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长安 　　这些悲惨而残忍的案例，仅仅是大清帝国践踏人权的冰山一角。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就在150万以上。诗人丁介吟唱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是大明王朝无法寻找出自我更新的体制，无法做到畅通言路的报应，这是中原部族王权暴政的报应……而这些报应却要由老幼妇孺来承担。这也是大清王朝的阴毒——对一切可能产生威胁的苗头的扼杀，对这个国家民气、骨骼的摧残。150万流人，这种恐怖专制产生的心理冲击波，产生的奴性能量，我们不难想象。 　　1663年农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荟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杀手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血泪飞溅，人间天堂沦为人间地狱，“未见花开西湖侧，但闻啼哭满天地，新鬼冤烦旧鬼哭，奴族坟头多少血！”“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包括妇女儿童受牵连被流放到荒凉的边地，可以想见她们悲惨凄苦的命运。学者吴炎、潘柽章均死于此狱。作为吴炎、潘柽章朋友的顾炎武满腔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高度评价，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这个《明史》案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被无耻的同胞叛卖，与《宾虚》中的犹太人不肯出卖自己同胞的行为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在血雨中顽强抗争的义人的故事，大清王朝的著作将之全部淡化，只有拂去历史迷雾才能发现真相。 　　时至今日，网络上有人在为康熙腊肉辩护时称，明史案时，康熙腊肉年纪尚幼，不能对该罪行负责。多么好的辩护者啊，不敢否认腊肉们手上有血，只好推到鳌拜这个替罪羊身上。 　　那么我就继续举出康熙腊肉手上的鲜血，来证明大清的罪恶。 　　“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你能想象，这样的好诗是出自一个前明官员的笔下吗？你能想象，他的作品在当时几乎尽数被焚毁吗？ 　　黄培，山东即墨人。黄家世代为大明帝国的官员，黄培16岁时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 　　清兵南下，在家居闲的黄培的叔父——黄宗昌组织民众守城抗击，成为反清英雄，后忧愤成疾而亡。这都给黄培以极大的影响。 　　黄培隐居乡间，在被征服时代的恐怖中，这位特立独行的人不惧剃发令，依然蓄发宽袍，这不是明摆着向大清强权叫板吗？黄培还受客居即墨的诗人宋继澄父子影响，原来闭门谢客的他开始参与宋所组织的诗社的活动，借诗明志。 　　1662年，黄培把27年来所作280余首诗编成《含章馆诗集》，刻刊传世，赠与亲友，他实则是以笔为刀，抒发心中郁郁怨愤。据说他在崂山以大石建室居住，题为“丈石斋”，以示坚贞。 　　在一个征服的时代里，风云变化，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考验一个民族的族格的时候。 　　1667年，有人把黄培告到官府。告黄培的人是他家的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同时纠集小人从《含章馆诗集》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若干句子，指控黄培要反清复明。因此，酿成一桩颇大的案子。 　　黄培等人的复明反清的“罪状”一共被诬告了十条之多。很快，大清朝廷下旨从严审讯，包括刻工、装订者在内的217人被牵进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