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动的枢纽部位,行立俯仰,莫不关之。

  宰相的职权有多大?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一句话,宰相对内要辅佐皇帝,为皇帝出谋划策,并统领百官,指挥内外百司;对外,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真是国防、内政、外交无所不管。所以,《宋史•职官志》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具体来说,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

  一是谋议权。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所以,西汉初年,宰相曹参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主动入宫向皇帝提出建议,汉惠帝就责怪他“无所请事”。

  二是副署权。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例如,武则天当政时,曾派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刘祎之,结果遭到刘祎之的抗议:“不经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何名为‘敕’?”意思是,这道“敕书”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签署,仅仅是武则天的一纸命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怎么能称为“敕”呢?

  三是用人权。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那些“良相”大多能够充分并恰当地行使用人权。在唐玄宗初年,有两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即所谓“小事”),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义发布堂案、堂帖,直接指挥内外百司,处理各种“小事”。

  总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在皇权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专制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宰相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在政治实践中,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更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创立期:春秋至秦

  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以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实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实,早在战国后期,秦国就率先设立“丞相”一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

  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4)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

  在两汉时期,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开始显现,宰相制度很快进入了调整期,核心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权力也有变化: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倚重身边的心腹——尚书台,削弱相权。不过,时间一长,尚书台逐渐坐大,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内外朝互相消长的局面。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度也多有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在曹魏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宰相,只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才能实际执掌朝政。至两晋时,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宋、齐、梁、陈时多有沿袭。北魏、北齐时,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的权力大增。西魏时,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冢宰”为宰相,后来又改设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后,杨坚废三公,以三省长官知政事,称为“真宰相”。

  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复杂多变。在唐朝前期实行的是三省制,中后期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省负责处理表章、起草诏令,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查奏抄、签署诏令,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来是三省长官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从唐太宗时起,皇帝经常指派别的官员去政事堂,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是给资历较浅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二是给一些资历较老的元勋功臣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时,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为了分散相权,皇帝有意设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比较低,后来与正宰相没有多大差别,使宰相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设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三司(长官是三司使),负责掌管全国的军队、财政,以分割相权。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

  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清朝末年,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军机处,另设“责任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长,相权又有所回升。最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灭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