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阴毒或乖戾或懒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为清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明通鉴》评价道：“即位以来，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皇帝，杀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却残忍之极。史载，他命令将一个大铜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积炭燃烧，火旺铜熔化，朱高煦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朱高煦的几位儿子也一并被杀死。
导致宣宗如此对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类似儿童玩打架的把戏。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当皇帝的侄儿不注意，出腿使了个绊，将其钩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儿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乐朝。永乐帝朱棣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种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炽为皇储，但老二联合老三，千方百计想把太子搞倒。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对于这一既成事实，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驾崩时，太子瞻基正在南京，闻讯往北京赶。两个叔叔阴谋发动政变，图谋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没有得逞。这时仁宗装着不知道，并未计较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乐安后，未尝一日忘记反叛，约好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一起造反。宣宗亲征，大兵驻扎在乐安城外时，还想给叔父一个机会，写了封信送过去，说，现在大兵压境，王若交出阴谋策划你造反的人进献朝廷，则朕与王尽释前嫌，施恩礼待和过去一样。并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国，就想借造反谋取更大的富贵；要是事败不成，又会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图活命。王如果执迷不悟，大军往前推进，一战就能把你擒获；你手下的人也许会把你作为奇货，绑来献给朝廷邀功，那时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这封信可谓写得有理、有力、有节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胁从之人，将朱高煦软禁起来。——这已经够宽大了。
朱高煦要是个明智的人，此时应当彻底认输，老老实实颐养天年。永乐帝没死的时候，和哥哥仁宗争继承权，虽然以弟弟觊觎长兄，有悖礼法，但毕竟机会均等。可等哥哥当了皇帝后，再传给侄子，此时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确确，再造反没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执政深得民心，此时反叛基本上是自取灭亡。
朱高煦当年在老爸和孝文帝争江山时，立下很大的功勋，应该不会太糊涂。可在世上最大的诱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时已经成了个囚犯，没有任何翻本的机会，侄子表面上还客客气气来看望自己。为什么使出那种幼儿园小孩打架的伎俩，绊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护卫，这个小把戏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这种行为仅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恶气，可代价实在太大了。
大约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兴兵造反，侄儿都原谅了，现在搞这么个小动作，估计他不会放在心上。错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这位深孚民望的侄儿。宣宗一再原谅两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约还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能坐上的这个龙椅，有叔父的贡献，当年靖难之变中，叔父确实功不可没，他不服气总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说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残的恶名。这一回看上去是个儿童打架的小把戏，可直接伤害的是皇帝的身体。——说一千道一万，身体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这一下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叔父的全家。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吗？
这件事和朱高煦钩倒宣宗罹祸可以类比。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己身体和自己女人的安全与否，最能直接、集中体现自己的尊严是否有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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