，让他以太尉的身份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被封为太傅、晋国公。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差不多等同宰相，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
童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因急于邀功，轻启战端，屡遭失败，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却屡建“功勋”。
扰民的花石纲
公元1120年，方腊在江浙一带发动了农民大起义，由于人们无法忍受当时的残酷统治，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百余万人，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所到之处，杀死贪官污吏，城池望风而降，整个东南为之震动。朝廷大臣见已无法隐瞒，只好奏明徽宗，派童贯前去镇压。童贯先是奏请徽宗罢除花石纲之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然后率领山西、陕西一带的十五万精兵火速赶赴东南。在童贯的残酷镇压之下，方腊农民起义终于被扑灭，方腊本人也被俘牺牲。
但童贯在边境战争上却屡遭败绩。他在镇压了方腊大起义以后，以为余勇可贾，可以进攻辽国，于是，他轻启战端，率兵攻辽。其结果呢，是连吃败仗，被辽人打得一塌糊涂。其实，早在此之前，他率领的军队就多次被北方诸民族打败。在他主管枢密院后不久，就催令大将刘法攻打西夏。刘法是西北名将，深知其中的利害，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宜出兵，但童贯新官上任，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不顾客观情况，催逼刘法开战。他写信给刘法说：“当年您在京城，曾亲手接过了皇帝的命旨，并说一定能打胜仗，如今怎么反而不愿开战呢？”刘法被逼无奈，只得率军进攻，其结果是一出战即遭埋伏，军队遭失惨重，刘法本人也阵亡。刘法一死，整个西北都大为震动，弄得人心惶惶。但童贯却隐瞒实情，向徽宗奏告刘法打了胜仗，满朝文武均知刘法惨败，只是惧于童贯的权势，不敢以实相告，反倒一个个佯装不知，纷纷向徽宗拜贺。
北宋的腐败在金兵南下之时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
徽宗创造的瘦金体，在书坛自成一家。
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太原首当其冲，作为广阳郡王的童贯，正在太原，童贯一听金人要来，根本就不思备战，只是赶忙派人到金朝去求和，金人当然不会答应，反派来使，要童贯割让土地，童贯平日趾高气扬，而在更趾高气扬的金国使者面前，他只有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当金兵来到太原城下，他更是吓破了胆，想临阵脱逃，太守张孝纯劝他说：“金人背信弃义，公然犯我疆土，王爷应该带领官兵同金人大战。如果扔下太原，岂不是把河东也扔给金人了吗？”童贯听后，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宣抚使，不是守疆卫士。你要我留在太原，还要你们主将干什么？”张孝纯听了此话，无言以对，只是长叹一声说：“我一向佩服童太师的威望，可没想到会胆小如鼠，临阵脱逃，您即便逃到京师，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呢？”童贯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讥刺。
徽宗因“拒敌无方”，又因酷爱绘画，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倒是有些志气，想御驾亲征，打退金人的入侵，尚未出发，就见童贯狼狈逃回。钦宗让他一起出征，他不肯，又让他留守京师，他也不肯，而是和徽宗一起向南逃去。童贯不战而逃，引起朝野上下的愤怒，在逃跑当中的表现，则成了他败亡的直接导火索。童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在西北一带招募了数万勇士，称为徽宗观球图
胜捷军，实是他的私人卫队。童贯在与徽宗一起逃跑时，两人的卫队争上浮桥，童贯竟令自己的卫队向徽宗的卫队放箭，霎时间，中箭倒毙者一百多人。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宋徽宗的愤怒，许多正直的朝臣也骂他大逆不道。在舆论压力下，宋钦宗只好将他贬为右卫上将军。但是，许多坚决反对宦官的大臣不肯罢休，继续要求惩处童贯，宋钦宗只得把他再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后又将他流放到英州、吉阳军。不久，宗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童贯的十大罪状，终于令御史将他杀死在流放途中。
真是所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作为皇帝，宋徽宗确实无可称道，甚至还免不了昏君的恶谥；但作为艺术家，赵佶却颇有价值，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个“君子”。正像古人说的一样，君子是可以用一定方法来欺骗的，童贯、蔡京就是抓住了他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可谓巧妙之极矣！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多种多样，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靡，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但像童贯、蔡京之流，以卑微乃至罪恶的目的投宋徽宗高雅的艺术爱好而得宠，在历史上也算是鲜见的了！他们不是为了把宋徽宗的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更不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艺术家的赵佶当做一个傀儡，一个玩偶，借此攀上皇帝宋徽宗的权力的肩膀。
由此看来，以艺术家的天赋去占政治家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宋徽宗未必想当皇帝，但却非当不可。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只好扮演历史派定的角色，许多悲剧由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来，中国多政治家而少学者，少文人，少艺术家，更少科学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每个人都是政治家(在西方人眼里，政治家有时和阴谋家相通)，他们害怕同中国人接触。确实，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了。那些醉心于当政治家的人，如果能好好地考察一下自己，觉得应该改行当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的改行，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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