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这段时间，海山市委常委们每人都接到发自海山日报社的几封信件，虽然信件的写法不一、角度不同、字体变化很大，但内容却大同小异，都是围绕该报副总编辑余震的。有的在信里介绍余震的业务能力有多强，要不是因为仇总资历深而长期压着别人的话，他早该提拔使用了；也有的在信中举出余震又红又专的许多鲜活的事例，比如他给上访群众买饭吃等等，证明余震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还有一封写得更是非常的一目了然，将余震的工作简历、性格特点甚至连生辰八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比市委组织部的考察材料都要详致，在这封信的末尾有点给组织示威的意思，直接敲明了报社的新总编或新社长非余震莫属，不然的话将贻误党的新闻事业，其后果必将是十分严重。在电子采编系统早就使用上的报社，这样多的信件竟全部是一笔一划抄写的手写体，仅从这点刻苦精神就可以看出写信人对余震提拔的十二分诚意。生孩子、上大学、得到奖励都是敲锣打鼓地举行庆典，而跑官要官、告状却隐姓埋名，这都是当今中国最通用的手法，这些信件都没有署作者的名字，笼统地用“报社老同志”、“部分记者”和“几位有良知的编辑”等带过，其目的性显而易见。
海山日报社有近二百名编辑记者，再加上后勤、办公室以及印刷厂等辅助人员拢共超过了五百多，这对于一个市级报社来说队伍算是很庞大的了，难怪其它地市的同行开玩笑地说，海山报社人数差不多凑够一个团的编制，仇总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正团级干部。仇平稳也就哈哈大笑连声说是，我们海山报社是人多力量大，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嘛！仇平稳在许多公开场合多次这样说，无论到何时他这个总编都希望报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别说是新闻学院的学生了，哪怕是退伍战士或者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只要有本事从市编制办拿来正式的编卡，他一定是来者不拒。当然，他在心里嘿嘿地笑着，有了编卡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不要报社发工资，那又何必放下买人心的事情不做而去惹人厌呢？
报社如此大的摊子，领导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按照市编制委员会批准配备的领导职数长期以来空余了四五个，按照常理这也应该是买人心的事情，但不知是啥原因就是空放着位置而不增补领导，像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明明有许多的蹲坑而面对着长长的排队的人就是不予开放一样，谁都可以想象得到排队的人着急的程度。在这些众多的人中，除个别有特殊功力、耐力的等候者外，大多数人会失去耐心而不顾公共规则去另寻僻静地方就急的，甚至会冲击厕所。只有少许老实人哪怕憋得脸红脖子粗以至于当场拉到裤子里也循规蹈矩地继续排队。报社的位置和厕所的蹲位道理差不多，面对空缺的位置，几位后备干部们除了干着急还是干着急，毕竟是知识分子，总不能为了自己的提拔去冲击市委吧！究其为何长期空缺领导的原因，人们分析兴许是市委领导考虑报社这种单位不像县委、县政府，领导配备少了会影响工作，报社只要每天把报纸按时印刷出来，领导配备齐不齐也无关大局。结果，几年里海山日报社只有一个不上班的社长、一个总编和两个副总编，另有一个纪检组长、一个工会主席。
报社社长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从农村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和县委副书记这样一步步干上来的黑明亮，到报社前黑明亮已经是县委书记了，从书记的岗位轮转到报社后的那天起，伴随着一股失落感和不满的情绪他的慢性肝炎开始越来越猖獗了，不久便致使他长期在家休息，上任三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没到单位露过啥面。这样，“三缺一”的报社只有一正两副三个总编支撑着，社委会和编辑部的所有权力自然都集中到了总编辑仇平稳的头上。俗话说，扫帚顶门顶不住——是因为头头太多，现在海山日报的头头少了，事情还真的好办了许多。全盘负总责的仇平稳是一言九鼎，他每天只看报纸头版的稿子，再把握住财务审批权和人事管理权，而把报纸的主要工作交给副总韩水平负责，另一副总余震则分管后勤总务办公室和印刷厂。这样的班子运转起来四平八稳的，也是其乐融融、比较愉快。
