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组织必有自己的结构。单位有单位的结构，政党有政党的结构，公司有公司的结构，帮会有帮会的结构。譬如公司，一般都有治理结构，通常有图示贴在办公室，上面是董事会，下面是总经理，再往下是部门，最后是业务员。欲与组织打交道，首先必须了解组织的结构。搞关系也一样，想搞好关系必先在脑子里有一张蓝图。关系网是江湖的一种组织，它也有自己的结构、原理和规矩。
关系网和帮会团伙，这两种模式都是从古典社会家族组织蜕变而来，只不过蜕变的路线、方向各不相同。在关系网里，大家虽然不具亲缘关系，但具有与家族组织类似的相处之道。关系网与家族组织进行类比，类似特性有三条：（1）亲疏，（2）上下，（3）内外。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梯度格局，提示了等级性和异质性的普遍结构，无怪乎费孝通设计一个“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社会，尤其家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往大里说，西方社会学提炼不出这个“差序格局”，因为那里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所谓的特殊主义原则，这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西方社会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均质性的社会。
说到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乡间社会的模式，不能不提费孝通的理论。在五十多年前，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①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一次提出一个有关乡土社会的结构模型，叫做“差序格局”。其大意说：中国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特定的结构原理，用图像来表示，就像一枚石头扔进宁静的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涟漪外形酷似一圈圈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向外推，向外扩散。这个同心圆图式有三个要点：（1）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外在的别人、有形的团体或国家为中心。（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均等，有亲疏之分。所谓圆圈，便是由自己某层亲密关系们组成的一串点，越是靠近中心，越是亲近；越是远离圆心，关系越疏远。（3）个人与每一圈上亲疏不同的人际关系，都有特定的伦理规范和各自不同的相处之道，方式规则各不相同。
这个模型提出大半个世纪了，始终都是本土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理论完全取代它。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学者对乡土社会的认识，在理论上没有进步。
费孝通研究的是乡土社会的格局，即定耕农业社会的构造。与之相比较，本书讨论的是江湖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关系网的结构。前面说过，江湖社会是从乡土社会（定耕农业社会）蜕变而来，家族的封闭团体结构蜕变成近代江湖会党和教门，家族里的人伦关系蜕变成了超出家族的人际关系网。江湖的两种形态——帮会和关系网都与家族模式有关，异质而同构，尽管成员不拥有亲缘关系，但结构和操作方式在某一侧面类似，道理相通。家族是各种江湖的通用摹本。
差序原理，用通俗话说就是亲疏二字。亲疏原理不仅适用乡土家族社会，同样适用于江湖，适用于关系网。家族里有亲疏，关系网更有亲疏。搞关系，最讲亲疏。有三个档次——“关系特铁”，“关系一般”和“没有关系”，是人们通常表述关系亲疏的三个等级。除此之外，江湖社会不仅有亲疏，还有“内外”——自己和任何外人，以及“上下”——上人和下人，交往规则极其复杂，繁冗之中又有一定之规，不学不得以悟透。
亲疏有别
依中国人的标准，亲兄比表兄亲，亲表兄又比远房表兄亲，远房兄弟只要不出五服，还算自家人，总比外面熟人亲。再往外说，熟人比点头之交亲，点头之交比陌生人亲。陌生人当中，本地人比外乡人亲，中国人比外国人亲。这就是亲疏的一种解读。关系社会讲的亲疏，肯定不单指血缘亲疏，也不单指空间远近，而是由交往频度构成的牢固性和利益深浅。
依前面所说，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相处，所以处不处得好是一切关系的前提。以“面对面”观点看亲疏，亲疏就是面对面交往的密切度，以及滋生的默契度。相处频密、融洽就是亲，俗称“关系很好”、“很熟络”；反之，不频密就是疏，所谓“关系一般化”、“点头之交”、“没什么来往”。
在亲疏尺度上被定性，这还只是起点，然后在俩人亲疏被定位之后提出不同的交往规矩，依此相处，最终效果就有了大差别。越亲密，相互委托办事越有义务感、责任心，做事越卖力、效率高；反之，越疏远，办起事情来积极性不高，卖力程度差一些，推三诿四，效果难有保证。亲密即是动力，甚至是压力——人情的压力，情面的压力。假设委托不够亲的人办事，担心动力不够，那就需要加油送礼，这是一套规则。俗语称之“金钱开路”，或者“银弹开路”，“炸开一条路”。这是另一重人情因素。
