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一封更正函，因为恰是“照登”该函的当天，敝大作腰斩了的，有些朋友起了疑心，前已言之矣。事情虽与该函无关，但恐怕读者老爷硬是往上面误会，把我看成了有骨气的人，似乎得说明一番。 　　柏杨先生于去年（一九六五）十二月十五日，在谈现代化的时候，信口开河，鬼迷了心，提起来台北忠孝新村，说它盖得实在窝囊，想不到闯了大祸。原来台湾省铁路局本来正要买第二批的，已谈得差不多啦，就要签约啦（当然没有谈到回扣红包之类，千万不要往那上想，谁要往那上想，谁就心术不正，天殛之，天殛之），可能有人把该文呈给大官，也可能大官觉得风声不好，于是乎签约之事，乃宣告延期。已经咽到喉咙里的钱又被掏出来，忠孝新村老板当然义愤填膺，一封信寄到报馆，再加上千钧压力，压得我金疮崩裂。我要是早知道这般厉害，就是房子塌啦，把铁路局的朋友压死净光，我都不写。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可以说菩萨和房老板同在，那一天实在肚胀难忍，只写了几句，交卷了事，如果具体的写，真能写上十天，像京戏里阎瑞生惊梦，“一桩桩，一件件，听小妹细说端详”！那就不是一封信可以磨得开矣。谨向房老板致万分歉意，好在来函已经照登，已证明了柏杨先生没理，铁路局管买房子的朋友，有该“照登”在手，该买照买，不过迟几天拿到钱罢啦，则这几天的利息不妨就算我的，卖掉裤子也得付，以作胡说八道之戒。至于每家必须再花上一、二万元才能住进去，那不关大官的事，也不关柏杨先生的事，而且修来修去，起码有繁荣市面之功，即令怨声载道，嗓子也可健康。铁路局的朋友，说不定将来都成了男高音、女高音，开个音乐大会，扬名国际，更是人间盛事，敢不额手称庆乎哉？ 　　朋友劝我不如就此下台鞠躬，都是出自爱心，杂文是一种和现实社会尖锐接触的文章。它最伟大的贡献是得罪人。不要说别的，就说三作牌吧，前几年我一连三次英勇失窃，那时柏府恰是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管区，第四分局长杨仲舒先生，一听说柏杨先生被盗，大喜曰：“他还想给他破案哩，再偷他三次也消不了心头之恨。”现在杨先生升了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当然更威风凛凛，跟相对基金原理一样，自然相对得我忧心如焚也。 　　其实三作牌老爷对柏杨先生的印象，似乎很早以来，就不太优良。听说有位大官当台湾警务处处长，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大笔一挥，把柏杨先生列入流氓名册。按修理庙的规定，流氓也者，必须不断在街头惹是生非。而柏杨先生虽月入甚少，但正当职业倒是有的；至于说街头惹是生非，那更无关，我除了在巷口下下棋、吵吵架，到新公园打打太极拳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去，偶尔有人请吃一顿，进得饭店，也目瞪口呆，啥话都没有。自以为应该非常安全啦，偏偏流氓奖落到我头上，实在受宠若惊。这都是写杂文埋的定时炸弹，幸亏那位先生咚的一声，栽下宝座，如果他阁下仍在台上，柏杨先生危矣。不过他阁下虽然栽下宝座，不知道我那盛大的流氓头衔，现在取消了没有，教人心焦。 　　──有些朋友一直警告曰：“柏老柏老，你这么大年纪啦，还发明三作牌，老往上碰，一旦碰到他们手里，筋都抽出来矣。”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三作牌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难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是我上他们的尊号哉。呜呼，如果说谁发明了三作牌谁就可得诺贝尔奖金，准没人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如今荣登流氓簿，眼看要修理啦，却硬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我就誓不承认。 　　──好吧，就算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吧，三作牌者也是善颂善祷之词，既然有人要作小民之君、之师、之亲，而小民也欣然同意，还不行呀？好吧，即令不行，那危险也不比不发明大。有一个男人焉，被活活打死；有一个女人焉，双手被吊到栏杆上，吊得哭天号地。这些人难道都发明了三作牌，都触犯了三作牌乎？就是说被偷之事吧，举目所及，破不了案的多如牛毛，难道他们也都是柏杨先生乎？ 　　不过，无论怎么说，午夜梦回，心里仍然跳个不住，而且困难的是，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哩，定时炸弹已英勇的埋下。柏杨先生这一次南下避年，到了高雄，一位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请我到他尊府吃便饭。新年期间，名虽便饭，定有油大，当下就饿了一顿，携带老妻孙女，届时前往。他阁下是住在登山街的，跑了那么远，好容易找到，却大门紧闭，铁将军在焉。最初以为他阁下童心未退，躲在屋里，捉一下迷藏，要敝老头惊喜一下的，谁知道喊了半天，把眼泪都喊出来，仍无人应，邻居看我一头大汗，乃告曰：“他们一清早就去台南啦，说三天后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