仇平稳突然意外身亡，犹如一块飞天陨石掉进了平静的池塘剧烈震荡出飞溅的池水，把站在岸边的人们浑身上下都给湿透了。这些人多数在惋惜仇总英年早逝的几天后便渐渐觉得无所谓了，因为衣服湿了回家再换一套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情，而对于少数人来说则从仇平稳的逝世里看到了自己面前的曙光。
韩水平就是少数站在岸边、穿着湿衣服却感到舒服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与仇平稳有多大的成见和过节，而是长期担任副职受到体制的压抑所致，他相信这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这种感觉肯定在十有八九个单位的副职们身上都有，目前的政治体制造就了天下的“一把手”们谁都可以为所欲为地一手遮天，即使是胡作非为，甚至是贪赃枉法，副职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大气不吭。正职和副职就像是鸡蛋石头的关系，如果哪个副职命好遇到开明的一把手，人家吃喝嫖赌全报销后，还给副职们留点喝汤的机会；而遇到霸道的一把手，那可能把副职们当儿子、孙子对待，要是副职胆敢惹恼一把手而被他们整起来的话，不知要比封建家长厉害多少倍。海山市档案局曾发生过一把改锥闹出人命的悲剧。那是在一场沙尘暴过后，副局长办公室里的门窗被风刮坏，此时一把手在省城开会，他便自作主张地买了一把改锥，自己亲自把办公室维修了一番。后来，他拿着买改锥的发票找局长报销，局长对这种擅自做主、随便购买物品的作法十分不满，考虑到这次如果报销了改锥，说不定哪天另外的副职们得寸进尺地敢拿着“瑞士军刀”的外币发票来报销，于是局长拒绝了报销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两人激烈的争执。情绪激动中，失去理智的副局长恼羞成怒地拿起改锥向“一把手”捅过去，瞬间酿成了一幕可悲又可笑的惨剧。说千道万的，一把手权力的无限膨胀完全是现行体制给予的，在这种体制面前，能混到副职的人大概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人生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韩水平早就明白，面对性格温柔、为人善良的仇平稳他没有啥不满意的，且为遇到这样的一把手而庆幸。可如今他像前面说的那些有定力耐心排队等待上厕所的人，看到了洞开的厕所大门自然没有不去竞争总编的道理。对于这个位置，韩水平的理解是虽说报社总编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官，但同样有很大的权力，只要拿起大笔在发票上轻松地一挥，那几百上千元便能堂而皇之地转化成人民币了，这样的诱惑对于出身贫寒的他来说远要比什么章子怡、巩俐和张柏芝、宋祖英们的诱惑力大得多，美女的诱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假如住在偏远落后的海山人日谋夜算着要和大明星们接个吻，那无疑是痴人说梦。而搞到手的钱却是实实在在可触摸、可享受的好东西啊！当然，钱这个东西，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否则再有多少那也只是一些纸片啊！
韩水平出生在海山市一个小市民家庭里，父亲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搬运工，从不知道性快感的搬运工半辈子吃苦负重，为的是能够有老婆传宗接代，这样才不枉来人世走上一遭。熬到快四十岁时，积攒起几千块钱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介绍从郊区讨回一个身体健康只是脖子歪了40度的女子做了老婆。平民家庭同样有他们的幸福，两人的能量释放过后不久便有了韩水平。在贫穷加苦难、缺乏知识氛围的家庭里长大的韩水平从小品咂着人生的苦难却造就了他发达的头脑，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得出了“苦难很可怕，活得要体面，钱是好东西”人生的三点感悟。幼小的时候他便明白要改变这种尴尬处境，惟一的出路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自古华山的一条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懂事而不聪颖的他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愤读书一步步熬煎着走了过来，高中毕业插队一年后正遇到“教育回潮”，便登上了七十年代初和“张铁生”们一起赶考的班车。大学里上的是政治教育系，虽然整天批判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他从搬运工父亲的身上读懂了孔子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山日报社的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最基础的校对干起来，夹着尾巴做人，熬啊熬，熬啊熬，经过漫长的十几二十年终于熬到了副总编的位子上。