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字狱”，就是在皇权专制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高压统治，专制帝王们不惜用暴力来打击异己分子，镇压那些不合自己口味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些因为言论、思想而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些文字狱完全没有政治意义，只不过是专制皇权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谁也无法对思想进行控制，所以，中国思想界绚丽无比，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当时，有十几家学说流行，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其流行程度甚至还比不上墨家学说，孔子门下实在是冷冷清清。
等到秦朝建立，秦始皇就把手伸得长长的，管起人民的思想来。由于秦始皇荒淫无道，性情又残暴，有许多人“引经据典”地批评他，嬴政勃然大怒，就放了一把火，把诸子百家的书全烧了，还把四百多位儒生、方士活埋。没过几年，曾经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到汉武帝时，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来一统天下。从此，诸子百家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儒家。到了隋朝，专制统治者做得更绝，建立了科举制度。要想做官，不仅要接受儒家思想，还得熟读《四书》、《五经》，才有出路。所以，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抬出科举制度来压人。
不过，说到底，儒家思想也只是封建帝王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例如，孟子曾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明太祖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一定把这个老东西抓来宰了！”可见，那些专制帝王在“骨子里”并非真正信奉儒家思想，而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用的，就拿过来，加以利用；对他们没用的，抑或有害的，即便是“亚圣”孟子的思想，也要抛弃。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专制帝王们压制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出大量的“文字狱”，使天下读书人在他们的淫威下“服首帖耳”。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什么“异端思想”，就连在私下里骂一声“狗皇帝”，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会株连九族（甚至十族）。
所以，一部“文字狱”的血泪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思想被压制、被摧残、被阉割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老百姓被愚化的历史。千百年来，为了追求所谓的“长治久安”，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压制各种异端思想，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即便是圣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有时也听不进那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的劝谏。有一次，在与魏征吵架后，他甚至告诉大老婆——长孙皇后：“我真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才好！”幸亏长孙皇后比较贤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用好言好语劝解唐太宗，魏征这才没有人头落地，成为“刀下鬼”！
“文字狱”的牺牲品：再说“焚书坑儒”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最大的“国耻”，也是皇权专制国家制造出来的最大的悲剧！
皇权社会里，中国人擅长的是“破旧立新”，经常把已经存在的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再“白手起家”，建立新文明，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天荒”地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并传给后人。
焚书运动，起源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之间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封建官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分封制”进行的，但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朝政？也许，历史早已在冥冥中决定，这场辩论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
关于这两个问题，西方早已解决了，而中国人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苦苦探索，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淳于越认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制度。对此，李斯“振振有词”地说：三皇五帝各不相同，夏、商、周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允许士大夫们入朝时心里指责，出朝后街谈巷议；为了维护专制帝王的尊严，就必须堵住天下人的嘴。
最后，在秦始皇面前，淳于越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嬴政就“一锤定音”，天下的书籍大多被焚毁。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经过几千年、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地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从此，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加强思想统一，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武断和孟浪。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是采用郡县制还是分封制？这个问题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可是，秦始皇不容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悍然下达了“焚书令”。
至于坑儒，既是焚书的继续，又是焚书的必然结果。因为侯生、卢生说了一些对他不满的话，并离他而去，秦始皇就勃然大怒，非要彻底追查此事不可。最后，他让御史开了一个“黑名单”，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为此，嬴政的长子扶苏专门进谏，恳请父皇“三思而行”，却被发配到边境，去监督蒙恬的军队。结果，秦始皇一死，扶苏就被赵高假传“圣旨”害死。
在这之前，哪怕是再残暴的专制统治者，也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彻底地毁灭古代文明，把老百姓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人民还是有一点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坑儒？嬴政的真正目的是“杀鸡给猴看”，以酷刑震慑天下读书人，“诛”读书人之心，以儆效尤。试想一下，四百多人同时被活埋，那是什么场景，也真够惨烈的。从今以后，谁还敢乱说话，议论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李斯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作为专制皇帝的“鹰犬”，李斯担心读书人议论朝政，会使人心不安，对皇权专制国家不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就要将古代的书籍全部焚毁，那也太过分了，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扫除了古代文化，人们就不会议论朝政，对专制皇权不满了吗？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李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投机家”，他的这个“馊主意”并非出于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而是出于他那肮脏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结果，李斯的意见正中嬴政的“下怀”他立即付诸实施。要是嬴政不采纳这个“馊主意”，或许大秦帝国还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铲除古代文明，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确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压统治，最终导致秦朝迅速崩溃。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铁律”：即使是再专制的社会，也要留一些“出气口”，给人们一点点发言权，否则就会造成一种“高压效应”。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学者们虽然不能公开地议论国政，但还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就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他们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得“严严实实”。所以，“焚书坑儒”绝对是一个“下下之策”，只会引发强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冲击皇权专制体制。李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权势压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只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大秦王朝和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
至于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的主张，更是恶毒无比。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李斯此举纯粹是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了“高压效应”。可惜的是，后来的专制帝王大多把李斯的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不遗余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下读书人，迫使他们依附于专制皇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偏偏与嬴政、李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弃如撇履，下令焚毁的“书”，恰恰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后人奉为“圭皋”的道统；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偏偏帮助历代帝王巩固江山，不仅不能“坑”，还要奉为上宾。当然，后来的儒生也逐渐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样动不动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谀奉迎，无所不用其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书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从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焚书坑儒”也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到最后，秦朝政府越来越孤立，仅仅依靠李斯、赵高等一小撮人为其撑腰，仅凭赤裸裸的暴政来维持统治，这样的王朝当然难以持久。
许多人都知道，在研究历史时，要历史地看问题。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厥功至伟，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即便是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经过“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他为老百姓制造了一个“牢笼”，不允许人民“越雷池一步”，专制皇权也变得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气息。其实，这样的皇权专制统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
“文字狱”的牺牲品：“文字狱大师”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里很穷，父母、兄长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后来又当了和尚。在和尚庙被红巾军烧毁后，朱元璋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红巾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学历又不够，导致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过去，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对“僧”、“光”、“秃”之类的字眼特别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从红巾军起家，而红巾军向来被地主、官僚们骂作“贼”。于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贼”字，就连声音与“贼”相似的“则”字也一并在厌恶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本来是“官样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谁也不会在意。
谁知道，细心的朱元璋竟然对这个特别计较，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因为他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对字音、字义、用典也不大明白。于是，这些“官样文章”经他一读，就都成了语含讥讽的文章，许多训导、学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据说，逃过此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下面，请读者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荣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朱元璋读成“发髡”（等于骂他是“秃驴”），而“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许元全家都被抄斩。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在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一概处死。
当时，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份《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则”字附会为“贼”字。最后，林伯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掉了脑袋。
由于朱元璋杀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吓坏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圣明仁慈”的明太祖终于动了“菩萨心肠”，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从此，对于这一类“官样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衔、姓名就可以了。可见，在朱元璋的皇权专制统治下，臣子们想要“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奴才”都很困难，竟然要用无数“奴才”的鲜血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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