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已经破败，但在拿破仑看来，攻克罗马具有象征意义。画像上的拿破仑戴着罗马式的月桂冠，仿佛罗马的威权正由他继承一样。
对罗马着迷的不止拿破仑一人。在俄国，受拜占庭影响的统治者将自己命名为凯撒（沙皇），仿佛罗马帝国转世还魂到了斯拉夫人身上似的。
拿破仑说：“罗马的故事就是全世界的故事。”拿破仑的全世界可能不包括东方。他们的视角几乎都围绕着西方的历史，围绕着罗马帝国转动。
而在拿破仑攻占罗马前的几十年，在大西洋彼岸，有群智慧勇敢的人，正在为一个新兴的国家设计政治制度。这群人饱读拉丁文学，熟知罗马历史，力图从罗马的衰亡及后续乱像中寻求历史教训——他们设计的民主体制，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使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繁荣向上，并成为当今的超级强权，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参见纪录片《罗马的荣耀》）
罗马，在权力模式和制度设计上，在文化、信仰和风俗上，究竟与长安帝国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呢？
孟德斯鸠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
罗马，首先在财产权上，比起长安，相对有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甚至，“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论法的精神》第6章）“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财产。”（《论法的精神》第5章）
534年，罗马法典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读者可以从这里节选的一些条文中领略到罗马法的博大精深：
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
判刑时必须始终考虑罪犯的年龄与涉世不深。
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人人都应养育自己的后代；任何人若认为自己可以遗弃孩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家长或监护人如果弃自己的孩子于死地，则当孩子被他人出于同情之动机救助后，原家长或保护人根本无权得到孩子，因为任何人都无理由声称一个被他弃于死地的孩子依然属于他。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帝国的皇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穿钱的绳索都烂了，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而且马匹众多，如果乘一匹母马参加集会都会被鄙视和排斥。（见《汉书·食货志》）
但是在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命令商人自报资产，每2 000钱出资120钱。河南一个名叫卜式的商人捐助出击匈奴的军费，被封为中郎。
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同时在公元前114年出台一个法令：平民告缗者，给以被告者资产的一半。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百姓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田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倾，房屋也如此。商贾中产之家以上的大都破产。
这是长安帝国在早期的邪恶，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保家卫国的幌子，都为帝国历史添加了恶劣的例子……可以想见，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这对民众道德的沦落和告密之风的兴盛起了很坏的作用。
长安帝国的残酷无情还不止于此。由于它的统治者权力膨胀得足以吞没一切制衡的力量，除了上天的超自然力量和彻底的反叛，他们可畏惧的不多，因此，所谓的社会公正在体制上就有病因。
罗马也有它的堕落时刻和大规模的道德沦丧，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元老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有票选制度。在瑟维里厄皇帝进行了人口统计、选举团的划分后，当罗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后，罗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统治，他们有了选举制度。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我们不能不说汉帝国和唐帝国的开创者们也是推翻旧的暴政的功臣，然而打下江山后“坐江山”、“家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长安的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柏杨先生曾经写过《英雄末路》一文，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中国文明固然有其酱缸的一面，但是西化论者却无法看到长安文明在地理封闭环境中也曾有过的灿烂时刻。
不过，尽管凌沧洲先生致力于在沉没的“长安文明号”残骸中打捞点有价值的东西、打捞其光辉、足以鼓舞人的一面，也无法回避其黑暗面。甚至，我要补充柏杨先生《英雄末路》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小儿子班勇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还带领五营兵马驻扎在长安，并出任京兆尹（长安市长）。班雄的儿子班始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务，并且高攀上清河孝王，和他的女儿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她和她的男宠同处帏帐中，而要班始爬到床底下。班始憋了一肚子气，永建五年（130年），就拔刀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见《后汉书》）。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被诛灭却充分展示了帝国的残暴和不义，同时帝国的阳刚之气为什么渐渐衰落，这与专制恐怖，与王权扩张，与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大有关联。
“当我们从历史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还是以一种奴隶和顺民的姿态来歌唱那些好大喜功的帝王，甚至认贼作父，把征服者和奴役者歌唱成英雄，把他们的时代渲染成盛世？！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元老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人民选择他为王的，元老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元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罗马人民比其他人民更易于为悲惨景象所激动，卢克丽霞染血的尸体的悲惨景象结束了王权制度。”（《论法的精神》第11章）
罗马，它的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
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公元前451年，她的父亲维吉努斯将她许配给了洛修斯。二人还未举行婚礼，洛修斯就奔赴战场。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维吉妮的美貌，软磨硬泡都未能得到维吉妮纯洁的心。最后，阿皮尤斯想出了歹毒计谋，让一个大胆的自由民马库斯来完成他的计划。几天后，马库斯在维吉妮经过的广场上，悍然逮捕了维吉妮，说维吉妮是他的逃奴。这姑娘喊叫求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正巧洛修斯也归来在人群中。
双方僵持不下，争执到法院，而法官正是阿皮尤斯。阿皮尤斯判定维吉妮是逃奴。马库斯要将维吉妮带走。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带着尖刀回到了女儿身边，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旁观者看到，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
鲜血使罗马人民看清了阿皮尤斯之流卑鄙凶残的面目。不久，平民收回了自己的权利。在已经做了护民官的维吉努斯的提议下，阿皮尤斯和马库斯被逮捕起诉，阿皮尤斯自杀，马库斯逃亡。（参见《西方名女》，薄加丘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罗马人的怀疑：“可耻的时代！罗马啊，你的高贵的血统已经中断了！自从洪水以后，什么时代你不曾产生比一个更多的著名人物？直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人们谈起罗马，能够说，它的广大的城墙之内，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罗马给一个人独占了去，那么它真的变成无人之境了。啊！你我都曾听见我们的父老说过，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
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独裁和暴政，罗马人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凯撒。但是，最后，凯撒的余党还是取得了胜利，罗马朝着帝国演变。
孟德斯鸠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死时说道：“目睹维吉妮的死，促使人们驱逐十大官；凯撒沾满鲜血的长衣，使罗马重新受到奴役。”（《论法的精神》第11章）
当罗马人奋起驱逐塔昆暴政的时候，当罗马人不愿为自己打造锁链而刺杀凯撒的时候，当罗马人拥有选举最高权力者的选票的时候，当罗马的法律在制约权力滥用的时候，罗马的光芒掩盖了其血腥残暴的阴影，今天的文明世界无不在分享着罗马共和与自由的传统。
谈到罗马与长安，我们不禁还要谈一谈罗马与长安的精神源头和信仰力量。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基督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长安帝国的命运要好得多。从两种教派提倡的爱和人道关怀而言，我认为两种教义都闪耀着光芒。但是，基督教作为被迫害者的宗教、受难者的宗教，基督徒对追求信仰自由有着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体验，虽然基督教执掌权力后也迫害异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种驱动力，无论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纷争，还是来自外部别的宗教的竞争。北美的首批移民之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过海，从而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时，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各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儒教升级为垄断性的国教，
支配了长安帝国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此诏谕并未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也没有禁止异教崇拜，但它却远超过加利流在公元311年下的容忍基督徒的诏谕。米兰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直到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才宣布它为国教。
这是东、西两个帝国对信仰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在长安帝国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到，虽然在春秋时代东方专制权力失控时期各种信仰的萌芽成长过；而在罗马世界，信仰自由，是基督徒流血几百年才争取来的权利，从罗马皇帝尼禄到哈德良、图拉真等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处于被严酷打压和迫害的状态。但是当基督教取得垄断性的地位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同样面临为异端的权利奋斗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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