凭他十万分的细心再加上丰厚的阅历，由他分管编辑报纸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关于这一点仇平稳也多次给予肯定。当然，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时间长了难免也会出点差错，那次报道全市农业工作会议的消息稿中，采访记者把市里调整产业结构准备种植30万亩经济林错写为“3000万亩”，然后是编辑、部主任直到在韩水平这里都顺利地放行。报纸刚送到市政府，市长秘书便打来电话转达了市长的质询，说本市拢共只有3400万亩耕地，你们报社宣传3000万亩农耕地都种植了经济林，老百姓可都吃什么？是不是以后改吃苹果了？张口结舌的韩水平红着脸无话可以解释。还有那次“国务院总经理”这样更严重的差错竟也是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的。对仇总的质疑他只能无话可说。不过办报纸特别是办党报，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便是硬道理，只要导向方面不出问题那永远不会出大的事情。负责报纸几年来，海山日报继承几十年来的办报传统，广泛宣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信息，弘扬主旋律，鼓舞全市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这样的报道似乎依然有些喊口号般的味道，可这样办报十分的平稳，也不会让官司惹上身，每年总还要有几篇新闻作品在大家戏谑“现代封神榜”的年度新闻奖评选中获得等次不同的省新闻奖，获奖品种也五花八门，既有消息、通讯，也有杂文、言论，有一届韩水平还获得了专门发给总编的“慧眼奖”。
一路飞跃过来的韩水平面对报社目前的可喜局面准备铆足劲儿抓住机遇，在自己关键的人生阶段实现跨度最大的飞跃。报社社长继续由黑明亮不死不活地担任着，眼看他的年龄离到站没几年时间了，此次的新任总编取代他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情已经很明朗，黑明亮当初被贬报社是因为参与残酷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谁叫他没有准确分析形势而站错队了呢？不然他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可能屈就这样的位置。他继续这样名存实亡着。新总编的人选很有些讲究，报社毕竟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总编的职位更是一般行政人员取代不了的，所以从外面派来总编的可能性不大，一定会在报社内部产生。按照最普遍的论资排队的用人方针，对韩水平来说最大的对手显而易见便是副总编余震，这家伙看起来五大三粗的，脑子特别好使，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该如何搞定他，还真让韩水平颇费思量。
没有念过正规大学的副总编余震经历比较复杂，用他的话来说是好事没赶上，艰难困苦却是该赶上的一个不拉的都赶上了。他初中一毕业，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作中，余震懵懵懂懂地初识“时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的道理。苦干两年后，他光荣参军进了西藏，在雪域高原战斗了三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海山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肉联厂，凭靠他健壮的体格当上了猪肉搬运工。繁重的劳动中，他对“叠叠山，弯弯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工作之余，别人在打牌喝酒，他却躲在角落里啃书本，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白天刚开完批判会，他连忙钻进肉堆里写报道，晚上车间里举办完赛诗会，他支起小炕桌连夜挑灯写稿子，折腾半宿写了改，改了写，天还不亮时便拿着稿子蹲在厂广播站门口等着投稿。由于基础太差，连错别字的关都没过，句子也写得前言不搭后语，自然十有八九放了“空枪”。失败中，他面对工友们善意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从容对待，暗下决心要永不放弃。