关系亲疏格局分化产生不同伦理规则和不同行为效应。顺势分析下去，就会一清二楚。起初，亲疏字面上仅是指往来的频度差异；而后由于频度增加，就逐渐积聚了相互认同感——关系的“铁”和“磁”，这“铁”和“磁”孕生了替对方担责的义务感。责任大小与关系亲近呈正比，典型的责任感就是把哥儿们的事情当自己事情来做，那就是常说的江湖义气——“替朋友两肋插刀”。私底下，你可能是愿意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即便不情愿，也要装着“哥儿们的事就是我的事”。熟人之间有情面，有情面必“抹不开”，情面越大，越难拒绝求情。对于哥儿们的请求，不管出于真心还是被迫都要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先一口应承再说，再咬牙去办理。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譬如有的人自己花钱应付人情，买商品当作赠品以应朋友之托，买球票当作“蹭”票满足朋友虚荣心。当然，江湖文化一旦开创了这个方向，哥儿们的感情建构还会一路朝前走，当主动的态度和感情发展到极点，就产生一种极致升华，变成了江湖常说的“共生死伦理”：“上刀山下火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俩谁跟谁”。
上下有别
成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表明权力等级的厉害，而且刚好一级压死人，高两、三级则未必有用。等级是封建社会的一般秩序，大臣晋见皇帝必须“叩见”，也就是五体投地，三跪九叩首，撞青额头为止。“叩见”后，还不能坐下，要一直站着，皇帝“赐坐”方可坐下。在世界其他文化里很难看到这般侮辱性的“五体投地”。更糟糕的是君臣关系被当做脚本推广至地方上的臣民关系，乃至官场内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将“等级”二字浸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也顺势进入了关系网。
关系网的第二特性是等级。
譬如有下面几位长辈：父亲、叔叔、姨妈、堂叔、远房表叔、世伯，以差序观点看，随着血缘、生活空间变化，这些人与自己关系有亲有疏，形成典型的“差序”秩序。但是，无论如何变化，长辈总归是长辈，撇开亲疏，下辈对他们都有一些共同规矩——恭敬、孝顺，不能犯上顶嘴，不能与同辈晚辈的规则相混淆，否则是违规。这就提示了另一个关系学规则：上下有别。以上举例都是亲戚，上下差级的区分主要不在亲戚，而在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处理权力和权贵的态度原型，却来自家族。上下有别，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是古代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遗迹。无论乡土社会，还是江湖社会，等级都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的一般特征。
等级制是抽象制度，需要演化成具体的尺度来执行。具体的尺度是年龄、辈分、权力、行政级别、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师生（徒）关系等。儿童不知道等级制为何物，但知道在家族里区分长幼，在学校区分师生，因而掌握了一些尺度。
进入等级的语境，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模糊的规矩。这些规矩隐性地存在，譬如以下三条：
第一是恭敬态度。这是所有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地位低者对高者，最起码的规矩。恭敬的态度首先体现在语言和姿态，其中磕头便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一种极端仪式，代表人格的依附。
第二是奉献“心意”。晚辈向长辈，下级向上级，奉献金钱、礼物来回报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栽培和呵护。现在逢年过节，每每可见子女向父母送礼，下级向上级送礼，群众向领导送礼，小弟向大哥送礼。这是一种制度规范，即便不求人也要送礼，只为确认这层模糊的依附关系。除了贪官以外，礼大礼小无人嗔怪，关键是记得他老人家，强化和确认上下关系的认同。
第三条是交换不对称。这是前一条规矩的延伸。上下级之间如果发生利益交换，双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对等，在大致认可的折算标准上，下级理当付出多，上级理当付出少——所谓倚上卖上是也。譬如，下级帮上级办事（包括门生帮宗师办事），所获酬谢应该比当上级反过来酬谢时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级舍不得代价，而是通过差额凸显双方的等级格局。酬谢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夸奖和口彩。
假若上级在一桩交易中偶然付出超标准的过多回报，下级通常应该表现出诚惶诚恐和不敢当——很可能是上级在考验你的归附心。除非你确认上级刻意施舍，刻意表现慷慨大方，方可收受。但是什么叫“过多”，习俗规矩并没有明说，全靠个人揣摩，依赖对上级价值观的了解和当前行情折算，因时因事而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模糊思维。此外，在更森严的等级关系中，譬如江湖会党，大哥对喽啰的酬劳，甚至都不叫回报，而叫做“赏”。事情干得漂亮，赏钱、赏物、赏女人。
这条惯例的立意，一来确认双方关系的等级差异，二来保证双方交往历史的总量平衡。在传统价值观中，上级对下级的提携、栽培、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终生报答不完。因此，这种附带恩情交换的不对称性，也被当做是下对上终生报恩的一部分。瞬间的不对称，是为了交换历史总量的对称。
内外有别
在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中，个人人际关系像一串同心圆向外推开。我们在此问道：这究竟能推多远呢？在费孝通的“涟漪”图示中，水塘有多大，人际关系规模就有多大。然而，水塘不是大海，究竟有限还是无限，费氏未言。
