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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