屡战屡败中他认为自己应该首先从文化课学习入手，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于是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骑着自行车先是找到当年的语文老师借书补习，而在平时则抓住一切机会蹭在厂部的红楼里，帮助人家打水、扫地、抹桌子擦板凳，赢得厂办秀才们的喜爱后利用间隙虚心请教。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一年多后新闻稿子便陆续在广播站上不“脱靶”了，部分好人好事之类的小稿件也开始出现在《海山日报》上。像俗话说的是金子到哪里都要发光一样，是人才也大都不容易被埋没。果然，厂里发现了他这棵好苗子，马上调他进了宣传科，办板报、编厂刊，逐渐成为海山日报社的骨干通讯员，他经常参加报社举办的培训班，多次有幸和记者们一起采访，写起稿子来逐渐如鱼得水。毕竟厂里没那么多的新闻，他便把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随身带着小本本，只要看见听见的都抓着挖着写，写的多了，见报率迅速得到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国家到处需要人才，海山日报也筹划小报改大报，从基层通讯员队伍里充实编采人员，平素人缘极好、稿子也写得不错的余震如愿以偿地被选拔进了报社。成为正式记者后，他才真正知道啥是新闻，特别是听了一次报社从北京请来的资深记者的新闻课，更懂得自己写稿子的那点功夫其实是“石狮子的屁股不深深”、“老鼠尾巴上的疮没脓水”，于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又继续“充电”，赶上刚刚兴起的电视大学的首班车。平素的日常生活里，他也很乐于为同事值班、出差、帮忙，连谁家修马桶、盖小房、搬煤块这类苦差事也总是不请自到，他常谦虚地说，自己本来是工人出身，干点活算个啥呀！凭靠着勤奋和刻苦，更重要的是人缘好的缘故，工作起点很低的他却一路毫无争议地从普通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新闻部副主任、报社后勤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直到走上了副总编辑的位子。
对空缺出来的总编位子，余震也是蠢蠢欲动的，官场是个大诱惑，面对官场这个大诱惑，一般人的欲望也会不断提升，很少有人对此无动于衷的。当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当上正式记者，如愿以偿后他继续一步步自然而然地迈上了新的台阶，既然上去了便没有再退下去的道理。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官场是攀岩运动的运动场，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立在了岩石面前而不动心的话，那他的心态绝对是不正常的，这里面的道理既朴素又简单，作为官场的运动员，你不往上爬的话，和自己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其他人很快会把你甩下很远，此时呆站在岩石面前的你在这个以官本位为主来体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里，一定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因此，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
余震身上有工人阶级优良的品行，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性子很直爽，在什么场合都能仗义执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背后使坏，也正是他的这个性格在当今尔虞我诈的官场里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几次提拔都赢得了报社群众的最广泛拥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没有争议的干部。也有人对一无背景、二无金钱的他仅靠群众基础就能顺利地得到提拔感到不可思议，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得到提拔，好比是爆爆米花时出现的几颗杂豆，在轰隆一声巨响后，当别的豆子都被爆成一模一样既美丽又灿烂的米花时，自己进炉子是豆子出来仍还是豆子，属于官场上比较少见另类的那种。有人戏谑地说，官场的潜规则是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在险恶的官场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没有平白无故提拔人的道理，连一棵香烟都没有送过更甭说是送钱的余总的确是属于另类的、很有运气的那种少数派，这和买东西是一个道理，商场里不是经常搞什么买一送一活动，余震的副总编也全当是别人买的时候顺便搭送的。