中国人的关系网范围，即个人关系网的规模，从道理上讲是不能无限发展的。关系网的容量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中国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熟悉”即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认识几个人，关系网的规模就是这拨人，不可能无限扩张，何况认识人当中还有不能搞关系的。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都有限，不可能认识无限多的熟人。以婚礼喜酒的嘉宾规模作为样本切入熟人圈子，一户普通市民喜筵的嘉宾规模平均在200～300之间（喜筵20～30余桌，平均25桌）；好客的、善交际的家庭稍多一些，一般达到500人左右（喜筵50桌）；不善交际的人还达不到平均数（10桌以内）。假定关系网的人数规模约等于婚礼喜酒规模（实际上前者略大一点，取其近似值），以喜筵规模代表熟人圈子，那么便可以说：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在200～300人左右；可以取250人近似值。以喜筵数代表熟人数，在逻辑上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喜筵人数约等于熟人数。这是普通百姓的情形，活络人营造的熟人圈子要大得多，基本上近1000人。不过这样产生一个坏毛病：熟人的名字很难记全，经常无奈地说：“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
因为熟人数量有限，所以关系网暗含了结构上的闭合、分界和不开放，它的特征就是闭关自守，形成“自家人”和“外人”的分野。“自家人”是共生圈，一起捞，一起吃；“外人”是对手，是竞争者或者是漠视的对象。简单地说，关系网的周边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关系网的边际。“自家人”和“外人”两个概念关涉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对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外人’就像秋风扫落叶”。
什么是自家人？什么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关系网里面的人，特别是关系圈里层那些亲近人；外人就是关系网以外的人。二者之间有一片过渡的模糊界区，界区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线——狭义、中义和广义，形成不同的规矩和语言环境。狭义“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这是辞源本义，是家族主义文化的起点。若是乡里有械斗，当然是帮亲不帮理，同姓帮同姓。中义“自家人”是认识的熟人——哥儿们、姐儿们，平日来往频繁，有事情相互帮忙。广义“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长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听到乡音便称“自己人”，热情异常。在泰国，讲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顾，可见潮州人乡谊之盛。凡称“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脑海马上进入特定语境、价值体系和情感体验。“自己人”有优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与外人纠纷要先帮“自己人”，而不论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对待自家人的基本态度是“照顾的义务”，那么，对待外人基本的态度就是漠视和排斥，这种二元伦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说南方人排外，尤指广东人和上海人。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在广州以普通话问路通常没人答理。改革开放伊始，外地人到广州高第街买东西通常在价格上要吃亏，若问价后不买，粗野的商贩绝不轻易放过。在前现代化时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着海岸线看中国地图，北至上海，南到广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闽南人对闽南以外地方一律称“北方”或“内地”，称闽南人以外的所有国人，包括本地讲普通话的移民，一律称为“北方人”、“北仔”或者“内地仔”，甚至歧视称“北仔戆”，即北方傻。一次，两个小青年骑摩托车不慎撞倒了一辆自行车，二人起初面带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跄站起来，用北方话嘟哝一声“他妈的”。两个小青年不干了，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北仔戆，揍不揍？”另一个答：“揍！”两人转身回来，又对骑自行车人拳打脚踢一顿，随即逃之夭夭。俩人能瞬间达成一项打架默契，关键在歧视理念背景。按他们想法，本来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经不错了，还敢骂我娘，绝饶不了你。
以上，我们分别谈及关系网的三条“有别”原理：“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概括来说，三个“有别”原理是一种广义的费氏差序格局——即由异质性和特殊主义原则建立的格局。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总结了中国乡间社会的特殊主义：差序背后的梯度性和异质性，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义。而这种“有别”差异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普遍的，不局限于乡间家族，更涵盖江湖，包括帮会和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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