仇平稳去世后，市委宣传部领导大概考虑到黑明亮仍然在位，便没有明确余震和韩水平两人谁来主持日常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分工，如果真要确定主持的话，按照排名次序的官场规则也应该是余震主持，因为当初在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上，标题就是“关于余震等同志的任命通知”，韩水平却在“等”里面，一个“等”字叫他上不了标题，“等”在了余震的后面。现在组织部没有明确他们的排名，可能是因为对报社班子的形势不明朗，所以含糊点是最聪明之举，假如现在真要确认谁主持工作的话，必然要按照文件的排列顺序轮到了余震，可一旦确认了主持工作者，意味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主持人最后要“扳正”。
综合多种因素，韩水平面对余震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显然没有多少稳操胜券的底气，鉴于这个原因，心细如麻的韩水平在余震面前显得更加的谦和与谨慎，几年来报社的习惯是，除了第一版送呈仇总外其余都是韩水平一直在终审，可现在他却交待编报部把所有的报纸大样在送给自己的同时也都送呈余震，为什么这样做？他也说不清楚，就算是暗藏杀机但在表面上也要抬举对方吧！尽管这样的抬举叫余震丝毫松懈不了，但就是为了要这样的效果。
对于每天送来的大样，余震是照看不误，总编栏里空缺的签字位置永远和他无关，他看后也不提出意见，依然将大样悉数退回。这天快要下班时，大样像往常一样准时送到办公室，此时他已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同学回家探亲，大家便倡导搞个小型的同学聚会。所谓的同学聚会无非先是大吃大喝一通，大家回忆着过去的岁月，然后在心情放松中男女同学肆无忌惮地调侃，保不住还会出现“死灰复燃”的事情。心里惦记着赴宴，余震一边穿外套一边例行公事地扫过大样，头版上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叫他心里一震：深山里飞来了“金凤凰”——记“三万工程”先进个人、石寨县优秀扶贫女干部崔袖展。报纸正中加上边框的是本报评论员的一篇文章：高尚的情怀，脱贫的希望。左下角倒头条位置是一张大照片，几个妇女坐在院落里精心地搓玉米粒，中间那个笑吟吟的女人很受看，她的美丽是咄咄逼人的，直看得余震忘了半个袖子还掉在肩膀外面。
这就是引起仇平稳强烈写作冲动而为了采访而付出生命代价的那个新闻人物？仇总到农村采访前曾动情地和余震谈过这个典型，看他当时的样子真是不拿新闻大奖不罢休的。而从仇总的执着中余震领悟出什么是新闻事业和真正的新闻人。仇总去世后，报社沸沸扬扬地流传着两万元的故事。仇总衣兜里的笔记本被水洇了从而无法辨认究竟上面记录了什么内容，但他的行李袋里那两捆崭新的万元现金，叫人们费解。下乡采访咋可能会带这么多巨款？这钱要不是仇总的，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钱和采访的这个典型幕后有关联吗？当然，没有谁知道答案。当时，按照处理这类事情的惯例，两万元和其它遗物一起交给了仇总的夫人，余震看到处于万分悲痛中的仇夫人猛地见到巨款时，她的眉头不经意中抽动了一下，显然她也和大家一样对这两万块有些吃惊。后事料理完毕后，仇夫人专程到报社来，在对大家表示感谢的同时像是无意中提起到两万块钱的事情，她轻描淡写地解释说，钱是自己在银行取出后叫仇平稳给省城工作的儿子汇去买房的，这个老仇为了采访先进连儿子的事情都耽误了。说到这里，在轻轻的抽泣声中她还拿出一张取款单给大家晃动了一下。
后来余震和平时关系不错的左韵谈起了他们采访的事情，经过那一场惨烈的车祸刚出医院不久的左韵脸色十分苍白，简直看不到一点儿血色，底气也不像过去那样足了，她虚弱地说这个先进典型恐怕有些问题，从村里老百姓的反应来看不符合常规。应该说崔袖展为当地老百姓做出了那样大的贡献，老百姓会把她当作恩人的，至少也会说些好话，可实际情况是大家不怎么买她的账，干群关系相处得好像不那么融洽。他们为了采访到第一手情况，想的是到谁家采访就吃谁家的饭，可人家一听他们的采访意图，连连嘲笑说市里来了些吹牛皮的“匠人”，冷嘲热讽地拒绝采访，更甭说吃饭的事情了。而围绕着崔袖展，县乡村三级干部却热情得叫人起腻，村支书得知他们的到来后，放下县里做着的生意连夜赶来，车里拉回了好烟好酒和副食、蔬菜，热情地安排他们吃住。第二天天刚放亮，乡上的书记陪大家吃了早餐，紧接着县委书记苗长川和崔袖展本人也赶来了，接下来的采访都是按照他们的安排进行的，被采访的群众都像做报告一样夸夸其谈，大体内容和崔袖展自己说的差不多。大家想走家串户自由去采访，干部们却不吭不哈地跟随在左右，看到这阵势，被采访的老百姓要不只会说崔袖展是好干部，好干部，要不便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这样的采访挺没劲的，仇总和县委苗书记开玩笑地说，这里的干群关系很紧张啊！甚至好像还有些激化。听了这个玩笑话，苗长川的表情很是尴尬，连忙解释说现在的基层工作实在不好做，群众的基本觉悟都没有了，并不住连声感叹，县里的干部能下到村里本身就不容易了，而像崔袖展这样更是不容易。后来，大家跟随苗书记到了县里继续采访，而此时的仇总好像已失去了采访的兴趣。
想到这些，余震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便拿起报纸大样来到隔壁韩水平的办公室，一进去便开门见山地说：“这个稿子是不是属于重复稿呢。我记得上次电视电话会后报纸已对崔袖展的先进事迹做过整版的宣传。大家都知道，仇总当时是准备另找角度来写的，听说采访中出现过其它的一些情况，不知这个无署名的稿子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意思是就这样发出来，好像是仇总的遗稿一样，是不是有些不妥？”
韩水平似乎有点吃惊地问：“怎么了？老余，里面出了啥问题吗？”他站起来连忙给余震倒了一杯茶后，继续说：“这个长篇通讯可是市委‘三万办’和石寨县委宣传部联合采写的，除了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外，另外还有六篇言论文章将系列发出。宣传部特意强调了市委领导的意见，希望通过扶贫中涌现出的这些先进单位和人物事迹的广泛宣传进一步推动我市三万工程持续、健康、卓有成效地开展。”其实为了集中宣传崔袖展，市委常务副书记刘平化单独找到韩水平，叮咛他要把这组报道做大做好。刘书记充满深情地询问了报社的班子情况和韩水平的个人经历，不住赞扬他是一位业务水平高、工作有能力的好同志，赞扬完毕好像是自言自语又不无暗示地说，报社的班子早该动了，否则要影响到工作。当时，韩水平喜在心里，只是强压抑着，不能喜形于色。
余震听到此稿竟有如此背景，便欲说左韵采访中遇到的事情，话到嘴边感觉这纯属私人之间的谈话，说出来恐怕不妥，便改口说：“要是那样的话我无话可说。不过，我的意见是既然稿子是他们两个单位联合采写的，就应把联合调查组的名字署上，免得产生什么误会。”见韩水平点头说行，他便抽身要走。
一路飞跃过来的韩水平面对报社目前的可喜局面准备铆足劲儿抓住机遇，在自己关键的人生阶段实现跨度最大的飞跃。报社社长继续由黑明亮不死不活地担任着，眼看他的年龄离到站没几年时间了，此次的新任总编取代他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情已经很明朗，黑明亮当初被贬报社是因为参与残酷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谁叫他没有准确分析形势而站错队了呢？不然他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可能屈就这样的位置。他继续这样名存实亡着。新总编的人选很有些讲究，报社毕竟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总编的职位更是一般行政人员取代不了的，所以从外面派来总编的可能性不大，一定会在报社内部产生。按照最普遍的论资排队的用人方针，对韩水平来说最大的对手显而易见便是副总编余震，这家伙看起来五大三粗的，脑子特别好使，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该如何搞定他，还真让韩水平颇费思量。
没有念过正规大学的副总编余震经历比较复杂，用他的话来说是好事没赶上，艰难困苦却是该赶上的一个不拉的都赶上了。他初中一毕业，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作中，余震懵懵懂懂地初识“时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的道理。苦干两年后，他光荣参军进了西藏，在雪域高原战斗了三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海山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肉联厂，凭靠他健壮的体格当上了猪肉搬运工。繁重的劳动中，他对“叠叠山，弯弯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工作之余，别人在打牌喝酒，他却躲在角落里啃书本，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白天刚开完批判会，他连忙钻进肉堆里写报道，晚上车间里举办完赛诗会，他支起小炕桌连夜挑灯写稿子，折腾半宿写了改，改了写，天还不亮时便拿着稿子蹲在厂广播站门口等着投稿。由于基础太差，连错别字的关都没过，句子也写得前言不搭后语，自然十有八九放了“空枪”。失败中，他面对工友们善意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从容对待，暗下决心要永不放弃。屡战屡败中他认为自己应该首先从文化课学习入手，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于是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骑着自行车先是找到当年的语文老师借书补习，而在平时则抓住一切机会蹭在厂部的红楼里，帮助人家打水、扫地、抹桌子擦板凳，赢得厂办秀才们的喜爱后利用间隙虚心请教。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一年多后新闻稿子便陆续在广播站上不“脱靶”了，部分好人好事之类的小稿件也开始出现在《海山日报》上。像俗话说的是金子到哪里都要发光一样，是人才也大都不容易被埋没。果然，厂里发现了他这棵好苗子，马上调他进了宣传科，办板报、编厂刊，逐渐成为海山日报社的骨干通讯员，他经常参加报社举办的培训班，多次有幸和记者们一起采访，写起稿子来逐渐如鱼得水。毕竟厂里没那么多的新闻，他便把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随身带着小本本，只要看见听见的都抓着挖着写，写的多了，见报率迅速得到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国家到处需要人才，海山日报也筹划小报改大报，从基层通讯员队伍里充实编采人员，平素人缘极好、稿子也写得不错的余震如愿以偿地被选拔进了报社。成为正式记者后，他才真正知道啥是新闻，特别是听了一次报社从北京请来的资深记者的新闻课，更懂得自己写稿子的那点功夫其实是“石狮子的屁股不深深”、“老鼠尾巴上的疮没脓水”，于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又继续“充电”，赶上刚刚兴起的电视大学的首班车。平素的日常生活里，他也很乐于为同事值班、出差、帮忙，连谁家修马桶、盖小房、搬煤块这类苦差事也总是不请自到，他常谦虚地说，自己本来是工人出身，干点活算个啥呀！凭靠着勤奋和刻苦，更重要的是人缘好的缘故，工作起点很低的他却一路毫无争议地从普通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新闻部副主任、报社后勤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直到走上了副总编辑的位子。
对空缺出来的总编位子，余震也是蠢蠢欲动的，官场是个大诱惑，面对官场这个大诱惑，一般人的欲望也会不断提升，很少有人对此无动于衷的。当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当上正式记者，如愿以偿后他继续一步步自然而然地迈上了新的台阶，既然上去了便没有再退下去的道理。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官场是攀岩运动的运动场，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立在了岩石面前而不动心的话，那他的心态绝对是不正常的，这里面的道理既朴素又简单，作为官场的运动员，你不往上爬的话，和自己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其他人很快会把你甩下很远，此时呆站在岩石面前的你在这个以官本位为主来体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里，一定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因此，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
“老余不要忙，这会儿没啥事情，我们聊聊！唉！”韩水平连忙拦住他。平时为了工作方面的事情，他俩倒是经常相互走进对方的办公室，可除了工作从不谈其它事情，这也大概是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吧。
见韩水平的表情怪怪的，余震只好停住了脚步重新坐下。
“你是办报的行家里手，现在仇总不在了，也没人帮我把关，叫人把大样给你拿过去，可你从不在发稿签上签发意见，也真不知道你对这段时间以来的报纸有啥看法？”韩水平给余震的杯子里续上水，直截了当又算诚恳地问道。
余震一愣，没想到对话从这里开始。“挺好啊，报纸办的和仇总在的时候没啥大的区别，挺好，挺好的。要说意见啊，我能算什么行家里手，你才是科班出身嘛，更知道党报应该咋办的条条道道！”
干脆的回答后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大约一分钟后，韩水平清清嗓子，调整了声调说：“老余，报社目前的情况你我都心知肚明，仇总走了，黑社长又是那样，显然，配备班子的事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估计市委很快会考虑的，倒是不知你兄弟有何想法啊?”
“其实当不当社长、总编，对你我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社会上多数人无官可当，人家也不是都这样过来了嘛，何况我们还坐到副总的位置上。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报社出现了权力的真空，使我们都有了升迁上台阶的机会，在这官本位的社会里，如果再不抓住机会的话，连社会上的人都会说我们是大傻瓜的，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嘿嘿，也是，也是这个道理。”作为多年的同事韩水平对余震心直口快的个性了如指掌，但听到他一点不遮掩的观点面子上还是有些尴尬，心里自然也不舒服。“说实在的，黑社长继续占着位子，可能给我们的安排带来点麻烦。根据报社的具体情况，如果再有人给市里主要领导同志做些工作，组织上是完全有可能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的。为了正常的工作运行，也为了我们俩合适的安排，我看应该分头行动，你去找尚书记，我找刘书记，谈谈报社的情况，你觉得如何？”沉吟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说。
“叫老黑走的方案倒是不错，可说穿了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至于找尚书记不妥吧！一是去了该怎么谈，二来我又和他根本不熟悉，加之来自发达地区的尚书记性格品性以及思维方式也和我们本地官员不一样，找上门他还以为是要官的。”说心里话，仅从为工作的角度出发，余震也觉得调离黑明亮是最好的安排，这个韩水平真是“瞎子跳枯井”可谓是机关算尽了，这家伙也不想想，即使自己的性子再直爽，这点儿头脑总还有吧，找到领导的门口替他们安排人事，这不是找死吗？亏韩水平真能想得出！刚巧，余震的手机善解人意般地响起来，挂断后，他客气地对韩水平说再没别的事情，他有事先走一步，去参加同学聚会。
“那好，你忙吧，不过你可要小心呀，时下的同学聚会可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聚会，是旧梦重圆、死灰复燃的最好借口。”韩水平打趣地说道，目送着余震走出办公室后，他一屁股坐下半晌再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直捶着脑袋骂自己傻呀，原本盘算性子直爽的余震面对自己的挑战说不定碍于面子会放弃与之相争，也说不定会赞赏让黑明亮下台的方案，然后用敢于直言的脾气找市委领导谈谈，可谁知他是这个态度。嗨，不过也真是的，这年头到哪能找到主动放弃职位的人？可黑明亮不走的话，位置就一个，自己真的要是和他竞争起来，业务水平是比他高，而他的群众基础比自己好，仅仅民主投票的第一关里自己肯定会败北的。不行，还是那句无毒不丈夫的老话，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搞倒他。韩水平记起一本小说里有过的情节，也算是一个搞臭人的绝招，时下啥事都时兴正事反干、正话反说，写匿名信告对手黑状的这般武艺纯属小儿科的本事，既然余震群众基础好，那就学书里的套用动作，用群众的名义给市委领导写信表扬他，接二连三、接连不断地去表扬他，把他在领导面前表扬烦了，直到表扬臭了。绝招一想出，他兴奋得浑身直发抖，一口气用左手艰难地抄写了十三份“表扬信”，用报社的信封装了，次日一大早拿到邮局塞进静静的邮筒里。之后的几天里他下班不回家，独坐在桌子前着魔似的一写不可收，写着写着，竟为自己的妙笔生花沾沾自喜，他一边孤芳自赏低声吟诵，一边在心里佩服自己告状的技术含量高，还是我老韩的功夫深！为了不叫人家看出笔体，找到破绽，他以抄一份5元的价格找到在街头摆小摊专为人书写状子的老头。老头是何等聪明的人啊，他看着这样的表扬信高不可测地自语道，信里说的这个人是个好同志，多年我也没有写过这么好的表扬信了，嘿嘿，嘿嘿！我也想写几封。老头写完后说，他有绝招可以写出十多种字体，韩水平马上和他讨价还价，最后搞了“批发”，再抄写信时每封3元就成交了。信发出去后，韩水平软绵绵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报社以后的美好情景像过电影一样不时闪现，特别是自己手里的那支派克金笔更像一根魔棒那样神奇，只要一晃动就有无数的钱财冒了出来，美好的事想得多了，内心深处偶尔就出现了“鹬蚌之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每当想起这个故事，他便下意识地去另寻一个好事情来冲击，他实在没有勇气接着去想那个假设的“渔翁”，更没有勇气去面对出现渔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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